“九代奇恩”与今天的中国教会
2019-04-30
2009年3月20日，春意盎然的香港，一位西方老人溘然去世，享龄七十九岁；若按中国人算虚岁的传统，则达耄耋之年。短短数日内，这个消息以中文的形式传遍了全球成百上千间华人教会；短短数周内，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三大华人居住区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思礼拜。这位“老外”是谁，一方面深受普世华人信徒的爱戴，一方面又在中国大陆的教会中鲜为人知？
如果我们走近这位老人，会发现他的英文名字为James Hudson Taylor III，直译为雅各•赫德生•泰勒三世，泰勒是很普通的英文姓，谁是这个泰勒家族中的一世和二世呢？然而在华人教会中，没有人称他为泰勒牧师，因为老人还有一个非常中国的名字——戴绍曾，如果说“绍”字取“克绍箕裘”之意，那么他所要效仿、继承的“曾祖”又是谁呢？
戴家的故事穿越两个世纪，横跨欧、美、亚三大洲，中、港、台三大地区，直贯祖孙九代人，而其中五代人与中国教会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而这一切，都要追溯到233年前的一天……
第一代：戴雅各 （James Taylor, 1749 - 1795）
1776年初，按中国的纪年，为乾隆四十年腊月。远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文艺复兴和理性主义的抬头严重地冲击着传统信仰，科技发展带来的工业革命引起了更多的社会问题，而以英国国教为主导的教会领袖虚伪堕落，根本无力改变时弊。就在这样社会、教会双重混乱腐败中，神兴起了一位巡回布道家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他带领的复兴运动，震撼了英伦三岛。然而他的事奉并非一帆风顺，譬如在英国北部约克郡（Yorkshire）的邦士立镇（Barnsley）的居民，有很多人激烈反对他，甚至扬言要痛宰他，其中一个叫戴雅各的年轻石匠，更是每次不忘用臭鸡蛋和西红柿去闹场。
然而1776年初的那次露天布道会，却改变了戴雅各的一生，也改变了整个戴氏家族的命运。没人知道，那一天，戴雅各是否扔过任何鸡蛋，但是神的话显然击中了他的内心。那天的经文是约书亚记24章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几天后的2月1日，是戴雅各的大喜之日，那天，他走在麦地里，一心想着新娘和婚礼，但是这句经文竟再次无声地击中他，圣灵的工作是那么强烈，以至于他不得不屈膝降服，请求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这一场属灵争战下来，等他换完礼服赶到教堂，已经错过时间，幸好朋友们调整了时钟，使他可以“按时”成礼。婚礼后的早餐会上，戴雅各分享了那天早上他在麦地里的经历，语惊四座，而刚成为戴夫人的新娘心中暗暗叫苦：“难道我竟嫁了一个卫斯理派的信徒吗？”
婚后的戴雅各为妻子的得救迫切祷告，然而他越祷告，妻子却越反感，直到有一天，戴雅各把妻子抱进卧室，迫使她和自己一起跪在床边，并用手按在她身上不许离开，一边流泪一边祷告。突然，他发现身边的妻子也开始痛哭流涕。那一天，他们并肩站在神面前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事奉耶和华”。
重生得救后的戴氏夫妇开放家庭，接待前来巡回布道的卫斯理和他的同工们，戴雅各自己也成为当地第一位循道会的传道人。卫斯理和戴雅各结为至交，他最后一次住在邦士立镇戴家时年已八十三岁，彼时，他的造访已成为当地的属灵盛事，镇上的居民每次都会蜂拥前来聆听他的教导。
第二代：戴约翰 （John Taylor, 1778 - 1834）
婚后两年，戴雅各夫妇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戴约翰，从事纺织业。戴约翰17岁那年，戴雅各去世。年轻的戴约翰继承父志，也成为当地有名的带职传道人。他与妻子主办的主日学，左近村镇报名的孩子竟有六百名之多。孩子们入学不久，品行操守显著提高，使很多反对者开始参加教会，当年戴雅各所建的小礼拜堂已不敷使用，会众自发奉献，兴工建造了一座新教堂。
第三代：戴雅各（James Taylor, 1807 - 1881）
献堂之际，戴约翰的儿子戴雅各已满四岁。与中国人避讳长辈名号的习俗相反，英国家庭纪念长辈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给孩子起同样的名字。为了纪念自己的父亲，戴约翰使自己的儿子与其祖父同名。后来戴雅各成为一名药剂师，工余和父、祖一样尽力传道。当他读到出埃及记13章2节“凡头生的，要分别为圣归我”，便与妻子一起跪下来回应神的话，将尚未出生的头生子归给耶和华。那段日子戴雅各也阅读了一些有关中国的书籍，了解到这个泱泱大国，居然很少有宣教士前往，因此，夫妇两人再度献上祷告，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到中国去传福音。
冬去春来，戴雅各一家终于迎来了他们的头生子，为了纪念同名为雅各（James）的父亲和曾祖父，以及娘家姓为赫德生（Hudson）的母亲，这个孩子便被命名为雅各•赫德生•泰勒，即戴德生。
第四代：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 - 1905）
泰勒家姓“戴”，始于戴德生；泰勒家族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也始于戴德生。有关戴德生的传记，不下十余种。本文篇幅有限，不能尽展他的人生，只能集中演绎他生命中的几个重要转折点：
父亲的书房
虽然在敬虔家庭长大，进入银行工作的少年戴德生开始偏离信仰，这使他的母亲和妹妹非常忧虑。有一年六月，戴的大妹在日记中写到，“每天为哥哥悔改祈祷三次”；而在五十英里外亲戚家做客的戴母，则决定用一整天的时间为儿子的灵魂禁食祷告，不得确据，便不出房门。那天，休假在家的戴德生走进书房，无意中捡起一张福音单张。他一心只想知道前半部分的故事，若是看到任何陈腔滥调的说教就丢掉。然而，因着家人的代祷，圣灵吸引了戴德生的眼睛，当他看到，故事中的主人翁听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喊“成了”，便悔改得救，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原来自己的罪债，和故事中的主人翁一样，都早已由耶稣基督所付的代价做出了完全的补偿，自己只需凭信心接受主所成就的救恩便能得救。于是，他跪在书房内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戴德生欣喜地与妹妹分享这件事，又嘱咐她不许告诉别人，包括父母。而在五十英里外的戴母，经过数小时与神摔跤式的祷告，也已确信自己的代祷已蒙应允。几天后回到家，她直接问戴德生，发生了什么事？戴德生以为妹妹告诉了母亲。戴母却说：“不，那天我为你祷告的时候，便知道神已经垂听并悦纳我的祈求。”那年，戴德生十七岁。
麦家圈的屋顶
获得新生后的戴德生，重拾幼年间前往中国宣教的志向，他改行学医，大量阅读与中国有关的书籍期刊，以不可思议的毅力，用极其原始的方法学习中文，并在体力、信心、生活方式各方面操练自己，为赴华宣教做准备。1853年，由“拜上帝会”发展而成的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一时间，西方世界以为中国将马上成为一个基督教的新国度，新成立的中国传道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主动向戴德生提议，请他提早赴华。尽管很多师友都劝他，等一年后拿到外科医生资格再出国，但戴德生看重中国人的灵魂过于自己的一纸文凭，仍于1853年9月19日从利物浦离开祖国，经六个月的海上风涛，于翌年3月初抵达上海，暂时寄居在山东路的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宿舍。那一带因为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 - 1857）陆续建立了墨海书馆、天安堂和仁济医院等福音机构，占地面积较大，被当地人称为“麦家圈”。
按中国纪年，时为咸丰四年，正是清军与小刀会在上海对峙的时期，戴德生除了学习中文的重担外，还饱受战火的威胁。1854年10月18日的经历让他终身难忘：凌晨2点45分，刚睡下不久的戴德生被火光惊醒，急忙跑到屋顶查看，却见大火一路蔓延到他的住所，忽然下了一场及时雨浇灭了火苗，他还来不及向神感恩，一颗四、五磅重的炮弹在他头上飞过，击中身后的屋顶，破碎的瓦片溅了他一身。惊魂甫定的戴德生将这颗险些要了他命的炮弹寄给母亲做“圣诞礼物”，纪念神的保守。那年，戴德生二十二岁。
伯莱顿海滩
之后的六年，戴德生先后在上海、宁波巡回布道、主持诊所，并迎娶了宣教士遗孤玛利亚为妻，夫妻同心同力，事工渐显果效，他对中国的负担也越来越重。在给妹妹的信中他写到：“假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这句话后来成为他最常被引用的名言，激励了无数中西信徒。然而，极度劳累导致戴德生的健康急剧恶化，不得不回国休养。回到英国后，戴德生一面完成耽搁的学业，一面修订宁波语圣经，一面到处奔走，大力疾呼，希望能唤起英国教会对中国属灵需求的重视，但收效甚微。
1865年6月25日，戴德生应友人之邀，前往英国南部的海边城市伯莱顿（Brighton）度周末，调适身心。这天是主日，按理戴德生应该留在教堂中做礼拜，然而，一边看着眼前上千名基督徒欢喜快乐地崇拜，一边想到中国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属灵的黑暗中沉沦，因为无法忍受这极度的反差，他独自走出礼拜堂，前去海滩散步，心中充满了痛苦与挣扎。最终他决定跟随圣灵的感动，唯独信靠仰赖神的供应，投入中国宣教事工。几天后，戴德生以献上五饼二鱼的信心用十英镑开了一个账号，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便在“十镑英金加上神所有应许”的根基上成立了。那年，戴德生三十三岁。
杭州的兰茂密尔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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