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业家选择基督信仰？ 作者：佚名 | 来源：网络转摘 | 时间：2009-04-17
赵晓：2004年，被评为“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2006年，被评为“中国地产界思想贡献人物”；2007年，被评为“中国金融杰出贡献专家”。
前言
汇丰银行一位高管说：“如果人是PC的话，那么信仰就是我们的Windows" 。2008年，前所未有的全球金融海啸的袭来导致4位世界亿万富翁自杀。在中国，此类事情也早已不绝于耳： 2008年4月29日下午，年仅41岁的资本大鳄涌金集团董事长魏东自杀辞世；7月19日，浙江云光泵阀公司老板朱吉光服毒自尽；8月12日，浙江一制药公司董事长在办公室上吊身亡；10月16日，湛江糖王中谷糖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庞贵雄在其居住小区跳楼自杀……这些黑色的消息令人扼腕，联想到早已有之的中国企业家非正常死亡的长长名单，不得不让人们对企业家群体最基本的安身立命感到忧虑。与此同时，人们也关注到，企业家们不仅追求财富，也越来越寻找心灵的净土。
圣经说，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要难。如此警世名言，让古往今来的许多商人陷入深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曾推出《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企业家“有时出现”或“经常出现”“烦躁易怒”症状的占70.5%，“疲惫不堪”的占62.7%，“心情沮丧”的占37.6%，“疑虑重重”的占33.1%，“挫折感强”的占28.6%，“悲观失望”的占16.5%；而根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20年中，自杀的中国企业家多达1200位。
灵魂需要安顿之所，生命需要意义之家。基督信仰越来越成为当下中国企业家们的理想选择与归宿之一。
记者：你曾发言指出，过去30年，中国GDP平均每年增长9.8%，总共增长了68倍，创造出世界经济变革的“中国奇迹”。与此同时，中国基督徒人数从改革开放初期大概70多万人，增长到现在大概超过8000万，按官方内部统计甚至可能超过一亿，到一亿三千万，增长了100多倍，年均增长在18%以上。这也是一个奇迹，是世界生命变革的“中国奇迹”。中国基督徒人数的增长在全世界教会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基督信仰在整个中国社会的融合。在你看来，基督文明是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改革及中国的未来？
赵晓：最近，王石在博客上写了许多篇“与神角力”的博客文章，特别扣问三个问题。我概括起来，第一是上帝是否真的存在？第二是如果上帝存在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纷争包括宗教纷争？第三是为什么人类不能建立大同世界？并且王石还说如果要他选择一个信仰，他会选择基督信仰，因他的企业文化和治理结构与基督教义最相吻合。由王石的探询，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的文明建构与人类的信仰息息相关。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出自基督新教伦理的母胎，“教堂＋市场”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的优秀模式，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自然会受到基督文明的洗礼。思想深邃、有终极追求的企业家们更是容易被其所吸引。
事实上，基督信仰所推崇的契约精神与博爱精神，既是基督文明的亮点，也是现代文明的核心。有信仰的地方更有诚信，神圣的契约精神成为现代商业文明与宪政文明的基石。无论是企业自治理结构还是三权分立的政治制衡结构，都基于基督教原罪的教义，相信人性本善的文化完全无法导出。博爱精神及背后的神本主义、圣爱思想则是现代社会保持和谐、避免暴力的主要精神来源。
中国的改革从经济改革开始，而经济改革的深化则伴随生命变革（或者说伦理变革与文化变革）的历程，其原因是在于我很早就指出的经济－政治（法律）—伦理（信仰）三个系统之间的一致性。而从大的历史时段看，生命改变当然比经济变革更为本质。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家从清教徒的伦理中去获得灵感，清教徒的天职理念，做企业是因为来自上帝的管家使命，为荣神益人，要“尽可能地赚钱，尽可能地省钱，尽可能地捐钱”，并且认为自己只是上帝财富的管家，是“财管”而不是“财主”，这些都已经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的企业家。
有人说，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我说，没有信仰的经济是疯子。没有好的信仰所形成的商业伦理支撑，就会有工商而无文明，有贪婪而无禁忌，有财富而无幸福。
所以，我强调中国这一次的大国崛起将建立于“有十字架的变革”的基础上。第一次大国的崛起是汉，以儒道互补为文明基石。第二次大国的崛起是唐，以儒道佛互补为基石。现在是第三次大国崛起，将以传统中华优秀文化与基督信仰融合为新的基石，神本原则、契约精神以及博爱精神将在中国的工商文明、宪政文明以及社会和谐中承担起普适价值的角色，最终令中国有能力向世界输出价值观。
传统文化中儒家给人以“实心”，道家给人以“虚心”，佛家给人以“空心”。而基督信仰将带给国人以“爱心”。基督饱含热泪，以牺牲、舍已的圣爱来拥抱、救赎罪恶、苦难的人类的榜样，将激励中国人活出前所未有的生命的美善状态。和谐社会最关键的是自我和谐，而基督信仰是自我和谐以及社会和谐的最佳良药。
另外，不用担心传统文化会消亡。就像我们所看到企业竞争激发了国企的活力一样，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信仰的融合过程中，传统文化必将绽放新的活力。所以，我说中国这一次变革最本质、最内在、最深远的就在于它是一场有十字架的变革，中国文明将再一次更新。
从基因学上讲，混血儿最聪明漂亮。文化的融合同样如此，它将极大的激发古老中国的活力。实际上，中国人民快有或已有十分之一是基督徒。中国商业文明完全是来自于对西方商业文明的主动学习和引入。对宪政文明的学习同样如此。这一切如同苹果树上的大红苹果，但种子却是基督信仰。
很令人欣喜的是，中国文化有一种包容性，中国人崇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因此中国必将相当和谐地跨过现代文明的暗河。
2008年在欧洲时，我曾和一位西方的著名思想家OS GUINNESS交流。他谈到，当今世界有三大问题，对这三大问题的回答将影响整个世界。第一个问题是穆斯林世界能否和平地现代化，如何和平地现代化；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在旧的意识形态终结以后，何种信念或价值观将成为主流；第三个问题是西方已经偏离了基督信仰的根基，西方还能回去吗？
我回应OS GUINNESS说，第二个问题是直接的中国问题，第一个问题与中国基督徒“回归耶路撒冷”的异象”有关，所以很显然，中国当前的文明转型具有世界意义，并已成为人类文明转型的核心。
在我看来，中国因为兼容并包、文明创新、活力强劲而充满着希望；反观西方则充满困惑，当欧洲教堂空空如也时，两次世界大战暴发了，当美国日益走向今天的世俗化，金融海啸暴发了。西方的经济、社会危机背后是文化与信仰的危机。而伊斯兰世界，则不得不以排斥和放弃现代化的巨大代价来维护信仰的纯洁。只有中国，督徒数量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经历石破天惊的生命变革和制度转型，却几乎没有大的“排异反应”，不能不让人惊叹中国超强的文化包容与创新能力，不能不让人惊叹上帝已将重大使命赋予中国。
人生的三大幸福障碍
记者：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企业家来信仰基督，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赵晓：企业家首先是人，其次他是男人或女人，第三他有家庭角色，第四他才是企业家。作为人的属性，企业家内心深处必然也有寻找生命终极价值、终极意义的需求。企业家可以选择不做企业家，但他无法选择不做人，因而也无法摆脱人的精神追求。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普世终极价值的需求。圣经讲人的生命包括肉体（肉）和精神（灵）。人饿了想吃，渴了想喝。这些都是肉体生命层面的需求。中国的改革开放后，物质丰富了，人的肉体生命的需要已大大满足。但人还有精神追求。人到世上来，一定会问：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我的终极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你会发现科学没办法满足人的精神追求。进化论认为生命是演化的偶然，它既是一个粗糙的科学，对关于宇宙及生命是怎么来的等问题的回答，所存的疑问可能比证据更多，更无法从伦理上建立生命价值的根基，进化论的解释则把人类的尊贵的存在价值降低到与猪狗等动物无异。
但基督信仰提供了生命来源与价值的最完美的解释：上帝造人并赋予人绝对的价值。一个人的价值不看其本事大小、财富多少或权势强弱，以及是否良善，仅因为他是上帝儿女的身份便具有绝对价值，任何人不可轻视或侮辱，这正是人类平等与人权的价值来源。一件事情是否重要，也不看事情大小或人眼里的尊荣，而是看这件事是不是上帝呼召人去做的事情。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都在上帝那里。
上帝还解决了人生幸福的三大障碍：
第一个问题：死亡
当人进入死亡时，世间荣华富贵顿时归零，变得完全没有吸引力。对死亡的恐惧是包括秦始皇在内的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存在的，但世界上没有人战胜死亡，也没有宗教能够让人解决掉死亡的恐惧。只有十字架上的耶稣，死后第三天复活，胜过了死亡，并且允诺信他的就永远不死，“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从而废除了死亡的权势。我仔细研究过耶稣的生平，耶稣从不撒慌，他的话是可信的，人靠他可以胜过死亡。
刘亚洲将军的演讲中谈道，世贸大楼倒塌时，人们有条不紊地往下走，碰到妇女孩童就让他们先走，中间有一条小狗，还让小狗先走。刘将军对这些人的勇敢非常钦佩。但我写过一篇文章，说这些人也许不是勇敢，而是来自一种“平静的刚强”。他们心里有基督，有永恒生命的盼望，因此在面临“死亡”关口时就可以如此淡定。
第二个问题：苦难
人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一定会遭遇苦难。但许多人无法承受苦难。信基督的人同样会经历苦难，但因为相信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上帝爱人胜过人爱自己，同时，更坚信苦难中上帝会陪伴自己，因而会从苦难中看到上帝的恩典，苦难也就被胜过，苦难不再仅仅是苦难，而是上帝化了妆的祝福。
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他得重病时，曾梦见他和耶稣在沙滩上一直说话，关系非常亲密。但在经过一段泥泞时却发现只有一串脚印。他对此感到疑惑，难道在苦难时神离弃了我？却听到耶稣对他说，孩子，那个时候是我把你抱在我的怀中。因着对上帝的确信，小凯最后安详喜乐地经历并胜过了病痛。耶稣对相信他的人承诺：“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苦难而不减少平安，苦难就被消解。
人没有办法漠视苦难、摆脱苦难，但在耶稣基督里，苦难变得有意义、有价值，是人生价值的重要部分。所以，二战的大英雄，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干脆祷告，求神让自己的儿子经历风浪并在风浪中站立得住，以让生命变得更加芬芳并祝福他人。
第三个问题：罪孽
人在这个世界上经常会伤害他人，过后却有深深的愧疚感，有时想弥补也再无机会。只要是人，就一定会有罪孽。圣经说，“世人皆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人的罪让人失去快乐，无法得到完全的平安和喜乐。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宗教能解决这一问题。但一个接受基督信仰的人，他的罪却可以被上帝赦免，因为耶稣说过，他上十字架是代替有罪的人去死，因此信他的就得救赎。
就像无债一身轻一样，当一个信耶稣的人确信其罪孽已经全部被赦免时，他内心的轻松也是无法言表的。所以，人们看到，基督徒不管有文化还是没有文化，只要信耶稣后很快就会变得很喜乐。而依靠自我修练者，往往需苦修很多年，才会有些许的安详。
从以上三点来看，基督教是有着非常强大的供应“幸福”的优势。
事实上，就在一个人信基督的那一刻，死亡、痛苦、罪孽这三大阻挠幸福的难题已经被完全解决了。这让我想起中国的禅宗，因顿悟而解脱，基督信仰是因信而“顿生”。然而，习禅者往往用很多办法，花费很多时间，还是很难有办法顿悟。而基督徒只需信，在信的那一刻，心里立刻就得到平安，人生就变得完全不同，死亡、苦难、罪孽都已踩在脚下。在那一瞬间，基督就像灵丹妙药一样，让被死亡、苦难、罪孽三大锁链捆绑的生命得到完全的释放，这是何等美妙！
所以，真正的自由是在真理里，真正的幸福是在信仰里。只有上帝才能解决人的问题。人曾经以为没有上帝，什么都可以做，后来才发现，没有上帝，什么都做不了，连自己的幸福都达不了。尼采的疯狂和海明威的自杀就是这样。
全世界60亿人口中有20多亿是基督徒。不是因为这些人傻，而是基督信仰最好地满足了人的幸福追求。在信的那一瞬间“顿生”，刹那时拥有了新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这个新的生命将是真正幸福的生命，因为这幸福将不再有阻挡。
“被绑在呼啸战车上”的企业家
记者：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家生存现状是什么样的？企业家又是如何能把自己的信仰运用到企业经营中？
赵晓：企业家是很特殊的一个“少数民族”。企业家们要有对商机的敏感，要有冒险精神，要有组织能力，还要有对创业或事业的激情，同时还要能承受巨大的压力以及抗拒巨大的诱惑。所以，企业家不是人人能做的。常人羡慕他们的财富，却很少有人理解他们的巨大挑战。其实，企业家真的就是“被绑在呼啸战车上”的人，很多时候身不由己。为了成就企业，企业家甚至必须和他不喜欢的人打交道、做不喜欢做的事情。相反，一个普通人却自由得多。
中国企业家自杀和被追杀的名单可以排成一长串，就是因为企业家面临的压力太太，靠自己无法应对所然。当企业家们面对挑战时，如果没有内在的信仰力量，他们往往就会去寻求高人指点，或者靠自身修炼度过难关，但往往很难很难。
所以我们看到信仰的力量对于企业家以及整个社会是何等的重要。信心真的是比黄金更宝贵。而人的最大的信心一定是来自仰望星空后对真理的认识，对生命之道的认识。
如果每年会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允诺信他的，就我做过《圣经》管理的培训，根据圣经的原则挑战基督徒企业家们，希望他们将信仰在生活系统和生产系统上都活出来。比如，基督信仰不允许人做假见证，我就挑战他们不做假帐，不偷税漏税，挑战他们不搞商业贿赂。在中国企业家有许多包二奶或生活放纵，但圣经禁戒奸淫，并且说婚姻外的性关系都属淫乱，我就挑战他们不要发生婚外性关系。中国企业普遍以压榨员工为赢利途径，很多企业不把员工当人看，但圣经强调爱人如已，我就挑战企业家们要善待员工。中国企业家以为财富是自己赚来的，因此捐赠的文化不发达，而圣经认为财富以及宇宙万物都源于上帝，就连企业家的生命和才干也都是上帝赐予的，我们就挑战企业家做好上帝的管家，按上帝喜悦的方式支配财富，多多捐赠，在死前不留大量财富在手中。
中国人讲领导，往往是高高在上或者善于搞权谋算计别人的那一种，但圣经中耶稣为门徒洗脚，并要他们如此服侍其他人，我们就挑战企业家们要做仆人式领袖，成为他人的祝福。此外，中国人很看重做事，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成者王侯败者贼，所以成功是第一要务，为此可不择手段，但我们挑战企业家，上帝不是看你做多大企业以及做多大事而是看你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做事，有多少圣洁、公义、美善在里面。所有这些，都是很难做到的，但许多的基督徒企业家却开始能够做到，愿意和上帝签约，来接受这些挑战。5·12地震后一个月，包括著名基督徒企业家谭木匠在内的部分基督徒企业家齐聚成都，发表“6·12成都宣言”，就承诺不做假帐，不偷税漏税，不发生婚姻外关系，不仅为社会创造财富还要为家庭、社区和社会创造和谐。
在中国，我们每年会召开两次中国基督徒企业家会议，探讨如何将信仰运用到家庭生活、企业经营以及社会公益中，现在参会的基督徒企业家越来越多，我个人非常期待这些企业家能够对中国工商文明作出贡献，起到圣经所说的光和盐的作用。
当今活跃于中国大陆的部分信仰基督教的知名企业家：
华为总裁任正非
神力集团董事长、温州商会会长郑胜涛
远大空调创始董事长、远铃公司董事长张剑
谭木匠公司董事长谭传华
中芯国际的首席执行官张汝京，被称为中国企业家中的“福音战士”
前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及百事可乐中国区总裁时大鲲（Daniel Shi）
香港上市公司亚钢集团副董事长兼CEO符气清（Desmond Fu）
江森自控（Johnson Controls）中国区总裁杨薏?（Steven Yeo）
庄胜集团总裁战略顾问、美国普度大学博士李仲同
部分基督徒企业家团契：
北京国际基督徒团契（BICF）
温州企业家团契
北京企业家团契
深圳基督徒企业家团契
基督徒企业家联谊会
国际基督徒工商人员协会（CBMC）——此社团诞生于1930年美国经济狂飚时代，今已经扩展到包括中国在内的80多个国家
国际全备福音商人团契——此组织1952年由美国商人Demos Shakarian创立，目前已经分布到全球100多个国家，仅巴西有3万多人入会；香港分会目前有超过400多会员，富豪郭炳江、财政局长马时亨也来参加活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内地大城市以及景德镇、晋江等一些小城市也已开始有数十人甚至超过百人规模的基督徒企业家们的经常性聚会。
赵晓 -- 简介
赵晓：男，1967年3月12日出生,江西奉新县罗市镇人,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1985-1989山东大学经济学学士;1992-1995南开大学经济学硕士;1996-1999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国家经贸委研究中心、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北京大学-世界银行研究员、地产商。
目前社会兼职及学术兼职有：中国体改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体改基金会学术委员、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产业与市场研究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央视“中国财经报道”财经观察员以及“经济半小时”年度人物评选顾问、评委。。
在《经济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曾专著出版或参与出版《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的挑战》、《宏观政策调整与坚持市场取向》、《1998－2000中国通货紧缩研究》《穷人买房就是爱国》、《谁是柠檬？》（经济学随笔集）、《超越增长》等。译著有：《空雨衣》、《企业成长理论》两部，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0余篇。其参与的通货紧缩研究曾对1998年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调整产生重要影响，其撰写的文章《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故事》曾获总理亲批转国务院经济学家会议参阅；其撰写的另外一篇文章《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界从伦理角度比较不同的市场经济并反思中国经济转型缺陷的最早的文章；其在中国财政危机、民营企业家原罪、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观点也颇受注目。
教育背景
198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9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主要科研项目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通货紧缩与反通货紧缩研究”项目；主持商务部“人民币汇率对中美贸易的影响”、“扩大内需战略”等研究项目；主持中国广东核电集团“企业核心竞争力”、中国建设银行“人民币汇率波动与风险防范”课题；参与主持中国移动集团“核心竞争力”课题。
获奖情况 2004年，被评为“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2006年，被评为“中国地产界思想贡献人物”；2007年，被评为“中国金融杰出贡献专家”。
代表性著作 “寻求多重经济目标下有效政策组合”，《经济研究》1998年第4期
“货币政策乎？财政政策乎？”，《经济研究》1998年第10期；
“正视通缩危险，调整微观机制”，《经济研究》1999年第7期；
“债转股：基于治理结构的理论与政策分析”，《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财经界》2002年第5期；
“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宁波经济》2003年第2期；
“以伦理看待发展”，《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研究方向 宏观经济与产业发展
经济伦理与管理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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