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霍费尔的生命复调
2019-04-30
时间：2015-02-08 08:55:47 来源：iQuest 作者：黄瑛 浏览:次T|T
大概没有哪个当代的德国神学家能够像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4)一样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的影响。也没有哪个当代神学家能像朋霍费尔一样广泛地引起争议。
大多数人对朋霍费尔产生兴趣，是因为他悲剧英雄般的死亡。1945年4月9日，纳粹德国战败前一个月，因为参与德国国防部官员密谋刺杀希特勒的行动，朋霍费尔在弗洛森伯格(Flossenbuerg)集中营死于纳粹的绞刑架，终年39岁。
战后元年，他海外的朋友在德国以外开始纪念他。1945年7月27日，英国奇切斯特主教贝尔(GeorgeBell, Bishop of Chichester)在伦敦为他举行追思礼拜;他的荷兰朋友神学家胡夫特(Willem Visser’t Hooft)则在1945年末为他出版第一本纪念文集《福音的见证》(Das Zeugniseines Boten)。如同他透过幸存的狱友在1945年4月7号带给主教贝尔的最后的讯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结束，它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他的生命的终结不是结束，而是他在战争中为公义牺牲性命，用生命见证信仰的殉道为人们所认识的开始。
随着战后德国对纳粹的清算，以及对纳粹时期德国抵抗运动的重估，朋霍费尔在家乡也开始为人所知。1946年4月9日，在他遇害一周年之际，他在1943年4月被捕入狱后两年多的监狱生涯中创作的九首诗歌，以《通向自由之路：狱中诗歌》(Auf dem Wegzur Freiheit)之名在德国第一次出版。其中的诗歌“护佑善力”(Von guten Maechten)被改编为广为传唱的赞美诗。诗的结尾他写到：“护佑善力，完美庇护，坦然面对，将临一切，有神同在，夜间清晨，日复一日，定必如此。”这首写于1944年岁末的赞美诗是他生命最后的见证之一。那时他已知晓所参与的密谋的失败，以及自己即将面临极刑的结局，却在这样的处境中体验到对上帝最深的信赖。
朋霍费尔与亲友的狱中通信则于1951年在慕尼黑初版。书名《抵抗与顺从》(Widerstand und Ergebung)出自他在1944年2月21日给好友贝特格(Eberhard Bethge)信中的关键词，暗合他参与的抵抗运动以及内心对上帝给予的此世命运的顺从。这些记录他狱中神学思考片段的书简迅速引发了神学界对他的兴趣，被不同的解释者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自由派或正统派各从自己的需要出发阐释朋霍费尔的神学。他提及基督徒应认真对待“已成年的世界”，在此人们不再需要作为形而上学的、或作为内心终极问题解答的上帝形象，这激发了六十年代英语世界中的“上帝之死神学”。他提出要重视此岸世界，教会不应与之隔离，而应在此岸的世界为十字架上苦弱的上帝做见证。这一思想滋养了莫尔特曼的十架神学……对他神学的兴趣并不停留在德国及欧洲，美国的黑人神学，韩国的民众神学以及南非反对种族歧视的教会抗争也受到他的思想和追求公义的行动的激励。
更打动公众的是他在狱中面对审判、密谋败露乃至死亡的命运所散发的不变的从容、明快、友善和自由。他制定并严格遵循在狱中阅读、运动的计划，大量阅读，每日散步。又给犯人们写祷告词，履行一个牧师的职责。然而在狱中书简中，我们也读到他的自我怀疑。他在给好友贝特格的诗歌“我是谁”(Wer bin ich?)中写到，在狱中有两个朋霍费尔，一个是他人眼中的朋霍费尔牧师：“人们常对我说，我踏出牢房，信步闲庭，如同一个绅士走出他的官邸……他们常说，我和狱卒聊天，那么友善、自由、清晰，仿佛我对他们发号施令。”一个是只有独自面对上帝时才展现的，那为被囚的命运战栗的朋霍费尔：“我像一只笼中鸟，惊慌不安、急不可耐、奄奄一息;又像被人扼住咽喉，死中求生……”
这看似矛盾的两面的朋霍费尔在他对上帝的凝眸中却达致和谐。他用“生命的复调”(Polyphoniedes Lebens)来比喻上帝的爱和此世生活的和谐。对上帝的爱和我们对此世整全的生活的追求就像复调音乐中固定旋律(cantusfirmus)和对位声部(Kontrapunkt)的关系。“我们全心爱上帝和永恒，这不意味着要贬损此世的爱(比如旧约雅歌中歌颂的爱情)。对上帝的爱是我们生活中的固定旋律，我们生活中的其他声部就是对位的旋律。对位旋律有其全然的独立性，然而又必须与固定旋律紧密相连……固定旋律越清晰，对位旋律就越能尽其所能的被谱出”(1944年5月20日给贝特格的信)。
对朋霍费尔而言，对上帝的爱并不在遥远的彼岸，而就发生在对此世所经历的一切的接纳当中。正是因为有对上帝的全然的爱和信任，此世生活中不可承受的轻与重、乐与苦被他当作演绎整全生命的不同旋律欣然接受。这种上帝和此岸的关系得益于他对于旧约中上帝在此世与以色列人同在的深信，又源于他对迦克墩信经(Chalcedonense)中基督神人二性关系不相混淆、不相交、不离不分的阐发。他认为在此岸的当下中就能看到上帝的旨意，如同通过对位旋律认识到固定旋律。而上帝的旨意正是要我们专注于生命的整全和丰盈。可惜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只看到生活的一面，却忘记了整全的生活、忘却上帝。
在狱中朋霍费尔经历了盟军1943年底到1944年初对柏林的集中轰炸。1944年5月29日，他写道：“人们往往将每日遇到的威胁视为生活的全部。我在这里一再地看到，很少有人能拥有同时接纳一切的能力。战机来袭时，人们魂飞魄散;美食当前，则马上垂涎三尺;事与愿违时，他们手足无措;当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则马上心满意足。他们就这样与个人生命的整全和丰盈失之交臂。”朋霍费尔在狱中正确地看到了现代人生活无力感的来源——这种累积的无力和惰性被神学家韦尔克(Michael Welker)定义为现代意义上的恶：这就是与上帝和整全生命的隔绝。他在狱中的神学遗产在今天对我们生命的成长和思考仍然意义重大。
1967年，朋霍费尔的好友贝特格出版了《朋霍费尔：神学家，基督徒，同代人》(Dietrich Bonhoeffer: Theologe, Christ, Zeitgenosse)一书， 书中洋溢着他对曾和朋霍费尔弟兄同奔天路的喜悦。让我们以贝特格晚年接受电台访谈，谈到朋霍费尔的话语来结束本文：“朋霍费尔精通神学;他又是那么的通情达理，富有同情心(说到这里，老年贝特格面对镜头露出孩童般的笑容);他喜爱音乐，爱好运动。在这些领域里，我们自由地交流!”
谨以此文纪念朋霍费尔朋霍费尔109岁冥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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