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诗人：自杀的海子和北村的新生
2018-06-14
【天才诗人海子自杀解密】----中国文化诗人的穷途末路
【1964年3月26日，海子出生；1989年3月26日，海子自杀】1964年3月26日，海子在安徽怀宁出生，25年后的同一天，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遗言：我是中国政法大学哲学教研室教师，我叫查海生，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
icefire42002：没有信仰的亮光，连海子这样内心温柔的人也要生活在黑暗中，没有主的仰面，虽然面向大海，却没有春暖花开。海子的自杀悲剧，能不引起当今众多青年的反思吗？
赵刚发展观察：我在海子任职的学校读书，我的老师和他是同事，海子遗书中提到的那个人就是我的老师，人说海子之死是个迷，其实看了老师的日记还有海子的日记能看出来，海子当年很潦倒尤其是从西藏回来，他学习了藏传佛教的密宗，有点入魔，但是请我的老师给他解惑我老师是个有特异的人非亲眼所见不敢妄语
北村：人的尽头，神的起头。可惜。 //@透兰:回复@自由的小兮::丰先生说，人有三种生活，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一在享用，二在追求，三在启示。惟启示非人力所为。有条光明之路，一路走上去，也是愈走愈窄。 //@自由的小兮:这个揭示实质
基督艺术：灵界的争战是真实的，尤其是那些寻求很深的人，他们在灵界有特异的相通，亲身经历这些正邪凶善复杂的《魔戒》般的属灵精神领域，真是非同儿戏的关于生死永恒灭亡的课题，海子也像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以及艺术人士一样，疯狂地去西藏取经，入了气功以及藏密的魔道诅咒（走火入魔），邪灵是有摧毁灵魂的力量的！就像海子学校的那位学生所言，艺术家的物质潦倒不如他们精神上的潦倒受辖制更加可怕，为海子这一代文化精英哭泣！他的死不仅是一个人的死是一代文化人的穷途末路！我们都亲身经历过那种幻灭无助心灵的极度苦闷！通灵的才华催生他的如豆犀利的眼眸以及短暂灿烂的笑脸，更多的时候是灵魂的煎熬黑暗的压抑！中国文化的通天路径究竟在何方？
发出天问的艺术家如史铁生、张承志、先锋前卫的诗人们，延续五四的文化人的求索，如老屈原的天问再次鸣响，这个不是因为现代传媒艺术出现就颠覆了传统艺术形式可以解释的问题，这是中国文化的出路如何叩问灵魂生死的终极之问，并且需要解答的问题！
【先锋派诗人北村的新生活】----被上帝救赎灵魂的基督艺人
先锋派诗人的北村：文化人惯常忧国忧民的表情哈：浑浊的眼神，凝重的苦笑，化不开的焦虑啊！
同为先锋派诗人的北村幸运的成为了基督徒，他的笑脸和愁绪有了一个释放的空间，艺术上的成就暂且按下不表，起码在灵魂上的焦虑被上帝所救赎，我们基督徒艺人重生时候都有这样的经历，感谢上帝感谢耶稣给我们这些“穷途末路”的精神乞丐灵魂的安慰，这是一条正义圣洁通天之路，而非一条悖逆弯曲的邪灵之路，上帝借圣经宣讲世界的奥秘，原来如此啊，人性需要神性的关照才能看清楚！
感叹上帝的奇异恩典做在自己身上，欢呼新生的美好，艺术不再是名利自己，夺目的光彩来自于美善的上帝，灵感来了满了喜乐和辨别，虽然创作依然有其神秘，对于人性的绝望穿插在对于上帝救赎的盼望中，个人的命运必然圈在人类最大的一出戏剧光明和黑暗之中！另外许多西方经典名著终于看懂了，对于异族的文化也有了合适的面对心态吧，当然并非一了百了的清澈，生活的处境化永远有自有的课题和永有的新使命。
北村做客新浪：我不愿意再写绝望的东西
http://book.sina.com.cn/books/2007-04-08/1905213106.shtml
信是不需要证明的
南方都市报：据说《我和上帝有个约》在十年前就有个初稿？
北村：当时想写但写不好，手稿丢掉了。过去写的一直是绝望，我自己有厌倦感。绝望是事实，但人类在精神生存方面应该是积极的。我个人的生活本身至少比较积极光明，为什么我笔下的东西却非常绝望？我内心真的很绝望吗？我觉得不是，而是我自己并没有考察自身真正获得喜乐和平安的真相。我的创作与我的生活有分离状态。那么，经过这十几年时间我觉得心灵上准备得可以了，说到底，心里如果没有这种喜乐和超越感，是没有办法写出饱满的真挚的感情的，我又不愿意再写绝望的东西。我通过写作要矫正我内心的东西。比如有人说要写你真实的东西，但什么是真实的？我的愿望就是真实的，我觉得愿望比处境更真实。
南方都市报：《我和上帝有个约》有一个关键词是“恐惧”，恐惧的原因很大一个是人的信仰和信任的缺失。一个细节让我很震撼，其中有个人物原先非常穷，后来成为救护站的负责人。有一次洗车的人看他的车牌，他感到非常恐惧，觉得这个工人想对他图谋不轨。
北村：中国当前有限的经济自由化，正在积累财富，可能有部分财富裹挟着不公，这种不公在世人面前会投下一些阴影、忧虑，可能在法律上没问题，但是在心灵和道德上会产生影响。假如心灵所要求的丰富性和物质的丰富性产生鸿沟，未来可能是不乐观的。我曾经写过一句话：心灵破碎远比山河破碎来得更让人肝肠寸断。假如今天有些普适的价值得不到尊重，或受到挑战，那将是可怕的。我的作品试图写的就是一种温暖的东西，这温暖可能需要付出代价，但获得温暖之后才是有力量的未来，不是脆弱的未来，我们必须通过改变人来改变社会，改变机器，改变文化。
南方都市报：这些年政府也特别强调“公平和正义”。
北村：问题在于怎么达到社会公正？制度是保障，法律法规也是，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性的预备。
南方都市报：在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人性的预备要怎么做呢？
北村：人是一种奴役性的动物。摆脱奴役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是对崇高的认识，能获得一种永恒的动力，这种动力可以超越时代，也使得传统与未来之间不会断裂。这个非常宝贵的精神上的链条，乃是符合人性目的性的一种启示。所以说，要使人免于恐惧，达到幸福。我这部《我和上帝有个约》消极方面是探讨恐惧，积极方面是探讨什么是幸福。究其本质，所有的恐惧与不安，皆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阻隔，就是人对人的信赖。这种信赖的源头在哪里？我怎么才能相信？我认为，不是一个文化能解决的问题。只能依赖于信仰，只有信仰能够超越自身的局限性，然后达到对方的心灵。
南方都市报：信不需要证明？
北村：人们要认出自己的父母兄弟，并不需要去验DNA。这里面所达成的关系是信赖。信，或者说信赖，或者说信任，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意义重大的任务。这个任务具有超越性、崇高性、神圣性。这需要重建价值的属性。
这个小说写了两个仇敌，一个是被害者，一个是加害者，加害者某种意义上又是一个被害者，被害者某种意义上又是一个加害者。怎么一个加害者和一个被害者能够产生一种近乎爱情的关系？这是否真的成为可能？如果不可能，几千年的人类一定因为竞争不复存在了，所以它必得是事实，但太难写了，如何在信念碎片中重建互信？有人说，奥斯维辛后写诗是野蛮的，但假如不克服这个障碍，不写出这种温暖来，我无法回答我现在所处的现实问题，我也无法回答我心里所质疑的问题。同样，我无法写出真正的未来。
南方都市报：在现在的经济生活中，诚信是奢侈品。
北村：问题是这并不意味着从此没有一个信赖的对象。人类是一个信赖的动物，人类若没有这种信赖的话是没有幸福感的。如果今天我是靠验DNA来建立我与兄弟的关系的话，这种关系是非常古怪的。否则，这种关系就会非常有幸福感、超越感。人非常奇怪，所有的快乐正是建立在这个上面的。所以我写陈步森一步一步受到致命诱惑：我是个罪人哪！我杀了她家里人啊，她却像对家里人一样对我。这种被赦免的感觉其实是虚拟的，但这种感觉带来的喜悦是真实的，我把它称为隐秘的喜悦。这种快乐超越一切恐惧，即使这么一个背负巨大罪恶的人都有致命快乐吸引他，一步一步从那个罪恶走出来。故事的结尾，我想表达的是，今天我们的幸福要建立在一个充满美好人性的社会里，幸福其实在人性里面，不是在人的外在生活中。
北村：获救先要认罪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4月08日 19:05 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我和上帝有个约》中有大段的思想论述和内心独白，让我想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你的故事本身和你的理念阐述之间，你怎样处理？
北村：一个没有思想能力和思想动机的作家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一个没有对人性有足够关怀的作家是残忍的。真正优秀、伟大的作品一定有很深刻的思想容量，否则最多写个人命运，写不到人性里面，最多写个人情感，写不到精神深处。一部小说的进程、逻辑性建立在故事本身上的呢，就是传奇小说，就是火车上卖的杂志那种东西。可同样是三角恋爱关系，为什么有人写得那么高，有人写得那么低，一定是有它的思想容量在里面。就像它的血液和经脉，完全生长在故事里面，成为它的叙事逻辑。这个叙事的动力，抽离出来就是思想。一个好的小说家，不一定是一个理论家，也不一定是一个哲学家，但他必须是一个思想家。就我个人来说，找不到一条思想动力线的作品我不会写，这样我的叙事动机就没了。我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这部作品要沿着我要讲的故事，最后回到我和现实的关系上。
南方都市报：但我们阅读这部小说，读到一半时我们就知道冷薇会原谅陈步森。
北村：这毫无关系。就像托尔斯泰在《复活》开头就告诉我们聂赫留朵夫想对娜塔莎补偿了，但并不影响我的阅读，因为动人的是他为什么以及如何从心灵上慢慢改变。我今天不是要有层出不穷的悬念。如果只有出乎意料的结尾，而没有出乎意料的思想的话，完全没有价值。所有的东西都是求新求变的，只有生命不会。我在今天这个处境下如何描述古老的东西，关于爱，关于性，关于幸福，关于死亡，关于信赖，有些话题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读者会猜度。我只要让读者猜不出我笔下人物的心理，猜不出他的行为的动机，他为什么选择这个行为，不选择那个行为，这选择对他的心灵产生何种影响。我觉得这个比情节意义大。
南方都市报：你小说开始叙述一个杀人的场景很惊心动魄，我们立刻把心悬起来，但是随着叙述的深入，发现在陈步森旁边的许多人，他们的罪行远远大于他。
北村：从罪来说，每个人都有，大大小小。这里有分罪行、罪案和罪性。比如我们今天开车违规，因为超速这个罪行，我在交警记录里就有罪案，但这个错误是我内心那个爱超速的罪性发出来的。我交了罚款扣了分，把我的案底清了，我还是会犯。罪性是人性的一部分，要把一个人从罪性中释放出来，又保持人性的光辉的一面，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这部小说写的就是陈步森从罪性里挣脱出来达到自由的过程。
南方都市报：挣脱出来第一步就是承认自己是有罪的。
北村：对，承认自己是有限的。人最大的罪还不是杀人放火，而是认为自己是无限的，这是根源。这样的人性不受约束和监督，他的行为也将不会受约束和监督。
南方都市报：小说里面的胡土根认为自己的暴力具有劫富济贫的意味。
北村：这个我能理解，但是不能容忍。我对劫富济贫这个词从来没有好感，因为劫就是不公正，最大的恶是以恶反抗恶，从来没有好结果。他反抗了恶，但没办法走出恶，只好陷入恶性循环。另外，你怎么知道它是恶呢？过去我们用激烈的方法改变现实。但今天反对的可能成为我们明天赞成的。公正不在加害人身上，也不在被害人身上，不在富人身上，也不一定天然在穷人身上。我受欺负了，我要改变，但中间加了恨的因素，后果就很可怕。我们说无法无天，是天奠定了法规，人有天地良心，才有法律。我认为社会今天提倡和谐是非常好的，但怎样达到？一定不能用激烈的方法，一定要宽容、理解、宽恕。没有调查就没有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宽恕，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南方都市报：那些人在帮助陈步森的过程中，一步步认识到自己并不比他更好，刚开始大家是帮助者、觉悟者，最后才发现自己所领悟的东西还不如陈步森。
北村：以罪的性质来区别，比用罪的程度来区别其实更重要。从罪的程度来看，谁比谁好一点，谁就想要做谁的裁判者，但他又是有缺陷的，于是不服从就开始产生，后果堪忧。其实在罪性这一点上，谁也不比谁更好。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找到无罪的圣洁所在，大家才来尊重这个所在。否则只能从人中推出一个有缺陷的人来做审判者的角色。这个人要保住他审判的地位，必然要动用权力来维持，会产生更大的罪恶。
北村：不断地寻找光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4月08日 19:05 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说到真相，我想到现在如火如荼、针砭一切的王朔，你怎么评价他？
北村：这个世界上有绝对价值的存在，否则我们的生活就要崩溃了。就像自然界的绝对性，道德、价值也有绝对性。不能被相对主义思潮吞灭。不然，我们的普适价值就湮灭了，所有的边界都消失了。
我为什么说王朔是在胡说八道？他自己说了许多狠话，然后再说自己说的尽是瞎说。对于一个以言说为责任的作家来说，这种自由是否拥有？王朔是年长的那一辈，他的言说将对更年轻的人产生影响，他如果是在私人朋友那里瞎说，也许可以解读为玩笑，但在公共媒体面前这么说，说明他完全放弃了责任，放弃责任的人说的话的价值就不复存在了。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不能说，还是有标准的，就好比有些电视画面必须打马赛克。必须承认一个绝对价值，相对主义其实是非常痛苦的。他并不是很好的作家。我认为中国真正的一流作家是像格非、余华 (blog) 那样的作家。尽管余华曾经写出一部二流作品《兄弟》，我仍然尊重他的才华。但是王朔显然没有达到一流作家的水平，他有部作品很好，好像叫《橡皮人》，已经让他从二流到一流迈进一大步，但后来他的北京文化一出来，我就没看过他的好作品了。他可能是一个一流的社会活动家，可能是一个有影响的言论家，但不是一流的作家。作家要发出真诚的声音，就是一以贯之的言说。我今天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什么都可以说，虚虚实实，好了，即使这都是真实的，但真实并不意味着可以肆无忌惮地暴露，我们不应该以真实的名义放纵恶或者宣扬无意义的个人感受。
南方都市报：近年来，成名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作家们，纷纷推出长篇作品，你怎么看待这些作品？
北村：我觉得一个长篇小说为什么能够盛行，与我们时代生活有关，动荡的生活为长篇小说提供视野和内容。但是我想，现在长篇小说的出版热，并不能代表文学的繁荣。作家把握动荡的生活，仅有才华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思想的概括能力，还要有距离。假如一个社会只读长篇小说，不能静下心来读短篇小说，我觉得文学的年代就还没到来。
格非是这个时代我最尊敬的真正的作家之一，他当大学教授，能坚持创作，很难。他始终没卷入经济浪潮里，委身在纯正的文学里面。他的《山河入梦》保持了文学的尊严，继续着他的思想脉络。前不久我读完他的《山河入梦》，数日沉浸在久违的阅读享受之中，我想，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和荣耀，它被格非继承下来。
余华曾经是个很好的作家，我相信现在他的能力也依然很好，但是他写出《兄弟》，这是态度的问题。也许他的下一部作品会很出色，看他愿不愿意去做。我认为对余华下定论，为时过早。我估计在写《兄弟》之前他的整个写作状态都没准备好，结果他只是找到某种语言状态或语感，以为是文学状态。
南方都市报：现在所有的作家都经常讲到传统，但你似乎不是从中国来寻求写作资源的？
北村：我有个疑问，什么是传统？为什么外国文学就不是我的传统？我在读大学时就对中国文学认同有限，也许在艺术层面上曾经欣赏过中国古典文学，但是从精神层面、文化层面上，我一直不喜欢。我没有读到多少崇高性和神圣性的东西。最崇高的身影是屈原，很可怜地投到江里去；“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诗让人感觉人在时间中的无力感和寂灭感；最优秀的作品《红楼梦》，成功地描述了虚无的意义，但虚无不能满足我。《三国演义》是谋略学；《水浒传》把公义解释为友情。中国文化极其复杂，但没有描述终极价值，描述生命的本性，却给我提供了一种规避。这是一个巨大的描述相对主义的消解机制。而我的关键在于我是否找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归宿和幸福感。中国文人不是向前进入庙堂就是向后远遁山林，他们不向上看，只有向上看，才能产生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价值立场：独立的思想。
南方都市报：你近年的作品对社会现实的介入越来越强烈，尤其是《我和上帝有个约》，似乎就在写我们身边的生活。余华的《兄弟》也曾经宣称“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
北村：我恰恰认为他是侧面介入。你要正面强攻时代的现实，就必须正面强攻时代的心灵。朱大可曾经描述说有一天他起床看到对门有个男的趴在床上，第二天也是，第三天这个畏罪自杀的人被运走了。他那时还是个孩子，很恐惧。这才是那个时代的现实。我认为一流作家就是这样观察和把握现实的。《山河入梦》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现实，可能没有《兄弟》里面那么多有趣的现实场景，但很高明地概括了那个时代。有人写一些城市景观如酒吧，就是写现代性吗？只有写时代对人性和心灵的影响，才是真正写出那个时代。
南方都市报：你写了很多中国的现实，但你的思想参照物却来自西方。
北村：我们在不断地寻找，寻找光究竟是什么。有人说光的本质是太阳光，有人说是电灯光，肯定有一个是假的。光照好人也照歹人，照东方也照西方。
北村：我必须节制欲望
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4月08日 19:05 南方都市报
南方都市报：现在不少作家抱怨说，自己受关注太少，还不如三流明星。
北村：这是一个很苦楚的、可怜的面貌。文学偶像想当影视偶像；不仅如此，现在很多老作家也想当文学偶像，这是最可怜最尴尬的。为了市场，开始从选材上、形象包装上，使自己成为像韩寒这些人，其实你可以把作品写得更好。我一直说对韩寒他们要宽容，不是说他们的做法是对的，而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也令人尴尬。作家并非要成为人民的表率，但许多东西我们做得不对，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曾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光荣，已到不惑，却仍然受到欲望引导，我们实在没有多少权利指责年轻人。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看经典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处境？我们的文化消费更多是碎片式的，比如周杰伦歌词里的古典或者异域的诗意。
北村：文学界和娱乐界都有些作品很流行，但已经是超出边界之外的垃圾了。可能垃圾之中也有些好东西，但整个是垃圾。比如削苹果，你不能说苹果皮没用，但我肯定不想吃果皮。曾经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是我们的经典，现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都成了我们的经典。像卡夫卡、里尔克，还有新小说派，也有许多碎片式的、巴洛克式的东西，外部形态和今天的非常像，但事实上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周杰伦的歌我曾经批判过。他的节奏是好的，没有心灵的东西那只能听节奏了。《菊花台》已经是周杰伦最好听的歌了，但跟过去相比，是很烂的歌，为什么在这个时代会觉得很好听呢？因为山中无老虎，不再讲究心灵的感动了。情感都没有打动，更何况心灵呢。八九十年代有一首歌《请跟我来》，旋律极美，《牵手》的曲、词都有深度感。现代到后现代，艺术的瓦解是残酷而严肃的，而现在是消费时代，怎么能相比呢？时代处境不一样了。
南方都市报：那你觉得快餐时代，作家何为？
北村：我不愿意把它描绘成堂·吉诃德的时代，堂·吉诃德是很辛酸的。我觉得作家应该享受这个时代独有的安宁。可能别人都投入商业大潮，作家恰恰有一份独特的安宁。作家可以好好写自己的东西，然后用合法的、正确的手段去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不但是职业操守的问题，还是智慧的问题，我曾经说过，一部作品，卖了太多我不会很高兴，因为可疑。获得本届华语文学盛典的提名，你们问我对这次获奖有什么期待，我说毫无期待；问我对我的创作有何影响，我说毫无影响。如果我的境界不能提升，得奖又能影响什么呢？仅仅期待得奖，可能就会期待作品多卖，但假如多卖了，这部作品可能有毛病，这是我基于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做出的判断，我认为自己的作品绝对不能卖到洛阳纸贵的地步——就像余华的《兄弟》。我必须要节制这方面的欲望，因为它的强度超过我们想象。我希望这话不会对你们造成伤害。
(本报记者黄兆晖实习生杨琳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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