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羔羊基督：林献羔见证
2018-06-14
在我的一生中，无时不印证着下列两节经文： "众海岛啊，当听我言；远方的众民哪，留心而听。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赛49：1）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46：1） 一、自出母腹，他就提名召我 当我还在母腹时，父亲就把我献给了神，并替我起名献羔──献给羔羊基督之意。后来，他又为我取了一个英文名字：撒母耳，而广东话的"林"字，英文的拼音是Lum，我把它稍为一改，变成了Lamb（羔羊之意），合起来便成了我的英文全名──Samuel Lamb. 我祖籍广东省台山县大岭东升里。1924年10月4日，我在澳门白马行出生。1923-1928年，我父亲林保罗（原名林权章）是澳门白马巷浸信会的牧师，外祖父张允文亦是浸信会牧师，加上祖父母、母亲（张眷西）、叔父及三个妹妹爱灵、爱恩、爱真，堂妹爱洁，堂弟耀基等，整个大家庭的成员都是基督徒。为了方便每晚参加聚会，我们的家甚至曾随着家庭聚会点的迁移而搬迁；这样的环境，使我从小就爱上了聚会，而这样的家庭背景，更成为我日后事奉神的根基。 二、撒但寻索我的命，我的神却保守我 童年往事大都已经遗忘，但有两件事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第一件发生在澳门：一位热心爱主的陆镜辉医生找房子时，寻得一栋三层大楼，月租只需50元，但有人告诉他那是鬼屋，人在三楼睡觉，晚上会被搬到楼下去。陆医生认为他是基督徒，不用怕，所以当晚他就在三楼睡觉，结果却没有鬼来搅拢他，于是他全家就搬进去住了。别人知道后都说："耶稣真奇妙！" 第二件是：我五岁（1929年）在广州时，患了严重的白喉症，父亲把我送到两广浸信会医院，经美国眼耳喉鼻专科医生夏查理诊断后，把我安置在殓房隔壁。在最危急时，夏医生建议到柔济医院（市二）借部割喉机，把我的喉咙割开，再插入一根管子藉以呼吸，但即使这样做，也没有把握能好转。我父亲眼看我不能活了，便立刻抱我回家，请了许多信徒来整夜祈祷，想不到，天亮我便痊愈了。夏医生替我检查后，也直说："神迹！神迹！"还有更奇妙的，是陆镜辉医生在我出院时，及时赶来，交给父亲白银60元，说是给他结账用的。而当时父亲正为着出院费用仰望神，所缺的款项亦刚好是白银60元，但事前他并没有透露过任何消息；我们知道，这全是出于神！ 在患白喉症这事上，神给了我两个宝贵的看见：第一，撒但在我年少时就要夺我的命，让我即使不死也坏了咽喉，将来不能讲道；第二，我本来死了，但神把我救活，我的余生就该为主而活，为主受苦，为主而死。 不久，我们搬进惠爱中路（现在的中山五路）大马站35号。这幢楼房有两层，分前、后座，是祖父从美国回来后买的，前座分给父亲，后座分给叔父。它座落在广州中心，旺中带静，实在是神在几十年前便为我们预备的聚会地点。 三、"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我虽然在基督教家庭长大，一直都爱主，但也爱世界。 1936年夏，父亲、叔父和我到香港长洲避暑，在浸信会张云如老牧师的主礼下，我在海边受浸归主。 1937年夏，我小学毕业。当我在长洲避暑时，爆发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父亲连忙带着全家到长洲避难，他自己则转往广西梧州工作，以后再转到南洋巡回布道。我则进入皇家书院读书，后转到香港皇仁书院。 这时，父亲从新加坡来信叫我读神学，我推托说：等读完书再说吧！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亦不断遭到炮轰，我躲在石塘咀亲戚家中，祷告、读经，爱世界的心才开始转变。 一天，石塘咀被炮击中，发生大火，我只好到坚道浸信会去避难。平时，我都是抄着山路的捷径走，但那天却改走皇后大道；当我抱着头横过马路时，看到一响炮刚好击中我平常走的山路。若我当天仍走山路的话，恐怕便遭活埋了。感谢神，是他引导我走皇后大道的。 香港、新加坡相继沦陷，我们与父亲断了联系，生活日渐困苦，最后决定往肇庆外婆家避难。乘船时，海面波涛汹涌，海盗洗劫了前面三艘船，我们的船走在最后，竟逃过劫难，我又再次经历神的保守。 四、"众人中他拣选了我，将我分别出来" 由于外祖父有很多属灵书籍，在肇庆时我闲着无事，便拿着看，想不到越看心里越火热，我于是不能再爱世界了。 不久，梧州林达荣牧师来信，叫我去晒父亲所留下的衣物，我便到了建道圣经学院，见到刘福群院长和赵柳塘副院长。赵牧师劝我读神学，我经过祝祷告，得着圣灵的感动，于是便回肇庆，将我的决定告诉母亲。1942年9月我正式入学，先读预科，一年后才升读本科。后来，母亲和妹妹也同到梧州生活。母亲以典卖旧衣服为生，生活十分艰苦，但神却供给我们一切所需，我的学费和以后几次逃难的费用，都是神感动别人供给我们的。 可惜，一年本科的暑假还没有完，梧州便宣告大疏散，我们辗转到了鹏化。原来鹏化是个贼窝。逃到这里的广东人多半是基督徒，其中有几位建道的同学。我们晚上常聚在一起唱诗、祷告、交通，白天则到墟市布道。有一次，我们到一条村庄布道，被误为是汉奸，拉到乡公所，囚在房内，后来所长见我们着长衣，穿草鞋，便说："拉他们作甚么呢？他们是'讲耶稣'的，快放他们回去吧！"当下我们满心欢喜，算是配为主名受苦。 当年年底，为怕土民抢劫，我们便又挑起行李回梧州，途中差点又被洗劫；抵梧州后才知道我们起航的第二天，梧州船都被炸得厉害，感谢神！不迟不早，我们的脚步，神早已定了！ 回到建道，闻说李启荣牧师在广州办孤儿院和学校，又主领万善礼拜堂，我便请刘院长写信介绍我去作助理传道。当时广州十分危险，常被美机轰炸，但我去是为了传福音，并非玩乐，所以不怕。1945年2、3月间，我便回到大马站，与祖父、二婶、堂弟妹相聚。 当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我成为光复北第六甫水脚万善堂支堂的助理传道。1946年初，转到丰宁路（人民路）锡安堂传道，开设青年聚会，组织诗班。1949年再转到兴华浸信会做传道。 1947年，我父亲从新加坡回到广州，见我读神学又做传道，心里欢喜到不得了。不久，刘福群院长来广州，表示愿送我去纽约宣道会神学院读书，毕业后回建道授课。但我不想去，因为我感到时候已经无多，主快再来，应争取机会多作主工。后来，叔父替我订了"慕迪函授"课程，让我进修。 我的学业可说一波数折，生平只得过一张小学文凭，而香港皇仁书院、广西梧州建道圣经学院的修读，都因沦陷而没有毕业，最后的美国慕迪函授课程，也因1949年解放广州，而无法完成。 五、回大马站，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1950年4月23日，我在广州家里开始聚会，后搬到解放北。10月间，由于解放北的聚会地点受到一些因素影响，而大马站楼下的住户刚好要搬迁，我们便决定搬回大马站聚会。我们不主张用公会名称，我们也不是"基督徒聚会处（所）"，于是便采用"大马站福音会堂"为名，直到现在。 楼下住户搬走原来是因为闹鬼，不过，我们一到那里聚会，鬼便不敢来了。但地方仍不够用，叔父对我说："你祷告吧，求神叫后座（祖父分给叔父的地方）住客搬走，我便把地方奉献出来。"结果，后座住户也全部搬走，我们便把楼下和二楼前、后座打通，除二楼后座作住房外，其余都作聚会用（有时住房也需用上）。 1950年底，我最后一次到香港讲道。回广州不久就收到长洲神召会神学院请我作教员的信件，但我已经清楚神呼召我是要在广州传福音，于是便用神给我的一节经文回覆他们："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中之乐。"（来11：25）以后他们又一次来信邀我。我明知留在广州，早晚是要坐牢的，但我还是留在广州传道，因为这是神对我的呼召！ 1951年7月4日，在我经过慎重的祷告，并得到十个证据的印证后，我与李穗玲姊妹（原名李圣贤）在广大堂举行婚礼。次年生了一个男孩，只活了33个小时。1953年3月6日大女儿哈拿出生，1954年12月26日小儿出生，取名以诺。 六、为守真道，成为广州危险人物 1953年初，因送堂弟林耀基回校，顺道往访王明道先生。我很喜欢读他的著作，更佩服他抗战时期持守真道，宁死不屈的精神，所以早就写信自我介绍，并透过书信不断与他交通。 我们见面后，他对我说："我是北京的危险人物，你是广州的危险人物。你来这里，真是危上加危！"我们经过两个星期的欢聚并拍了合照（这合照后来成为我是王明道爪牙的证据），他买月台票送我进火车站，并对我说："近年来，我很少送人到车站，因为很多人都变节了！"火车走远了，我还看见他的白色手帕在挥个不停…… 七、肃反运动时，第一次被捕入狱 局势瞬息万变，1955年上半年展开的"反胡风运动"演变成"肃反运动"。8月8日，传来王明道被捕的消息，大家都各自心里有数，早已把一些衣服、毛巾、牙刷等日用品包成小包，随时准备就义。 9月14日晚，聚会完毕，约10时左右，突然来了10多人，喝令我们坐下，不许说话，又把我和王国显、张耀生带到不同的房间问话。最后，除了傅荣光和黄焕珏外，同工都把预备好的衣物取出，被扣上手镣逮捕了。 1957年1月28日，我们获得释放。询问之下，却没有被定罪，于是我们再回大马站作工，过着自由的传道生活。 八、受苦不用怕，务要至死忠心 我虽然经历了一些苦难，但距离神对我的要求尚远，我一直求神保守我，叫我不致后退。王明道于1982年到广州时对我说："今日许多人不是被魔鬼打倒，而是被吓倒。"确是不错的。我告诫弟兄姊妹不要因苦难而灰心，不要在受苦后失败，也不要因物质享受而爱世界；盼望外国信徒也不要因物质丰富而落到不冷也不热的境地，而是要随时准备受苦。然而,"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要赐你那生命的冠冕。"（启2：10）--那自始至终都帮助我的神，也必帮助保守你们，直到你们安然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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