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柏格理和石门坎更为真实、纯粹的奉献故事

2018-06-14

2012年春节，在以诺文化彭强兄的办公室里，他让我看一本英文书，书名是The Wayfarers-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Great Dragon River 。　　我看了几分钟，告诉彭强，书中的“the Great Dragon River ”，是中缅边境一带的独龙江。我把书拿回贵阳，认真查看，发现我错了。书封面上提到的这条江是指发源于腾冲高黎贡山深处，流经云南腾冲、梁河、陇川、瑞丽，从瑞丽流入缅甸境内的龙川江（陇川江）。　　这条江在中国有一个更有名的名字——瑞丽江。　　1924年，人口只有几百万人的北欧瑞典，20多岁的妙龄女子哈拿，受到上帝的呼召，来到中国云南边陲小城腾冲，传播福音。哈拿一行6人，其中4位是年轻未婚女子。在到中国不到3年的时间里，4人中有两位香消玉殒，而且都是死于难产。　　本书作者的父亲卡尔，父母是农场主。他的几个哥哥都已离开家，父母希望他继承农场，陪伴他们安度晚年。卡尔33岁那年，他在森林中砍伐树木时，上帝的话临到他，要他舍下这一切去中国传福音。　　卡尔默默地放下砍刀，到学校进修医学。1928年，卡尔抵达腾冲，和先他4年来到这里的哈拿结婚。当家乡亲友知道他们预备结婚的消息后，很担心哈拿一旦怀孕，会要了她的命。　　婚后，夫妻俩还嫌腾冲不够偏僻，生活不够艰难，跋山涉水来到罕有人迹的高山村落——陇川幕水。他们在那里建教堂、办学校、开设医院，长年累月地和当地老百姓生活在一起。　　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一家沦为日本人的俘虏，丈夫卡尔惨死在日本人的战俘营里。　　本书作者路得，是卡尔夫妇的女儿。1936年初，刚出生几个月的路得就被父母抱在怀里，飘洋过海来到腾冲。二战中，她差点死在日本人的枪下。　　一天，路得捡到一张美军传单，告诉当地人离开丛林，美军要轰炸。路得到山下寻求当地部族的帮助。这一年小路得只有9岁。　　当她返回山上接妈妈下山时，遇到一个日本兵。日本兵向她怒吼：“你是美国人吗？”　　“不，我不是。”　　话音未落，日本兵举起了枪口。　　日本士兵连着朝路得开了3枪，子弹都没有出膛。　　路得相信，一定是上帝在这样的时刻亲自保护她免遭日本人的杀害。　　在中缅边境深山老林中像野人一样生活的这对母女，在绝境中很偶然地被美国大兵救出，经印度回到家乡瑞典。身心都受到巨大伤害的路得在家乡经历了中西文化的冲突，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和传道人。这时她才发现，她所遭受的一切能够让她帮助到那些和她一样遭遇患难的人。她所经历的一切其实都有上帝的美意。　　1995年，路得回到云南幕水，回到50年来魂牵梦绕的童年时代生活的乐园。她惊喜地发现，50年过去了，这个小村庄里的每个人都成为了基督徒。父亲献上的生命和鲜血的代价，已经绽放出灿烂的花朵。　　我相信正是上帝对患难中的哈拿和路得的保护，才让我们看到这样真实而美好的见证。路得姊妹以一个伟大作家的坦诚和女性特有的细腻，把宣教士真实的生活和工作，原原本本、丝毫不掩饰地活现在读者的面前：教会内部的倾轧、同工之间的矛盾、教义分歧带来的痛苦，宣教生活的艰难……　　写作《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时，我很感动。柏格理和石门坎的故事不仅感动了我，也感动了中国许许多多的人。对于基督徒来说，柏格理是圣徒；对于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柏格理是真正爱中国，践行中国传统中“爱人如己”精神的典范；对于教师，柏格理是扎根中国西部乡村几十年，并为学生牺牲生命的好老师；也许在有些知识分子眼里，柏格理还是一个伟大的、无私的国际主义战士……　　但这本书里面的主人公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他们的苦难没有给他们带来柏格理所得到的成功和荣誉。要不是路得写了这本书，我想，在中国，人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还有这么一家人，为上帝、为中国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爱和牺牲！　　说实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喜欢这本书里的故事。这个故事才真正代表外国宣教士在中国普遍的经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就像一粒粒麦子，一粒粒完全不被人记住的麦子，落在中国的地里死了。而正是由于他们无怨无悔的牺牲，我们今天才能看到他们结出的灿烂的果子。　　本书前面的11章由黎晓蓉姊妹翻译，她是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教师；后面的部分主要由刘芳菲姊妹翻译，她从美国阿拉巴马州特洛伊大学毕业后，回来建设家乡贵州。我翻译了第二十、二十一章及附录《基督新教在缅甸北部和少数民族部落中宣教大事记》。两位姊妹翻译完后，我又对整本书做了仔细的校订。　　翻译这本书本不在我的计划之内。一个个寂静的夜晚，床前孤灯，常常累得手足酸痛，连欢乐的力气都没有。那段时间里，我一度患腰肌劳损，痛得坐立、躺在床上都不安，只能趴在客厅里长沙发的椅背上，这样感觉疼痛好受些。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经常趴在那里，手里拿着我买来的好几种云南西部地图，眼睛顺着怒江大峡谷和龙川江，在腾冲、龙陵、陇川、瑞丽一带寻找和书中英文名相似的一个个小地名。　　由于书中提到的外国宣教士名字是英文，中国地名也是英文式拼音，我又找到多种资料，如《云南基督教史》、《滇西基督教史》、《圣歌弥漫的山谷》等，一个一个考证书中出现的人物和具体地名，并附上注释。　　当我翻阅十几种资料，最终确定路得一家居住的小山村就是陇川幕水，而且今天这个小村庄还叫幕水这个名字时，我的心中满有自豪和喜悦。虽然我的考证可能很不全面，甚至会出现一些错误，但我相信这会对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大有益处。　　偶尔会遇到朋友问我：“阿信，你的英语很好吧，要不怎么能翻译书？”我总是这样回答：“我的英文不好，有很多单词不认识。但是现在是信息时代，辅助工具很方便，我可以使用金山词霸或英文词典查到绝大多数我不认识的单词。对于个别我确实无法准确理解的单词和句子，我会请教有专业英语水平的人。何况还有两位英文很好的姊妹和我配合。”　　中国教育的一大特点就是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难。语文教育如果不让学生认为当作家很难，英语教育如果不让学生觉得翻译很难，怎么能算成功呢？　　今年7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了杨宓贵灵所著《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我相信，随着《客旅——瑞典宣教士在中国西部的生死传奇》的出版，以及《山雨——富能仁传》即将在大象出版社的出版，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上半叶基督新教在云南西部怒江大峡谷一带宣教的激荡人心、感人而真实的故事，就基本汇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　　最后，当这本书翻译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我的女儿佳音带着上帝对她的祝福欢欢喜喜地来到这个世界。现在，小佳音已在蹒跚学步，而这本可爱的书就要出版。作为译者，我愿把这本书献给我最亲爱的女儿，愿她在上帝祝福下健康、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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