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源濂牧师：事奉神五十一年

2018-06-14

我曾想作所罗门　　我是大学二年级时信主的。这间大学虽是国立学府，却有一个相当活跃的基督徒团契，因此，我信主之后，就能受到很好的带领和影响。属灵长辈的教导和圣经真理的启迪逐渐使我觉悟到：除非我的生活和信仰结合起来，否则我的信仰就毫无价值，充其量不过是“精神鸦片”而已。另一方面，若是我的生活没有信仰作引导，我就不可能找到人生的目标和意义。所以，在历次聚会中，每当传道人呼召：“凡愿意奉献自己一生给神的人，请你站起来”的时候，我都属于那少数“站起来”人中的一位。　　可是，站起来是容易的，困难的却是如何往前走。越近大学毕业，这个问题就越迫切需要解决。我从圣经的教训得知，神的旨意就是我的方向。经过两年多不断地祷告和寻求，渐渐觉得神的旨意是要我做传道人。这原本是我最惧怕、也是当初认为最不可能的一件事，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颇有一些能言之成理的理由的，例如：　　一、自我小学毕业，就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家破人亡，到处流浪，尝尽了人生贫穷艰难的痛苦。原希望在大学毕业后能苦尽甘来，享受一下安定、无忧虑的余生，但若做传道人，岂不终生要与贫穷、漂泊无定的生活结下不解之缘？这叫我的心怎能轻易就范！　　二、我的个性内向、怯懦、木讷，看来决不是做传道人的材料。我的胆子非常小，幼年时到了入学的年龄，都还一直赖在家里，要爸爸做我的老师而不敢去学校求学。起初爸爸尚肯迁就我，但后来实在无时间承担这份职份，便千说万劝的要我去上学，我拗不过他，才答应了，但却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与哥哥同一班，每日与他同进同出，以便在学校中可以壮胆。爸爸见我让步，就前去与校长商量，最后决定，暂时许我与哥哥同班，待我习惯学校生活，不再惧怕时，再从一年级开始读起。就这样连哄带逼的，我才入了学。读了半年后，校长看我的成绩还可以，所以也没有要我从一年级读起。就这样糊里糊涂的我从三年级起，一直与哥哥同班，直到中学毕业，我们才分道扬镳。　　因为自知天性难移，又加上从小依赖哥哥已成习惯，所以对我来说，去扮演一个需要不断主动去接触人、甚至还要甘冒别人讥笑、凌辱的传道人角色，其难度真是难于上青天。可是圣经却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经过反复地考虑挣扎，在一天的禁食祷告后，神藉着诗篇84篇的话大大地感动我的心，使我终于顺服他的引导，在大学毕业前二、三个月，暗暗地向神学院报名，只待毕业考一结束，就立刻去接受神学训练。　　我向神学院报名后不久，有一天与团契契友钱弟兄闲谈，当他知道我毕业后将献身传道，立刻表现得十分敬佩。他说，“焦弟兄，你实在是拣选了最好的路。”“钱弟兄，你毕业后作何打算呢？”我反问他。“我将来年老时，也会像你一样献身传道，为主做工，但现在不会如此。”他很坚定地回答。 “为什么要等到年老时才传道，而现在不能呢？”我好奇地追问他。没想到这一问，竟将他一套“聪明无比”的奉献理论引发出来了。　　他说：“我为什么现在不传道？你想，我从小辛苦的读了十几年书，眼看大功即将告成，此时，我若跑去传道，岂不是改变初衷？你不要以为我是贪爱世界，老实说，我知道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工作比传道更尊贵。不过，我的计划与你不同，我想效法古时的所罗门，在年轻的时候，尽情的尝尝这个花花世界到底是什么滋味，待我历尽了一切荣华富贵，经验过这一切果然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时，再传道，因为那时不再是空泛的理论，乃是经验之谈，自然所传的道就会有份量了。再者，我总觉得青年人传道不易被人重视，但若能像所罗门老年时那样，既有大权势，又德高望重，自然会一言九鼎，工作定能收事半功倍之效。”　　他这一番话，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又像是令我“茅塞顿开”，我忽然觉得自己太幼稚，太肤浅了。为什么对献身的大事，不深思虑后再作决定？另外，我又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听到钱弟兄所说的这番美妙的道理。然而，我已在神学院报了名，对神也许了愿，在心灵深处知道已不应更改了。因此，我失去了因奉献而有的平安和喜乐，这也就是我进入了神学院以后，为什么在最初几个月里，一直不能静下心来学习的一个原因。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最初跟随主的决心是多么的软弱，又是何等的肤浅和自不量力。因为我并不曾用镜子照照自己，究竟能有多少地方可以媲美所罗门。像我这样愚拙的人竟会大言不惭的要做所罗门，这岂非痴人说梦。再者，我入神学院后不到一年，政权改变。在共产党统治下，很快在各地展开了对地主、资产阶级份子、旧社会的官员和知识份子的斗争、清算或改造。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谁还羡慕敢作“所罗门”呢？　　记得是在我入神学院一年多后，有一天，我在马路上遇见了钱弟兄。只见他穿干部服，精神萎靡，青年人意气风发的神采在他身上已消失了，更看不见有丝毫所罗门的风采。人的道路，实在是由不得自己。想到这里，就不能不为自己庆幸，因为有耶和华做我一生的前导。　　突破感情的困扰　　那时，唯物主义的理论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人能创造天国已被认为是近在眼前的事实。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洪流中，知识份子受到最大的冲击；而在知识份子当中，基督徒青年的信仰也受到了无情的考验和强有力的挑战，许多基督徒纷纷放弃了信仰。　　当时，有一位与我感情相当不错的姐妹也跟据局势的发展，认定传道人的道路，不仅是苦路，且是绝路。因此本着爱心，她劝阻我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进。　　其实，这个时代的大转变，何尝不在我的心灵中掀起了汹涌的巨浪？我又何尝不喜欢融合在这新的潮流中？但我是信神的，我信他不但是我的主宰，也是万有的主宰。若人们不承认他的存在，并以消灭宗教为建设国家的手段和目标之一，对这样的一个潮流，我怎能没有戒惧！且对它的后果，又怎能盲目的乐观！　　时代潮流与信仰的冲突，感情与理想的矛盾，给我带来极大的痛苦。我的身体虽在神学院中，我的心却时常遨游在神学院以外的天地之中，我简直无法静下心来学习。　　有一天晚上，我痛苦不安至极，觉得不能再如此拖延下去，因此独自一人进入祷告室，向主倾吐心中的苦情。我也暗暗地希望，主能准许我离开神学院，让我像一些青年基督徒一样，投身在建设新中国的队伍之中。可是，正当我如此哭泣如诉地祷告时，突然有一句圣经的话，如同闪电一般照亮我的心：“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一书2：17）　　那时我对圣经还不熟识，虽然曾读过一两遍，但这节圣经究竟记载于何处却是毫无印象。然而它竟是那么清楚地出现了，不但带来光和力，也带来了安慰和抚摸。就在这一瞬间，我心中的悲哀、黑暗、挣扎全都一扫而光，所有的乃是光明和安宁！何等快、又是何等大的改变！　　因为在心灵中已看见了那“要过去”的和那“永远长存”的分别，且神已经将我引导到永远长存的路上，我怎会再去留恋那“要过去的”呢？因此，在这个祷告后，我的心情开始稳定下来，在神学院的学习生活就逐渐正常化了。　　神所配合的　　远在我神学尚未毕业时，有一次为了帮助一个孤儿，曾前往上海的一间孤儿院访问。代表孤儿院出来接待我的，竟然是我所认识的另外一所大学基督徒团契的孙姐妹。　　原来她在课馀之暇，来到此地作义务教师。从前在大学的各种学生联合聚会中，我曾多次见过她，但是因为不属同一学校，所以没有什么交往，也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但是这一次意外的会见，却留下了一种难以解释的滋味在心间。　　没有想到大约一年多之后，她完成了大学学业，也献身传道，并且是来到我所在的神学院受造就。这时，我已毕业，且被神学院留下作助教。由于我与她过去曾在大学生基督徒的各种聚会中见过面，在背景和志向上有不少相似之处，所以在我的心灵中，总觉得与她的关系比其他的同学更加亲切。　　更奇妙的是，她来学院不久，我们的院长和几位年龄较大的同学，竟不约而同地先后对我说：“我觉得孙姐妹与你是十分相配的一对。”他们的话当然在我的感情上激起了浪花，然而，我们虽是一同生活在神学院里，能够单独见面的机会却很少，彼此促膝倾谈就更是不可能的事。因此，我只是暗中观察她的一言一行，对她的爱慕之情与日俱增。　　我几乎日日为此祷告，终于，机会来了。在一次参加大学生的聚会之后，归途中恰巧只有我们两人同行，于是我鼓起勇气向她表白我的爱意。她的反应虽是默然不语，却也没有意外和惊讶的表情，因此，我知道她已接受我的爱了。那一段归途虽短，但是从那一刻起，我俩已默默地以心相许，开始了人生中另一段最重要、最漫长也是最幸福的路程。之后不久，我们征得院长和家长的同意，便于 1952年春天订婚。到了当年的9月24日，在众弟兄姐妹的祝福中，我们双双携手走向婚礼的坛前。为我们主持婚礼的是众信徒所敬重的杨绍唐牧师，参加的人约有二百多，并有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女高音杨姐妹独唱“我宁愿有耶稣”在整个婚礼中，满了欢乐，敬拜和诗歌。　　我们婚后不久，就进入了风暴不断的旅途中，曾被死亡的痛苦所缠绕，也遭到不信之人无情的斗争和逼迫，又多次因自己的无知和失败而灰心丧胆。每次我们都一同流泪，一同祈祷，彼此抚慰，彼此激励。以致我们这两个软弱无能的人，携手将近30年，仍然能走在这条事奉主的道路上。回头一看，若不是主的保守和他的恩赐，岂不是早就要从这条荣耀的路上退后，甚至失踪了！所以，唯有在基督里的婚姻，才能找到我们最忠实最和适的终身伴侣。　　婚后，当妻将她献身传道的经过仔细地说给我听时，我越发感谢神。因为我更加领悟，她的确是神赐给我的贤妻，得到她(除了神自己之外)是我在地上最大的幸福。　　那时她曾如此叙述她的献身经过：在我大学毕业前一日，贾玉铭牧师到我家作客（贾老牧师我父亲的挚友），在与父亲言谈之间，贾牧师突然问我父亲：“凌莉就要大学毕业了，毕业以后她作什么？”我父亲回答说：“她已将自己奉献给主了，一切听主的安排和引导。” 我当时静听他们的谈话，一言不发。但是老牧师一听说我已奉献，顿时笑容绽开，并且兴致勃勃地说：“好哇！从今以后她不要再叫凌莉，应当改为‘灵立’——圣灵而立的女子。”接着，他转过身来对我说：“灵立毕业后要为主作工，先来我们灵修神学院读神学，受造就。”　　是夜，老牧师留在我们家中。晚上睡觉时，他每一次醒过来时，总是念念有词地说：“哈利路亚，将灵立献上了……感谢主，将灵立献上了。” 他这样时睡觉，时祷告，与他同睡一房的三哥不但感到新奇，更惊讶的是，发现自己的妹妹已献身传道，为何自己还被蒙在鼓里？　　所以到了第二天，家中的人都来问我，你是何时决定献身传道的？搞得我也丈二金刚，摸不着头。　　我想我不过是决定奉献自己，听从主的安排；爸爸明明也是如此告诉老牧师的，为何他竟体会为“献身作传道”。因此对老牧师这种自说自话的作风有些不满，然而，老牧师那种敬虔的祷告生活和爱主的热忱，还是不能不令我由衷的敬佩。　　而在经过了这样一段日子的祷告和挣扎之后，我终于明白，神的确是要我献身传道。　　按人看来，既已按老牧师所盼望的，决心献身传道了，那么到他所办的灵修神学院受神学教育，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未料到那一年，报名入灵修神学院的人特别多，单从华北就来了好几位姐妹，（如宋尚节的女儿宋天婴，伦敦已故王又得牧师的女儿王颂灵等等），灵修学院的女生宿舍已告额满，而我又报名太晚，所以一时收纳不下，老牧师要我等半年之后再入学，但我觉得既已下决心，就当积极前行，不然将半年时光浪费实在可惜。因此，经过相当恳切地祷告和考虑，终于决定改来我们这里受造就了。因此……　　她说到这里，我俩都会意地欢笑起来，因为知道，这是主特意的安排，为的是要连结我俩，在人生的旅途中作终生的伴侣，在主的事工上作最得力的同工。　　我们相识的日子可算不短，但是并没有什么浪漫的恋爱过程。在婚礼上，也没有什么热闹的场面和热情的宴乐。结婚之后，甚至连一天的蜜月旅行也没有。但是自那一天起，我们确是永结同心，因此在后来的岁月中能彼此扶持地面对人生道路的一切艰难困苦。在我们共同生活的岁月里，痛苦使我们爱的更深。因此痛苦过去之后，所留下的，也常是令人陶醉的甘甜。　　火的试炼　　1955年，正当我们一家人仍然被疾病纠缠的无法脱身时，一场无情的风暴又向我们迎面击来。　　大约是在1955年的春夏之交，全国展开了“肃清反革命运动”。各阶层中被共产党认为不可靠的人，或是与以前的政府有过关系的人，都纷纷被捕入狱。就在这个运动的名义下，政府在教会内也拘捕了北京的王明道先生，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一群负责同工，另外还有全国各地一大批爱主的教会领袖，被神重用、被圣徒爱戴的传道人，似乎被一网打尽了。一时之间，全国被恐怖所笼罩，人心震动，惊栗万状。　　共产党这样大规模的逼迫教会，是我从未料到的。尤其使我惊惧的是，在上海聚会被捕的同工中，竟有一位是我熟习的X弟兄。他与我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同是大学毕业后奉献的，在同一间神学院受造就，又是同班同学；在工作上，我们都对青少年学生有负担；更妙的是，我们两人都是肺病患者。与他不同的只是，不在同一个地方工作而已。因为有以上种种的相同点，所以在神学院同窗的时候，以及刚从神学院毕业后的那一段时间中，他与我常有交通与往来。但是后来几年，因为各人都忙于应付自己的工作和家庭，再加上我患了肺病，彼此的来往也就中断了。如今，他竟因反革命的罪名而被逮，这是我所始料未及的。但是，对于自己的命运，我仍然存着侥幸的心理，以为自己决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因为一方面，我患肺病已有好几年，在教会工作上，根本没有什么活动；另一方面，从解放以来，我就尽力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再者，从我过去的背景之中，他们也不难发现，我一贯是“循规蹈矩”的人；至于我的思想，原来也是倾向于“进步”的。我想，中共总不会怕这么一个又病、又无才能、又顺从(或可说是倾向他们)的小人物吧。然而，在那社会中所发生的许多事，却不是可以凭常理解释得通的。不久之后，我所认为的那些“合情合理”的安全保障，都被无情地打得粉碎，逼迫的大锤也向我迎头击打下来。　　一天下午，我正在神学院门前散步，忽然看见有两部警车向院方开来。在门口停下后，从车中跳下好几个穿便装的警察，为首的人一知道我是院方的老师，立刻厉声说：“我们奉命前来逮捕一位匿居在你们这里的反革命份子张XX 。”他们一边说一边就进入院内，似乎对我们神学院的地理非常熟悉。不一会就从厨房中抓到张XX，并且将他两手铐锁，由三个人押着上了车，刹时之间绝尘而去。留下的两个干部也立刻进入办公室，将我们三个负责人召到前面，大大的训斥一番：　　“反革命的张XX，在国民党时代曾任安徽某地警察局长，他曾杀害九条人命，我们寻求他的下落已有数年之久，原来竟藏在你们这里！你们打着宗教团体的招牌，但事实上，却是反革命份子的制造所和防空洞。政府决不允许你们这样无法无天下去，从今天起，你们必须停课，全院的老师和学生也一律要展开政治学习，我们要派五位同志住在你们中间帮助你们。至于你们的前途如何，就看这个期间你们自己对党的政策反应如何来决定了。”　　果然，五个干部立刻来到。这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剧变，使全院的师生顿时乱成一团，人人成了将宰的羔羊，任凭他们宰割。　　学习一开始，干部们立刻将师生隔离，这样不仅可以达到孤立老师的目的，又可以离间师生间的感情。干部们时时与学生开会，他们不是以花言巧语迷惑青年人，使之相信政府关心爱护他们；便是千方百计地恐吓他们，使他们觉得再继续跟着老师走，必会被新社会弃绝，走向死亡的结局。所以没有几天，学生的态度便大大改变了：比较持重的学生不敢亲近老师，思想比较简单的学生，则开始敌视老师。逐渐地，斗争老师的气氛越来越明显了。　　此时，我的病仍未痊愈，所以经常卧在床上，很少外出。但是有一天，一位干部进入我的房中，吩咐我起来，要我与大家一同去听上海宗教事务局局长的报告。我推辞说，我患肺病已许久，医生要我静卧休养，所以我不能去。“你不能去也得去，我非得要你去！”他竟无理的发起怒来。我无可奈何地从床上起来，随着全院的师生一齐去了，心中暗想，我一定无法躲避这次灾难了。　　原来这次报告，是针对着最近逮捕了教会的领袖而发动的，由上海宗教事务局局长亲自出马，向基督教界说明真相。会场就是借用上海众教会中容量最大的“南阳路基督徒聚会处”，这个会所足足可容纳三千多人。我们到那一看，到处挤满了人，各教会的教牧人员，长老执事以及一些信徒领袖都被召了来。大家的面凝重，即使是熟悉的人见面也只是默然相对而已。　　大会开始，局长开始讲话了。他那天讲话的内容如今仍能依稀记得一些，大意如下：　　“政府最近在基督教界逮捕了一些人，也许有人因此以为，共产党开始迫害基督徒了。我们的宪法明文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宪法是不能改的，因此，有信仰自由就是有信仰自由，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仍是如此。但是，政府却决不允许任何人，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到底最近在基督教里逮捕的这些人，是宗教份子呢，或是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反革命份子呢？今天请你们来听听他们自己的口供录音，然后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第一位我们要播放的，是反革命份子XXX的口供，他的坦白比较澈底，政府将会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从轻发落他。”　　原来局长所说的这位XXX，就是我以上所说的那一位神学院同学。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怎么会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份子！因此我当然要更加全神贯注的听他的口供了。果然，录音机传出他的声音：　　“我叫XXX，我是一位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份子，并且我还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其中的成员包括有焦源濂，XXX……等人。”　　他不仅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份子，还诬供我是他反革命集团中的第一员大将。这真是晴天霹雳，顿时打得我天旋地转，以致以后他供认些什么我都听不见了。这时，只见四周围坐的同工和同学，个个变了脸色，而那些参杂在我们中间的干部，也都向我转过脸来，目中射出凶光，脸上显出可怕的冷笑。　　约有三个小时的大会终于在恐怖和惊惶中过去。散会时，所有的同学都纷纷躲避我，好像我已成了一个全身长满了大麻疯的病人。我深深地被感到被人群遗弃的滋味，是何等地孤单和悲哀！只有藉着祷告，拖着软弱的腿，独自一人慢慢地回到家中。　　回到家后，立刻向妻述说这个凶信。我们深信大难必会临头，因此不但一起祷告，求主给我们力量去迎接它，也互相劝勉，在任何压力之下，决不为了保全自己而胡言乱语地陷害别人。　　院内的气氛比从前更加紧张了。另外一位比我年长的同工，已被干部从家中拉了出来，将他禁闭在女生宿舍的一间小房间，要他隔离反省，坦白交待出自己的罪行。不久就传出，他也写了坦白书，甚至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者”毕教士（从前的神学院院长，一位美国女宣教师）所派遣的特务份子。更糟糕的是，他也将我的名字列在所谓特务份子之内。接二连三，我被控告了这么严重的罪名，中共的干部怎么会轻易的将我放过。所以一两天后，他们终于也将我从床上拉起来，把我关在小小的图书馆内，命令我检讨自己。　　年青的学生们看见情势急转直下，两个老师都被关了起来，又加上干部们竭力地恐吓和煽动，以致大多数的学生都“革命情绪高涨”起来，纷纷揭发院方的黑暗，又控诉老师的反动罪行和言论。主内的亲密关系，师生的情形似乎在顷刻间被破坏无遗。（事实上，大多数青年学生是受吓被骗，才会一时软弱至此。然而主里生命相连的关系是无人能破坏的，因此，这些青年学生后来大多仍是回转过来；其中有些最近且恢复通信，并且得知他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仍热心传道。）　　我被隔离在斗室之中，经常由两位女学生在门外把守：一面禁止任何人与我接近，一面随时将我的一举一动报告给干部。干部命令我写坦白书，必须将自己从八岁起的生活、言行、亲戚和朋友都详细地交付清楚，并且还要加以分析和批判。有时干部会突然把我带去他们的办公室，严厉的审问，或是拍桌指鼻的大骂。我所写的“坦白书”一次又一次地被退了回来，因为他们认为我交代不够澈底，批判也不深刻。我的内心除了恐惧和感到冤曲之外，逐渐也萌发出愤怒和报复的情绪。我实在想不通，究竟我犯了什么罪？我不仅从来不会反对过他们，实际上从我学生时代起，甚至到了后来成为传道人后，也一贯地同情和拥护他们的理想，又尽量在我信仰之内，用实际的行动来顺从他们的领导。但是，为什么他们如今对我如此残忍、如此无理？　　自我患肺病以来，胃口一直不佳，晚间时时失眠。被关入斗室后，不食不眠的情况更加严重。每当夜深人静，众人都进入梦乡时，更是转侧床上，百感交集，思潮汹涌。这时那恶者撒旦便趁虚而入，催使我挺而走险，趁深夜众人安睡无备，悄悄地起来将厨房中的大菜刀拿出来，将这些干部斩死，然后自戕，大家同归于尽。好几夜，这个思想一直出现，但是当我一想到神，就立刻发现这是何等重大的罪，我的信心和爱心是何等肤浅，不禁满心羞愧。一面立刻驱除这个恶念，一面求主赦免，并给我力量承担一切的苦难。这件事，至今我回想起来，仍不免捏一把冷汗。　　在我所写的那些坦白书中，我始终坚持自己虽有反对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思想，这是因为我的信仰所带给我自然有的意识反应，但是我却决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反革命份子，更没有什么反革命集团的存在。这些干部也曾恐吓我妻，盼望能从她口中，得到一些我的罪状，或驱使她来苦劝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和其他根本没有的罪状。但是我妻洞悉他们的诡计，勇敢地向他们宣告，他没有任何政治问题，这是我深知道的。我们曾互勉，要诚实的对待这个运动，若是我们真有问题，就当澈底交代并悔改；若是没有问题，决不望风捕影地乱说。因此，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斗争和学习，他们终于宣告我无罪，将我放了出来。但是神学院却被宣告为“反动团体”，立时封闭了。　　解开心灵的死结　　1958年，年轻的传道人都被下放到工厂劳动。我成了羊毛衫厂的工人。在工厂中劳动，身心虽然疲惫交加，这却不是最苦痛的事，最苦痛的莫过于当时心中有一个死结，总是无法解开。我常是一面工作，一面思想，为什么自从奉献作传道以来，我的路是如此不顺？遭遇也总是如此不幸？我本不愿作传道人，但主却偏要感动我走这一条路。当我真的献身以后，却又经历到他是一条绝路，不但不能传道，反而成了被强迫劳动的问题人物。我想，这一切的遭遇应当是神早已知道的，那么为什么他当年还要感动我献身传道？这真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另外，我也常常顾影自怜，因为当时我的那副尊容，连我自己看了也都会感到啼笑皆非。身上穿了工作服，头带罩帽，两手有袖套，腰间系围裙。这样的打扮，又似男又似女，十分尴尬。每次路经工厂外面的大马路，前往饭厅吃饭时，常常更是疑神疑鬼，因怕在路上遇见大学时代那些不信主的同学。我想，这副模样被他们看到，岂不成了谈笑的话柄？有时想到自己的前途，我就料定很难有希望从这当中脱身，本以为余生注定要消蚀在这无聊的苦工当中了。一想到这里，甚至觉得自己的献身传道就是一个错误，但大错已成，只好认了。　　这段期间，我虽没有放弃信仰，但却已完全忘记了信仰的真实意义与价值。不仅生活成了无可奈何的生存，内心也没有平安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之下，怎能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有一天，当我又在工作中自叹自怜时，心里忽然有一个微小的声音问我： “你为何如此日日寡欢，消极悲观？”“生活没有意义和价值，还有什么力量令我欢乐。”“为什么你的生活没有意义和价值？”这声音又问。“我本是献身传道，但结果却成了被改造的罪人。现实与理想背道而驰，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是你真的犯了错误吗？”我答：“不是。正因为我要传道，才会落到现今这个悲惨的地步。” “那么，主知道你的心。”我说：“知道又有什么用？生命是短暂的啊，怎能容许如此无情的浪费？”“究竟怎样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呢？”这声音又问。“当然是荣神益人的生活罗。”——这句话太熟了，以致它能不假思索地就从心里溜了出来。“那么，你在这里工作，能不能荣神益人，孩子？”这一问，竟把我问倒了；一时，我不知如何回答。“荣神益人”这一句话实在太熟了，我不知讲了多少遍，都已经要变成口号、口头禅了，却很少真正认真地把它与生活连系起来。现在神的灵提醒我，叫我仔细地思想究竟自己在什么情景之下，才能够荣神益人。我立时心中明白，我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境遇中都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但是我的心仍不肯受安慰。这时主的声音又问我：　　“当年你好几次奉献祷告的时候，不是都留着泪地向我说：‘主啊，纵使遭遇贫穷、痛苦，无论海枯石烂，我都愿爱你，为你而活’吗？如今这些山盟海誓都到哪里去了？”　　我不禁热泪盈眶，才发现自己的信心和爱心是多么的肤浅。虽然我口口声声地说，已经放下世上的名利富贵，但实际上，它们在我的心中却仍然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因为人生观并没有真正的改变，所以心情还是那么容易地随着世界的变动而影响——虽然身体的劳苦是不可避免的，但那种心灵自卑、自怜的痛苦却是自找的、冤枉受的。想到这里，顿时醒悟过来，立刻就在那台机器面前，一面工作，一面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愿意重新献上我的心给你，真实地为你而活，求你助我荣耀你。”随着这个简短的祷告，我的心间彷佛雨过天晴，已失落多时的平安喜乐刹时再次充满了我。从此以后，工厂中繁重、单调的工作不再使我生厌；因为他们对我而言，已有另外一个属天的意义了。　　事奉神五十一年　　我献身传道，是在1948年6月30日。记得那天考完最后一堂大学毕业考试后，便立刻雇了一辆三轮车前往神学院就读。当时孤独凄凉，内心充满了胆怯忧患。50年后的6月30日，我却是坐在高空的飞机上，从美国西岸飞到东岸，向两千海外学人传福音。前后的心情是何等的不同！半个多世纪来，历尽沧海桑田，而神的话语却永远不变。而我——一个极其卑微软弱的人，却因靠着神所赐的话语：“犹大家所逃脱剩馀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以赛亚书7：31），不但未被时代的巨浪所卷去，并且能为他工作直到如今。如今的确证实：历史的片段是魔鬼的猖狂史，历史的整体是神的得胜史——神掌管历史。感谢神，因为信他，使我有正确的历史观，因而获得了正确的人生观。　　本文完稿时，正值我事奉神整整五十一年。但当年感动我奉献的诗篇84篇的话仍然是那么新鲜，对我的感动力，亦可说是更胜于前。因为其中许多的话，如今都已经不再是应许，而变成活生生的经历。　　兹将这篇我永不会忘的诗，敬录下来：　　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住所何等可爱！我羡慕渴想耶和华的院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的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棚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啊，倚靠你的人便为有福！　　焦源濂，来自中国大陆，资深牧师。现为美国加州湾区海沃中华归主教会和三谷华人圣经教会的主任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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