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独上帝的恩典——从巴文克《基督教神学》看改革宗教义
2019-04-29
我在一九九六年悔改信主，诞生在当时方兴未艾的灵恩运动之中。一九九七年蒙教会呼召传道，当时首先接触到的第一本神学书籍，就是巴文克的《基督教神学》一书。那时，我还在灵恩派教会中服事。灵恩派教会往往声称不讲神学和教义，但是，并不是没有自己的神学立场。当时，我们所持守的神学思想是典型的阿米念派思路。所以，当我后来研习范泰尔前提论护教学的时候，就豁然明朗，深深地明白：不管人们是如何地反神学，反教义，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神学和教义的，在人的思想中并没有所谓的“中立”或“空白”地带。自称不讲神学，往往是有意无意地自欺欺人罢了。当时，我对书中所提及的“救恩完全是神的工作”大为反感，在旁边写下了这样的批注：“既然信心是完全出于神的，那么，没有信心相信神就不是人的罪了，而是因为未蒙神的拣选。‘救恩完全是神的工作’，排除了人的自由意志的作用。这固然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了神，但也把世上的一切邪恶都揽到了神的身上。此源于奥古斯丁主义的神学乃是不合乎圣经的神学。我们应当全部回到圣经。圣经中明确提到，‘神爱世人’，‘神不愿一人灭亡’，‘神不愿恶人灭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回到圣经，回到神！”
因此，回思我自己的心路历程，是一个典型的从极端的灵恩派教会转向保守的正统教会，从人本主义强调个人自由意志转向神本主义强调上帝主权的例证。这一切都有着上帝奇妙的引领，并不是我自己有什么独特之处，乃是惟独上帝的恩典。改革宗神学之所以强调上帝的主权，并不是个人的兴趣导向，而是有着坚固的圣经根基和深刻的神学思考的。只有突出上帝的主权，才会使上帝“恩惠的福音”（徒20：24）得到全方位的彰显，最终使上帝“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弗1：6）。所以，我们高举上帝的主权，并不是向人呈现一个冷冰冰的上帝，而是追本溯源，把我们得救的荣耀完全归诸上帝，这也正是宗教改革中，改教领袖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所一致强调的。因此，撰文介绍巴文克《基督教神学》一书，就以“惟独上帝的恩典”为名，惟愿上帝得一切的荣耀。我把巴文克一书分为五个部分，每部分的标题各以宗教改革中所确立的五大“惟独”为名。
第一部分：惟独旧新约圣经－第一章至第八章，启示论；
第二部分：惟独上帝的恩典－第九章至第十一章，上帝论；
第三部分：惟独藉信心称义－第十二章至第二十二章，救赎论；
第四部分：惟独主耶稣基督－第二十三章，教会论；
第五部分：惟独上帝的荣耀－第二十四章，末世论。
第一部分 惟独旧新约圣经
不管是在个人的生活中，还是在家庭、教会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权威与标准的问题总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是以神为本，还是以人为本？这本身就是一个涉及权威与标准的根本性的大问题。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当然没有别的选择，圣经中所“启示”的自有永有、三位一体的神，就是我们唯一的权威；而他所“启示”的自证内证、永恒无谬的圣经，就是我们唯一的标准。所以，神学的架构总是从启示论开始，所解决的也是权威与标准的问题。宗教改革所首先确立的要义就是 “惟独旧新约圣经”。巴文克《基督教神学》也是按这一次序展开的。
一、巴文克与改革宗神学
新教传统的宗派有六大宗，分别是改革宗、路德宗、循道宗、浸礼宗、公理宗和圣公会（安立甘宗）。这六大宗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加尔文神学的影响。改革宗是完全的加尔文神学；而在路德宗中，《海德堡要理问答》就是加尔文神学与路德宗的结晶；在循道宗中亦有怀特菲尔德为首的加尔文主义者；在浸礼宗中则有采纳《威斯敏斯德信条》的加尔文派浸信会，其中司布真就是浸礼宗中著名的加尔文主义者；公理宗的信仰是以加尔文神学思想为基础，只是对信条的态度比较灵活；圣公会至今所遵行的《三十九条》更是直接受加尔文神学的影响。在世界各处基督教会中，持守加尔文主义神学立场的人也许不占多数，但他们总是带领神学的方向。[1]
在我们中国，仅仅在数年前，很多人还把改革宗神学视为“洪水猛兽”。如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神学教义的重要性，认识到改革宗神学的优胜之处，在教会内，特别是在年轻的传道同工中，学习改革宗神学成为一种时尚和风气，这也是圣灵奇妙的工作。在此改革宗神学广传的浪潮中，《基督教神学》一书在大陆广为流传，这实在是上帝对中国教会特别的祝福。
关于巴文克的生平和著述，已在“英译者序”、“包序”、和“译者序”中有较为详尽的介绍，笔者在此就不再赘述。巴文克《基督教神学》一书是他所著的四大卷改革宗教义神学（Reformed Dogmatics）的缩写本，于一九零九年出版，原书在荷兰名为“上帝奇妙的作为”。一九五五年在美国出版英译本，名为“我们合理的信仰”（Our Reasonable Faith）。一九八八年由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委托赵中辉先生翻译为中文出版，定名为《基督教神学》。如今，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再次阅读巴文克的这一经典名著，不由得使我们想起圣经中所说的那些信心的伟人：“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来11：4）。
改革宗信仰又称加尔文神学，或加尔文主义。一谈到改革宗的神学特色，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加尔文救恩神学五大要义，即世人的全然败坏，上帝的无条件拣选，基督救恩限于选民，上帝恩典不可抗拒，和基督圣徒永蒙保守。这五大要义固然概括了加尔文救恩神学的特色。但加尔文神学的内容要远比五大要义更为广泛。如果我们仅仅把加尔文神学局限在这五大要义上，不尊重改革宗传统信条中所告白的其他重要的信仰要道，教会的健康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目前中国教会对改革宗信仰的认识，似乎只是停留在加尔文救恩神学五大要义的地步。也有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长老制教会的重要性，致力于使教会转向合乎圣经的治理模式，这是改革宗神学纵深发展的必然结果。改革宗神学总是与长老制教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合乎圣经的神学思想，当然包括合乎圣经的教会建制。而长老制教会则是最接近圣经的教会治理模式。 另外，改革宗神学思想绝对不仅局限于教会，这也是巴文克在本书中所反复强调的。正如赵中辉先生在“译者序”中所强调的那样：“整个的个人生活与集体生活要降服于神。改革宗神学始终一贯所追求的就是照圣经的话来约束我们的全部生活。”凯伯尔是与巴文克同时代的著名改革宗神学家，他对自己一生的鞭策就是：“我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一直主宰着我的生命；我有一个愿望，这个愿望始终鞭策着我的灵魂；一旦偏离这神圣的呼召，愿生命的气息离开我。不管世上有多少人反对，神的律法必定要坚立，为了民众的福利，家庭、学校和国家都要遵行。全部圣经和整个世界见证，神的诫命要刻进国家的良知，万国要奉行，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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