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化的基督教－景教 -
2019-04-29
唐化的基督教-景教王秋兰
唐朝是我国史上光辉灿烂、文化广披的强盛时期，故外国人常以“唐人”称呼我们，或命名“唐人街”....等。显示唐代的成就极高。堂时来华的胡人、外国人极多，他们携带各式各样的珍奇文化材料，来到中国，为着能生存、繁衍就它们与唐代的国情互相揉合、增添、裁削，而崭出一种包容性极大的世界性文化。
尤其在宗教方面，更呈现唐代的多元性及怀柔包容的政策，除了本土产生的宗数一道教外，摩尼教、景教、回教、祆教也在唐代时传入、流行、绽放，或败落。在研读许多有关宗教的书籍后，对景教这个问题大感兴趣。它到底是何时传入中国？一般说法是在太宗贞观九年传入，认为这是基督教第一次在中国兴盛期，有无可能更早于贞观九年呢？这是个有趣问题。
又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利玛窦为求明代皇帝能重视天主教，特研究追溯天主教传入的历史到起自唐代，以求明人能去其戎心、乐意接受天主，但天主教与景教是同一教派抑或甚至敌对两个团礼，怎样牵扯在一起？这也值得思考一下。其余还有许许多多可再思考、推证的问题，分述如后，这里不再赘述：
壹：“景教”名称的由来
贰：唐代“景教”兴亡的概述;
叁：景教徒在唐代的社会生活
肆：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几点看法
伍：“景教”中值得再研究的课题
壹：景教名称的由来
据明代天启五年出土于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其中所载的碑文：“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这可知其命名是无法名之的景况而产生，不具任何意义。
而冯承钧先生所住景教碑考中却认为当初景教初入中国，不能不定一名称，但西文原音不谐于口，乃取新约圣经中光照之义，命名为景教。（新约：耶稣言：“我是世上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裹。”）这说法频有信度。但另有杨森富先生著作—唐元二代基督教兴衮原因之研究中则指出景教这个名称是基督教唐化的像征：因中国人自古认为景星是一颗瑞应之星，此星一出，即将有明君出现，譬如列子汤问篇：“景风翔、庆浮云。”就以景星出现来应验商汤这位明君当政。这种象征预兆，也合符圣经中耶稣诞生时的记载：当耶稣诞生时，东方有三位博士正观测天象，见有一颗晨星从天降落，便循星落方向寻出耶稣诞生的客栈。由上述这段记载，实在可以佐证杨先生的论点，又碑文如此记载：“惟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之明，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这也提供杨先生的有力证明，因为碑文可看出景教徒为求君主欢心，将君主地位棒到极高地位。而且景教中的“景”字岂不暗示支持景教徒的君主就是位明君呢？
此外，碑文还引用不少佛教语，可见景教本身已失掉叙利亚地区信徒生活的纯正，而被唐化了，所以基本上认为杨森富先生的观点是正确性极高的。
贰：唐代“景教”兴亡的概述
景教大约唐太宗贞观九年（西元六三五年）传入，由景教主教阿罗本至长安而开始传播，至于阿罗本是何人？又他是为何到长安？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他是一位负有托付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数，而冯承钧先生则认为他是跟随于阗国王子来到长安，作为人质，江文汉在中国景教一书中就认为阿罗本本为波斯人，因受政治迫害而逃至长安，这个问题需更多考证及史料证明，故不加讨论。
当阿罗本来到长安时，太宗已命房玄龄领仪仗对在长安西郊迎接（这个迎接隆重之态，同于迎接十年后玄奘归国之礼），并入住宫中。阿罗本多次解说传教，太宗觉其教义简易有利人民，于是在西元六三八年颁布宣令建景教寺，度僧廿一人，推行天下。高宗时，景教徒的景况达于鼎盛，他命各州建立景教r> 教寺，于是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热闹场面。
尔后，武后因笃信佛教，景教的推行一时受阻，幸赖罗含教士极尽能力，尽力讨好，才得重振纲纽。在经历武后的排斥而不坠，到了玄宗时，景教势力转炽，亲临教堂，再建坛场，而且此时有不少西教士前来传教。旧唐书卷一九八、及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记载有景教徒佶和、普论...等七十人在华传教。
而肃宗时，前来的景教传教士最有名的就属伊斯，他不仅任主教总管及贵族之后裔，来华后也深受皇帝宠爱，特赐赏物、官拜大夫。伊斯为人除认真传教外，还啁济贫穷，甚至安史之乱，还辅助郭子仪联络西域各族共同平乱，因他熟悉诸国的语言。因此伊斯名扬天下，所以当景教碑出土时，甚至使人误以为它是伊斯的墓碑呢？
好景不常，景教徒在武宗时经历大浩劫，使得他们在中原地区消声匿迹。武宗会昌年间，因佛教铸铜像，大量消耗铜，货币短欠严重，经济出现危机，又加上李德裕、赵归真二人建议，遂下令禁外教活动。禁令中，景教徒被迫还俗，而且“送还本处收管”，于是他们被迫集中到广州，待船返国。所幸，不久武宗即崩，而留居不去者，就转向其他地区发展，据张星烺先生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西元一OO一年至西元一O一二年（即辽圣宗统和十九年至开泰元年）外蒙古克烈王崇奉基督教（景教），可证明景教徒转向西北诸国发展，只因五代十国、辽、金、夏各国的史料大都亡佚，无法确知其发展情形，但仍有景教的活动，是不容置疑。因元朝时，景教非常盛行，兹不赘述。非但如此，在罗香林先生唐元二代之景教中，他举出晚唐时李珣兄弟为例，举证景教徒迁往广州，他们以贩卖药材，或求取功名来安身亡命。
综合言之，景教徒在经诸位君主支持下，曾风光过一时，但在会昌法难后，势力转弱，并转往其他边疆地区发展，其发展生存的韧性是极强的。
叁：景教徒在唐代的社曾生活
信仰景教的人，其传教士来自波斯，而且过着实行教义的日子，他们的生活自然形成一种特色，希望能藉碑文及史料（华记、著作）来整理成一个生活的轮廓，令人明白易懂。
一、建筑：大秦寺（先前称为波斯寺，玄宗时改正错误的寺名，因景教其源自大秦—东罗马帝国）。教堂是信徒敬拜的中心，呈现一种特殊景观而且非常奢华。赵清献的蜀郡故事，相当能描绘大秦寺的建筑风貌：“石笋在衙西门外，二珠双蹲，云真珠楼基，昔有胡人，于此立寺，为大秦寺：其门楼十间，皆以真珠翠碧，贯之为帘......盖大秦国多璆琳琅玕，明珠夜光壁，多出异物，则此大秦国人所建。”又宋人吴曾能改齐漫录的杜甫诗石笋行，他形容大秦寺有“雨多往往得瑟瑟”的奇景。这二者都能说明大秦寺建筑的特色。又碑文记载：“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于是天题寺榜、额载龙书”说出大秦寺以皇帝的肖像嵌在壁上，又悬挂皇帝的题字、引以为荣，位真正的景教在伊拉克、叙利亚境内（他们现在仍存活着可资论证），其会堂没有壁画、也不用圣像，为淳朴无华的教寺。所以景教徒的寺已染上太多的“唐化”色形，这是入境随俗，抑是某种妥协？
二、本着耶稣基督仁爱之心、乐善好施：景教徒秉着耶稣基督的爱心，对于饥饿、贫穷者都能加以救助，甚至如同碑文所题刻的：“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景教徒精通医术，能为人医病，并且深具药材知识，罗香林的著作就以李珣之弟（李玹）为例，他在西川贩卖药材，为人医病，广交朋友。而景教徒也能为亡者祷告祈福，符合中国孝道精神，自然成国人能接受景教的诱因，不过却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死后不持香注祭拜死者，这也可藉罗香林的论刘复愚父子不祭祖的一文中得到印证。基本上，他们生活很安逸舒适，能救助扶弱，而且颇尽孝道，只是在祖先祭拜上，他们坚守着耶稣基督的教义而行。
三、职业：景教徒除君主的支持、赏赐外，他们也从事某项工作以谋生。景教徒本身要传教外，他们通常有份工作来养活自己，就如使徒保罗一样，一边织帐篷谋生，一边积极从事传教，形成自给自足，无后顾之忧的生活。所以他们在唐代生活也不脱这种生活方式，上述已提到李玹从事药材买卖和医术外，也希望从其他记载看出景教徒有那些特殊职业？江文汉先生提到景教徒除传教外，也有不少从事商业活动，将波斯产物最重要的宝石和香料运到中国，再将丝绸送往波斯、大秦...等，从中获利。而斯图尔特在景教传道史的第一章他说：“初期基督教时代，大概还是极小规模的组织团体，他们任命为长老或主教...从此方移往彼方传布福音，只要可能也和俗人一样生活...不是经商的人，则或是为木工、或为锻冶、或为机织，从事手工并以谋自己生活。”这段文字说出景教徒大都从事手工业，有一技之长，而中国的史料也有如此记载应证景教徒技术高起，并有商店贩卖成品。新唐书卷百十二柳泽传及册府元龟卷五百四十六详载其事：“柳泽开元二年为殿中侍御史、岭南监造使、会市舶司有卫咸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这广造“奇器异巧”一定大有可观，及烈命广州的巧匠制造珍奇物品，一定前所未见，所以迫使柳泽上谏：“不见可欲使心不乱，知见欲而心乱必矣。”，当然也由此看出这批景教徒他们技艺高起而且设商肆贩卖工艺品。
四、文化：景教徒在语言学上贡献很大，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二册：“以蒙古文字为例，蒙古初无文字，借用维吾儿文，而维吾儿文又仿之叙利亚文，盖由第八或第九世纪景教教士传至东土耳其。元世祖蒙古人又仿维吾儿文自制国文、清太宗满洲人又仿蒙古文制造满洲文...可见聂派在东方文化史上的影响。”景教徒精通西域语言，除能担当译官（以伊斯为例），也从事翻译文字工作，例如景净为般若僧助译佛经﹔因般若不熟汉文（圆照撰（贞元续开元释教录））。
其次，景教徒也开拓了唐人矿物学知识，陆霆雨山墨谈：“拂菻国、（大秦）当日没之处，地有水银海，周围四、五十里，国人取之。”及明代本草纲目也有水银记载，当然景教徒不只传输水银一项，只是举例说明，景教徒具备相当的学识程度。
唐代文人也沾染不少景教徒的宗教气息，例李白所作乐府诗“上云乐”，就是借用胡人口吻道景教思想。全唐诗卷二十一上云乐：“金天之西，白日所没。唐老胡雏，生彼月窟....
大道是文康之严父，元气乃文康之老亲，抚顶弄磐石、推车转天轮、云见日月初生时、铸冶火精与水银。阳鸟未出谷、顾兔半藏身。女娲戏黄土，工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蒙蒙若沙尘。生死了不尽、谁明此胡是仙真....。”按所谓的“大道”、“元气”是指“上帝”、“天父”而言，而下的字句则是景教创世说与我国神话揉杂而成。我们实在不难看出景教徒常与朝中官员及文人交往，以求支持和协助，而唐时文人也对景教徙的教义和丰富学识有所景仰，故能为文之中揉杂景教思想。
肆 ：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几点看法
景教碑出土于明熹宗天启五年的西安，它的真伪经清人的;考证及冯承钧、潘绅等人的研究，其真实性已有相当的肯定，;本文并不是要论述此点，而是要就碑的雕饰外观及碑文内容，提出几点看法，证明景教在唐朝所表现的信仰已失去纯正的内容，而有明显的唐化影响。
一、碑文上刻有〝大秦〞二字、指明这信仰来自东罗马帝国，当时罗马帝国使用的圣经，是经西元三三七年大公会议而钦定，共计六十六卷，新约二十七卷、旧约三十九卷。而新约中最后一卷启示录十二章九节：“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撤旦，但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景教徒依据此经节，对于中国象徽的吉祥物—龙，应弃而避之，但却在碑文上部刻有两龙形花纹，岂不已有唐化情形？
二、碑文中的用语“上德”、“僧”、“玄风”这些都是佛教语’却出现在景教碑上。而且更有趣的撰此碑的景教徒景净根据佛僧圆照的著作（前文已提）还为佛经助译。这显示景净的包容态度，或是佛教势力在景教之上，强人面前不得不低头？
三、碑文中文句对于唐代皇帝的恩泽，大肆吹捧，甚至将帝像嵌在寺壁中，又悬皇帝亲赐匾额，这就如武后在位时将自己的粉粧费捐献给佛教，所以佛教人士特立一尊佛像，神情体态同于武后。这种作法都是将人比做神、佛，有违其信仰的真正教义。
由上述三点的看法，实再可以看出唐代对任何一宗教都保持宽容的态度，不加以干涉，但为何聂派的景教，再叙利亚时曾为“真理”而战，然后坚持理想及真理，向东发展，到了中国却走了样，真理不再是真理，融入了不少唐人和佛教的色彩，这是为什么？是景教主教们操守有问题，还是中国同化的力量太大。
伍：景教中值得再研究的课题
景教是基督教中聂斯托留的派别。聂氏本是安提阿的传教士，西元四三八年被拜占庭帝国提阿多修二世封为君士坦丁堡的主敖，他熟读圣经而且能言善辩，力倡耶稣有二性论及不需敬拜玛利亚（因玛利亚非神之母、而是人），因这纯正的教导，他被大公会议斥为异端并被开除。于是展开他的流亡生活，来到波斯并积极传教，信仰者不乏其人，甚至被热情地支持着，他的信徒也开始转向更远的东方布道而去，到了中国就被称为景教。这裹我们申诉的是：聂派的真理主张真是异端乎？是否高中历史课本的说法要有所改进？这是否要还给聂氏一个清白？事实上，经过一千多年来，基督教史发展至今都沿用聂氏发现的真理----不祭拜玛利亚及耶稣有神、人二性之说。反而将天主教祭拜玛利亚及耶稣只有神性的神学斥之为“异端”，以此来说，明朝李之藻（利玛窦在中国第一位的信徒）为要提高天主教的声望，特别将天主教的历史溯自唐太宗时起，这似乎有牵强附会之嫌疑？
历史是可以翻案的，最近中国时报刊登一则消息：中国考古学家再长沙挖出一批古物，古物有文字记载，勘测结果，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比甲骨文早了二千多年。所以说高中的历史课本将聂斯托留称为异端份子，此句有待商榷。又如法英百年战争时，贞德被英军诬陷为巫女，活活烧死，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初年，天主教的领袖特颁命令，还贞德清白，昭告世人，追封为“圣女贞德”。我想也该还给聂氏一个清白。
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到底景教（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是何时？虽然中国文献欠缺有关史料，但再西方的著作却有详述的记载：印度嘛罗拔教堂所藏迦尔底文的日课经，曾述耶稣大弟子圣多默（St?Thomas）来到中国传教，时间大约在西元三百九十四年前，大约我国东晋时代。又叙利亚人之阿拉伯文之记载，又有圣徒巴托罗谋（Bartholomew）在四世纪以前，到中国布道(1)。再以碑文上的内容来看，似乎在唐代已有基督教传入纪录，因碑文：“帝使宰臣房公玄龄，物仗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这话似乎说明阿罗本再接入官中前，已有人为之介绍，所以帝使玄龄在西郊迎之，而且阿罗本住到宫中后翻经译书于宫殿之内，并由太宗皇帝亲自问道，才知正真，太宗皇帝如何或凭藉什么来判定真伪，是否在唐以前己有关基督教的记载和书籍。
旧唐书记载，早再隋末怀戎地区有一支宗教徒起义有一领袖宣称为“耶输”皇后，这个创立是否与基督教有关，若真有关系，基督教的传入要提早二十多年，这个问题有待学术界研究。(2)
最后尚有一个课题，还值得研究的是，会昌法难后，景教徒流向的问题，罗香林先生的论证中，已提到某些景教徒移往广州，所以黄巢之乱时，景教徒遭殃。另外因着元代盛行“也里可温”教（景教），不少人猜测，景教徒再被迫还俗后，移入蒙古人乃蛮部、克烈部中继续活动，但目前还是推测阶段，若是有心者多收集五代十国的文献、宋代史料，或许能找出有力的证据，这可称得上学术上的大成就。
在整理写完木篇报告，发觉历史是科有趣的学科，若能具备思维的能力和充份的史料和考古遗迹，定能为中国的历史发展增添许多的色彩及趣味，画出更完整的中国史轮廓及内涵来。
注释部分：
﹝1﹞张星烺编：（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篇） 世界书局民国七十二年五月三版《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一九○至一九一页
﹝2﹞于宏荣著：《中国青年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二日 六十四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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