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Ysn120 { display:none; } 卡尔·巴特 (Karl Barth) 生于1886年5月10日，逝于1968年12月10日，是一位瑞士籍新教神学家，新正统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整个基督教神学界有相当卓越的贡献。 备受争议的神学家　　如同所有优秀的神学家，卡尔．巴...


卡尔·巴特 (Karl Barth) 生于1886年5月10日，逝于1968年12月10日，是一位瑞士籍新教神学家，新正统神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整个基督教神学界有相当卓越的贡献。

备受争议的神学家

　　如同所有优秀的神学家，卡尔．巴特仍然沦为争议性的人物，而其神学思想众说纷纭。不幸地，有某一部份的基督徒，单单听人提起巴特的名字，就会引起强烈的情绪反弹，而研究他的神学则被视为一种禁忌。日前，我有机会为神学院的月刊写一篇论及神学之重要性的文章，文中引用了巴特的措辞，且认同他对某些基要派奉圣经为『纸上教皇』的批评。心想，对这位其声誉堪与教会历史上的伟人，如奥古斯丁、阿奎那、路德、加尔文并排的当代神学泰斗的支持，当是合宜且全然无妨的。但是，十分意外地，有些读者却因为巴特的名字竟然被唤出来，而且对他的一些神学观点有明言的认可，颇为困扰。他们向神学院声张反对的理由，说这样举证巴特之说，就是显示在我里头暗藏自由派神学思想，而逸出正统神学的正轨，尤有甚者，他们质疑神学院竟延聘这样的老师。事後，是我必须答允我个人对巴特神学的宽容，做一番简短的辩护解说。当我面对这椿意外事件时，人的反应并未使我惊讶，因为讨论神学本来就会牵动人的情绪，而护卫其真理，对某些人来说，是攸关生死的事。

　　教会历史不乏充分的例证：在与亚流派争辩之际，亚他拿修被放逐出去；约翰胡司出言顶撞教会，因而被绑在柱上烧死；路德因攻击罗马教会而被指责为叛教修士。自有教会以来，就一再有人愿意为维护神的真理而死，似乎在许多基督徒身上，流著这同一条血脉。

　　虽然如此，我对那些声言反对巴特的人，是存疑的，他们的意图容或是真诚且值得钦佩的，但是他们是否真正了解巴特和他的神学，是令人怀疑的。是否亲自读过巴特的作品，而给了他一个公允的正听机会？非常少数的学者真正读过他那长达13册的巨著『教会教义学』，所以他们对巴特的非议多半是缺乏根据而且意气用事的。对他们而言，甚至尚未解释其神学思想内容，而单单举其名姓，就可以引发『神学心病』，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巴特的名字已然蒙上异端的污名，贴上『自由派』的标签，基督徒避之如同瘟疫。

　　在华人教会界的定位

　　卡尔巴特在华人基督徒中，并非全不为人所知。纵然如此，不久之前，此间某些基督教书房并不出售他的书，甚至也不列在我们的图书馆架子上。这样孤立巴特，并不能就此将他打发，更何况任何廿世纪神学的历史，大致上都会是一部属於巴特之革命性的神学著述及其广大影响的历史。因此，要去处置这样伟大的神学成就是很耗力的一件差事，而且很容易会一味不察地阿谀，或将之错置在圣徒嘉言录里。但是为了要查出巴特在华人教会界里被定位的状况，我们有必要去了解某些基督徒对他的认知。为此，首先我要挑选几位华人作家对巴特神学理论的处置态度做些概览和评述，然後再来思想华人教会可以从巴特学习什么。

　　尽管由於巴特的作品并未译成中文而所见有限，然而，众所周知，这位瑞士神学家在未曾敞开胸怀接纳他的华人基督徒中，确实引起反射性的反应，议论他的人认为他声誉不佳，他的神学处在一片疑云之中，以致在华人教会中，他的风评不好。显然的，华人教会圈对他的接受是暧昧不明的，从极端的怀疑和存有敌意到很小心的一点赞赏。

　　发行相当普及的「真道手册」(一九八九年第二四版)，作者王永信牧师以华福会的事奉而闻名，他本著强烈的护教精神，以教义学的型式写成这一本类似专门罗列异端的书。本书明白表示这是以圣经为根据的真实教义，并且也尝试要揭露那些自称属基督教，实际上却偏离正统信仰者的谬误。这些不同的群体，如天主教、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基督教科学会……巴特也在列。

　　他说巴特是新正统派的创始者，而此为异端。王牧师认为巴特的神学是不定性的，他想要同时跨正统神学和自由派神学两界，却末成功。他批评巴特企图走向正统神学，但又不愿离开新派神学(一五七页)，王牧师警告说，许多基督徒，甚至神学生并不能察验新正统主义的错误教义，因为他们重新定义了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圣经名词。他也判定巴特的神学不能算有完整的系统，因为许多神学思想的重点他都未处理。结论是，甚至他的神学不能称之为新正统派，而讥之为『假正统派』。另一本书是马有藻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导论』，书中包含论巴特的一段。在简略的生平描绘和其神学思想的概述之後，作者提出三点批判。大概是借用以前他在Dallas神学院的教授，美国当代时代主义神学家Charles Caldwell Ryrie的观点，马批论巴特的神学缺乏联贯性又不合逻辑，他对圣经的观念非常的混淆，对三位一体的认识很含糊，而且倾向独一神论的思想。在结论的地方，他不客气地抹黑巴特的神学为『神学界的骗局』。

　　以上这两本书似乎是从Cornelius Van Til写的The New Modernism一书中，论巴特和卜尔仁借来而发展的论调，此书出版於一九四六年，在保守派里产生相当大的影响。Van Til是费城Westminster神学院的教授，他大概是保守派里对新正统思想的批判最犀利、最无情的一位。

　　Van Til坚持认为新正统派是建立在反圣经命题式认识论的基础上，他警告保守派的同类，说这个运动只不过提出一些听起来像正统神学，而实际上几无圣经和更正教思想内涵的字眼。如同其书名所指的意义，尽管其中有许多历史神学的词汇，这不过就是新现代主义。对Van Ti1和那些借用他学说的人而言，新正统就是不折不扣的新现代主义，因此它比现代主义更危险，甚至说，新正统神学对真信徒尤其危险，因为他们像披著羊皮的狼。

　　这种对巴特的了解在保守福音派的圈子里很普遍，而对这位巴塞尔来的贤哲蹙额以对，竟成为保守派智慧的一种标记，终至巴特的著作被划在福音派所能容忍的限度之外。

　　宋华忠所写的『现代神学思潮』其中也有对巴特的研究。有趣的是，本书一开始就介绍了『福音派神学』的主要教义，以做为批判现代神学的基准。作者认为『福音派神学』是基督教信仰确确实实的基石，妙的是，他更进一步，把福音派神学和保守主义以及政教神学划上等号。所以本书具有辩证的作用，因为它同时肯定某些是真理，而驳斥那些不同的解说。恰如许多中文著作一样，本书缺乏学术规范，而且坏在作者没有小心考证他的研究。

　　宋先考察巴特的生平，再研究他的神学，嘉许他揭露十九世纪旧自由派神学的瓦解，而且独力将它从以人类学为中心扭转为以神学为中心。宋也以为巴特的神学主要步尘更正教的原则，巴特也相信更正教会是回到圣经先知性教义的最真确的诠释者。

　　尽管对巴特有正面的评价，宋却小心翼翼地表白他并不完全同意巴特的教义，因为巴特没有承认逐字的默示是圣经权威的基础，圣经的权威也因著他说有错误的可能性而减弱了。再说，假如圣经只在见证神的道时才有权威，那么就没有在它之内，属於它自己的权威。这样批判巴特对於圣经有误和圣经权威的观点，是有建设性的，但是需要被诘询。如其他许多福音派人士，宋指摘巴特把圣经眨降为只是见证，认为他的圣经观有严重的缺失，已经偏离了正统的基督教。

　　比较缓和谐调的议论出现在苏恩佩所著『基督教神学思想简介』里，限於版面和容量，作者自承此书写作方式类似威廉．荷顿於一九七一年出版的A layman's Guide To Protestant Theology。但是，假如本书以做为中国读者的指南为诉求，那么它并未立即奏效，或说并不特别适合中国的背景。有关巴特的论评放在自由主义的瓦解和新正统主义的兴起之後。

　　苏说巴特认为圣经不是神的道，但是圣经含有神的道，进而指摘他把圣经眨为只是见证，而且他说惟有在实存性的相遇的那一刻，圣经才是神的道。然而作者却也藉著区分早期的巴特和晚期的巴特，来显示她批判巴特神学的一种敏锐度。

　　如同Van TilI，她也注意到巴特重新修改旧正统更正教的教义，虽然巴特可能很用心地重申正统历史的基督教信仰，将其完整地带进廿世纪，但作者担忧这种重申不只污染了传统基督教信仰，实际上可能还破坏了它。苏於结尾引述G.W.Bromiley的观点：尽管巴特的神学有其短处，他在信仰上的虔敬是值得肯定的。

　　否定自然神学

　　巴特神学里的启示观也让许多保守福音派人士紧张，他把圣经看成比较不是承载神的道的工具和管道，而是人见证神的道，这道本质上是超越的。这样强调圣经是见证，可以用来防备「圣经崇拜」的不当，而且也就不致忽略圣经的目的和中心意义——那是彰显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福音。

　　不同的中国基督徒作家对巴特的观察，从敌对的立场到批判性的赞许，应有尽有。撇开这些负面的见解，若愿意，中国教会仍可以从巴特学习许多。尽管英语世界的神学家仍持续地批评巴特对自然神学的看法，华人教会仍有值得向他学习之处。巴特不赞成人可以从创造的一般性启示、人类的历史或人的知觉意识来认识神的说法，他更直接地把自然神学定义为：自然神学是一种存在於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之外的神人合一的教义。它表明了在人独立与神联合的这个基础上，就可能而且真实地认识神，而结果是神、世界和人在一个整体的关系里。

　　巴特认为所有有关神的真知识，都没有例外地要系於神在耶稣基督里的自我启示，藉著神在基督里的显现，藉著神在圣灵里的显现，使人得以明白，并在信心里确认。这就排除了越过神的救赎行动而能获得对神的真知识的可能性。因此，如果像自然神学所说的，离了对那位做为救赎者的神的认识，而能真认识那位创造的神，是不合理的。

　　然而，长久以来，在华人教会里，我们看见自然神学的出现，不是从想证明神的存在而来的，乃是从情绪性的信仰经验而来的，常常，信仰经验被放在写成文字的道之上，那是强调个人所见的异象、异梦和先知的恩赐。常常，教会领袖们以不充分的、零散的圣经知识所支持的那些个人的经验，来牧养、引导他们的会友。

　　这些私人的信仰体验，也使得他们可以主导所有的教会活动和事工。在我们的教会里，个人的见证显示许多信徒的信仰和成长的根基建造在他们个人的经验，或其他曾经让他们深深感动的那些人的经验之上。因此，经验被高举在启示之上，被赋予神圣的地位。但是启示实在能超越而且改变个人的信仰经验，它也向我们个人的经验挑战而且批判，不是倒过来的顺序。

　　还有，很多华人基督徒认为圣经的目的是提供一些知识来传达给人、来增进人的知识和智慧，而不是见证神的救恩。因此，启示被误解为与自然的知识联结而且建基在上面的，一种更高层理性的知识。圣经研究、神学延伸制课程，甚至主日讲台，是在传授这世上更高等的知识，拥有这等知识，能够让你更善於掌握这个世界。华人教会要知道的是神的启示推翻而且也瓦解了人的理性，把人的理性放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

　　诚然，基督徒会经验到他们的生命里，有神的能力和临在的感觉，但是因著罪，这感觉也可能导致对神和祂的道造成曲解和错误的认识。正如巴特在「罗马书注释」里的描述：「在本质上，神和人以及关乎人的一些事是不一样的，祂从来就不像是我们所称呼、所经验、所揣想，甚至所敬拜的那一位神。」(三三○页)因此，神不是人凭空想像画出来的。

　　华人教会必须接受巴特所警告的关於自然神学的思想，不容许以人的理性、良心、本能做为信仰的参照点。

　　教会教义论神的道

　　巴特的「教会教义学」主要是论神的道，这方面他得自路德和加尔文的引导。他把神的道做三种型式来理解：启示的道、写成文字的道、宣讲的道。三种型态互为关联而且是一。宣讲的道必须与写成的道，即圣经一致；而圣经也证明那启示的道──即应验而且集中在那位有位格的耶稣基督身上那活的道。宣讲的道则是第三种型式的道，华人教会可以从巴特对「被宣讲之神的道」的观点有所学习。

　　巴特不断地主张被宣讲的道才是真正神的道，他也承认讲道是教会使命的中心，他说：

　　神的道就是神自己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被宣讲之时所呈现的。当神赋予教会使命去宣讲祂，而教会也履行了这使命，神就在祂自己的见证里，宣告了祂的启示。当人在宣讲中证实了圣经所见证的启示，而使人对神的道产生顺服的态度，那样所宣讲的，就是教会纯正的教义。

　　为把握这个立场，巴特肯定会反对华人教会的讲道方式。一般说来，我们的教会认定讲道是崇拜的中心，然而讲道方式却倾向一种不当的诱导和流於感性，而不是真正传讲神的道。常常，我们的讲坛所发出来的声音，只是在展示讲道者的虔诚或他个人的信仰经验，而非神的道，其内容不过是一些故事和例证的蒐集，却避开了神的道。

　　有时候只是引用一连串从新约到旧约，但是在圣经的上下文上并无关联，只用一个钥字松散地接合在一起的经文，我们所听到的信息往往见证多於道的宣讲，有很多讲章只求鼓舞人心，而不宣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为我们成就的神的恩惠和判决。结果，吃这种食物的会聚们，不能如保罗教导的那样成长而臻成熟，长期下来，教会充满了无圣经知识和无神学根基的会聚。

　　真正的讲章必定服膺圣经的真理，即写成文字的道。巴特认为神同在的奇妙，不是在天主教弥撒的变质说里，而是在於祂使宣讲者的话语成圣，使之成为活泼的道时。藉著圣灵的同在，讲章，就像圣经的见证，成为「神在其内且透过这些述说祂自己的话。」(教会教义学I/l一○六页)竖旗反纳粹。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窜起，统治德国之後，很快就有所谓德国的教会支持他，甚至把福音和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综合在一起以拥护他。他们试图提供给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一个神学上的正名，他们提出一个新的「基督」，在德国的国家文化里表达出来，并且宣称国家是信仰的新的意义所在，他们把国家社会主义解释为另一种使人认识神的启示来源，可与神在耶稣基督里的启示并列。

　　巴特和其他少数更正教会人士呼吁一种告白，反对德国教会支持纳粹的运动，和那一种以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型态为模式的自然神学的主张。巴尔曼宣言，大部份由巴特起草，於一九三四年由更正教会公布。宣言的第一篇文章，突显出巴特神学中，基督为中心的特质，特别是他对启示的了解。这是教会历史上对自然神学的一次决定性的否决：耶稣基督，圣经向我们证明祂是神惟一的道，是我们应当听从，是生是死都要信靠和顺服的那一位。与这惟一的道相离或并列的，那些别的事件、权能、型式、真理，而教会把它当做从神来的启示的，我们都要判定它为错谬的教义。

　　华人教会也应当学习巴特──政治的思想体系和福音从来不能视为等同，前者总是要在後者的管辖之下。基督是主意味著国家不是主。国家往往落在一种把自己绝对化的试探里，有时，国家为了巩固自己预设的自治权，会强使教会圣化她。教会的反应不该默认她，倒是要去担保她不能误用权柄。

　　有时华人教会不智地对政府的权威采取沈默和宽容，而且还颇以为荣地引用罗马书十三章来支持他屈从的态度。然而，她必须更敏感於这样的事实──即对基督说「是」的同时，也意味著要对政府的许多政策说「不」。当台湾教会正在普遍流行「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这个口号时，盼望教会能真正了解其中的含意。

　　从上面的引述所指的，巴特真正明白这个积极的内含，曾经有人要求他用简短几个字来概括所有他在神学范畴里所论述的，他如此回答：「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似乎很清楚地，从这里可看出他如何强烈地执著圣经的权威、基督的中心性以及福音的宣扬。

　　是当代神学巨人

　　当然，巴特所给我们的伟大神学遗产远多过於我们所讨论的，因为他对整个基督教神学界有相当卓越的贡献，而那是我们无以考量的，他矗立有如神学界的埃弗勒斯峰，不容忽视，难被遗忘，只等人来衡度他。他会让我们不只钦敬他或从远距离去检视他，也教我们就近他，去攀爬他的高度。我相信，当我们开始爬这座山，过去那些忽略他、怀疑他，指他为自由派的人，将会发现其内在真实的敬虔品质，他曾尝过神恩典权能的滋味，而且企求要宣扬其中一切的丰盛：神，……是白白的恩典，因为白白的恩典是一件大有喜乐的事，所以神吩咐先知和使徒所传讲的，基督的教会所传讲的，正是福音，是欢乐的消息。(God Here and Now，二八~二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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