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时间：2014-06-24 08:23:16来源：《生命季刊》作者：聆松浏览:次T|T 　　　　初进慕迪圣经学院读书时，适逢一年一度的校友返校聚会。会中，偶遇一银发老人，她看见我，便惊喜、微笑地打招呼，攀谈中得知我和丈夫是从中国大陆来慕迪读书时，老人家便更加惊喜，慈祥的脸上流露出不可抑制的激动和喜悦...


时间：2014-06-24 08:23:16  来源：《生命季刊》  作者：聆松  浏览:次T|T

　　初进慕迪圣经学院读书时，适逢一年一度的校友返校聚会。会中，偶遇一银发老人，她看见我，便惊喜、微笑地打招呼，攀谈中得知我和丈夫是从中国大陆来慕迪读书时，老人家便更加惊喜，慈祥的脸上流露出不可抑制的激动和喜悦，拥抱着我，连声说：“感谢主把你们带到慕迪!”老人告诉我，她爱中国，已经为中国人祷告了几十年，现在她终于看到自己的母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神学生了。她还告诉我，她爱中国是因为几十年前她读慕迪的时候，她的校友 ( 也是我们的校友 ) 约翰和贝蒂·师达能夫妇在中国被杀害( For John and Betty Stam were martyred in China)。

　　查慕迪圣经学院1985 年出版的百年校志“Teaching the Word, Reaching the world”一书，得知至1985 年慕迪建校一百年来，已有两万三千慕迪毕业生在世界各地为主做工;校内礼堂门厅的墙壁上刻着六千名宣教士的名字，其中20名是为主殉道的。20 名中，有8名是于1900-1948 年期间在中国遇难的。约翰和贝蒂·师达能夫妇只是其中一例。

　　约翰和贝蒂相遇在慕迪校内，双双同感神的呼召：去中国传教。1931 年，贝蒂毕业，便返回中国(她的父母亲已在中国，为资深宣教士)。一年后，约翰毕业，也到了中国;二人同为内地会宣教士。1933 年 10 月，二人在中国结婚;次年9月，生一女儿，取名“海伦”。是时，他们在安徽省旌德县服事。

　　三个月后，红军一举攻克旌德县，师达能夫妇和女儿三人均被红军拘禁起来做人质，向内地会索要两万美元赎金。

　　12月6日，约翰写给内地会同工的信中说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落在他们手中。但感谢神我们心中有平安……愿神赐你智慧，赐我们坚毅、勇敢及心底的平安。在这个时刻，惟有他能够!……愿主赐福给你、引导你。至于我们，不管是死是生，但愿荣耀主名!”

　　12月8日晨，骚乱和枪声中，小海伦啼哭不止。看守的士兵决定杀死她。一位刚被他们释放的老人(一农夫)闻此，于心不忍，挺身为婴儿海伦求情。结果是若要海伦活下来，他可以替她死。老人欣然同意，当场被刀劈。

　　12月9日晨，交赎金的谈判还在进行，尚无结果。贝蒂正为海伦洗澡，突然夫妇二人被带出。

　　一路上，百姓尾随。有人问：“你们要到哪里去?”约翰回答：我们不知道他们(士兵们);而后又加了一句：但是我们是回天家。

　　停至某地。围观百姓甚多。师达能夫妇即被处死，一中国医生，也是一位基督徒挺身而出，为师达能夫妇求情，结果反遭杀身之祸;约翰·师达能遂为此医生之性命向红军求情，毫无结果。三人当即被斩首。其时，约翰 28 岁，贝蒂 27 岁。(中国医生姓名、年龄不详)。

　　婴儿海伦被当地百姓搭救出来。他们把她放在米筐里，挑着担子，辗转数千里，把她送到了她的外祖父母手中(贝蒂的父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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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这些资料，任何一个重生的中国基督徒都难免感受到不可承担的沉重。这些资料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殉道士的鲜血，我们不得不面对一部杀戮的历史，我们为自己那部杀戮的历史感到羞愧，为那杀戮中的同胞(被杀的和杀人的)而感到悲哀。我们不能不倍感那奇异恩典之浩大：我们是从那杀戮的历史中走出来的、或者说是被拣选出来的、蒙福的一代;而这浩大的恩典也同样使我们感到沉重：向国人传福音的责任无疑落在了我们这些蒙了救恩的中国基督徒身上。

　　二

　　还不仅仅如此。

　　我们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我们所受的教育使我们潜意识地无法接受(或者是力图否认)某些在我们心中具正面形像的机构或团体所犯下的罪恶。“红军”在我们整个一代人的心目中是“爬雪山、过草地”、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人民子弟兵”，所以杀师达能夫妇的，可能不是红军，可能是某些土匪、流寇。所以在未核实这些历史资料之前，在一次非正式引用时，我们宁可说是“土匪所为”。

　　后查资料得知：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原为七军团，后改为十九师)先两星期出发，它经玉山、常山、遂安、淳安、分水，折入皖南的旌德而至太平。它与浙保安师和补充五旅，各接战一次，均获胜，并攻下旌德县城。”(《方志敏文集》，95页)

　　1934 年“十一月十八日，第十九师在寻淮洲同志率领下，从怀玉山和德兴东北敌封锁线，向浙皖赣边进发。……随后又转向皖南行动，经歙县、积溪附近，一举攻克旌德县城，并由泾县、宣城之间北上，威胁芜湖。”(《名将粟裕》，23页)

　　这些资料表明：

　　一、是红军第十军团下属的十九师于 1934 年12月初一举攻克旌德城，时间、地点均无误，中、英资料是吻合的。中文资料分别为方志敏和粟裕自述，应具相当可靠性。

　　二、红军第十军团领导人为方志敏，十九师领导人为寻淮洲。12 月9日师达能夫妇被处死后，红十军团“十二月十日与十九师会合于黄山东南之汤口地区。……十三日，我们沿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转移，经乌泥关进到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名将粟裕》，23页)寻淮洲12月在这次谭家桥战斗中牺牲，方志敏则于1935 年 1 月 24日下午 1 时(《方志敏文集》，106 页)在皖南陇首村被俘，1935 年8月6日在南昌被杀。

　　与师达能夫妇殉道案有关联的，居然是方志敏，另一位烈士，或说，另一位殉道者 ( martyr) 。

　　读《方志敏文集》，不能不说方志敏是一个有信仰、有气节、爱祖国、爱人民的人。他的《可爱的中国》一文曾为我们这一代人所称道。他从爱国的起点出发，选择了一条革命——即杀人 ( 红军第十军团曾杀人数万 ) 或被杀的道路。他与基督教失之交臂。他曾经为了学英文而进九江南伟烈教会学校学习了一年，那时他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对基督教的偏见已根深蒂固。他在“我为甚么不相信基督教”一文中写道：

　　基督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文化侵略的一种最厉害的东西。它的任务，第一，是教人相信上帝，相信来生，相信逆来顺受的不抵抗主义。……对于中国，那就是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切都忍受好了;日本占去了东北四省，那算甚么，你把全中国统统送给他好了。……第二，所谓上帝的传道者——神父教士们，实际上完全是帝国主义派来深入中国各地的侦探和鹰犬。他们居住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一切地理、经济人情风俗，哪一件不被他们侦察得清清楚楚去向他们的政府做报告?……他们新旧约圣经上所讲的，全是一些迷信的神话，与现代科学完全相反。所以除了一些想在洋人脚下讨口饭吃，甘心为洋奴的外，像我这样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的青年，那会相信他们毫无根据的鬼话呢?(《方志敏文集》，18-19 页)

　　他被捕后写了“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一文。此文再次申明了他相信“共产主义世界的系统，将代替资本主义世界的系统，而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从痛苦死亡毁灭中拯救出来”，并准备越狱，“能成功更好，不能成功则坚决就死!”在临死之前，“我们将用最大的阶级愤怒，高呼下列口号……”，这些口号中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的国民党”，及“苏联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最伟大的领袖——斯大林万岁”(《方志敏文集》，107-109 页)。

　　今天，当我们这些同样以爱——爱国、爱人——为起点而最终找到耶稣基督做为道路、真理、生命的人重读《方志敏文集》时，心中充满的已不再是少年时稚气的对烈士的景仰，而是以成熟人的目光回顾历史人物时的那种深深的怜悯。如果方志敏知道他以仇恨、杀戮、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甚么样的命运时，如果他知道他死后20年“斯大林同志”便消亡、便被揭穿，50年后“苏联”便瓦解、不复存在时，不知他该做何感想。他曾写过一首我们都熟悉的诗：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然而，历史已经证明，他所信仰的的确不是“宇宙的真理”。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也正是因此，我们今天重新面对这位历史人物时，才倍感怜悯与婉惜。

　　师达能夫妇临终时，一如被宰割之绵羊。他们只祈求神给他们“坚毅、勇敢和心底的平安”，最后的话是“不管是死是生，但愿荣耀主名”。慕迪第四任校长 Houghton已将此谱写成圣诗。方志敏则勇猛、刚烈，以“最大的阶级愤怒”而高呼的口号作为自己的临终之歌。

　　愿这支愤怒之歌不再回响，愿这部杀戮的历史结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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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书目：

　　1. Robert G. Flood & Jerry B. Jenkins: Teaching the Word Reaching the World. 1985. Moody Press, Chicago. Page 69-70, 164-165.

　　2. Kevin D. Miller. Gritty Pioneers, in Christian History, Vol. XV, No. 4. Issue 52. Page 37.

　　3.《名将粟裕》，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4.《方志敏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词海》中各有关词条：方志敏、寻淮洲、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军第十军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