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的试炼　　1955年，正当我们一家人仍然被疾病纠缠的无法脱身时，一场无情的风暴又向我们迎面击来。　　大约是在1955年的春夏之交，全国展开了“肃清反革命运动”。各阶层中被共产党认为不可靠的人，或是与以前的政府有过关系的人，都纷纷被捕入狱。就在这个运动的名义下，政府在教会内也拘捕了北京的王明道先生，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一群负责同工，另外还有全国各地一大批爱主的教会领袖，被神重用、被圣徒爱戴的传道人，似乎被一网打尽了。一时之间，全国被恐怖所笼罩，人心震动，惊栗万状。　　共产党这样大规模的逼迫教会，是我从未料到的。尤其使我惊惧的是，在上海聚会被捕的同工中，竟有一位是我熟习的X弟兄。他与我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同是大学毕业后奉献的，在同一间神学院受造就，又是同班同学；在工作上，我们都对青少年学生有负担；更妙的是，我们两人都是肺病患者。与他不同的只是，不在同一个地方工作而已。因为有以上种种的相同点，所以在神学院同窗的时候，以及刚从神学院毕业后的那一段时间中，他与我常有交通与往来。但是后来几年，因为各人都忙于应付自己的工作和家庭，再加上我患了肺病，彼此的来往也就中断了。如今，他竟因反革命的罪名而被逮，这是我所始料未及的。但是，对于自己的命运，我仍然存着侥幸的心理，以为自己决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因为一方面，我患肺病已有好几年，在教会工作上，根本没有什么活动；另一方面，从解放以来，我就尽力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再者，从我过去的背景之中，他们也不难发现，我一贯是“循规蹈矩”的人；至于我的思想，原来也是倾向于“进步”的。我想，中共总不会怕这么一个又病、又无才能、又顺从(或可说是倾向他们)的小人物吧。然而，在那社会中所发生的许多事，却不是可以凭常理解释得通的。不久之后，我所认为的那些“合情合理”的安全保障，都被无情地打得粉碎，逼迫的大锤也向我迎头击打下来。　　一天下午，我正在神学院门前散步，忽然看见有两部警车向院方开来。在门口停下后，从车中跳下好几个穿便装的警察，为首的人一知道我是院方的老师，立刻厉声说：“我们奉命前来逮捕一位匿居在你们这里的反革命份子张XX 。”他们一边说一边就进入院内，似乎对我们神学院的地理非常熟悉。不一会就从厨房中抓到张XX，并且将他两手铐锁，由三个人押着上了车，刹时之间绝尘而去。留下的两个干部也立刻进入办公室，将我们三个负责人召到前面，大大的训斥一番：　　“反革命的张XX，在国民党时代曾任安徽某地警察局长，他曾杀害九条人命，我们寻求他的下落已有数年之久，原来竟藏在你们这里！你们打着宗教团体的招牌，但事实上，却是反革命份子的制造所和防空洞。政府决不允许你们这样无法无天下去，从今天起，你们必须停课，全院的老师和学生也一律要展开政治学习，我们要派五位同志住在你们中间帮助你们。至于你们的前途如何，就看这个期间你们自己对党的政策反应如何来决定了。”　　果然，五个干部立刻来到。这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剧变，使全院的师生顿时乱成一团，人人成了将宰的羔羊，任凭他们宰割。　　学习一开始，干部们立刻将师生隔离，这样不仅可以达到孤立老师的目的，又可以离间师生间的感情。干部们时时与学生开会，他们不是以花言巧语迷惑青年人，使之相信政府关心爱护他们；便是千方百计地恐吓他们，使他们觉得再继续跟着老师走，必会被新社会弃绝，走向死亡的结局。所以没有几天，学生的态度便大大改变了：比较持重的学生不敢亲近老师，思想比较简单的学生，则开始敌视老师。逐渐地，斗争老师的气氛越来越明显了。　　此时，我的病仍未痊愈，所以经常卧在床上，很少外出。但是有一天，一位干部进入我的房中，吩咐我起来，要我与大家一同去听上海宗教事务局局长的报告。我推辞说，我患肺病已许久，医生要我静卧休养，所以我不能去。“你不能去也得去，我非得要你去！”他竟无理的发起怒来。 我无可奈何地从床上起来，随着全院的师生一齐去了，心中暗想，我一定无法躲避这次灾难了。　　原来这次报告，是针对着最近逮捕了教会的领袖而发动的，由上海宗教事务局局长亲自出马，向基督教界说明真相。会场就是借用上海众教会中容量最大的“南阳路基督徒聚会处”，这个会所足足可容纳三千多人。我们到那一看，到处挤满了人，各教会的教牧人员，长老执事以及一些信徒领袖都被召了来。大家的面凝重，即使是熟悉的人见面也只是默然相对而已。　　大会开始，局长开始讲话了。他那天讲话的内容如今仍能依稀记得一些，大意如下：　　“政府最近在基督教界逮捕了一些人，也许有人因此以为，共产党开始迫害基督徒了。我们的宪法明文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宪法是不能改的，因此，有信仰自由就是有信仰自由，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仍是如此。但是，政府却决不允许任何人，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到底最近在基督教里逮捕的这些人，是宗教份子呢，或是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反革命份子呢？今天请你们来听听他们自己的口供录音，然后请你们自己判断吧！”　　“第一位我们要播放的，是反革命份子XXX的口供，他的坦白比较澈底，政府将会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从轻发落他。”　　原来局长所说的这位XXX，就是我以上所说的那一位神学院同学。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怎么会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份子！因此我当然要更加全神贯注的听他的口供了。果然，录音机传出他的声音：　　“我叫XXX，我是一位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反革命份子，并且我还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其中的成员包括有焦源濂，XXX……等人。”　　他不仅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份子，还诬供我是他反革命集团中的第一员大将。这真是晴天霹雳，顿时打得我天旋地转，以致以后他供认些什么我都听不见了。这时，只见四周围坐的同工和同学，个个变了脸色，而那些参杂在我们中间的干部，也都向我转过脸来，目中射出凶光，脸上显出可怕的冷笑。　　约有三个小时的大会终于在恐怖和惊惶中过去。散会时，所有的同学都纷纷躲避我，好像我已成了一个全身长满了大麻疯的病人。我深深地被感到被人群遗弃的滋味，是何等地孤单和悲哀！只有藉着祷告，拖着软弱的腿，独自一人慢慢地回到家中。　　回到家后，立刻向妻述说这个凶信。我们深信大难必会临头，因此不但一起祷告，求主给我们力量去迎接它，也互相劝勉，在任何压力之下，决不为了保全自己而胡言乱语地陷害别人。　　院内的气氛比从前更加紧张了。另外一位比我年长的同工，已被干部从家中拉了出来，将他禁闭在女生宿舍的一间小房间，要他隔离反省，坦白交待出自己的罪行。不久就传出，他也写了坦白书，甚至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者”毕教士（从前的神学院院长，一位美国女宣教师）所派遣的特务份子。更糟糕的是，他也将我的名字列在所谓特务份子之内。接二连三，我被控告了这么严重的罪名，中共的干部怎么会轻易的将我放过。所以一两天后，他们终于也将我从床上拉起来，把我关在小小的图书馆内，命令我检讨自己。　　年青的学生们看见情势急转直下，两个老师都被关了起来，又加上干部们竭力地恐吓和煽动，以致大多数的学生都“革命情绪高涨”起来，纷纷揭发院方的黑暗，又控诉老师的反动罪行和言论。主内的亲密关系，师生的情形似乎在顷刻间被破坏无遗。（事实上，大多数青年学生是受吓被骗，才会一时软弱至此。然而主里生命相连的关系是无人能破坏的，因此，这些青年学生后来大多仍是回转过来；其中有些最近且恢复通信，并且得知他们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仍热心传道。）　　我被隔离在斗室之中，经常由两位女学生在门外把守：一面禁止任何人与我接近，一面随时将我的一举一动报告给干部。干部命令我写坦白书，必须将自己从八岁起的生活、言行、亲戚和朋友都详细地交付清楚，并且还要加以分析和批判。有时干部会突然把我带去他们的办公室，严厉的审问，或是拍桌指鼻的大骂。我所写的“坦白书”一次又一次地被退了回来，因为他们认为我交代不够澈底，批判也不深刻。我的内心除了恐惧和感到冤曲之外，逐渐也萌发出愤怒和报复的情绪。我实在想不通，究竟我犯了什么罪？我不仅从来不会反对过他们，实际上从我学生时代起，甚至到了后来成为传道人后，也一贯地同情和拥护他们的理想，又尽量在我信仰之内，用实际的行动来顺从他们的领导。但是，为什么他们如今对我如此残忍、如此无理？　　自我患肺病以来，胃口一直不佳，晚间时时失眠。被关入斗室后，不食不眠的情况更加严重。每当夜深人静，众人都进入梦乡时，更是转侧床上，百感交集，思潮汹涌。这时那恶者撒旦便趁虚而入，催使我挺而走险，趁深夜众人安睡无备，悄悄地起来将厨房中的大菜刀拿出来，将这些干部斩死，然后自戕，大家同归于尽。好几夜，这个思想一直出现，但是当我一想到神，就立刻发现这是何等重大的罪，我的信心和爱心是何等肤浅，不禁满心羞愧。一面立刻驱除这个恶念，一面求主赦免，并给我力量承担一切的苦难。这件事，至今我回想起来，仍不免捏一把冷汗。　　在我所写的那些坦白书中，我始终坚持自己虽有反对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思想，这是因为我的信仰所带给我自然有的意识反应，但是我却决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反革命份子，更没有什么反革命集团的存在。这些干部也曾恐吓我妻，盼望能从她口中，得到一些我的罪状，或驱使她来苦劝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和其他根本没有的罪状。但是我妻洞悉他们的诡计，勇敢地向他们宣告，他没有任何政治问题，这是我深知道的。我们曾互勉，要诚实的对待这个运动，若是我们真有问题，就当澈底交代并悔改；若是没有问题，决不望风捕影地乱说。因此，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斗争和学习，他们终于宣告我无罪，将我放了出来。但是神学院却被宣告为“反动团体”，立时封闭了。　　解开心灵的死结　　1958年，年轻的传道人都被下放到工厂劳动。我成了羊毛衫厂的工人。在工厂中劳动，身心虽然疲惫交加，这却不是最苦痛的事，最苦痛的莫过于当时心中有一个死结，总是无法解开。我常是一面工作，一面思想，为什么自从奉献作传道以来，我的路是如此不顺？遭遇也总是如此不幸？我本不愿作传道人，但主却偏要感动我走这一条路。当我真的献身以后，却又经历到他是一条绝路，不但不能传道，反而成了被强迫劳动的问题人物。我想，这一切的遭遇应当是神早已知道的，那么为什么他当年还要感动我献身传道？这真是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另外，我也常常顾影自怜，因为当时我的那副尊容，连我自己看了也都会感到啼笑皆非。身上穿了工作服，头带罩帽，两手有袖套，腰间系围裙。这样的打扮，又似男又似女，十分尴尬。每次路经工厂外面的大马路，前往饭厅吃饭时，常常更是疑神疑鬼，因怕在路上遇见大学时代那些不信主的同学。我想，这副模样被他们看到，岂不成了谈笑的话柄？有时想到自己的前途，我就料定很难有希望从这当中脱身，本以为余生注定要消蚀在这无聊的苦工当中了。一想到这里，甚至觉得自己的献身传道就是一个错误，但大错已成，只好认了。　　这段期间，我虽没有放弃信仰，但却已完全忘记了信仰的真实意义与价值。不仅生活成了无可奈何的生存，内心也没有平安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之下，怎能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有一天，当我又在工作中自叹自怜时，心里忽然有一个微小的声音问我： “你为何如此日日寡欢，消极悲观？”“生活没有意义和价值，还有什么力量令我欢乐。”“为什么你的生活没有意义和价值？”这声音又问。“我本是献身传道，但结果却成了被改造的罪人。现实与理想背道而驰，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是你真的犯了错误吗？”我答：“不是。正因为我要传道，才会落到现今这个悲惨的地步。” “那么，主知道你的心。”我说：“知道又有什么用？生命是短暂的啊，怎能容许如此无情的浪费？”“究竟怎样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呢？”这声音又问。“当然是荣神益人的生活罗。”——这句话太熟了，以致它能不假思索地就从心里溜了出来。“那么，你在这里工作，能不能荣神益人，孩子？”这一问，竟把我问倒了；一时，我不知如何回答。“荣神益人”这一句话实在太熟了，我不知讲了多少遍，都已经要变成口号、口头禅了，却很少真正认真地把它与生活连系起来。现在神的灵提醒我，叫我仔细地思想究竟自己在什么情景之下，才能够荣神益人。我立时心中明白，我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境遇中都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但是我的心仍不肯受安慰。这时主的声音又问我：　　“当年你好几次奉献祷告的时候，不是都留着泪地向我说：‘主啊，纵使遭遇贫穷、痛苦，无论海枯石烂，我都愿爱你，为你而活’吗？如今这些山盟海誓都到哪里去了？”　　我不禁热泪盈眶，才发现自己的信心和爱心是多么的肤浅。虽然我口口声声地说，已经放下世上的名利富贵，但实际上，它们在我的心中却仍然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因为人生观并没有真正的改变，所以心情还是那么容易地随着世界的变动而影响——虽然身体的劳苦是不可避免的，但那种心灵自卑、自怜的痛苦却是自找的、冤枉受的。想到这里，顿时醒悟过来，立刻就在那台机器面前，一面工作，一面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愿意重新献上我的心给你，真实地为你而活，求你助我荣耀你。”随着这个简短的祷告，我的心间彷佛雨过天晴，已失落多时的平安喜乐刹时再次充满了我。从此以后，工厂中繁重、单调的工作不再使我生厌；因为他们对我而言，已有另外一个属天的意义了。　　事奉神五十一年　　我献身传道，是在1948年6月30日。记得那天考完最后一堂大学毕业考试后，便立刻雇了一辆三轮车前往神学院就读。当时孤独凄凉，内心充满了胆怯忧患。50年后的6月30日，我却是坐在高空的飞机上，从美国西岸飞到东岸，向两千海外学人传福音。前后的心情是何等的不同！半个多世纪来，历尽沧海桑田，而神的话语却永远不变。而我——一个极其卑微软弱的人，却因靠着神所赐的话语：“犹大家所逃脱剩馀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以赛亚书7：31），不但未被时代的巨浪所卷去，并且能为他工作直到如今。如今的确证实：历史的片段是魔鬼的猖狂史，历史的整体是神的得胜史——神掌管历史。感谢神，因为信他，使我有正确的历史观，因而获得了正确的人生观。　　本文完稿时，正值我事奉神整整五十一年。但当年感动我奉献的诗篇84篇的话仍然是那么新鲜，对我的感动力，亦可说是更胜于前。因为其中许多的话，如今都已经不再是应许，而变成活生生的经历。　　兹将这篇我永不会忘的诗，敬录下来：　　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住所何等可爱！我羡慕渴想耶和华的院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的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棚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啊，倚靠你的人便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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