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名文,字逸仙,他是中国的第一位大总统,被全中国人尊称为“国父”。他一生革命共40年,辛亥革命的成功,结束了清王朝260多年的专制统治,也结束了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绵延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在推翻中国帝制的伟大历史运动背后,一直有一个超凡神圣的力量在支持着他,这就是神的力量。他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他建立的国家比印度独立还早30多年。对中国作出如此大的贡献,他谦卑地说:“我不想当伟人做大事,只想干好每一件小事,作民众的仆人。”　　孙中山自幼就好追求真理,当他入学读书时,就已令私塾的老师对他刮目相看。他常向母亲问及宇宙和人生的奥秘,尤其对天地的创造,死后的问题,十分好奇,常使母亲惊异辞穷。13岁时,随母亲前往美国夏威夷州檀香山市大哥家,他在自传里说:“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14岁时,进入当地一间基督教学校就读,激发他有了唱基督教诗歌的爱好,并养成了读圣经的习惯,校长对他尤为关爱。他勤于参加主日的崇拜和每日早晚的祈祷会,对基督教教义的认识逐渐加深。17岁时,转学到圣路易学院,当时他已决志归向耶稣基督,且有受洗的意愿,并热心传福音。不料其大哥得知后,十分震怒,责骂他说:“你如果这样的话,就不让你读书了,你还信不信基督教?如果还相信,你就回老家去;如果不信了,就让你继续在这里读书。你到底怎么样?”这对他的信仰是个严峻的考验,他坚决不肯放弃信仰,宁愿不在美国檀香山学习深造,而毅然回到贫穷的中国家乡。　　孙中山回到故乡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向同伴宣传拜偶像是迷信。后来到香港,在拔翠书院就读,课余前往道济堂参加礼拜。18岁时,在香港公理会受洗,取名“日新”(广东话与“逸仙”同音),乃为“得救重生”、“成为新人”之意。大哥闻讯,大为不满,竟召他赴檀香山,并收回其分得的家产,他却处之泰然,毫无怨言。他大哥为防止他接近教会,时常加以监视。他极其苦闷,深恐壮志消磨,即请老师资助他回国。后入广州博济医院专攻医学,以便借行医掩护革命运动,实现救国救民大志,当时他年仅20岁。次年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就读,院长是英国医学家康德黎博士,这与他伦敦蒙难获救有重大关系。27岁时毕业,名列第一,各科都是100分,打破了全校纪录,由此可见他的智慧,乃由神而启,非同凡响。　　孙中山不仅为革命奔走,又热心传扬福音。据为他施洗的美国传教士喜嘉理牧师说:“他受洗后立即为耶稣作见证,他的信心火热,在短时间内他就带领了两位朋友信耶稣。当时只有很少人信耶稣,许多人都怕被人认作基督徒。”“他的传道心志甚是坚定,如果当时香港或附近设有完善的神学院,又有人给予资助,那么他必为当代著名的传道人了!而且以他的热忱和毅力,必定能吸引许多人信靠耶稣。”他曾在假期与喜嘉理前往香山县布道,而且一路分售福音书刊,带领友好信靠救主。　　1894年,以孙中山为首的20多位华侨在檀香山主教银行职员何宽家中秘密集会,向腐朽的清王朝吹响了战斗号角。他们忧虑着中国的政局,对遥远祖国的关爱,终于使他们顾不得自己力量的微小,决定在11月24日成立兴中会。很多人不知道兴中会的成立与圣经有密切的关系,当他们通过章程后,孙中山要各会员填写盟书,而后在他带领下,将左手放在打开的圣经上,右手向上高举,在神面前庄严宣誓。这小小的一步,有惊人的意义,17年后推翻了清王朝。从后来的结果看,这实在是中国乃至亚洲的一大进步。他选用的宣誓仪式,不是中国人熟悉的歃血为盟,也不是民间流行的斩鸡头,而是按手在中国人极陌生的圣经上,真是非常奇妙。他要赶时髦吗?其实当时西方时髦的言论是批判圣经;要争取教会人士的认同吗?后来他奔走欧美时,并未宣扬此事。他向清政府李鸿章上万言书没有下文,痛定思痛后决心采用的途径是非常慎重的!他有什么深意呢?细察近代发达国家的民主和科学有的成就,都源自对圣经的信仰。他像孤独的先知,早就洞悉个中奥秘而寂寞地行在同胞之前,他在遗嘱中仍提醒同胞要信神。　　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绑架禁闭,准备解回中国杀害。正在千钧一发、九死一生之际,全靠他的老师康德黎——一位虔诚基督徒的营救,才得以脱险。然而若不是檀香山偶遇康德黎,他就无法得知康德黎将返回英国,更不知其伦敦的地址,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必有神的奇妙安排和保守,使他灵命大大长进。脱险之后,他亲笔写信给香港区凤墀长老说:“弟被诱擒于伦敦,牢于清使馆十有余日,拟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船已赁备,惟候机宜。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料想必死,无再生之望。穷则呼天,痛则呼父母,人之情也。此时惟有痛心忏悔,恳切祷告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祷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然究在牢中,生死关头尽在能传消息于外与否耳。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户俱闭,严密异常。惟有洋役两人日入房中一二次,传递食物各件。然前已托之传书,已为所卖,将书交与衙内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范更为加密。而可为我传消息者,终必赖其人。今蒙神施恩,接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次早他入房中,适防守偶疏,得乘间与他关说,果得允肯。然此时笔墨纸料俱被搜去,幸前时将名帖写定数言未曾搜出,即交此传出外与康德黎和万臣两师。他等一闻此事,着力异常,即报捕房(相当于警察局),即禀外交部,而初时尚无人信。捕房以此两人为癫狂者,使馆全推并无此事。他等初一二日自出暗差,自出防守,恐溜夜运往别处。初报馆也不甚信,迨后彼两人力证其事之不诬,报馆始为传扬,而全英国震动,欧洲震动,天下各国亦然,想香港当时亦必传扬其事。伦敦几乎鼓噪,有街坊欲号召人拆平清使衙门者。英国首相行文着即释放,不然则将使臣人等逐出英境,使馆始惧而放我。此十余日间,使馆与北京电报来往不绝,我数十斤肉任被千方百计而谋耳。幸天心有意,人谋不臧,虽清虏阴谋,终无我何,适足以扬其无道残暴而已,虏朝之名从兹尽丧矣!弟现拟暂住数月,以交此地贤豪。弟遭此大故,如浪子还家,亡羊复获(路15:3-7、11-32),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　　1905年,由孙中山倡导的中国同盟会的主要领导有好些是知名的基督徒,其中被清政府列为“四大寇”着力通缉的孙中山、杨鹤龄、陈少白、尢列都是基督徒。孙中山一生以基督精神救世救国,历经艰危,均靠神出死入生,化险为夷。正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5:24)耶稣说“出死入生”,而世人却说“出生入死”,这是对生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辛亥革命成功之时,他在美国得电,友人为他设宴庆贺,他谦虚恳辞,说不必盛宴铺张,只需吃一碗面即可,应首先向神感恩。当时他为答谢友人,特以圣经上的话奉赠:“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4:6-7）并说:“我革命所以能够成功,乃完全仰赖神的恩助。”　　1912年2月,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此时他曾复信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信中非常清楚地说:“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分立可使信徒、传教皆得自由,不仅政治上少纷扰的原因,而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的宗旨。”他在致其老师康德黎的信中说:“我师为我事工所献的忠诚祈祷,实令心感。我现在正努力谋中国信仰的自由,并预知此新建之邦,必能使基督圣道日见兴旺,这可告慰你了。”他在革命成功后总结经验,引用前人的话说“失败乃成功之母”,这已成为世界名言。他在民国元年的一次欢迎会上说:“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　　清朝初年,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礼拜天”这一基督教用语开始在我国出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后,开始实行星期日休息制;一星期休息一天,来源于圣经,可惜许多中国人在圣经影响下生活作息而茫然不知。他还提倡男女平等,1912年3月11日下令:劝禁女子缠足。　　1912年5月,在广州基督教联欢大会上,孙中山致词说:“弟兄今日返来,得立于20年前从学之地,与牧师弟兄姐妹同聚一堂,实在是梦想不到。基督徒正宜发扬基督教之教义,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1924年,中国基督教教育年会25周年庆祝大会,恳请他致词,他说:“教会之入中国,既开辟中国之风气,启发人民之思想,使中国人能摆脱异族之束缚,正如摩西（参摩西条）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还流离困苦于荒凉沙漠间40年,必待约书亚以领之,而至迦南美地。在中国当约书亚之任,以领中国人民至迦南乳蜜之地者,除中国基督教会,还有谁呢?”　　孙中山曾说过如下精辟而有远见的话:“建国之基,发端于心理”,故应“以神道而入治道”,使国人“敬畏那当受敬畏者”,中华民族才有大希望。“至于宗教,则崇耶稣。”他的政治主张有不少是吸取了基督教教义。他说,人类前进之目的为何?即孔子（参孔子条）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太6:10)。这不是以“人”为发展的终极,乃是在人的层次之上,有着神性的企求,从而可使自由、平等、博爱成为“人”的基准,以耶稣之心为心。当汪精卫等国民党人激烈反对基督教时,他一面告诫教会“决计不作帝国主义之工具”,一面强调辩论只会使“基督教之真义反加明了”。他庄严宣称:“不但我是基督徒,我一家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是基督徒,且有家庭崇拜。”　　国家的强弱优劣全靠执政者,他们的素质决定了国家的命运。作为基督徒,孙中山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以耶稣“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为宗旨的一生,这是来源于圣经的教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太20:26-27)这是极其伟大的观念,今天的民主作风由此奠定。从那时起,全世界除了法西斯式独裁政权外,各国都逐渐走上了民主的道路。就算有些国家是独裁的,他们还要高喊民主,甚至说自己的国家是全世界最民主的,可见民主是今天必走之路。权力在教会应意味着摆上和付出,掌权者就是更多地服侍,作神和人的仆人。孙中山所说的民主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论断,的确是高瞻远瞩,这也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孙中山不允许百姓对他喊“万岁”，这是他谦卑的明智之举。　　孙中山擅长书法,为人题字最多的,当属好书字体宽博大方、空间开阔、令人畅想无穷、耶稣提倡的“博爱”两字,其次是“天下为公”四字。他在革命成功后仍爱传福音,1918年,一个传福音大会上,在座的有孙中山、海军总长程璧光和外交部长伍廷芳。主讲人说完了,问听众:“谁愿意接受这位基督作救主的请站起来。”当时孙中山劝程璧光站起来,他刚要站起来,被伍廷芳拉住说:“不好看!不要站起来。”孙中山一边催,那位就拦阻他。他对孙中山说:“我明早去找他。”次日,他去火车站送客,路上遇刺身亡,再没有决志机会。亲爱的读者,明天不是你的,现在就是接受基督作救主的时候。　　孙中山以圣经真理为利剑,与罪恶势力决战,使革命取得成功。1925年3月11日,他在临终前一天,于病榻上对他的家属和挚友们,口授了他的第四份遗嘱《一个基督徒的遗嘱》:“我是一个基督徒,受神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他以基督精神提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佛、道、儒各教占压倒多数的中国,一般士大夫,大多噤若寒蝉,不敢公开承认基督,他能始终不渝,见证主道,可见其信仰的真诚和热烈。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是孙中山的连襟,他述说了孙中山临终前的情形,当时孙中山握住他的手,大声说:“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要告诉你我的领悟,我想你能明白。神差遣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拯救世人,神也差遣我到这个世界上做我当做的工。” 孙中山病逝于北京,享年仅58岁,先在协和医院举行安息祈祷会,后到中山公园举行国葬。中国一位著名牧师对孙中山非常崇敬,知道其逝世的消息后写诗道:“孙中山先生少年何烈受灵,领此邦决心出埃及。”在他心中视孙中山为中国的摩西、民族的英雄。世上有许多名人,被很多人称赞,也被一些人否定。而孙中山对中国的贡献,却为全世界所公认,他实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政策。可以说,除清朝政府外,至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敢提出否定他的功绩,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从康德黎为他送的挽联可得到证明:“毁帝制,创共和,知难行易,较尧舜禹汤周公文王孔子诸圣为高明,上下五千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讲自由,争平等,救国导民,为英俄德法意比日奥土保十国所敬畏,纵横九万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教会里有人这样称赞他:“高风亮节,荣神益人。”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列出了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9位亚洲人,孙中山名列第二,他被认为是现代中国的缔造者。　　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曾任交通部长、建设部长、财政部长、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长、立法院长。他由于受父亲教育,从小信耶稣。1920年,孙科夫妇在澳门受洗。他的家书说:“父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40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神。”　　孙中山的岳父、企业家、牧师、传教士、革命家、兴中会执行秘书长宋嘉树,又名宋耀如,年轻时在美国信主受洗,到神学院读书,1886年任牧师后被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派驻中国,在上海、苏州一带传福音,并在教会学校教书,胡适是他的学生。他认识孙中山后,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出钱出力,是革命的一位默默奉献者,并曾任孙中山驻上海代表。他有一家出版公司,一边印圣经,一边印革命宣传刊物,可见他投入革命的情绪之高,与孙中山关系之密切。他的妻子倪桂珍是位非常虔诚、重视祷告的基督徒,她一直到离世前,都是清晨起来就禁食祷告,到近中午的时间才祷告完用餐,天天都如此。宋嘉树夫妇的墓地在上海万国公墓,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挖开。挖墓者原来以为墓中一定有金银珠宝,但使他们大失所望,棺中陪伴宋老夫妇这对虔诚基督徒的,只有几本读旧了的圣经和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宋庆龄在上海的亲友写信把这消息告诉了她,她读信后双手颤抖,簌簌泪下。　　鲜为人知的是,许多基督徒积极投身于革命洪流,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卓越的贡献,有的甚至牺牲生命。中国早期民主革命领袖陆皓东就是基督徒,他与好友孙中山于1884年在香港公理会同时受洗。他的革命思想就是源于基督信仰。1911年,孙中山领导同盟会在广州发动推翻清朝政府进行武装起义而牺牲的黄花岗72烈士中,就长眠着多位基督徒。孙中山的革命历程从伦敦、檀香山到旧金山,得到许多基督徒的支持、拥护和响应,一些基督徒华侨出钱出力,他们对民主革命的胜利功不可没。　　中国近代法学家、革命家、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最高法院院长徐谦由于感到无力打倒袁世凯,一度消沉,朋友见他苦闷忧郁,便劝他研究圣经,信仰基督教。后来他果真研究圣经,相信基督教了,并在教会中担任重要工作,还把信仰基督与拯救危亡的中国联系在一起。在他的提议下,建立了基督教救国协会。他到处发表演讲,号召基督徒参加民主革命,创办了《救国报》和《基督救国》等刊物。　　中国近代法学家、司法部长、外交部长、代理行政院长、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法官王宠惠博士不但是一位笃信圣经的基督徒,并且著有《信道七问》传福音小册子,根据圣经阐释救恩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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