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迦利亚书导论
哈该和同一时期的先知撒迦利亚形成很大的对比。若说哈该是工匠，负责新圣殿的硬件架构，撒迦利亚则像艺术家，加上彩色玻璃，其上有各种象征，华丽而光耀。为了保证这些象征能让人正确明白，有位天使像作导游一般随加解释，偶尔加上一篇信息，超过从这些异象所能推演的道理。简短的前言（一1～6），和讲论当时禁食之日的两章（七、八章），成为此一“异象之书”的外围架构。
最后六章截然不同。大纲的结构消失了；许多篇幅深奥难明，提到从前的仇敌、恐怖的战争、出卖、痛哭，中间夹杂着和平、昌盛和最终胜利的保证。耶柔米曾写道：“……先知撒迦利亚的书是最费解的，是十二卷中最长的……”41，他可能是指这几章。虽然九至十四章是最费解的，但在福音书记载受苦的故事中，却是被引用最多的部分42；而除了以西结之外，影响启示录作者最深的，便是撒迦利亚，超过所有其他的旧约作者43。单为这个缘故，便值得仔细研究这卷书。
虽然撒迦利亚书可以补充哈该书与玛拉基书，不过他对被掳归回时期的预言有其独特的贡献。这些先知都坚定地立基于当前的局势，而撒迦利亚虽然也像他们一样，清楚知道同胞属灵的需要，却更进一步，彷佛从天上的观点来介绍他们看一些事情。超越的神正在为犹大和耶路撒冷完成祂永恒的计划，装备祂的立约子民，来实践祂拣选他们要成就的属灵角色（亚一7～六15）。先知继续用日常的话语说明，他们应当有怎样的生活质量（七1～八23）。但他知道这个目标并非藉温和的进化方式可以达成的，所以不能让人有这种印象。接下去的六章充满挣扎与张力。起初战争是在当地，神的子民获胜，但后来好牧人被拒绝（十一4～17）、为丧家哀哭（十二10～十三1）、牧人被杀（十三7～9）加强了恐怖的感觉，似乎恶势力在掌权。最后，他们攻占了耶路撒冷，而这便是耶和华要插手干预的信号，从此祂将在全地建立祂的国度。
这卷书预备神的子民来面对前所未有的灾难，即恶胜过善。甚至神的代表都死于恶人之手。撒迦利亚的思想中从来没有轻率的乐观主义，但等到邪恶露出了最狰狞的面貌时，耶和华将显示祂仍然为王，而且万国都将承认祂是王。
41 P. Lamarche 引用于 Zacharie IX～XIV. Structure Litteraire et Messianisme （Gabalda, Paris, 1961）, p.7 '...obscurissimus liber Zachariae prophetae, et inter duodecim longissmus...'.
42 P. Lamarche 表列出以赛亚书四十至五十五章和撒迦利亚书九至十四章引用之言的比较（9页）。
43 P. Carrington, The Meaning of Revelation （SPCK, 1931）, pp. 268～271.
Ⅰ 作者
Ａ 先知撒迦利亚
本卷书是以撒迦利亚为名（希腊文 Zacharias）。他的族谱出现于头一节，一章7节又重复提及；他是“比利家的儿子，易多的孙子”，但以斯拉记五1和六14都称他为“易多的儿子”。这种差别最简单的解释，即以斯拉记的作者省略了一代，而用“的儿子”之词组代表孙子，旧约中常有这种用法。一章1节的注释将更清楚的说明此点。比利家无数据可查，而有一位易多可能是先知的祖父，名字列在最初追随约书亚和所罗巴伯归回的祭司与利未人中（尼十二4）。同一章的后面（16节），撒迦利亚的名字出现，为易多家的家长，当时的大祭司为约雅金，他是在约书亚之后、以利亚实之前。这些大祭司的日期无法可查；我们只知道以利亚实在主前四四五／四（尼三1）年时作大祭司，而如果约书亚到该世纪末还在职，约雅金就可能于主前五百年至四百六十年担任大祭司。五二○年时，撒迦利亚显然还是位年轻人，而三、四十年之后，他很可能成为大家长。
因此，这位先知有可能是易多祭司家中的那位撒迦利亚；然而在下定论之前仍需谨慎，因为撒迦利亚是很平常的名字，旧约中有三十多人用这个名字44。虽然在本卷书中，先知对自己没有提供什么数据，但是从字里行间约略可以推测，他是位祭司。他不单非常关心圣殿的重建，也推崇大祭司的角色，这从第四个异象可以看出。约书亚获得保证，可以进到神面前（三7）；罪孽被除去（三4、9），而且虽然已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圣殿或在任的祭司，撒迦利亚还相信，如果要与万军之耶和华建立活泼的关系，祭司是不可或缺的。在瞻望未来的荣耀时，他以两位“受膏者”（四14）来表达祭司与君王所形成的双人治45。他又像身兼祭司的先知以西结一样，关心土地的洁净，要除去其上的污秽（三9，五3、6～11）。
从伴随着异象的信息中，可以看出撒迦利亚熟谙被掳之前先知的用语。他并不是直接引用，而是将他们的话变成他自己的话，当信息自内心涌出，这些用语就滔然出口。他的感情强烈，从他所用的命令语可见一斑：“要呼喊”（一14），“要逃回”（二6），“应当逃脱”（二7），“应当欢乐歌唱”（二10），“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二13）。在这些异象中，撒迦利亚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全然投入，提出意见、问题、建议。他要人静默的宣召，让人想起哈巴谷书二20；另外一则近乎引用的例子，是火中抽出的柴（三2；参：摩四11）；在葡萄树与无花果树下安坐的图画（三10）则与弥迦书四4相仿（参：王上四25）。米其尔（H. G. Mitchell）列出撒迦利亚有二十多处用到被掳前先知之言46，包括第八世纪的以赛亚书的前后两部分、何西阿书、阿摩司书与弥迦书，和在他之前不久的耶利米与以西结。如果撒迦利亚是位祭司，他会和一般祭司一样，因为圣殿陷落，祭礼的任务停止，所以他们专注于所托付他们的圣书，以便能执行教导律法、解释律法的职责（亚七3；参：申三十一9～13）。
本卷书记载的日期，显示撒迦利亚与哈该的事工互相衔接，其中有一个月重迭（参28页的表）。最后提到的日期（七1）相当于主前五一八年十二月七日。因此，撒迦利亚书的历史背景与哈该书相同；他的首要任务是支持哈该，鼓励百姓完成建殿的工作。
44 T. M. Mauch 找出三十一位叫撒迦利亚的人，IDB, IV, pp. 941～943.
45 G. von Rad, Old Testament Theology, Ⅱ. D. M. G. Stalker 译（Oliver and Boyd, 1965）, p. 287.
46 ICC, pp. 101, 102.
Ｂ 撒迦利亚与九至十四章
在以上追查本卷书作者的数据时，并没有提到九至十四章，原因为：批判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这几章的作者另有其人。在前八章中，撒迦利亚的名字出现三次（一1，一7，七1），但最后六章却从未提起。这几章没有日期，也没有明确的事件资料，诸如圣殿的峻工等，让人可以了解其历史背景。在我们的圣经中，这几章所以放在撒迦利亚的名下，可能只是因为作者为无名氏，虽明知真正为先知之言，但因为只存留片断，为了怕遗失，且需要置入经卷中，便将它连在另一卷先知书的后面，以免消失无踪。犹太拉比曾提到，在先知书中有这类例子，他们相信是用这个原则来安置经文的47。
反对是同一位作者的理由，主要有三点：内容、体裁、用字。 （1） 第一至八章的特殊目的，就是重建圣殿与圣城，但在后六章中全未提起。有人甚至说，后面九章中，重新恢复王朝的盼望也已消失。九章9～10节的王，与当日的王子并无关系；希望维系于另一位弥赛亚人物，即那位好牧人（十一4～14），和被扎的那位（十二10～十三1）。前面政权是由祭司和君王均分，后面则只提及祭司；不过这样解释牧人（十一8、15～17）是根据犹大后期的历史，而不是根据先知书中对牧者比喻的用法。 （2） 本卷书的第二部分没有异象，也没有作解释的天使，耶和华的使者亦没有出现。相反的，却有对末世不连贯的瞥见。有人说，前八章几乎全是散文（但二6～13与八1～8是诗），而九至十一章为诗（十一4～16除外），最后三章则是散文（除了十三7～9）。我们目前所有的这卷书，其实前后两部分都有诗，也有散文。 （3） 第一到八章的常用段落语，诸如“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在第二部分并没有，而第九章与十二章的开头语：“耶和华话语的担子”（AV、RV），在本卷前半并未使用。第一至八章两次称神为“耶和华全地的主”，但九至十四章完全未这样用，其实这词用在那里十分合宜。米其尔还列出其他用字的差别48。
47 Baba Bathra 14b; Vayyiqra Rabba xv. 2; T. B. Maccoth 24b. W. H. Lowe 引于 The Hebrew Student's Commentary on Zechariah （Macmillan, 1882）, p. 16.
48 ICC, p. 236.
Ｃ 批判观点综论
（1） 日期。撒迦利亚书九至十四章作者的问题，是在为新约的准确度作辩护时首次被提出的；这事颇有意思。一位专门研究先知的剑桥学者与作者米德（Joseph Mede, 1586～1638），注意到马太福音二十七9提到，以下所引的话是来自耶利米。而该段话是撒迦利亚书十一13的意译。他由此下结论道，九至十一章是耶利米的作品，因此应当属于被掳之前49。十八世纪初期，有些英国学者支持这个观点，不过齐德（Richard Kidder）主教于一七○○年写道，后面六章全出自耶利米，而惠斯顿（William Whiston）于一七二二年撰文赞同。该世纪末，纽康姆（William Newcome）大主教注意到，九至十一章中以法莲似为分别之民，而所提到的仇敌包括亚述与埃及在内，因此将这三章归于第八世纪，撒玛利亚陷落之前。最后三章只提到犹大，而十二第11章回顾了约西亚之死，所以被列为六○九至五八七年之间的作品。纽康姆的文章于一七八五年出版，于十九世纪在德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柏守德（L. Berthold）主张，九至十四章是第八世纪所写，他认为作者可能是以赛亚书八2所提，耶比利家（七十士译本：比利家）的儿子撒迦利亚。
早在一七九二年，另一位德国学者柯罗底（H. Corrodi）就向被掳前的说法提出挑战。他是头一个认为九至十四章在撒迦利亚之后许久才写的人；不过艾克宏（J. G. Eichhorn）在他所著《旧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的第二版（1787）中，已经暗示九章1～8节与亚历山大的征服有关。在其后的版本中（1824），他将九、十两章归为希腊时期，并将十四章订为马喀比革命之前的时期。有两位德国学者，马尔提（K. Marti, 1904）与杜姆（B. Duhm, 1911）大力倡导马喀比时期的说法，使这观点在二十世纪盛行一时。到一九三五年之前，无人提出异议。
以马喀比时代为写作日期，有三个主要的论点：语言学、神学、历史；这三者结合起来，力不可挡。其中的用语属于晚期，因为比一至八章用了更多亚兰文50；而启示文学的风格，学者认为到主前第二世纪才盛行；最令人折服的，是马喀比的领袖和其命运，似乎成为十一章4～17节与十三章7～9节牧人比喻的灵感，十二章10节的谋害亦然。例如：欧特里（W. O. E. Oesterley）将这几章的七段分别划入主前二一八年至一三四年之后的时期51。近日有两位作者继续为马喀比日期辩护，即拉撒尔（S. Lasalle）和崔飞斯（M. Tre&ves）52。
虽然到一九三五年，似乎马喀比日期已经站稳脚步，但学者的意见不久又转往另一个方向。艾斯斐特在他所著《旧约导论》德文版第一版（1934）中接受这看法，后来却又为第四世纪的日期辩护。“目前最有力的观点，是将九至十四章归入波斯时代末期，或希腊时代初期。”53魏瑟（A. Weiser）自一九三○年之后也同样修正了他的看法，不再坚持马喀比日期54。学者现在都承认，从语言获得的证据太少，不足以定出一卷书的日期55；而从前以为神学思想是循序演进的，可以辨识出其模式，现在大家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56。启示文学的特色也不一定晚至第二世纪才出现。第一至六章内也有启示文学的成分，但一般公认这是第六世纪的作品。甚至牧人是否隐指马喀比领袖，亦众说纷纭（见十一4～17，十二10～14的注释）。
到目前为止，一般的意见比较偏向希腊时期。开头的诗（九1～8）被视为反映亚历山大大帝在三三二年的快速发展57。后来有些段落提到埃及（九11，十10～11，十四18、19），根据这个看法，这些反映出主前第三世纪的情形，当时巴勒斯坦是由多利买（Ptolemies）王朝管辖。九章13节提到希腊（雅完），意指希腊大帝国当时已经存在，且被视为未来末世的仇敌。亚历山大死于三二三年，而多利买‧拉吉（Ptolemy Lagi）到主前三○一年才成为巴勒斯坦的主人，其间有二十年的战争、动乱，这些便构成这几章军事行动的背景，并引出对弥赛亚的渴望。赞同九至十四章全部或一部分为希腊时期作品的，有柏克斯（G. H. Box）、伊里格、费弗（R. H. Pfeiffer）、托马斯（D. W. Thomas）、查锐（Th. Chary），以及耶路撒冷圣经的众编辑58。
最后还必须提到最近的一些学者，他们虽不认为这几章是撒迦利亚所写，但却将九至十四章的全部或一部分归入第五世纪，可能与这位先知同一时期。比克（M. Bic）59认为，这几章大约属于撒迦利亚的时期。钟斯（D. R. Jones）把九至十一章订在主前五○○至四五○年之间；拉玛赫（P. Lamarche）建议，这几章既然交织着弥赛亚的盼望，可能是所罗巴伯还在的时候写成，所以主张整段写于主前五百年60。
（2） 合一性。当米德将九至十一章归于耶利米之手，九至十四章的合一性便遭人质疑；从以上对日期的各种看法，甚至不同的段落有不同的日期，便可知道从那以后，有更多细分的建议。
最简单的分法，是分为两段：九至十一章、十二至十四章，每一段的开头皆为“耶和华话语的担子”（和合本：耶和华的默示），这个开场白与玛拉基书相同。很多人认为，这个形式是指此三段皆为不知名的预言，是三卷小书，两卷变成撒迦利亚书的附篇，而玛拉基则变成“十二先知书”的第十二卷书61。但是虽然撒迦利亚书的两段有许多类似之处，而玛拉基书则相当不同，却从来没有人质疑它为何会与它们放在一起。
这两段中皆出现牧人的主题，成为最明显的关联。伊沃德（H. G. A. Ewald）于一八四○年写道，十三章7～9节应当挪到十一章17节之后，以形成完整的主题，他认为它们的拆散是偶然的错误。有些学者支持伊沃德，包括 NEB 的译者，他们将经文重新安置。然而，反对这看法的意见很强。伊里格认为这些经文各有特色，因为十三章7节的牧人既不是那位好牧人，也不是十一章4～17节的愚昧牧人62。艾斯斐特指出，伊沃德的建议无法证明为正确63，傅瑞（Fohrer）也同意这观点64。这三位作者都视这两卷为独特的小书，称之为第二和第三撒迦利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只有两位作者。例如：傅瑞说，最后三章“很可能是一位或多位作者写的补充，而不像单独的作品”65。十四章有些特性，因此好几位作者认为，它的来源与其他几章均不同。
还有另一种看法，是视这几章为集锦，许多人都有分。这是欧特里66和几位近代作者的主张。JB 撒迦利亚书的序言中说：“这可能是远古时期经文的收集，并无顺序可言。”67 欧参（B. Otzen）认为，九至十四章皆出于犹太人，九至十章为约西亚时期，十一章是在五八七年之前，十二至十三章出自被掳初期，十四章则出自被掳的最后几年68。布莱特（J. Bright）认为这几章是先知神谕的集锦69。接受集锦理论的人认为，这几章内有秩序的安排乃是出于编辑之手；事实上这个理论导致对各个段落分别而详尽的研究，并假设各段彼此没有关联。
最近十年内，至少有两位注释家脱离了集锦说。钟斯辩称，至少九至十一章是出于同一位作者70。他认为这是住在靠近大马色的一位先知自传式的架构；他负责牧养分散在北部一带地区的以色列人。拉玛赫则为九至十四章的合一性辩护，他指称这几章展现出经过深思、刻意安排的结构。
日期与合一性的问题，观点既然如此分歧，读者必定非常迷惑，不知应当相信哪一种说法。这种分歧的事实，使人对研究方法的信心大打折扣。阿克诺观此现象，说：“究竟订定日期是否为研究这些材料最有用的方法，很值得怀疑。”71 历史的引述其实很不清楚，若要试图指认为某个人或某件事，常会失败。何况，作者乃是自由使用他的资源，因此，不论来源为何，都只成了他表达不变真理的工具。如果必须先了解历史背景，才能明白他的信息，那么只能将这几章丢在一旁，因为谜题永远无法解开。但这些信息的意义是希望被人了解的，而即使我们无法知道激发作者的事件，也可以解释这些历史的引述。
最后，至少我们应当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撒迦利亚是否可能写了九至十四章。巴尼斯（W. E. Barnes）认为，这卷书的前后两部分不可能出于同一作者，但却辩称，后面的部分与前面只相隔很短的时间72。他指出耶路撒冷的中心性、对以法莲的同情，以及对大卫地位的看重，是前后两部分的联系，并说：“两位作者在立场和目标上都相同，所以有密切的合一关系”，他称俩人为“先知撒迦利亚”，和“门徒撒迦利亚”。米其尔甚至宣称，十三章7～9节（他认为应当接在十一章17节之后）与三章7节的声韵很像，此一用法“较支持撒迦利亚为作者的主张”73。
以上谈了许多本卷前后的不同之处，但它们也有类似之处。两部分都常提到早期的先知，引用他们的话。一至八章特殊的词组也出现在九至十四章。例如：试比较二章10节与九章9节，九章8节与七章14节。最后一例尤其值得重视，虽然和合本译为“无人来往经过”和“不得任意往来”（RSV 亦用不同的字），但希伯来文却完全一样，而这个词组在旧约别处从未出现过；最接近的是以西结书三十五7。两部分相同的文学形式设计，也必须列入考虑。两者都具专注于一个想法的特质，如：六章10、11、13节（要取、取、冠冕、在位上、在位上），八章4、5节（街上、街上），十一章17节（他的膀臂、他的右眼，都重复两次），十四章5节（你们要逃跑，你们逃跑），十四章9节（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祂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虽然其中有些可能是边注，或许应删除，但已有充分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另外一个文学形式的设计为：藉先讲整体再谈部分来强调，如：五章4节（家……他家……房屋带木石）或十二章11～13节（一家一家的，12、13节再细论）。比喻之后是解释其意义，如十章4节。一个思想用五重发展的独特形式，六章13节和九章5、7节同样出现。前后两卷都爱用呼格。有些想法也类似，包括洁净的需要（一4，三4、9，五1～11，十三1、9）；从列国归回的应许（二6、7，八7，十6～12）；以色列的仇敌被推翻、被改变（一21，二8、9，八20～23，九1～8，十二4，十四16）；弥赛亚来作救赎主、作王的盼望（六12、13，九9、10）。
凡主张第二部分为撒迦利亚之门徒所写的学者，都承认这些类似之处的分量；更有些学者，如莱特（C. H. H. Wright）、普西（E. B. Pusey）、罗以（W. H. Lowe）、胡纳克（A. van Hoonacker），认为整卷书都出于撒迦利亚74。近日这些论点能强有力支持本卷书的合一性的看法，又为奥伯莱（W. F. Albright）、杨以德（E. J. Young）、李德柏斯（J. Ridderbos）和哈利森（R. K. Harrison）等学者承认75。就这个问题的本身而言，究竟九至十四章是谁写的，无法绝对下定论；但在思考过所有的论点之后，必须考虑一项事实，即这十四章传到我们手中乃是同一卷书，所有目前的抄本皆然。甚至在昆兰发现的一小片希腊抄本，乃是第八章末与第九章开端，没有显示这两部分之间有任何断隔或空间76。又如阿克诺的评语：“九至十四章与一至八章相连的事实，使我们必须承认，两部分之间必定有某些相同的想法或共同的关注。”77 如果这卷书被分割成细微的片断，锱铢必较地研读，就会忽略了对整体的关注。本注释书尝试视这卷书为整体的刻意设计，有贯穿前后的安排和一致的信息。这种一体性究竟是出于一位先知的聪慧心思，还是一位或多位编纂者的笔法，分析到最后，实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这整卷书过去被割裂太久，现在应该再次对教会发挥它最强的影响力。
49 耶利米与窑匠的关系（耶十八1～3，十九1），和他买一块田的事（三十二6～15），显示出耶利米与这段经文的关系。
50 G. A. Smith, The Book of the Twelve Prophets, EB （Hodder and Stoughton, 1901）, p. 459.
51 W. O. E. Oesterley（与 T. H. Robins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Books of the Old Testament （SPCK, 1934）, pp. 418～425；History of Israel, Ⅱ （Oxford, 1932）, pp. 212f., 242f., 等。
52 S. Lasalle, 'Le Deutero－Zacharie date du temps des Macchabees', Bulletin Renan, 87, 1962, pp. 1～4; M. Tre&ves, 'Conjectures Concerning the Date and Authorship of Zechariah IX～XIV', VT, 13, 1963, pp. 196～207.
53 O. Eissfeldt, The Old Testament An Introduction, P. R. Ackroyd 译（Basil Blackwell, 1965）, p. 436.
54 A. Weiser,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D. M. Barton 译（Darton, Longman and Todd, 1961）, pp. 273～275.
55 P. R. Ackroyd, 'Criteria for the Maccabean Dating of the Old Testament Literature', VT, III, 1953, p. 121. 参 D. Winton Thomas 之文于 Record and Revelation, H. W. Robinson 编（Oxford, 1938）, p.386.
56 P. R. Ackroyd，前书，121页；G. W. Arderson 之文于 The Old Testament and Modern Study, H. H. Rowley 编（Oxford, 1951）, p. 309.
57 M. Delcor, 'Les Allusions a& Alexandre le Grand dans Zacharie 9：1～8' VT, I, 1951, pp.110～124.
58 G. H. Box, Judaism in the Greek Period, Clarendon Bible （Oxford, 1932）, p. 88; K. Elliger, ATD, p. 143; R. H. Pfeiffer,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A. & C. Black, 1952）, p. 1092；D. W. Thomas, IB, VI, p. 611；Chary, p. 137；JB, p. 1139.
59 M. Bic, Das Buch Sacharja （Berlin, 1964）.
60 D. R. Jones, 'A Fresh Interpretation of Zechariah IX～XI', VT, 12, 1962, pp. 241f.; Lamarche, p. 121.
61 见，如 S. R. Driv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Old Testament （T. & T. Clark, 1898）, p. 355；G. Fohrer,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D. Green 译（SPCK, 1970），p. 465.
62 ATD, p. 175.
63 O. Eissfeldt，前书，438页。
64 G. Fohrer，前书，468页。
65 同上，467页。
66 W. O. E. Oesterley （and T. H. Robinson）, Introduction, p. 419.
67 JB, p. 1139.
68 Studien u／ber Deuterosacharja （1964）, O. Eissfeldt 摘记，前书，762页，和 G. Fohrer，前书，466页。
69 J. Bright, A History of Israel （SCM Press, 1960）, p. 417.
70 'A Fresh Interpretation of Zechariah IX～XI', VT, XII, 1962, pp. 241～259; TBC, pp. 117, 118.
71 PCB2, p. 651.
72 CB, pp. xviiif.
73 ICC, p. 235.
74 C. H. H. Wright，前书，xxxv～xlii 页；E. B. Pusey, 4～37页；W. H. Lowe，前书，xix页，A. van Hoonacker, RB, XI （1902）, 61页及下。
75 W. F. Albright, JBL, 61, 1942, p. 121；E. J. You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Tyndale Press, 1949） pp. 271～273; J. Ridderbos, De kleine profeten, III, 1935; R. K. Horriso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Tyndale Press, 1970）, p. 956.
76 见经文的段落的十段，80页及下。
77 PCB 2, p. 651.
Ⅱ 文学风格
乍看之下，要以一种文学风格来描述这卷书，似乎不太可能。在劝勉众人悔改（一1～6）的简短前言之后，接下来是八个异象，加上解释的神谕，形成一个自足的单位（一7～六15）。接着是两篇讲章，高潮为八章20～23节，提到列国都将要认识神的热闹场面。九至十四章分成两部分，其中有许多启示文学的象征；但异象里也有很多。如果可以证明整卷书都有末世的味道，至少可以有一个合一的因素。
圣经最后一卷书的希腊文名称为“启示录”（Apocalypse），由此看来，一卷书是否具末日启示性，最好由该卷书的内容来决定；不过在本卷书写作之前，已有好些类似风格的书，包括旧约的但以理书在内。这几卷圣经综合来看，可以得知圣经末日启示性的特征。
这几卷书中，题材都有清楚的安排，所以不难作分段。每一个段落的开始，皆为历史的某个时间。所有的时期均可以辨认并描述，然而这些篇章的内容却能应用于普世。在但以理书中，巴比伦诸王与历史之神有面对面的经历，发现祂掌管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国度和世上一切国度。在启示录中，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代表每一世代普世教会的情形。不仅如此，这些书卷都从一个地方──巴比伦或小亚细亚──扩及普世，从历史的某一点直到时间的末了。韩滴生（W. Hendriksen）用“渐进平行论”来说明启示录78。简言之，这个方式视十一章的结尾为启示录的主要分段点。这两段都讲述自基督第一次来，直到第二次来，所以是平行的；然而第二部分中，属灵争战的剧烈，和末世现象的强调，都超过第一部分。
这种文学风格在启示录里已经发展成熟，充分表达出末日启示最进深的阶段；然而在撒迦利亚书中，也有这种文学形式的初期阶段。第一至八章的背景是先知本人的时代，但是也有末日的情形，如列国的顺服（一21，二9，八20～23）、耶路撒冷的高举（一17，二4、5、10～12，七3）、苗裔的工作（三8，六12）。在九至十四章，起点为以色列历史的几段事，但列国的顺服和神子民的高举，乃是用很深的感情、富诗意的言语、各种比喻表达出来。冲突随处可见，由战争的意象可见一斑，但十一章4～14节的好牧人，成为冲突的中心。在十二至十四章中，那位被扎的人使全地哀哭（十二10～14），刀剑攻击耶和华的牧人（十三7～9）。强烈的恨意集中在一个人物身上，然而这段短诗的最后几行，却写到人与神恢复交通（十三9）。十四章跳到耶和华统管全地的日子，并时间的末了（十四7）。
末日启示的书卷特色之一，便是异象。但以理看见代表列国的兽，天使告诉他历史未来的变迁，偶尔他也看到神的宝座。约翰在启示录中也见到这些景象，以及许多其他的现象，多半取自旧约，尤其是以赛亚书、以西结书和撒迦利亚书。阿摩司和耶利米也看见异象，不过是比较简单的“印象式”，即图像本身就传达了信息。这类异象与以西结书更复杂的意象比较起来，可见后者又向末日启示明显迈前一步。撒迦利亚的异象没有那么复杂，那么可怕，但是为了他的需要，在第一至六章中还是有位解释者，即一位天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撒迦利亚的异象比在他之前的作者更往前进一步，因为他们所形容的未来情景，他则宣告已经成就了。“他觉察到，耶和华为耶路撒冷心里火热，而且祂已经为自己的临到作好准备──祂已经指定了祂的代表，并且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势和反对的势力，祂已有了万全的因应，必然得胜。……其实，从天上看来，神国度降临之前必定发生的事──例如，罪恶的除去──视同已经完成，因此在地上的事尚未发生之前，便可预期。”79 启示性书卷经常出现这种把握，确信神已经在天上行出祂的旨意，所余下的，就是地上将重复天上的模式；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都可看见这一点。
第一至六章还有一些重要的特性，包括动物的象征（马、角）和象征性的数目：二、四和七经常出现；启示录也是如此，尤其是七，共出现五十四次80。第一与第八个异象所出现的马，在启示录六1再度出现；甚至“要到几时”（亚一12）的问题也同样重复（启六10）。测量耶路撒冷城（亚二1），在启示录两次提到（启十一1及下，二十一15及下）。灯台（四2及下）成为教会的象征（启一20）；而两棵橄榄树和站在全地之主面前的两个灯台，出现在启示录十一4（参：亚四14）。代表恶的妇人，和象征的角，是启示录十七章的主题；而七眼（亚三9）在启示录五6代表神的七灵。当先知异象的“第三度空间”显得更清楚时，便可看出这些有力的象征表示：我们每一天的经历都有属灵的意义。
这些篇章中的讲道式题材也有末日启示的踪迹。序言（一1～6）和第七、八章对历史的回顾，目的在表明，以色列历史有一种模式，使她过去的被掳满有意义。而以色列还会有未来，因为神为锡安心里火热，最终祂必成全她（亚八2及下）。她并没有完全消灭。在人数上，她必定繁多（八4～8），神的同在将带来无比的昌盛（八8～15），并且列国必为自己来寻求祂（八20～23）。历史与末日的混合，即是此处先知的思想模式。
早在撒迦利亚之前，就已发展出先知论末世的专用术语。主前第八世纪，阿摩司已经宣告，无人能逃避审判之日，他用地震（八8，九5）、日蚀（八9）、痛哭（八10）来形容。以赛亚预言耶路撒冷被毁（三8），然而到了最后一刻，她必蒙拯救（十28～34，二十九1～8）。在三十四章，以赛亚描绘耶和华的献祭筵席，其中的祭牲是列国，祂的刀屠杀祭牲，大地因喝他们的血而酩酊大醉。与此相关的，是大争战的意象。有时列国点名被召，来参入大争战（番二）；而以西结（三十八、三十九章）叫歌革──神话故事中文明国度最远之国的王子──来参战，并设想一幅很可怕的图画：一大群身分不明的民族前来攻击耶和华的土地；耶和华出面干预，审判他们，拯救祂的子民，荣耀祂的名。这些意象都成为末日启示书卷的材料。撒迦利亚书九至十四章采用了地震（十四4～6）、耶和华神迹的干预（九14，十二3、4）、末日战争（十二1～9，十四1～15），和耶路撒冷为神拯救（九8，十二7，十四1～8）、哀恸哭号（十二10～14）、至终喜乐（九9，十四16）等主题。启示录也用这些主题，以及其他主题，来形容历史的终结。
第一至八章中，撒迦利亚是用异象为媒介，来传递信息；第九至十四章则是以“先知性末世启示用语”为媒介，这个名词是赖德（G. E. Ladd）所使用的81。这种风格当时已经发展成形，其意象与词汇都可辨识。因这个事实，经过分析察验，九至十四章的用语，和以同样方法分析一至八章的结果，差异相当大。而这种末世启示的笔调，也令现代读者感到陌生、奇怪，以致不容易欣赏这卷书。“有一种语言，不单是由舌头说出，也是由思想说出。我们不但应当研读前者，也应当研究后者，以熟悉作者的思想模式与理念，更重要的是能掌握他不自觉的假设。除非能研究到这种地步，否则我们就不够资格来判断这位作者的作品。”弗洛斯特（S. B. Frost）的这段话82，乃是了解与解释本卷书最佳的结论。
78 More Than Conquerors （Tyndale Press, 1962）, pp. 34～36.
79 G. von Rad, Old Testament Theology, II, p. 288.
80 W. Hendriksen，前书，55页。
81 'Why not Prophetic－Apocalyptic？', JBL, LXXVII, 1957, pp. 192ff.
82 Old Testament Apocalyptic （Epworth, 1952）, p. 15.
Ⅲ 结构
现代圣经研究的重要贡献，是让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不仅藉字面表达，也透过文学形式与结构来表达。一首诗的“风貌”、一卷书的编辑艺术，都是圣灵所使用的工具，可以传达神的信息。许多现代版本的圣经，尽量让分章节的人工标志不碍眼目，并重新衡量经文的分段，努力将原文的诗体结构呈现出来，这些都有很大的帮助83。
撒迦利亚书的主要段落十分明显。序言（一1～6）之后，为三大段内容：异象（一7～六15）、有关禁食的神谕（七1～八23）、末世论述（另分为两段：九至十一章，十二至十四章）。这些资料显然经过精心的安排，逐步从已知走向未知。序言中呼吁在主前五二○年的人悔改，而本卷书的最后几节则展望有一日万民都将敬拜真神（参但以理书与启示录，其中也有类似的进展）。大部分学者都假定，本卷各大段的内容性质并不相同，所以试图找出各段的相应背景。少数几位学者则试着视全书为一整体，要考虑这种安排是否出于全面的计划，而不去论各段的来源如何。第一至八章没有太大困难，因为多数学者都认为，这真正是撒迦利亚预言的文集。九至十四章则有问题，从上文所介绍对日期、作者、时代各种不同的意见可见一斑。
拉马赫对本卷书第二部分提出一个新建议84。他的出发点，是探究如何解释“各种事件的排列似乎杂乱无章，而主题又突然变来变去”；他发现，可以用交错排列法的文学结构来解释。这个结论与两百年以来学界的看法有相当的差距，难怪学者们皆小心翼翼，不敢贸然接受；然而经过初步的评估，纵使并没有毫无疑议地接受，却也承认，这看法对于了解经文颇有贡献85。
不熟悉古典词汇的读者，或许对“交错式”（chiastic，名词 chiasmus）一词感到不解，其实此概念不难明白。希腊文字母 chi 是 X 字形，书写的时候，先从左到右，再从右到左，所以交错式的韵律或思想模式，便是 a b b a。AV 的译文有一例（希腊文并非如此）：“我不能耕地；讨饭我又害羞”（路十六3）。查理‧韦斯利在“耶稣，爱我灵的主”一诗中，第三节也显露出他对这种模式运用自如：
祢的名公义圣洁，
我全然不义；
我罪孽满身，
祢满有真理恩典。
这四行诗是交错式（祢的名……我……我……祢），而每一个对句也是交错式（祢的名公义圣洁……我……不义；我罪孽满身，祢满有真理恩典）86。
这些话背后的意思，透过搭配合宜的结构与内容，能够强有力地表达出来。这个例子可以凸显一篇作品结构的重要性，若能理解，则更能体会作者的用意。在圣经文学中，这种理解当然同样重要。
随之而来的问题为：旧约作者是否可能采用这种结构？早在创世记九6就有一个先例：“凡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RV）。希伯来文是六个字的句子，三字加三字，正好形成 a b c c b a 的模式。这个结构对文意也很合适，强调出报应的公义。先知书的一个例子（何五3、4）可以说明，交错式如何有效地表达出对比。
我认识以法莲，以色列不向我隐藏； a
现在，哦以法莲，你行淫了，
以色列被玷污了。 b
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 b
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
他们不认识耶和华。 a
诗篇第二篇则为更成熟的诗体结构，透过争辩与反驳的过程，藉辩证法带出新的启示，四段中的第一段刻画出列邦君王企图反叛；第二段的反驳，则声称主会嗤笑他们，而立祂的王；第三段的喻令确定祂将胜过全世界；因此导出第四段，背逆之王个个臣服。诗篇第一篇是将敬虔人与恶人作对比，其综论也采用交错式（6节）。由此观之，旧约圣经的作者对交错式非但不陌生，而且能按自己的需要善加运用87。
然而是否有可能一卷书，或其中的一部分，采用这种结构作设计？以赛亚书二至四章似乎是交错式结构的例子。二章2～4节和四章2～6节，描绘出理想的耶路撒冷。以赛亚由一幅乌托邦的画面开始写，锡安山得高举，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圣殿为神治理的中心，管理地上万国。该章的其余部分则暴露了耶路撒冷可悲的现况：拜偶像、骄傲、看重物质；而当耶和华在荣耀与威严中被高举，这一切都将化为乌有。第三章到第四章1节宣称，为这一切负责的人──领导阶层和他们的妻子──都将败落。最后一段，四章2～6节，肯定神将莅临锡安山，不过必先清除以上所描述的各种污秽；所剩余的必被称为圣。至此，先知一开头所展示的乌托邦便全然实现。大致而言，此处的结构为 abba，只是其中有进程：经过控告、审判、排除万难之后，才回到理想的实现88。
拉马赫相信，撒迦利亚书九至十四章的作者，在架构他的先知末世言论时，用了交错法。从下页的图示中，可清晰地看出整个架构。序言的主题为审判和四围列邦之民的得救（九1～8），设为 a，而结论与其平行，主题将列邦都含括在内（十四16～21），设为 a1。其余的篇章从十一章末分为两大部分，其中包含三个主题： b 君王、牧人，与耶和华的代表，这三者都指同一位人物； c 以色列的战争与胜利； d 对偶像的审判。这些主题在经文中的架构如下：b（九9、10），c（九11～十1），d（十2、3a），c1（十3b～十一3），b1（十一4～17）。在第二段中，顺序正好颠倒：c2（十二1～9），b2（十二10～十三1），d1（十三2～6），b3（十三7～9），c3（十四1～15）89。
撒迦利亚九至十四章的架构
（拉马赫原书112～113页）
a 审判与邻邦之民得救（九1～8）
b 王的临到与描绘（九9～10）
c 以色列的战争与得胜（九11～十1）
d 偶像与审判（十2、3a）
c1 以色列的战争与得胜（十3b～十一3）
b1 牧人为百姓拒绝（十一4～17）
c2以色列的战争与得胜（十二1～9）
b2耶和华的代表被扎，哀恸与洁净（十二10～十三1）
d1偶像与假先知遭废除（十三2～6）
b3牧人被击打；百姓受试炼、洁净、归向神（十三7～9）
c3以色列的战争与得胜（十四1～15）
a1审判与万邦的得救（十四16～21）
正如以赛亚书的前例，荣耀的画面（君王的来临）先行展示，而不可避免的战争与偶像的毁灭则放在后面。当先知再度提到那位牧人兼君王，他则遭弃绝。在十二至十四章中，整个主题深度加增。首先提到战争，而每次这题目再出现时，以色列的景况就更无助。不吉祥的“当那日”一词不断重复，备显恐怖。耶和华的代表被刺透，大卫家则悔改、得洁净。最后的牧人诗讲到通过牧人被击打与许多人死亡，余民成为神的子民。每一次危机，耶和华都介入拯救；而最后一次，祂以惊天动地、改变万物的能力临到，显为大君王。预言的结束，描写万国在耶路撒冷真正敬拜神。本书的注释大致采用拉马赫的交错法架构，不过对其中的进程解释略有不同，标题也不一样（参89～90页的大纲）。
有人质疑，列为 b 的四段经文是否真能视为平行段落。例如九9、10与十一4～17，乍看之下少有相同之处；但是耶利米书二十三1～8将牧人与大卫作王的后裔并列，而以西结更明说：“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作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作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结三十四23、24）凡是了解早期先知的人，必定看得出撒迦利亚书中王与先知的关系。同样，十三章7～9节与十一章4～17节，虽然风格各异，但清楚是对神的王与祂的子民宣战。十二章围绕着大卫家讲论，隐指有位大卫后裔作王，只是那位“被扎之人”的身分并不明确。此处文学上的安排与以赛亚书四十至五十五章亦甚雷同；在那里，如神的仆人等重要主题，首先是点明出来，接着扩大说明，然后又再度提起，每回都有新的重点和新的亮光。倘若从整个文学架构来看仆人的段落，解释便会更形充实；撒迦利亚书也相同，随着段落的进展，三个主题皆有戏剧化的发展，直到全书的末尾，所有主题融合成一个高潮。
这种解释极大的优点，便是不需要重新组合经文，读者也不必去了解究竟是哪个历史事件促成先知的灵感。作者既时常引用以色列的旧事，显然他的重要主题皆从其中汲取。当他默想过去的风云，必定看见“历史的缩影”，即善与恶的冲突，而神的子民和全世界的人，都被卷入其中。他运用旧约多彩多姿的战争用词，以及相对照的农村牧人画像，来表达他的意念，而这些词汇都已是标准的末世启示用语。他思想的中心是耶路撒冷──神在地上的居所──以及其周围的状况。在历史的终结，罪恶大肆猖狂之时，这个灵性国度的大都巿将受到最深的痛苦，也得着最后的高举90。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交错法不仅出现在本书的第二部分。前八个异象的架构为 abccbba，神学的高潮为第四与第五。同时，其中也有进程，神为祂子民所定的旨意已经实现，而巡逻者则出去巡行全地。本书第一部分对末世的强调比九至十四章微弱，因主前五二○年的历史背景将此部分的资料局限于当地、当时。神的介入使圣殿与圣城能完成重建，列国被赶散，罪恶得洁净。神应许赐下一位领袖，兼任祭司与君王。他的源头清楚为神，但却没有提到他会受苦。这些异象以列国为开始，也以列国作结束，与九至十四章相同。在第一和第八个异象中，列国都在神的管辖之下，但却没有提到祂拯救他们的旨意（但参二11）。
序言中曾呼吁，要聆听从前先知的话语（一1～6），而七章4～14节和八章9～17节的讲道中再度提及；从大纲的图可见，这两段本身也属交错模式。一至八章的高潮与列国有关（八20～23），这些国家和犹太人一同涌至耶路撒冷，去朝见万军之耶和华。这是十四章16～29节的主题，不过这几章对末世的远瞻，已看出列国在经过审判之后，残留无几。本卷书的两大部分，都可辨认出交错排列的模式。以下的注释中将会详细说明，在此仅举数例，如一章14～17节（耶路撒冷……锡安，14节，锡安……耶路撒冷，17节）；八章9～13节，开始与结束都为“手要强壮”；十章10、11节：埃及……亚述，亚述……埃及；十四章1～15节，其中1～6节连串的悲剧，为7～14节的喜乐所平衡。
虽然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交错法非常明显，但全书都可找到这个模式。这就表示，编者刻意费心作了安排；然而既然先知撒迦利亚在他的神谕中，已经善用交错法的言语和风格，我们便有理由相信，或者先知本人就是编者，或者这位编者非常熟悉先知的风格，而且忠实沿用；不然的话，我们就必须假设，这种交错架构是编者强加的，原作本来并非如此（此假设几乎不可能成立）。在论及报复的公义以及神恩典的奇迹时，交错法是非常合适的文学形式，它能表达两端正好相等，也能显出强烈的对比。以这个模式作全书的架构，亦将先知当代与世界的末了镕接在一起。衔接的环节则为：悔改的必要、审判必定来临、神的怜悯永不断绝，以及必有一位弥赛亚来实践祂的旨意。
83 JB 在这方面非常精采，NEB 仅次之。
84 P. Lamarche, Zacharie IX～XIV, Structure Litteraire et Messiarisme （Gabalda, Paris, 1961）.
85 F. Buck, CBQ, XXIV, 1962, pp. 319, 320：“并非每个读者都同意作者的每个答案。”……“然而，这个研究成果为这些困难的篇章带来亮光，并介绍给读者近代写撒迦利亚书最佳的作品。”W. Harrelson, JBL, 1963, 117页，写道：“在我看来，经由拉马赫解释整个画面之后，这几章之中奇妙的弥赛亚画像出于一位作者的理论，可能性相当高；不过这六章也许是出自与老撒迦利亚相关的一群先知。写弥赛亚段落的，极可能为撒迦利亚的门生。这位门生的跟随者或许再将与弥赛亚段落有关的零星资料收集在一起。拉马赫发现的模式，也许是这一群先知的产物。”Harrelson 虽对作者质疑，但却没有否定此模式。H. H. Rowley, ET, 74, 1962, 94页，评论道：“大家同意，他列出的证据令人印象深刻。再加上一个优势：他不需要重新安排经文，来配合他的设计，而是照经文的原样来处理。”亦见 R. Tournay 在 RB, 1962, 588页及下。
86 这些例子是 H. C. Oakley 先生提供给我的，他从前在伦敦圣经学院任教。参 Bernard Lord Manning, The Hymns of Wesley and Watts （Epworth, 1942）, pp. 21～23.
87 H. H. Rowley 在评论拉马赫的书时，声称几年以前 A. Condamin 曾宣布，在许多诗篇，和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都找到交错式结构。
88 J. Jeremias 发现新约也有用交错法，'Chiasmus in den Paulusbriefen', ZNW, 1958, pp. 145～156. 亦见 J. C. Fenton, St. Matthew （Pelican Gospel Commentaries, 1963）, pp. 15f.
89 这安排是按拉马赫所列，112、113页；惟一的改变是，段标题在他的同意下已译为英文。
90 见 H. Thielicke, Theological Ethics, I （A. & C. Black, 1968）, p. 439：“从本质而言，即按历史最内部的结构来看，耶城的陷落暗示了历史未来的演变。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不可能与过去的根一刀两断，而更接近神的国。相反地，一直到末时，它的邪魔潜力才会完全彰显出来。”
Ⅳ 经文
一至八章的马索拉希伯来经文保全得很完整，然而正如 RV 与 RSV 的脚注所示，这并不意味着毫无争议之处，并非字汇少见，而是偶尔文意难明（如二8，五6），或似乎缺少一个字（如六6的开头），或似乎有多余的字（如一7“说”字不甚恰当）。可惜在昆兰发现的希伯来经文抄本，只含一小部分撒迦利亚书（一1～4），所以惟一可供参考的资源，只有早期的译本。
九至十四章有困难的经节更多，主要是因为所用的词汇具高度寓意与诗意。这并不一定指经文不可靠。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所写的诗，若词藻尖锐、猛烈，有时也难以解释。早期译本中，对一些希伯来字有各种译法，显示有些经节原来就令人费解。最常举的例子是十一章13节，希伯来经文用“陶匠”，叙利亚译本作“宝库”，七十士译本作“火炉”，耶柔米译作“雕刻师”。另外有一节，各种译本也都纷纷修饰，那便是十二章10节；它们皆趋于软化文意，使读者较容易接受。不过，经文批判的原则之一为：愈难的读法愈可能是原文91；在读这几章时，不妨将这点谨记于心。比较容易明白的译文，不一定最接近希伯来文。
早期译本究竟有多可靠？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不简单。一方面要看所依据的抄本准确度如何，一方面则要看译者了解希伯来文的能力，和对它的忠实度。大致而言，愈是直译式，愈容易猜出原来的希伯来文；而每一种文献都要与其他译文比较，也要参照马索拉经文上的差异。詹斯玛（T. Jansma）为撒迦利亚书九至十四章准备了一个很有用的工具；他将每一节分别列出，比较其在希伯来经文上的差异，以及与早期译本的异同92。他不从解经的角度看，所列出的证据纯粹是依照经文批判的原则而来。这份学富五车的著作，展示出若单单要考虑语言学的证据，就需要何等渊博的知识，与何等艰辛的研究。RSV 边注所用的四种译本，分别为：希腊版、叙利亚版、武加大版（拉丁文）与他尔根版（亚兰文）。
希腊版指“七十士译本”，这是主前第三世纪开始的翻译，因此可为马索拉希伯来经文之前的经文作见证。它的译文有时接近我们所知的希伯来经文，但大半为自由译法。动词的数目、时态与语态有时会改掉，比喻被减化，一个希伯来文用几个希腊文来翻译，而希伯来文的元音也可能被改变。从这些因素来看，当经文出现差异时，不是每一次都能断定原文是否与马索拉经文不同，或译者有否误读经文，或修改经文。死海古卷中找到撒迦利亚书的一种希腊文译本残卷，可以查验七十士译本93。它较接近马索拉经文，而不像七十士译本；所以巴特乐密（Barthelemy）的看法为，那是七十士译本的校订本，意在使它更靠近希伯来经文。因此，凡是昆兰抄本与七十士译本不同之处，前者都可能更接近马索拉经文之前的希伯来经文，是应当采信的。
叙利亚版即“别西大译本”（Peshitta），是由犹太的基督徒在主后一或二世纪翻译的，为要供叙利亚教会使用。它根据希伯来经文，但参照七十士译本。詹斯玛的评估为：“叙利亚版所依据的希伯来经文与马索拉经文并无重大差异”94，这是论撒迦利亚书九至十四章。耶柔米的拉丁版，通称“武加大译本”（第四世纪），亦以希伯来经文为依据，并且不受旧拉丁译文或七十士译本的影响。亚兰文的他尔根译本，其源头为口述翻译，有时采意译，偶尔走岔，但仍不失为一有用的见证，可循线探索它所译之希伯来文的意义。不过，各种译文的错误即使甚多，也无法证明马索拉经文有错。
过去三、四十年，由于发现为数可观的文献和石刻，闪族语系的比较学迅速发展。新的了解克服了一些难题，并使学者发觉，我们对希伯来文的知识仍不完全。此外，虽然译本相当重要，不可忽视，学者仍有所保留，不愿依据它们来修改希伯来经文，除非证据非常强。修改经文是迫不得已的办法。“反对修改希伯来经文的抗争，恢复了马索拉经文的声誉──在研究古代译本，特别是七十士译本之后，马索拉经文的声誉更是与日俱增。”95 在以下的注释中，经常会提到修改的看法，但到最后，马索拉的读法大部分是最可取的。
或许非专业人士已被这番讨论弄得晕头转向，所以在此必须澄清，所有抄本大体上都是相同的。差异处常为细节，并不牵扯至大意。还要强调声明，抄本均无改动一章之段落，或将经文重组的证据。我们的责任是解释所传给我们的经文，不去藉重新组合经文来逃避困难。
91 'Difficilior lectio potior' 是 J. A. Bengel （1687～1753） 所提出的术语。
92 T. Jansma, Inquiry into the Hebrew Text and the Ancient Versions of Zechariah IX～XII （Brill, Leiden, 1949）.
93 出版者为 D. Barthelemy, Les Devanciers d～Aquila （Brill, Leiden, 1963）, pp. 170～178. 其中有以下的经节：一1、3、4、13、14，二2、7、16、17，三1、4～7，八19～21、23，九1～4。
94 T. Jansma，前书，23页。
95 D. Winton Thomas, 'The Language of the Old Testament' 于 Record and Revelation, H. W. Robinson 编（Oxford, 1938）, p. 401.
撒迦利亚书大纲
第一部分
Ⅰ 序言：神的约仍然坚立（一1～6）
Ⅱ 八个异象与神谕（一7～六15）
Ａ 异象一：巡视全地的报告（一7～17）
Ｂ 异象二：列国遭报应（一8～21；希伯来经文二1～4）
Ｂ1 异象三：耶路撒冷有神的保护（二1～13；希伯来经文二5～17）
Ｃ 异象四：大祭司重新复职（三1～10）
Ｃ1 异象五：神为大祭司与君王的预备（四1～14）
Ｂ2 异象六：邪恶得着报应（五1～4）
Ｂ3 异象七：耶路撒冷被洁净（五5～11）
Ａ1 异象八：神的使者巡行全地（六1～15）
Ⅲ 响应禁食问题的信息（七1～八19）
Ａ 问题（七1～3）
Ｂ 第一篇信息（七4～14）
Ｃ 相关讲论（八1～8）
Ｂ1 第二篇信息（八9～17）
Ａ1 回答（八18、19）
Ⅳ 结论：全地渴慕神（八20～23）
第二部分
Ⅰ 耶和华的干预和得胜：祂的牧人被拒绝（九1～十一17）
Ａ 耶和华从北方得胜（九1～8）
Ｂ 王的来到（九9、10）
Ｃ 欢乐与昌盛（九11～十1）
Ｄ 斥责冒牌领袖（十2、3a）
Ｃ1 欢乐与归回（十3b～十一3）
Ｂ1 好牧人的命运（十一4～17）
Ⅱ 耶和华最后的干预与当时的苦难（十二1～十四21）
Ｃ2 耶路撒冷的欢乐（十二1～9）
Ｂ2 为被扎者哀恸（十二10～十三1）
Ｄ1 弃绝冒牌领袖（十三2～6）
Ｂ3 牧人被杀，羊群分散（十三7～9）
Ｃ3 耶路撒冷的大灾难（十四1～15）
Ａ1 耶和华被世人尊为王（十四16～21）
──《丁道尔圣经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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