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死亡与濒死（二）
早上见
谁要是能够把悲哀一笑置之，悲哀也会减弱它的咬人的力量。
——莎士比亚
因为我母亲及她的智慧，使我免于死亡的恐惧。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最伟大的老师。每次我们分开前，不管是不是到了晚上，还是其中一个人就要去旅行，她总会说：“早上见。”那是她常挂在嘴边的承诺。
我的祖父是牧师。当时，就在世纪交接之际，任何一个教会的人去世，尸体都会放在牧师家的大厅里。对一个8岁的女孩而言，这可是最令人恐惧的。
有一天，我祖父把我妈抱起来带到大厅里，并要她摸着墙壁。
“芭比，你感觉如何？”他问。
“嗯，又硬又冷。”她回答。
然后他把她带到棺材边，说：“芭比，我要求你做一件最困难的事。但若你做到了，你就不会害怕死亡。我要你把手放在史密斯先生的脸上。”
因为她爱自己的父亲而且完全信任他，所以她就照着做。
“什么感觉？”我的祖父问。
“爸，”她说，“感觉像墙壁。”
“这就对了，”他说，“这是他的旧壳，我们的朋友，史密斯先生搬家了。芭比，你没有必要害怕一间旧房子。”
这一堂课对她影响很大，使她对死亡毫无所惧。在她离开我们的8个小时前，她还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要求。
当我们站在她床缘强忍泪水时，她说：“别带鲜花到我的坟上，因为我不会在那儿。当我舍弃这个身体后，我会到欧洲去。你们的爸爸留不住我。”房间里爆发出一阵笑声，那个晚上再也没人掉眼泪。
当我们吻她和她道晚安时，她微笑道：“我们早上见。”
第二天清晨6点15分，我接到医生的电话：她已经动身前往欧洲了。
两天后，我们在父母的房子里整理母亲的遗物，我们看到她所写的堆积如山的档案。我将它们打开来时，有张纸飞落在地上。
它写着如下的诗篇。我不知道那是她的原作还是她所钟爱的其它诗人的作品。我只知道它是惟一掉下来的一张纸，上面写道：
当我死去，把我留下的给孩子们。
如果你必须哭，为走在你身旁的弟兄哭泣。
把你的手臂拥着任何人，就像拥着我一样。
我想留给你一些东西，
比文字和声音更好的东西。
在我认识和我所爱的人身上看见我的存在。
如果没有我你活不下去，那么让我
活在你的眼里、心里和善行里。
你可以更爱我——
心手相连让孩子们得到自由。
爱不会死，人会。
所以我所留下仅有爱……
让我走……
爸和我相视而笑，因为我们感觉她就在我们身边，早晨又再度来临了。
（约翰·韦恩·希许拉特）
爱从未离开你
当一个人征服死亡和会导向死亡的东西时，他的胜利是最完满的。
——阿奎那
我在一个非常平凡的家庭长大，有两个兄弟和两个姊妹。虽然我们当时很穷，爸妈还是会在周末带我们出去野餐、去动物园玩。
我妈是个充满爱心与关怀的人。她随时随地都准备要帮助别人，也总是把迷路和受伤的动物带回家。即使她得照料5个小孩，她还是有时间助人。
回忆孩提时候，我总感觉我的父母不像是一对有5个小孩的夫妻，而像新婚燕尔般充满亲爱。白天他们和我们消磨，晚上则是他们相处的时间。
1973年5月27日那晚，我在睡眼中被他们回家的声音吵醒了，他们是和朋友一起出门的。她们一直笑，一直闹着玩，直到我听到他们上了床，我才转身睡回笼觉，但整个晚上梦魇连连。
翌日，彤云密布，我起了床，但母亲还没起来，所以我们各自打点好准备上学。一整天，我都感到很空虚。回家走进房子时，我说：“嗨，妈，我回来了。”却没有回答。
房子看上去既冷又空。我好害怕，一边发抖，一边走上楼到爸妈的卧房。门只打开了一条小缝，看不到里头。
“妈？”我推开了门，以便看清整个房间，却发现我妈躺在床边的地板上。我企图摇醒她，但她却没醒。我猜她死了。我转身离开房间，下了楼，坐在沙发上发起呆来，直到我大姐回家来。她看我呆呆坐在那儿，忽然间就冲上楼去。
我坐在大厅，看着我父亲对警察说话。救护车来了，把我妈放在担架上抬走。我只能坐在一边看，甚至哭不出来。我从来不认为父亲像个老人，但当我看着他时，他看来苍老无比。
1973年5月29日，星期二，是我的11岁生日。没有人唱生日快乐歌，没有蛋糕和宴会，我们只是围着餐桌静静坐着，看着我们的食物。那是我的错。如果早点回家，她就不会死了。如果我再长大点，她就会活着。如果……
多年来，我对母亲的死一直怀有罪恶感。我想到一切我应该可以挽回的事。对她来说我是个难缠的孩子。我真的相信，因为我爱惹麻烦，所以 神惩罚我，带走我的母亲。最困扰我的是我从没机会说再见。我不能再享受她温暖的怀抱，闻她甜蜜的香水味或在道晚安时感觉她温柔的吻。我认为一切都是给我的惩罚。
1989年5月29日：我的27岁生日，感觉既寂寞又空虚。我还没有从母亲死亡的阴影中恢复过来，还是陷在错综的情感中。我对 神的愤怒到达顶点，于是我对 神尖叫抗议：“你为什么把她从我身边带走？你甚至没有给我机会说再见。我爱她，你却带走她。我只希望再拥抱她一次。我恨你！”我坐在自己的大厅里哭泣。我觉得自己憔悴不堪，而忽然间，却有温暖的感觉传遍我全身。我几乎具体地感觉到有一双手臂拥抱我。我也仿佛在房间内闻到了我永远难忘的芳香。是她。我感觉她在。我感到她的抚触，嗅到她的芬芳。我所恨的 神实现了我的愿望。当我需要她时，她回来了。
我知道她一直在我身旁。我仍然全心爱着她，我也知道她为我守候。就在我放弃希望，承认她已经离去的事实时，她让我明白她的爱永不离开我。
（史丹利·D·慕尔森）
最漂亮的天使
笨蛋的心在嘴巴上，聪明人的嘴巴在他的心上。
——本杰明·富兰克林
过去20年来，我一直扮演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国开国元勋）的角色对各式各样的听众演讲。纵然我从前的演说大多针对法人组织和工会，但我还是很喜欢到学校去演讲。当我在为费城地区之外的某个法人客户工作时，我要求他们赞助我到两个学校演讲，服务他们的小区。
我发现，再小的孩子都能妥善接收我所传达的富兰克林的讯息。我总是鼓励他们问想问的问题，所以我通常会收到很有趣的问题。富兰克林的角色对学生们来说栩栩如生，因而他们很愿意抛开不信任感，把我当成富兰克林进行对话。
某个特别的一天，在一所小学的集会之后，我拜访一班5年级的学生，回答那些学生有关美国历史的问题。有个学生举手说：“我以为你死了。”这个问题并非不寻常，我如此回答道：“是的，我在1790年4月17日，84岁的时候去世了，但我并不喜欢死，不想再死一次。”
我马上要求他们再问其它的问题，叫了坐在教室后排举手的一位同学。他问：“你在天堂的时候见到我妈了吗？”
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了。我真想找个地洞钻下去躲起来。我惟一的想法是：“别吹牛了！”我了解一个11岁的男孩会当着全班同学问这个问题，若不是他的母亲不久前才去世，就是出自于深切的怀念。我也知道我必须说些什么。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说：“我不确定她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但如果是的话，她就是那儿最漂亮的天使。”
他脸上的微笑告诉我，它是正确答案。我不确定这个答案为何脱口而出，但我想，一定是那儿最漂亮的天使帮了我一点小忙。
（罗夫·雅企鲍尔德）
卡车司机的遗言
能选择希望，能期待天明，而不选择离开世间。
——杰拉德·霍普金斯
斯蒂姆勃拉山是座杀人山，所有在阿拉斯加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卡车司机都对它心怀恐惧。尤其是冬天，积雪的道路盘环曲折，一侧就是陡峭的悬崖。有无数的卡车和它们的司机在这里出了事，而更多的人可能还要与他们走上同一条路。
一次，在这条高速公路的驱车途中，我遇到了加拿大皇家山地警察，还有几名正在用绞车从悬崖下提升卡车残骸的营救队员。我把我的卡车停下，也加入到一群沉默着的司机中间去，他们正默默地注视着一辆被渐渐提升上来的卡车残骸。
一名山地警察走到我们中间，声音非常低沉地说：“我非常遗憾，司机在我们找到他之前就已经死了。他一定是两天前掉下去的，当时我们正遭受一场暴风雪的袭击。现场没有什么痕迹，我们能注意到车体镀铬部分反射的太阳光纯是出于侥幸。”
他慢慢地摇了摇头，把手伸进风雪大衣的口袋。
“这个，你们或许愿意读一下，我猜想他在被严寒冻死以前还活了几个小时。”
我从来没有见过警察流泪，我一向认为他们已经见过太多的死亡场面，因而已经感觉麻木。但是，他是一边抹眼泪一边把那封信放到我手里的。读着那封信，我开始抽泣。每位司机都默默地读完了信，然后默默地走回自己的卡车。那封信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如今，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那封信的内容还像捧在我面前一样鲜明。我希望能把它写出来，奉献给你们和你们的家人。
我深爱的妻子：
这是一封任何一个男人都不愿写的信，然而，我还是十分庆幸能有这段时间说出我多少次想说而未说的话。我爱你，我的小甜心。
你过去常常讥笑我爱卡车胜过了爱你，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和它在一起。我确实喜欢这个铁家伙，它已经成了我的好朋友。它跟我长途跋涉历尽艰险。我愿意开着它拉货，它在路上跑得飞快，从来也不坍我的台。
你想知道吗？我爱你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你也同样目睹了我在艰苦岁月和艰难环境中的挣扎和奋斗。
还记得我们的第一辆卡车吗？它特别能耗油，以至于我们忙碌一天赚来的钱却只够糊口。你走出家门找了一份工作，挣钱付房租和账单。我挣的每分钱都喂了卡车，是你的收入保证了我们能有饭吃和有一间房子住。
我记得我抱怨过那辆车，但我却不记得你有过丝毫抱怨，即使当你浑身疲惫地下班回家，而我又向你要钱准备上路时，你也没有过怨言。假如你当时真的有怨言，我想我也听不到，我当时已完全陷入了自己的问题，根本不会考虑你的抱怨。
我现在还记得你无私奉献给我的全部东西：衣服、假期、晚会、朋友。你从没抱怨过，而我却不记得自己说过谢谢。
当我坐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喝咖啡的时候，我总是不停他讲我的卡车，我的机器，我的收入，却忘了你是我的合伙人——即使没有和我一同坐在驾驶室里。正是因为你所付出的同我一样多的牺牲，加上我俩的决心和坚定，使我们拥有了一辆新的卡车。
我是多么骄傲自己有辆新车，我高兴极了。我同样为拥有你而感到骄傲，但我从未告诉过你这些。我想当然地认为你全都知道。但是如果我拿出和擦车一样多的时间和你说话，我或许就会把那些话告诉你。
这些年我一直在这条路上行车，我始终带着你的祈祷一同行驶，但是这次不灵了。
我受了伤，而且伤势很重。我正在走向死亡，但是我想说出那些从前就应当说出许多遍的话。从前忘记讲这些话，是因为我过于关注我的卡车和工作。
我记起了那些被我错过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和生日，那些因为我正行驶在路上而只好由你一个人去参加的学校演出和曲棍球比赛。
我想起了那些你独自度过的孤独的夜晚，在辗转反侧中你猜想我走到了何处，发生了哪些事。我想起了多少次我想给你打个电话，只为问一声好，但我却从没付诸行动。我想起了当我想到你正在家里和孩子们等我归来时，我心里的那份踏实和宁静。
你在餐桌上讲的故事，我怎么就没有享受它呢？我正在忙着换油，我正忙着检查汽车零件，我正在睡觉，因为明早又要早早动身。我总是有个理由，但现在看来，它们对我都微不足道。
我们刚刚结婚时，你连一只灯泡都不会换，几年之后，当我在佛罗里达等待装货时，你却能够在暴风雪来临时修理火炉。你成了一位相当不错的技师，帮我维修汽车。当我看到你跳进驾驶室把车倒出玫瑰丛时，我感到无比自豪。
当我把车开进院子，看到你虽然已在汽车里睡着，却依然在等我时，我感到骄傲。不论是在午夜2点，还是在午后2点，你在我看来都和电影明星一样美。你很漂亮，你知道。我不记得我最近告诉过你，但你的确很美。
我这一生犯了许多错误，但如果我还有过一个英明决断的话，那就是我求你嫁给我。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什么力量驱使我坚持开卡车，我也不知道，但这是我谋生的途径。你始终紧跟着我，无论岁月艰难还是顺利，你始终在我身边。我爱你，我的甜心，我爱孩子们。
我的身体受了伤，但我心上的伤势更重，当我要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候，你却不在我身边，这是自我们结婚以来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孤独，我感到害怕，我特别需要你，但我知道已经太迟了。
可笑的是，现在陪伴我的竟是卡车。这只该死的铁家伙长时间左右我们的生活，我在这堆奇形怪状的钢铁中一呆就是许多年，但是它并不能回报我的爱，只有你才能。
你此刻正在千里之外，但我感觉你仿佛就在我身边。我能看到你的脸，感到你的爱，我害怕一个人走完剩下的路。
告诉孩子们，我深深地爱他们，不要让男孩们将来以开卡车为生。
就此止笔了，亲爱的。 神知道我是多么地爱你。照顾好你自己。记住，这一生中我爱你，胜过其它的一切，我只是忘了告诉你。
我爱你！
贝尔
1974年12月
（路德·肯道尔）
（瓦莱·泰什提供）
爱的黄丝带
我倾听再度洪水的一声鸽哨。
——朱塞佩·翁加雷蒂
17岁的迈克·爱玛开着一辆1967年出厂的福特·野马牌轿车。在他买下它之前，这辆车已经被废弃在科罗拉多州的某个地方达7年之外。迈克把它买下，加以维修，并把它喷成亮黄色。作为一名天才的学生，迈克是个快乐、乐于助人的年轻人，他的前程也和他的车一样亮丽，朋友们都叫他“野马迈克”。
“我多么希望我已经学会了去恨别人。”他在遗书中写道，“你们不要自责，爸爸妈妈，我爱你们，记住，我永远与你们同在。”落款是“爱你们的迈克于11时45分”。
迈克的热恋由于他的女友在8月23日与别人订婚而被突然中止。9月8日，迈克以一种令所有认识他的人震惊的方式，悄然坐到他亮黄色野马车的前座上，关上车门，饮弹自杀。
11点52分，他的双亲——达和代尔·爱玛，还有他的哥哥维在多紧贴着迈克的车，把他们的车也开进了车道。前后只差7分钟，可是已经太迟了。
第二天中午，年轻人聚到了爱玛家，他们都穿着一件印有一辆黄色野马汽车和“悼念迈克·爱玛”字样的T恤衫（这个图案是由迈克的生前好友杰罗德和杰罗德的母亲设计出来的。）
一连串已经埋没许久的故事被挖掘出来了，有许多对迈克家来讲却是新闻。有些故事还要追溯到迈克上小学的时候，那时他曾和一位比较不幸的孩子共同分享午餐，或者把午饭的钱拿出来参加募捐。
一位陌生人打来电话说，有天晚上她的车在半路上抛了锚，她和她的两个小孩在一条漆黑的路上束手无策。迈克在他们身边停下来，先出示他的驾驶证，表明他不会伤害他们，然后帮她启动了汽车，并且为了确保安全，还跟在他们的车子后面，一直护送他们到家。
一位来自单亲家庭的同学回忆起迈克曾经取消了一个他订购的、全新的、全功能的野马变速器，而是到旧物回收场买了两个二手货，为的是让他这位同学的车也能继续跑起来。
接下来是一位年轻姑娘讲述如果不是迈克帮忙，她将不能参加那次返校节舞会。当迈克听说她没有钱买一件晚礼服时，他出钱在旧物商店为她买下了那件她早已看好的裙子。
迈克14岁时，他的侄女患先天性残疾。迈克学会了如何移动架在她喉部的气管切开术导管，如果有紧急情况出现，就换一个新的。还有如何操纵架在她身上的共脉冲信号接收器，以及怎样用手语和她唱歌而不让她说话，因为气管上的导管一旦掉下来，她就会死掉。他们最喜欢比划的歌中有一句合唱：“ 神正在远处注视我们……”看起来迈克一直都在给予别人欢乐、帮助和拥抱。
年轻人集中到爱玛家来安慰迈克的家人，也进行自我安慰。他们议论到了年轻人自杀的悲剧和自杀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是有天分（高智商）的孩子的事实。他们得知自杀是造成5至14岁儿童死亡的第六大原因，是15至24岁青少年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他们发现每年有超过7000名10至19岁的青少年因自杀而死亡，这种现象甚至已经蔓延到小学。有人提出一项关于没有明显的精神错乱症状，但却实施了自杀行为的青少年和同年龄的、没有自杀的青少年的对比研究，这项研究表明二者只有一点不同——有没有一支装上子弹的枪放在家里。
当他们探索采取何种措施去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时，有人低头思索，猛然注意到了T恤衫上那辆黄色的野马车，于是黄缎带计划诞生了。林达·保尔，爱玛家的一位朋友，取来了一大卷黄缎带，并且印制了小型工作证大小的卡片，卡片上印有黄缎带使用指南，上面写着：
黄丝带计划
为了沉痛悼念迈克·爱玛。
这条丝带是一条生命线，它载着那些关心并且愿意帮助你们的人的材料。如果你（或其它任何人）需要但却不知如何才能得到别人帮助的话，拿着它，或其它任何黄丝带及卡片，去找位顾问、老师、神父、教士、牧师、父母或者朋友，并且说：
“我想使用我的黄丝带。”
坐在爱玛家起居室的地板上，爱玛的朋友们彼此分担着往事、哀痛和泪水。他们在每张使用说明卡片上都系上一条黄丝带，以此表达对亡友的悼念。
在迈克的葬礼上，500条这样的黄丝带放到一个篮子里。当葬礼接近尾声时，篮子被拿空了。500条小小的黄丝带，连缀着使用说明卡，开始了它们挽救自杀儿童的使命。在最初的几个星期，仅被人们知道的就有3名青少年被黄丝带计划挽救。这个计划被迅速推广到科罗拉多州的所有高中，此后它更是被广为采用。
由于天性中的绝望、孤独和恐惧，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好孩子——他们表面看起来十分活泼，但却深陷在精神痛苦中暗自哭泣。我们该怎么办？
黄丝带计划欢迎你的加入，并且提出良好的建议。通信地址是威斯敏斯特市644号信箱，邮政编码为80030，电话号码为（303）429－3530。
（蒂亚·亚历山大）
最后的舞步
我们死后，会有别人来占据我们的位置。但毕竟与我们不同
——谢尔盖·叶塞宁
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助父亲捡拾柴禾。我热爱这项工作，我同父亲一起到树林中砍劈木柴。我们是男人，就像强有力的伐木工人一样在一起干活，做我们份内的事，要让我们的屋子和女人们一起温暖起来。是的，父亲教我要成为一名奉献者，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感觉。他经常和我打赌，说我不可能在500下之内劈开一块巨大的多结的木头。噢！我是多么卖力呀！大多数都是我赢了，但我想他每次总是给我足够的劈砍次数，因为他喜欢当那块木头在我最后（第499次）全力一击之下，最终被劈开，我是多么的骄傲和兴奋。然后，我们推着装满木柴的雪橇往家走，朝着食物和一个温暖、欢快的火堆前进，鼻子却被冻得直淌鼻涕。
在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我和父亲经常在星期二的晚上坐在一起看电视：怀亚特·厄普、切内·马维里克和苏加·劳夫。父亲几乎使我完全相信了他过去曾和这些人一起骑过马，他总是能够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告诉我接下来会出现什么事，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相信他的原因。他说这是因为他认识他们，所以就可以预见他们的行动。作为一名男孩，我是多么的骄傲呀！我的父亲竟然会是一名真正的牛仔，竟然曾和最好的骑手一起骑过马。我在学校里把这些告诉了我的朋友们，他们一起嘲笑我并对我说这是我父亲在骗我。为了维护他的尊严，我连续不断地跟人打架。有一天，我被打的很严重。看到了我撕破的裤子和裂开的嘴唇，我的老师把我推到一边，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类似事件接踵而至，以至于我父亲不得不告诉了我真相。不用说，我几乎要崩溃了，但我依然深深地爱着他。
在我13岁那年，父亲开始学玩高尔夫球了。我是他的球童，每次在我们走出俱乐部会所之前，他总会让我也打几杆球。我从此迷上了这项运动并逐渐擅长了这门技艺。偶尔，父亲会带他的两位朋友一起来玩，每当父亲和我把他们带入一个骗局并最终赢得了胜利之后，我总会笑得非常开心。我们是一个队的。
除了我们这几个孩子，跳舞是父亲和母亲最爱的。他们跳的都非常好。舞厅里的人给父亲和母亲都起了绰号，马文和马克森，舞场中伟大的马文和马克森。他们浪漫的幻想变成了现实。当他们跳舞时，在父亲和母亲的脸上除了微笑之外，我从未看到过还有别的什么。我的两个姐姐南希和朱丽叶，经常和我一起去参加婚礼舞会。父亲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呀！
星期天的早晨，做完礼拜之后，父亲和我负责准备早餐。在我们等待煮好的燕麦粥和葡葡干时，我们总要在母亲擦洗干净并打了蜡的地板上跳踢踏舞，而母亲也从未因此而抱怨过我们。
渐渐地，我长大了。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似乎开始逐渐有些疏远。在我上初中之后，课外活动开始消耗我的时间。我同时成为两个同等重要的角色：运动员和音乐家——我和他们一起参加体育运动，在同一个乐队中演奏，并且追女孩子。我还记得当父亲开始在夜里工作而且不再关心我的任何活动的时候，我那时是多么的痛苦与孤独。我把自己浸没在曲棍球和高尔夫球的运动里，我赌气地想：“我要做给你看，即使没有你在场我也是最好的。”我同时是曲棍球和高尔夫球两支球队的队长。但是，他没有关心过我的任何一场比赛。我感到似乎他很少关心我，是为了要让我在生活中锻炼成为一名艰苦的奋斗者。我需要他，他难道不知道？
喝酒对于我来说已经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父亲看起来不再像一个英雄，却更像一个不懂我的感觉以及我正经历着一段非常困难时期的局外人。偶尔，当我们在一起喝酒，并已过量时，我俩似乎更近了一些。但那种对于过去的特殊的感觉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从我15岁到26岁期间，我们从未说过爱对方，11年呀！
之后，有件事发生了。一天上午，父亲和我准备好要出去干活。当时，他正在剃须，我突然注意到他的喉咙上有一个肿块。我问他：“爸爸，你脖子上长的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正打算到医院去看看。”他说。
那天上午，我是第一次感觉父亲看上去竟是如此地消瘦。
医生诊断出父亲咽喉上的肿块是癌瘤。在以后的4个月当中，我几乎每天都会感觉到父亲正在逐渐地消逝。他好像被所发生的一切搞胡涂了，他一直非常的健康。看着他由165磅的身躯转眼间变成115磅的皮包骨，简直让人无法承受。我尽力地和他接近，但我猜想他当时的思想一定非常混乱，他还不可能会注意到我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感觉。
我的猜想看上去是对的，直到圣诞节前夕的夜晚。
那天夜里，我来到医院，看见母亲和妹妹也都在那里，他们已经在那儿呆了有一整天了。为了让她们可以回家去休息一下，我决定留下来继续看护。当我走进父亲的病房时，他正在沉睡，我在他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也许已经醒了，但他是如此的虚弱，以至于我几乎听不见他要说什么。
大约是夜里11点30分的时候，我感觉睡意袭来，就躺在一张小床上睡下，这张床是早先时候一个护士搬进来的。突然，父亲叫醒了我，他在喊我的名字，“里克！里克！”当我坐起来时，我看见父亲正坐在床上，看上去神色很坚决，“我想跳舞，我想跳舞，就现在。”他说。
开始时，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或怎么做，所以只是仍旧坐在原地。他再次坚持：“我想跳舞，儿子，就让我们最后再跳一次舞。”我走到他的床边，轻轻地弯下腰问他：“你是想和我跳舞吗？爸爸。”的确让人吃惊，几乎不用我的帮助，他从床上自己站了起来。他的能量一定是来自 神的恩惠。手拉着手，搂住对方，我们绕着房子跳了起来。
那天夜里，我们所拥有的精力以及我们所分享的爱是以往任何作家在他们的语言文字中所从未描述过的。我们结成了一个整体，是在真正意义的爱、理解以及相互关怀下结合在了一起。我们所有的生命历程都似乎在那个时刻交织在一起，跳踢踏舞、打猎、钓鱼、打高尔夫球……我们在一刹那间复苏了所有的记忆。时间凝滞了。我们不需要收音机或录音机，因为所有的曲调（无论是已传唱的老歌还是尚未创作的音乐）都在天空中奏响。小小的病房比我所见识过的任何舞场都要宏大。爸爸的双眸闪烁着悲喜交加的光彩，那是我未曾见过的。我们跳着，跳着，相对四目已是泪光莹莹。我们依依道别，在短暂的一刻，我们再一次体会到彼此间坚定的爱。
我们止住了舞步，我扶父亲回到床上，他已经精疲力竭了。他深呼了一口气，握住了我的手，看着我的眼睛说：“谢谢你，我的儿子。你来这和我共度长夜，使我很快活。这对于我是如此的有意义。”第二天是圣诞节，他去世了。
那最后的跳舞是 神在圣诞节前夕赠给我的礼物——一件欢乐和智慧的礼物，因为我发现了父子之间的爱会达到怎样的强烈与明确的程度。
好了，爸爸，我的确爱您，我企盼着我们下一次能够在 神的舞厅中跳舞。
（里克·内尔斯）
爸爸
一个自由人思考得最少的就是死，他的智慧是对于生而不是对于死的沉思。
——斯宾诺莎
我3岁那年，父亲去世了。7岁的时候，母亲再次结婚，于是我成了世界上最幸运的女孩。你知道吗？是我选的爸爸。妈妈和“爸爸”约会一段时间后，我对妈妈说：“他就是我爸爸，我们将接受他。”
我参加了妈妈和爸爸的婚礼，为他撒花，我一直因此而自豪。有多少人敢说他们参加过父亲的婚礼呢（而且是真正地沿着过道走下来）？
父亲为这个家而自豪（两年以后，我家添了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好多人对妈妈说：“查理看起来对你的小家伙们感到很满意，很自豪。”那绝不是奉承话。爸爸确实对我们的聪明、诚实和对人们满腔的爱而感到满意和自豪（也包括我那惹人喜爱的微笑）。
我快17岁的时候，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爸爸病了。检查了几天，医生仍找不到病因。“如果我们这些权威人士都找不到病因的话——他一定是健康的。”他们让爸爸回去上班。
第二天，爸爸从班上回到家里，泪流满面。那时我们才知道他得了致命的病。以前，我从没见过父亲哭泣，父亲说哭泣是懦弱的表现（与此有着有趣联系的是，我——一个爱激动的十几岁的孩子——会因每一件事而哭泣）。
终于，我们说服了爸爸让他住进了医院。他被确诊患了胰腺癌。医生说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但是，我们更了解爸爸，我们知道他至少还能陪我们度过3个星期。因为下周是妹妹的生日，3周以后是我的生日。父亲一定会和病魔作斗争的——祈祷 神给他力量——一直坚持到我们的生日。因为他不愿我们有令人心碎的生日，更不愿将来有这样的回忆。
一个人将要离去的时候，他会比以往更清楚地认识这样一个现实：生命必须继续。父亲十分希望我们能像原来那样生活，无忧无虑。我们要求父亲像以前那样仍然是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我们达成了一致。我继续进行我们的“正常”活动，而父亲是这些活动中最积极的因素——尽管是在医院里。
有一次，在我们日常的探望之后，父亲同病房的病友跟着母亲走到走廊。“你们来的时候查理总是平静，很积极，我想你没有意识到他有多么痛苦。他用所有的力气和忍耐力去掩饰他的苦痛。”
母亲回答道：“我知道他在掩饰，但那是他要做的。他不愿让我们难过，他知道当我们看到他受煎熬时我们会有多么难受。”
母亲节那天，我们带着礼物去了医院。到医院时，父亲已经在门厅里等着我们了（妹妹太小是不允许进父亲的病房的）。我替爸爸买了一件送给妈妈的礼物。在那个属于我们的门厅角落里，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精彩的晚会。
下周是妹妹的生日。父亲的身体已经不能下楼了，所以我们把生日蛋糕、生日礼物带到了医院，在父亲病房的同层楼的接待区里庆贺了一番。
第二周的周末我举行了舞会。按照惯例我们在家里拍了照，聚会结束之后，我们去了医院。是的，我穿着带裙环的长长舞裙穿过了医院（我的这身衣着不适合乘电梯）。当时我真觉得有点尴尬，可当我看到父亲脸上的微笑时，这种感觉消失了。这么多年来，父亲一直在等着他可爱的女儿举行第一次舞会。
妹妹每年要参加一次舞蹈演出，演出前一天总要进行彩排，彩排那天是全家人照像的日子。很自然，彩排之后我们去了医院。妹妹身着舞裙缓缓地走过走廊。她为爸爸表演了优美的舞蹈。父亲始终都微笑着——尽管每一个动作的拍击声都会引起头部的剧烈疼痛。我的生日到了，我们把妹妹偷偷地带到父亲的病房里，因为父亲不能离开病房（当时护士善意地装作看不见）。我们又庆贺了一番。但父亲的身体支持不住了。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抗争。
那天夜里，医院来了电话，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几天以后，父亲离开了我们。
从死亡中所得了的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是：生活必须继续。父亲坚决主张不要让生活停下来。就是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仍关心着我们，爱护着我们，为我们而骄傲。他的最后愿望是什么？那就是葬他的时候，衣袋里要有一张全家人的合影。
（凯利·J·沃特肯斯）
麻雀死后飞到哪儿？
死者并没有死亡。他们在一旁观看并帮助我们。
——D·H·劳伦斯
孩提时我经常想：麻雀死后飞到哪儿？我想不明白，一直对此迷惑不解。现在我看见一只麻雀没了生命，静静地躺在那儿，悄无声息。我知道它没死。一定是什么东西伤害了它：这种东西把它，一个迷途的灵魂，在黑夜里带走了。
6岁的时候，我最要好的朋友是街上的一个男孩。我们常在沙箱里玩，讲那些早被大人忘记的事——像永远这么小点儿，或者讲藏在床底下，衣橱里面的妖怪。他叫汤米，但我叫他麻雀，因为对他的年龄来说，他长得有些瘦小。现在想起他的名字有着莫大的讽刺含义：他也死了。
我忘不了知道汤米要死的那天。那天我在沙箱里等着汤米，边等他边漫不经心地用沙子堆我们以前就开始堆的城堡。没有汤米，我不会专心玩的，所以我在等他，等似乎需要永远等下去的人。天开始下雨了。不一会儿，我就隐约地听到屋子里电话铃声。大约10分种以后，妈妈出来了，打着伞，但脸湿了。我们朝屋子走去。在我刚要进门的时候，转身发现雨把我和汤米的城堡浇倒了。
我走进屋子，刚刚喝完一杯热咖啡，妈妈把我叫到桌子前，拉着我的手，妈妈的手在抖。我立刻感觉到：汤米出事了。妈妈说医生刚刚给汤米作了血化验，汤米得了白血病。我不知道白血病是什么，我用迷惑的眼神看着妈妈，妈妈说人们得了汤米所得的病——不，是病找到汤米——一定会死。我不愿他离开我，我要他留下来，和我在一起。
第二天我必须见汤米。我一定要看看这一切是不是真的。我在汤米家下了车，刚一进门，汤米妈妈说汤米不想见我。她不知道她多么轻易地就伤害了一个小女孩，像打碎薄玻璃那样击痛了我的心，我哭着回了家。到家不久，汤米打来电话说，等我爸爸妈妈睡着以后到沙箱那儿找他，我答应了汤米。
他看来没什么变化，也许脸色有点苍白，可他还是汤米。他真的在等我。我们一边堆城堡一边讲那些大人们无法理解的东西。汤米说我们能住进像这个小沙堡一样的房子里，永远不长大。我完全相信他的话，我们在那睡着了，沉浸在纯真的友谊之中，躺在温暖的沙子上，城堡为我们守望。
我醒的时候天还没亮。沙箱像一个小岛。四周是望不到边的草的海洋，只是一部分被后院和街道隔断了。孩子的想象力是最丰富的，一颗露珠也会在那想象的海洋中闪闪发光。我记得当时伸出手去碰露珠，看它是否会在草海上泛起涟漪，结果没有。我转过身，看见汤米就一下子回到现实中。他已经醒了，凝视着城堡。我也去看城堡。坐在那儿，城堡那令人敬畏的魔力把我们两个深深地吸引住了。
汤米打破了沉默，“我要到城堡里去。”我们像木偶那样挪到城堡跟前，好像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知道的。汤米的头放在我的腿上，昏昏沉沉地说：“我现在要到城堡里去了，你要来看我，不然我会寂寞的。”我诚心向他保证我会去的。他闭上了眼睛。我的麻雀飞走了，飞向所有麻雀死后都飞去的地方。沙箱里只留下我，抱着那只没有灵魂，不再完整的小鸟。
20年后，我来到汤米的墓前，把一个小玩具城堡放在墓上，城堡上刻着这样的字：“给汤米，我的麻雀。有一天我会走进城堡，永远和你在一起。”
等我准备好了，我会回到沙箱那儿，想象出我们的城堡。然后，我的灵魂，像汤米那样变成一只麻雀，飞回城堡，飞到汤米身边，和别的所有迷失的麻雀在一起，重新变成一个6岁的小女孩，一个永远不长大的小女孩。
（凯茜·考考斯卡）
请帮我穿上红衣服
任何理解生命意义的人，决不会害怕死亡。
——托马斯·富勒
在我做教师和健康护理员双重身分的职业中，我一直工作在许多感染艾滋病毒的孩子们中。同这些特殊孩子们的关系永远是我一生的礼物。尤其，从泰勒那里学到了勇气，让我把泰勒的故事讲给你听。
泰勒出生时就感染有艾滋病毒，他的母亲也感染了这种病毒。从他生命的开始，就依靠药物生活。当泰勒5岁的时候，通过外科手术在他的血腔血管中植入一个软管，这个软管同他背着的包裹内的泵相连，药品挂在泵上，不断地通过软管，输送到血液之中。有时，他需要补充氧气来维持他的呼吸。
泰勒不愿因为这种致命的疾病而放弃童年时代的每一分钟。在他家后院的周围，经常能看到他玩耍奔跑的身影，背着盛满药物的包裹，抱着装着氧气瓶的小车，我们所有人都对他十足的喜悦和精力感到惊奇。他的妈妈经常开玩笑地对他说，他跑得太快了，只有让他穿上红色的衣服，这样，当她在窗前看他在院子里玩时，能很快认出他。
最后，这种可怕的疾病使像泰勒这样充满活力的肌体也衰弱下去了，他的病情很快加重了。不幸的是，他的妈妈也接着病倒。很显然他活不了多久了。泰勒的妈妈同他谈了“死”，安慰他说她也很快会死的，不久他们会在天国团聚。
在泰勒临死的前几天，他示意我靠近他的床，低声说：“我可能很快就死了，我不害怕。当我死的时候，请帮我穿上红色的衣服，妈妈说她很快也会来天国，当她到那儿时，我正在玩，我要确信她能找到我。”
（肯德迪·霍尔姆）
别担心，没事
作为母亲和学校的心理学家，我见过孩子之间许多异乎寻常的友谊，我儿子考特和他的朋友韦斯利就有着深厚的友谊，那种友谊世上罕见。
考特的童年并不快乐，语言表达障碍和运动神经反应迟缓一直困扰着他。4岁时，考特在特殊学校教育学前班认识了韦斯利。韦斯利患了脑瘤，这使他像考特那样发育迟缓。相同的境况使他们亲密起来井成为最好的朋友。对两人来说如果谁某一天没去上课，另一个一天都不会快乐。
2岁时，韦斯利被确诊脑部有一个“无法手术”的肿瘤，做了几次手术，都没成功。孩子们玩的时候，韦斯利就会拖着那条惹人注意的腿挪来挪去。机器记录装置表明肿瘤变大了，于是韦斯利又要忍受一次手术的痛苦了，只是这一次在俄克拉何马城。
在学前班的生活中，考特和韦斯利一直得到一位好老师的精心照料。孩子们深情地称她“白诚曼”。她是我校心理学家生涯中所见过的最好的老师。白诚曼尽力向语言障碍学前班的孩子们解释韦斯利的手术和俄克拉何马的旅行。考特十分激动，他哭了。他不愿让最好的朋友坐飞机去那么远的地方，更不愿让医生碰韦斯利。
启程那天，韦斯利和全班同学一一告别，韦斯利热泪滚滚。后来，白诚曼让孩子们散去，让考特和韦斯利单独在一起，叙叙离别之情。考特害怕再也见不到最好的朋友了。韦斯利很瘦弱，比考特矮了许多，他抱住考特的胸，会意地看着考特安慰道：“不要担心，一切会好的。”
手术极其危险，可韦斯利再一次挺住了。许多周以后，他重返校园。考特和韦斯利比以前更亲密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韦斯利不得不做更多危险的手术并且每次都有试验性的药剂。每一次，他都得忍受这些手术带来的副作用。韦斯利许多时候是坐在轮椅上或是让人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
韦斯利喜欢学校的千米慢跑活动。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参加。尽管他的腿不能正常行走，可这并不能阻止他。有一次，他坐着妈妈推的轮椅参加比赛，边跑边喊：“快点儿，妈妈！”还有一次，韦斯利是伏在另一个孩子父亲的肩上参加比赛的。
11岁时，每一种手术和可以选择的药品对韦斯利的病都无济于事了。肿瘤已经扩散到韦斯利的全身。那年3月9日，白诚曼打来电话通知考特：该向他最亲密的朋友真正告别了。韦斯利已经回到家，没有活下来的希望了。
到11岁生日时，考特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只是学习上的困难还很明显，千米慢跑运动也不适合他。白诚曼打来电话通知考特的第二天，考特就参加三千米慢跑。那天他的感冒和气喘病刚好，可他却想尽方法让我相信他能够上课了。下午我去接他的时候，他说肺滚热。拿着一个证书和闪闪发亮的第一名的绶带，证书上写着：“奖给五年级组第一名获得者考特和他的朋友韦斯利。”
平时考特不是那种有主见的、倔强的孩子，可是那天晚上他坚持要去看望韦斯利。韦斯利的妈妈安排我们在治疗间隙看他。韦斯利躺在床上，柔和的阳光照在他那虚弱的天使般的身体上，从后院传来了圣乐声。在病魔和过多的药物的折磨之下，韦斯利不能做什么了，偶尔地，能握着别人的手指，睁开一只眼睛。
白诚曼唤醒韦斯利，并且让他明白：考特来了。考特握住韦斯利的手，把证书给韦斯利看。告诉他，考特是为韦斯利拼命夺第一名的，因为韦斯利不能参加比赛了。韦斯利紧紧握住考特的一个手指，脸上的表情只有他们才能明白。考特俯下身亲吻韦斯利，低声说：“再见，韦斯利，我的朋友。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韦斯利捱到了自己11岁的生日，6月离开了人间。考特参加了韦斯利的葬礼，有人问他心情怎么样，他说已经跟最好的朋友告别了，并且知道韦斯利会“很好的”。
我想韦斯利死后他们的友谊就结束了。我错了。韦斯利死了整整一年的时候，考特得了严重的脑膜炎。在急救室里，考特绝望地抓住我，我们怕极了。考特浑身发冷，不停地打颤。
当医生做脊柱抽液时，我和考特感到一股暖流和难以描述的平静涌向全身。考特立刻放松了，不再发抖。
医生和护士离开房间以后，考特和我互相凝视着，考特十分镇静地说：“妈妈，韦斯利在这儿，他说‘不要担心，一切会好的。’”
一些友谊永远也不会结束，我对此深信不疑。
（珍妮斯·亨特）
拿着你的叉子
对我们来说，人死后不会立即消逝，他们仍沐浴在一种生命的光辉中。
——马塞尔·普鲁斯特
当马莎的声音从电话另一端传来的时候，教兄吉姆的脸上总是会带着微笑。因为她不仅是教徒中最年长的一个，而且也是最虔诚的教徒之一。所有的孩子都叫她“马莎姑妈”，她走到哪儿，就把虔诚、希望和爱带到哪里。
然而这一次，她说话的声音有些异常：
“教士，今天下午您能来我这儿吗？我需要跟您谈谈。”
“当然可以，我大约3点钟到，好吗？”
在他们安静地坐在马莎卧室里时，吉姆知道了为什么她电话里的声音异常。马莎得知，她的医生刚刚发现她患了肿瘤，而这以前她从未觉察到。
“他说我大约还能活6个月。”马莎的话十分严肃，她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
“我很难过……”吉姆话还没说完，马莎就打断了他。“不要那样， 神对我一直很好。我已经活了这么多年，我准备好了，这你明白。”
“我明白。”吉姆点了点头，低声说。
“但我很想跟你谈谈关于我葬礼的事。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有几个要求希望你满足我。”
他们平静地谈了好长时间，谈论着马莎喜爱的赞美诗，多年来对她十分重要的《圣经》文章。又回想起了马莎与吉姆在中央大教室所度过的5年时光。
当他们好像已经谈到了每一件事时，马莎一下子停下了，抬头看了看吉姆，眼里闪着兴奋。“还有一个要求，教士，葬我的时候，我想一手拿着旧圣经，一手拿着叉子。”
“叉子？”吉姆确信他听清了每一件事，但这件事却让他感到惊奇。“您为什么想让一只叉子同您葬在一块儿呢？”
“我一直在想这些年参加过的教会里的宴会，”她解释到，“我不能全记起来，可有一件事却印在我脑海中，无法忘却。”
“在那些盛大的宴会上，正餐刚刚用完时，仆人或者女主人会来收拾盘子，这时我会想起那句话：请拿着你的叉子。因为有时，即使是在最大的宴会上，也会有人伏在我肩上告诉我：‘拿着你的叉子。’你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吗？意思是还有甜食呢！”
“甜食不是指一杯桔子果冻或者布丁，也不是一碟冰淇淋，这些不必用叉子。甜食是指好吃的甜点心，像巧克力蛋糕，或者樱桃馅饼！他们告诉我时，我就会拿着叉子，我知道最好的是下一道！”
“这正是我希望人们在葬礼上谈论的话题，当然，他们谈起我们共同拥有的美好时光，那很好。”
“但是当他们走过棺材，看见我的蓝裙时，希望他们会问：‘为什么拿着叉子？’”
“我希望你能告诉他们，我拿叉子的原因，是告诉他们最好的菜是下一道。”
（罗杰·威廉姆·汤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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