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群、罗丽妮夫妻见证
2019-04-30
（钱志群、罗丽妮夫妇）
告别从前
钱志群 我从小就喜欢描绘明天、乐于幻想。曾告诉父母长大要当威风的师长、一声令下万炮齐发的军长；高中时又偷偷做起文学家的梦；大学期间又毫不隐讳要成为哲学家；工作以后却悄悄地走上了政客的路。千变万化、千思万想，就是压根没想要当基督徒。按理说，我的成长经历应该像一道冲不破的堤坝，阻挡我成为基督徒。可是人生这幕戏的情节常会出乎自己的意料。
「迷信」自己
六十年代初，正是中国「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刚结束时，我出生在中国的一个小村。出生前，父亲是人民公社（现在的乡镇）粮店的员工，正当青春岁月，却得了肾炎。当年的乡村医院技术落后，条件简陋。父亲一病两年，后来奄奄一息，只好辞工，回老家农村。而在另一公社百货公司上班的母亲，也不想再捧着那份令人羡慕的差事，回到父亲身边，俩人守在一起。没想到不多久，父亲却起死回生，逐渐康复起来，后来才有了我。现在想起来，我的生命从一开始就是上帝的恩赐。但那时候，不认识上帝的亲人们只会感叹生命的奇迹，最多也只是说「老天有眼」。其实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奥秘，生也好，死也好，人没有发言权。人们习惯了生老病死，往往只在有特殊的起承转合时才感叹生命的意义。但不久，生活便又进入油盐茶饭的平凡岁月。
当我开始懂事时，赶上了「十年文革」。全中国都高唱着《国际歌》：「... ...从来就没有甚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就在这歌声中长大，渐渐确信，每个人的命运和幸福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没有神仙和救世主。
一九七六年我升高中，「十年文革」结束，全国恢复大学考试制度。一直高不可攀的大学门坎终于平等地向我们敞开。于是我放弃了从前的绘画和小说爱好，全心准备考试，决心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我命运，摆脱城乡差别对我们家的束缚。父母因不会做体力活，在家开起裁缝店，生意红火得方圆十里都有名气。但为得到粮食配给，每年都要交上一大笔钱；遇到心地不善的村干部，要多少就得给多少。儿时，父母的叹息像一粒种子悄悄埋在我幼小的心里，渐渐长成个人奋斗的小苗。一九七九年，那年的大学招生人数非常有限，应届毕业生要与那些在「十年文革」中埋没很久的才子们一比高低，实在是难上加难。我以优异成绩考上大学，一下子成了家乡的大新闻。在不绝的道贺声中，父母不知有多高兴和骄傲。我也飘飘然，仿佛自己就是命运的主宰。
「唯物」哲学
我上的是政治系。为了出人头地，我开始计划。在一大堆课目中，有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让我渐渐入迷，在哲学课还没开讲的一年级下学期，我便一头栽进玄奥的哲学书堆里，做起哲学家的梦来。
其实，我们学的哲学都是官方哲学。教材内容基本上是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等。整个哲学的主调就是「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根据列宁的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是天然固有的，不是上帝所造；并且它能被人的感觉复写、摄影、反映，却不依赖于人的感觉而存在。这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当时，我对此笃信不疑。我信主耶稣后才知道，这个定义只对了一半，就是世界不依赖我们的感觉而存在；而另一半错的却是最根本性的问题，世界决不是天然固有的。生活中我们所熟悉的任何物件，无论是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家俱电器，还是小说故事、琴棋书画，哪样不是被造物？哪件没有创作者？但是由于宇宙星体、飞禽走兽、桃红柳绿、寒来暑往等等现象无人能造，我们又看不到原创者，便笼统地冠之为自然。这个词似乎很聪明地回避了最大的版权问题，也冠冕堂皇地搪塞了我们对其中奥秘无法穷尽的智商尴尬。从宏观上说，这世界浩瀚无垠；从微观上说，构成世界的物质粒子成份不可穷尽。这无穷大又无穷小的世界却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极有秩序，和谐运转。而我们人，几件物品就让房间很难保持整洁。我真不知有何理由不承认这世界是上帝的杰作。
可我就是不承认这一点，而且认为信上帝对事业有害无益，曾不经思索地接受书本上的一个例子：大科学家牛顿，曾在唯物论思想指导下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对力学和数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然而，在解决太阳系最初是怎样开始运动，以及行星又是如何绕太阳运转这类问题时，步入困境，于是提出「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来作为太阳及行星运动的起因，从而坠入了有神论的泥坑。晚年他埋头写作神学巨著，妄图用科学发现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就阻碍了他在科学上做出新的贡献。这是多么遗憾的事，但换个角度说，因他在无穷奥秘的世界看到了人的渺小，而看到了世界的绝对真理：有一伟大的创造者。
我在无神论思想的指导下，似乎有了事业开端。大二哲学原理开课不久，便在全国的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拙作，高唱起「唯物主义」。毕业后，成了一名中学政治课教师。政治课是考大学、研究生的必考公共课，可对学生来说是极其枯燥。因我迷上哲学，加上勤奋刻苦，把哲学课教得驾轻就熟又趣味横生，因此在市内有了一些名气，成了市党校、市教育局和市委宣传部互争调用的人选。因而被调进教育局这权力部门。我在「唯物」二字上尝到了又一次自我奋斗的甜头，开始了一官半职的生涯。
「光明」仕途
在教育局工作一年多，我又被举荐到市政府当市长秘书，一步进入当地政界的高层，在悬挂国徽、岗哨守卫的政府大楼出没，有一种身价突涨的感受。政治舞台挺戏剧性，不久前还对我呼来挥去的教育局长，也得认真接听我的电话。虽然我处处注意谦虚，心里却常常洋溢着得意。
得意归得意，但不敢忘形。工作之余，我勤奋写作，出版了第一本书稿《自我设计奥秘》，以此真诚地奉献给年轻的朋友们，侃侃而谈做自己生命主人的秘诀。一晃十八年过去，那书精美的封面设计仍赏心悦目，但我再也不想翻开；因为那里标榜的「秘诀」，不过是我涉世未深时对深邃人生的一种自信。其实，有「秘诀」，无「秘诀」，每个人都在自编自导一幕人生戏，可回头一看，情节发展总不是自己当初的愿望。历史、时代、环境、机会等因素的总和造就出你的一生，与你儿时的梦相距遥远。为甚么如此？后来我从圣经中找到了答案：「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甚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雅各书四14）再往下追问，又有答案，是上帝的声音：「泥在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耶利米书十八6）人可以畅想明天，但是无法左右明天，同样也左右不了自己的生老病死。
没想到仅仅一年，我又离开了这令我充满希望的城市，到了儿时梦里都不敢奢望去的北京。在省长、部长、厅长等高级领导云集的中共中央党校一呆就是三年。主要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装备，以便将来能更好地成为中共理论骨干，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那三年我认识了不少头脑人物，时不时还能亲见中央领导。我也耗了不少心血，潜心理论学习和研究，出版了几本现在不值一看的书册，发表了大量符合官方舆论导向的政治性文章。有一篇题为「跨世纪呼唤理论追求」的论文，还获中央主办的《人民日报》优秀征文奖。这些努力，让我血液里流淌的都是无神论。毕业后，考虑到夫妻团聚，我放弃了留在中央党校的工作机会，回到了我本来的省份。考虑到福利待遇的实惠，先是当了三年省直机关刊物编辑部负责人，后来还是跨进了省政府大门。天天陪着省领导，有人请示，有人?报，有人拍马屁，有人请吃喝，到哪都有笑脸相迎，办事八面灵通，整天衣冠楚楚，处处风光。
可是没风光几年，家庭又将我推到了不知是喜是忧的为难境地。
太太「本性」
和我一样，太太也算得上是个自我奋斗型的人物。廿六岁被选为全省大学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廿八岁破格成为大学副教授。第二年，便收到美国一所大学的邀请，离开我和五岁的女儿，飞往那遥远的地方当了一年访问学者。期间，她又考上美国麻州大学博士生。可是，我怎么也不想去那陌生的国度，宁当鸡头，不做凤尾。最后，被她电话烦得够呛，只好拿着曾因公去香港的护照，应付差事似的跑了一趟上海，一进美国领事馆就吃了「闭门羹」，心里倒是喜孜孜的。接到我的电话，太太沉默了很久。不久，她便打道回府。
可是，久别后团聚，还没等到小家庭生活磨合顺当的时候，省政府又将我差派到另一大城市，协助新市长。我在那里要呆多久也无法知道。太太回国本来就有些心不甘情不愿，现在又要过牛郎织女的日子，她似乎找到了理由，终于忍不住告诉我反正是分居，不如分得更远些。就这样，她把女儿送回娘家，再次含泪道别，踏上了留学美国的航程。她这一走，让我在外地的夜晚又多了一份愁思。不久，她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她要受洗信主耶稣。我认为她是没事找事，在国内时，她曾买了一大堆的命相书，津津乐道地告诉我一些相术趣事，惹得我火冒三丈，常骂她书白读了，教授白当了；如今又崇洋媚外信起洋教，实在是无主见的人，就像是墙上芦苇，左右倒。这次，我倒是不置可否，她人在国外，只要不烦我就行了。妻子外表柔顺、内心要强，不谙世事却又嫉世如仇。一不顺心，就回来撒气。而我又是得理不饶人，家里时常「硝烟弥漫」。在她第一次出国期间，我们在电话中动辄对嚷对叫，甚至话说一半，撂了电话，各自生气去了。我不知道信耶稣对她究竟有多大意义。
转眼三个月过去了，新世纪的首天，她风尘仆仆地赶回国与我们团聚。半个月后，她又带着女儿双双与我挥别。太平洋两端的天平重心一下移向了美国。而这次见面，她给我的感觉似乎懂事多了；以往的「女高音」也柔和起来，有时即使不赞同我的意见，也会用商量的语气。过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在电话里忍不住问她怎么有如此大的变化。她告诉我，这都是圣经的教导。我印象最深的是：「爱是恒久忍耐... ...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凡事包容... ...凡事忍耐... ...。」（哥林多前书十三4至8）这是甚么样的一种爱？仿佛爱已降到忍的标准；好像以前都是我的错，她如今一忍了之。但不管怎么说，能「忍」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了。多年来我教训她一大堆人情世故的道理，最后只会无奈地发出一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感慨。可她的「本性」现在真的有很大改变，我也开始反省自己。从此，我们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挂念。她总是安慰我，让我不要担心她母女。她总是不怕浪费长途电话费，喋喋不休地数算上帝照顾她们的例子。听起来有些很奇妙，像是神迹。不管是真是假，电话中她那平静的语调，多少能减少我对她们母女俩异国生活的牵挂。
每次我应酬后回到旅馆，总是形影相吊。家庭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越洋电话。女儿在电话里只会说「爸爸，我想您」，就把电话还给她妈妈。而她妈妈要说的都是生活的实况，除了报喜也有报忧。这种爱与烦、远隔两地的生活，让我心里空荡、心绪不宁。而工作时又得精神饱满、大方稳重地应付各方面工作关系。我感到自己像是活在一种无主题、不真实、不踏实的虚空之中，日子就像一本少了重要章节的书。
教会「印象」
工作不到一年，省政府的领导又要求我回去上班。乘这工作交替之时，我也顾不了甚么前程，偷偷办了因私护照，赶去上海签证。这次，我真想去一趟美国。
轮到我毕恭毕敬走到签证窗口，那位年轻的美国工作人员问了我几个问题后，埋首在一大堆资料上画字盖印，一边嘟哝了一句标准的中文：「这次放你一马。」我不敢确定他是甚么意思，又听他笑着对我说：「你去一号窗口等。」我才相信签证通过，心花怒放地道了谢。看着一张又一张失望的脸离去，我清楚地意识到，这次成功不靠奋斗，而是靠运气。一出领事馆，连忙拨通了太太的电话，她一开声就胆怯地问：「是不是又被拒签了？」我告诉她那人放我一马。她马上换一个人似地兴奋起来：「是上帝保守。我们几个姐妹今晚禁食为你祷告，她们现在还跪在地上。」我一看表，已近上午十一点，应该是美国东部深夜时间了。不管是不是上帝保守，我还是很感谢她的姐妹们。
一帆风顺地，厅主任、秘书长和省长都一一签名，准了我三个月长假。在省政府这样的权力机构，人人忙得不可开交，即使是省长因公出国，最长也只是半个月。我的假期开了前无古人的先河。
来美的第一个星期天，妻子和女儿要领我去华人教会。太太的改变，使我想去了解她心中崇敬的上帝究竟是甚么样子。敬拜开始，人们起立齐声高歌，旋律清新，既不像革命歌曲那样铿锵豪迈，也不像流行歌曲那样娇柔缠绵，倒似一股清澈的泉水，令我那颗在国内整日浮躁的心体会到一种很久没有过的宁静。国内经济大改革，社会大开放，生活方式大转型，人们为吃、为穿、为住、为行、为乐尽己所能。一辈子忙忙碌碌，半辈子精神空虚。当官嫌钱少，老总嫌权小。当上科长，又瞄上当处长。钱少了无奈，钱多了无聊。一万种人有一万种叹息，在叹息中总是有问无答：「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接下来的讲道，我似乎甚么也没听进去。主啊、上帝啊，罪啊、爱啊，从头到尾只有一种虔诚和安静的语调。太太倒是听得很专心，而我只忍不住将目光穿梭在前面十几排人的后背上，竭力想感悟一点他们的虔诚到底是从何而来。他们多半是这座大学城毕业和在读的中国留学生。无论在大陆、台湾和香港都算得是学业上的菁英，和人生的积极挑战者，为甚么他们也有低头顺服的时候？我对他们百思不解。
礼拜后的活动，是一段愉快的时光，有中国风味的聚餐和彼此交流。踏上美国土地，似乎换了人间。蓝天、白云、青草地、多彩枫树，还有那新颖的建筑和川流不息的车辆。可是新鲜没几天，我就感到了无聊、平淡，没有亲戚，也没有朋友。太太和孩子各自上学后，多半时间从早到晚，我兀自闷在那小屋里。躺到破沙发上看一会电视，除了剧中人的笑声，甚么剧情也听不懂。只有在教会里，都说中文，又有很多话题能沟通。人们一见面就嘘寒问暖，想他人之所想，急别人之所急，几乎无微不至。这种人情，在社会上已难得一见。随着后来去教会次数增多，了解了很多故事。这些远离了故土和母文化的新移民，看上去再怎么成功，每人都有自己的痛处或难处，一人一种版本，但最终主题就一个：怎么信靠耶稣，怎么又得力于上帝的带领和弟兄姐妹的帮助，克服各种难关，迎来柳暗花明。有些人拖儿带女，既有学业重担，又要适应环境，更有打工维持生计的压力，实在是步履维艰。但当他们终于毕业时，无不感谢上帝藉教会对他们的援助，且从不图回报，也常不留名。上帝让他们爱人如己，不要单爱可爱之人，而且「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马太福音六3）他们常唱的一首歌「我们成为一家人」，让我感动。这种无条件、超凡脱俗的爱，不仅是对人缺点和短处的包容，也在人困难和需要时给予无私的帮助。我想到了国内一首流行歌曲「爱的奉献」中的一句歌词：「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丽。」这种愿望，在这个小环境里，倒成了人人都能真切感受到的现实。
查经「疑问」
带着渴望对虔诚和真诚的了解，也多少有点打发寂寞，周五晚上我基本上都去教会的查经班。但我习惯用我的哲学眼光，从圣经的第一句经文「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开始审查，似乎句句都有疑问。上帝为甚么这么万能，六天造完一切？上帝为甚么造分别善恶树，让始祖在诱惑中跌倒？上帝为甚么不让人眼睛明亮，能知善恶？每次我都问个不休，问得未信耶稣的朋友不断投来赞许的目光，因为这也是他们心里的疙瘩。
哪知，圣经的道理一点一滴、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我的心里。比如说，上帝为甚么要造那棵分别善恶树？只要稍作换位思考，就很容易理解。上帝造人，当然要造忠于自己、顺从自己的人。旧约和新约里所有的诫命，第一要紧的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马可福音十二29至30），这四个「尽」说到底就是忠心和顺从。上帝对人类始祖亚当的考验其实一点不过分，「并且祂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壹书五3）。在伊甸园里，人得到上帝应有尽有的供应。在肉身方面有各样的菜蔬和果子（参创世记一29），又无疾病、衰老、痛苦和死亡；在精神方面有「配偶」作伴和万物管理权，更有上帝的荣光。就是说，始祖甚么也不缺，只要有「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提摩太前书六6）。但是，始祖却并不知足，违背了上帝的禁令。他的失败，开了人类悖逆上帝的先河，造成了人类本性的败坏和堕落。从此人更加远离了造他的主，对创造他的主漠不关心或公开反对，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罪。因此圣洁的上帝与有罪的人之间，便隔着一道越不过的深渊。如先知所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祂掩面不听你们。」（以赛亚书五十九2）这样，人离开世界以后，就要带着罪接受上帝的审判，进入到永刑的地狱。而怎么才能解决人的罪呢？上帝差遣了祂的独生子耶稣降世为人，走上十字架，「为人人尝了死味」（希伯来书二9）。主耶稣具有神人二性，祂是人与创造主修复曾经破裂之关系的唯一中保。祂的死不但是「代替性」，而且是「救赎性」，是挽回祭，止住了上帝的忿怒。耶稣的死也具有「复合性」的意义，修复了人与上帝的关系，从此信祂的人非但不再是上帝的仇敌、悖逆之子、可怒之子，反而荣耀地成了上帝的儿女。
以前的哲学训练，让我很快地从总体上归纳出很多圣经道理，甚至偶尔也被耶稣的「牺牲」精神所感动。但还是无法一下子就磨去廿年来「无神论」在我心灵深处刻下的那道无形烙印，难以从理性上接受上帝造天地万物和人类的说法。
天国「淘金」
三个月探亲假不知不觉就要结束。我又打电话回国续了一个月，但是时光如梭，很快又是与太太和女儿分别的时候。临别前一天，恰好是星期天，礼拜结束后，我跟随从波士顿来教会讲道的刘牧师做了决志祷告。那一刻，我承认了自己是背弃上帝、不认上帝的罪人。我感谢主耶稣的宝血来救赎我，我认上帝为天父，求祂掌管我的未来，掌握我天各一方的家。三个多月的教会熏陶，摧毁了我那么多年垒筑的世界观，让我喜出望外，也大吃一惊。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我是个固执的人，怎么如此容易有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很快我就找到了答案，因为我的哲学殿堂，不是建造在盘石上，而是垒筑在沙滩上，经不起风雨，挡不住海浪。就这样，我认了天父，踏上了回国的航班。太太在分别的悲伤中得到了一份意外的惊喜。
之后我又来了几趟美国。上帝垂听祷告，赐给我们一个儿子。究竟何去何从？教会一直在为我全家前面的方向祷告。可我就是下不了决心留在美国，只想着把没有完成学业的太太和渐渐喜欢上美国的女儿往回拽。想不到就在太太答应回国时，我却渐渐对曾引以为荣的生活圈子产生了陌生感，对许多习以为常的事，开始有了逆向的思考。
上帝的话像晨钟暮鼓，让我常有种犯罪的感觉。当人们用似乎挥霍不完的公款请我和同事赴宴时，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爽快。当人们推杯换盏以满口荤话作下酒料时，我再也无法一起哈哈大笑。当我代拟或修改别人代拟的省领导大会讲话稿时，不再敢随便对我不熟悉的问题加进个人的想象。当陪同领导外出，看着那不停鸣叫的开道警车时，不再有自豪感。在数不清的小事上，似乎都有一种新的规范。「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腓立比书三7）我尽量不把晚上的时光泡在茶楼酒馆。虽然同事觉得我有些蹊跷，下级觉得我开始清高，我还是努力呆在我的房里，看看圣经，看看电视，学学英语，打打国际长途，洗洗泡了两天的衣服，偶尔雅兴大发，还练练国画。一人呆在三室一厅的房子里，灯光下形影相吊，常有种空荡荡的感觉，心飞向遥远的美国，总有牵挂。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在那，又要赶写毕业论文，实在是度日如年。有时她让病中的儿子在电话里用稚嫩的声音学喊爸爸，女儿也在一旁亮着嗓子教他时，我不禁潸然泪下。我觉得自己不配是个丈夫，不配是个父亲。有几次，深夜的寂静中，我躺在床上突然闪现一种恐惧：要是我明天不在这世上，不就再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看不到他们了吗？我怎能弥补我那份应尽的夫爱和父爱？
快快与妻儿团聚、快来到上帝的教会、「丢弃事业，看作粪土」，这些呼声在我心中日益清晰。很久以来，何去何从的难题一直梗在我心里，让我寝食不安，也常让我的家人愁眉不展，原来都是因为「事业」，那「罪中之乐」。于是，零三年我第五次飞来美国，参加了第二天复活节的受洗，并决心此次不再与妻子和儿女分开了。不到两个月，上帝奇妙地让妻子提前两年完成博士学业。就在通过论文答辩的第二天，得到了一所州立大学副教授职位的书面合约，时间衔接得如此紧凑，几乎没有一点空隙时间让我们去奔波和忧愁。我在家既当家庭「主夫」，又当「孩子王」，还是全家的「头」。
太太看我放弃国内一切，心里压力也很大，想帮我在美国重新拿个学位，甚至帮我得到了一个热门专业的录取通知，把学费都交了。经过祷告，我的心里却有另一种负担，就是先作文字事奉，再看上帝如何带领。我退了学费，转读神学。这几年，因着倚靠圣灵，我在美国出版的五家基督教刊物上发表过十多篇个人生命见证和对圣经的学习感想。我能得上帝悦纳，做这一点微不足道的工，真是我的福份。因上帝的眷念，从零四年开始，我就用我那疙疙瘩瘩的英文，在大学里教授汉语和国画两门课，这一直是学生们选课的热门。我不敢忘记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一直祷告，求上帝洁净我，更多使用我。
有一位美国牧师告诉我，他见过很多临终之人，没有一个人说，你把我那博士证书拿来让我再看一眼；没有哪位说把我的巨额存折拿来让我再看一眼，也没有哪位说把我出版的那么多书捧来让我摸一摸。因为，这些谁都带不走一丝一毫。我们作为新移民，也是为了来淘金，但不要只顾淘世上的金子，更要淘来生的金子，那金子就是上帝的国和祂的义，就是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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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爸爸，天上爸爸
罗妮丽
默默的爱
我出生在中国大别山区一个穷得可怜的山村。父母本不是这里的人，两人都是学医毕业后被分配来的。听妈妈说，我出生时，因为是女儿，爸爸轻轻叹了一口气。如今的中国人仍重男轻女，更不用说那贫穷落后的年代。后来，我相继又有了一个妹妹和弟弟。
自我懂事，我总感到三个孩子中爸爸最喜欢的还是我，因我最听话，凡事请示爸爸。尽管他从没说过爱我，但他的爱总是默默发自心里，就像炎炎夏日里徐徐吹来的看不见的清凉山风。夏天乘凉，爸爸不停地用扇子为我们赶蚊子；冬天深夜也是爸爸常为我们整理踢开的被子。为了让我和弟弟能到县城上学，爸爸争取到县城医院进修的机会。那段时间，他总是值夜班，晚上九点钟左右，我们在宿舍里就能等到敲窗子的声音。打开门，就能从爸爸手中接过一个馍和一碗热菜汤。我们再瞌睡，都要等那吃的，吃完便高高兴兴地上床。后来才知道，爸爸是为了我们那些吃的，才去值夜班。我们从来也没想到他会空着肚子去熬夜。那时，我和弟弟很想有一个小收音机，可以在傍晚收听评书故事「岳飞传」，不用站在人家门口听。我们向爸爸要过收音机，看爸爸没吱声，就不敢再提了。因为十几块钱差不多是他半个多月的工资。没想到有一天，爸爸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崭新的小收音机，让我们喜出望外。长大才知道，这是他卖血换来的。
最难忘记的是我大学毕业那年，分配政策基本上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我不想回到除了山甚么都没有的老家工作。酷热的夏天，爸爸接连跑了几趟大学，放下耿直的个性，把家中仅有的一点值钱东西当礼物送人，说好话，求老师，求领导。后来我终于如愿留在市里当中学老师，而爸爸却病倒了。
平日里爸爸只是埋首作事，很少说话。他总希望我们能好好读书，将来能有出息。因为爸妈对我的期望，我自小就很勤奋，是我校当届高中毕业生中唯一上大学的人。大学毕业两年后又考取上海华东师大哲学系研究生，后又成了大学政治课教师。廿六岁时被评上全省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廿七岁时被破格升为副教授，次年被美国一所大学邀请，作了访问学者。每一点进步都让妈妈喜上眉梢，爸爸却很少夸我。只是每趟回家，爸爸就会以长辈的口吻和领导作报告的方式正式对我谈话：「我对你讲三点（或四点）要求」，听他一点一点讲对我下一步的希望，间中有一些对我的夸奖，就会让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逃避信仰
我丈夫在省政府工作，常加班、出差，很难照顾女儿。来美国前，我把三岁的女儿送到爸妈身边。爸爸严肃地对我说，孩子在他那里，不用我操心，安心把自己的事做好。到了美国，我仍然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忙个不休。但是心还是牵挂国内的女儿、丈夫，也想念爸妈。特别是爸爸，他爱好喝酒，现既当上领导，又为人义气，所以应酬很多，加上性格爽快，常会喝多。在美国，我无形中有了很多选择和机会，何去何从，一大堆事，常常弄得我心烦意乱。问我丈夫，他便催我回国；问爸爸，很多美国的事他也说不出解决的办法，他总是让我问我的丈夫。我突然觉得孤单起来，这里的蓝天白云鸟语花香似乎没有一样是属于我的。以前，我认为爸爸甚么都懂，很多事都能做。如今我才第一次意识到，父母的爱虽是那么的无私，却也是那么的有限。父母在那山里抬头眺望的天空还没我的广阔。我自己独自承受着寂寞，夜里常难入睡。我不知自己要做甚么，不知道明天的路究竟怎么走。我太累了，非常想家，尤其是想念女儿，常常以泪洗脸。
中秋节那天，忽然有中国人邀请我们同来的中国学者一起去他家包饺子。那天去的都是中国人，大家玩得很开心，我也吃了很多。没想到临告别时，主人请我们坐下来一起读几句《圣经》。我的兴致一下子落入低谷，原来他们请的是鸿门宴，别有用心。等我回到了学校住处，心有余悸，还没法静下来。隔壁的中国学者便来敲门，很认真地要和我谈话。他是省社科院的学者，他一开腔就说，他和我爸爸年龄相仿，又是我丈夫的好朋友，是我们的长辈。为了我和我丈夫的前途，必须告诉我，今后千万不要到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地方去，因为宗教就是鸦片。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最后他让我以后出去都要向他说一声。我当时很感谢他，因为爸爸和丈夫都离我很远，没有人可以帮我。从此，我再也不与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联系。但是，见到中国人毕竟感到亲切。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位中国人，她是在这所学校做秘书的，事情不少，薪水不多，但她每天脸上都挂着发自内心的微笑，轻声细语，乐于助人，给人一种亲切感。她给我很多帮助，也在我心情沮丧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开导和安慰。她从没和我们谈过信仰的事，所以和她交往也没有甚么顾虑。
永不知足
不久，同来的年长学者要回国了。坐车送他去机场时，我很羡慕他很快能与家人重逢，但又不愿就这样回去，因为我要完成我心里的计划：除了多作一些科研之外，也想让我丈夫能来趟美国，看看这里的蓝天，这里的生活。也许他会为我们家庭的去向作一个新的规划。同时我想留在美国拿一个洋博士学位，让爸爸再高兴一次。可是爸爸倒不鼓励我留在美国，电话中总是要我学会知足。丈夫在省长身边工作，我又是一名廿七岁就被破格提拔的副教授，要不了几年就可以升为正教授。在国内应该算是风光的家庭。但对爸爸向来言听计从的我，这时却听不进他的话，根本下不了回国的决心。
在国内，似乎该有的我都有了，很多人羡慕我。可是这些年来我并不怎么快乐，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得到甚么。我自大学和研究生毕业后，一直都是忙忙碌碌。成家后，生活更乱，从不尽心照顾这个家，只想着自己成名。有了小名又求大名，整天要求丈夫用他的能耐来满足我的计划。在外遇到不顺，或是他不按我计划帮忙时，就找碴发脾气。记得我被评上全省骨干老师后，妈妈来看我们，看到满屋子的乱，又看到我满脸挂着愁容和怒气，就难过地对我说：「孩子呀，你究竟要得到甚么才开心？你现在的学位、职称、名誉，是我这么多年努力都没得到的呀！」爸爸也常开导我，就是没多少效果，我就是对自己不满意，对生活不满足。有段时间，我一方面教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另一方面又花很多时间去看《易经》，学八卦，看手相，时不时还跑到庙里抽一支签。或是早上四点就骑车到郊区一个瞎子算命先生家算算命相，人称他是活神仙，可每次他给我讲的命理都不一样，让我无从计划起。
在美国访问余下的时间里，我自己开始抓紧科研之外的所有时间学英语，不久便考取了麻州大学博士生。我欣喜若狂地将这好消息告诉家人，但除了妈妈，丈夫和爸爸并没有我想象中的兴奋。我一次次催问丈夫要不要请假来趟美国，他总说工作太忙。最后，他怕我烦他，用因公护照，去了趟美国上海领事馆签证，却吃了「闭门羹」。我很失望和难过。看样子，留学之路难走下去，只好准备打道回府。
认识天父
女秘书复活节时请我去中国教会，说教会有人要受洗，一年只有一次。我心里一震，一定要去看看。反正现在也没有那位年长学者监督我，也不会伤害丈夫的前途。我问秘书能不能录像，她说可以。我想录下这些，回国带到我的课堂，正好是我人生观和世界观教学的一个生动教材。我就可以告诉学生们，那些到美国的中国人思想堕落到甚么地步。我喜孜孜地用了我几个月省吃俭用的大部分存款买了一台录象机。复活节那天，开车接我的是王姐妹，她人瘦削，一脸安静和喜乐。我问她来这里做甚么工作，她说她是麻州大学博士生。那天受洗的有三个人。分别认过罪，接受耶稣为救主后，在水里浸了一下。接下来便是他们分别讲述自己信仰的心路历程。前两个是年轻人，都是理科博士生，大谈他们如何认识到进化论的错误。我心想，这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居然攻击进化论，睁眼说瞎话，不认自己祖先是猿猴。我一直都为自己生肖属猴而骄傲，这两个见证让我有些不以为然，甚至有点反感。但是最后一个人的见证，倒是让我听得很用心。他是个在中国退休的人，曾是山东大学的正教授，解放前就信基督，却因动乱没有受洗。在那么多年的政治风浪中，在他坐牢的时候，地上的爸爸自身不保，含冤而死，但天上的爸爸——上帝，却照顾着他和他的家人。而今他儿子在美国读书，他很高兴来这里在众人面前受洗和作见证。他的见证很真诚。他那么大年纪，估计也不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甚么目的而在公众场合编造假话。
在回去的路上，我和那王姐妹聊了更多，才知道她以前也是一个为事业拼命型人物，二十几岁就当上副主任医生，去过日本讲学，留过香港，然后又来美国。当我问王姐妹博士毕业后做甚么，她说一切听从天父的安排。以前，她也发疯一样地奋斗，却找不到快乐。两年前，她认识了耶稣，才有了平安和喜乐。她说这些，语气很平静，让我特别羡慕。其实，我那天在教会接触很多人，从他们热情的话语和喜乐的脸上，感到谁都比我活得轻松，似乎没有任何烦恼的事缠扰他们。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学校秘书办公室，我私下又用汉语问她，天父上帝到底是谁？她没有即时回答我，只是叙了一些家常。下午四点半她下班后，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天父是那造天、造地、造人的独一真神，但是人却不顺从祂，不承认祂。她讲了一些圣经的故事和道理，告诉我，人其实有两个爸爸，地上爸爸虽然也是无私地爱孩子，但是能力都很有限，他们也都经历着自己不能掌管的生老病死。而天上的爸爸却是能力无限，创造人类，创造一切，掌管一切。更重要的是，祂非常爱我们，宝贵我们每个人。祂为我们的罪差派独生子耶稣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为我们预备了永生和天堂。而我们总不习惯把目光超越到万物的源头和主宰，总不愿意认祂为父。圣经要我们在地上爱生养我们的父母，更要我们爱天上的父上帝。她的一席开导，让我突然明白一个其实最简单的道理，人有父，物有父，父有父，而上帝就是万父之父。地上的爸爸为我们辛勤工作挣来的衣食，源于天上的爸爸给了我们阳光雨露和五谷杂粮生长的条件和规律。而我们的眼光，常常就是近视，一叶障目，往往简单得不能简单的道理，却被我们弄到极复杂。我忽然感到自己就是一个不孝之子，既没有对地上的爸爸尽到多少孝心，更对天上的爸爸有矢口否认的大罪。地上的爸爸让我要知足常乐，天上的爸爸要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马太福音六34）。我总为肉身忙名忙利，却忽略了灵命的需要，忙碌中永不快乐。那秘书问我愿不愿随她作个祷告，我一口答应。我向上帝认了罪，认了我天上的爸爸。当我送她走出办公室时，天格外蓝，花特别美，而这一切又是我天上的爸爸造的。我感到我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我有地上的爸爸爱我，更有统管万有、掌管一切的天父爱我。我再也不要担忧和计较许多事了。我步履轻盈，有种飘飘然的感觉，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再来美国
不久，我的访问讲学任务结束，也不打算留在这里读博士了，高高兴兴地坐上了回国的航班。但在与家人团聚不到一年，丈夫被省政府派往另一个市工作。忽然间，我有再去美国的念头，因为我已越来越不喜欢国内这种生活。丈夫整日除了工作就是应酬，脚不沾家。他常常加班和应酬很晚才回来，女儿已熟睡；早上又起早上班，女儿还没醒。多少次我辛苦地烧了几个好菜等他，一个电话回来，说有接待任务。这样的家，已失去家的温馨，我们常常吵架。又有亲戚熟人以及七弯八拐关系的人都找上门来，托他解决上学、工作、分房、商业、求医等杂七杂八的难事。这些人千方百计打听到我们的住处，缠他帮忙。既耗时间，又得罪人。有的事他无能为力，有些事又不能做，有些合情合理的，又要费精力去办，所以下饭馆是家常便饭。他在省政府工作，现在又差派外地，外界的各种诱惑都有。我的生活既没有宁静，又缺安全感。我被现实生活搅得心绪不宁，根本无法与天父上帝亲近，无法从祂那里支取力量。
感谢天父，麻州大学仍然保留我的入学资格。在我丈夫同意后，我去上海美国领事馆很顺利地拿到了学生签证。又一次告别了女儿和丈夫。
再次来到美国，我住在那位女秘书家。那时，她已辞去了大学工作，在华人教会里作事奉。还有教会几位姐妹同住她家。她们给了我很多生活上的照应，更在灵命成长上给了我很多圣经上的提示。从此我也有了正常的教会生活。我们常常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不久，我便在教会受洗正式归主。
这段与上帝亲近的日子里，我明白了很多以前不明白的为人妻、为人母的道理。我看到了自己骄傲、自私等本相。我以前从不知道换位理解我丈夫。他在外工作上也有很多压力，应酬又很疲惫，我从不去安慰他，却动不动就是埋怨和责备，舌头上没有仁慈，甚至不顾场合，伤他的自尊心。我虽然对女儿管教得非常严厉，但她在最需要父爱母爱的时候，我们却天各三方。一种愧疚笼罩我心头。我是我们整个家族中第一个信主耶稣的人，我要先在家里作光作盐，尽好做女儿、妻子和母亲以及媳妇、姐姐、嫂子等责任。转眼三个月过去，二千年的新世纪来临，我一咬牙用省吃俭用的钱买了张机票赶回中国，希望我们的家从新世纪开始有一个崭新的面貌，一切从头再来。
我丈夫突然听说我要回国，喜出望外。百忙中来到上海，捧着一大束鲜花在机场接我，然后干脆在上海住了几天。没见任何熟人，不谈任何工作，闲悠悠像重补蜜月似的。半个月假一晃而过，丈夫和女儿再到上海送我。我试着给女儿办签证，竟顺利过关。于是，我带上女儿回到美国。从此，我肩上的担子日益沉重，既要当好学生，又要照顾五岁女儿，更有当助教拿奖学金的工作压力。我起早贪黑，筋疲力尽，幸好有教会的兄弟姐妹们嘘寒问暖，给了我们很多无条件的爱。我和女儿都很想念我丈夫，希望他能来趟美国，我常常为此祷告。
丈夫归主
不久，丈夫拿到签证来美国看我和女儿，我和教会的姐妹们就邀请他去教会。没想到，他很爽快就答应了。这对曾经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熏陶，又在政府从政的他来说，是要很大的勇气和思想突破的。他在查经班是个喜欢提问的人，遇到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也是侃侃而谈，带着逻辑的条理和官场的口吻，占据了大部分谈话时间。幸亏有位姐妹不断给他各类福音书籍，又给我们送来了录音机和各种录音带和录像带。
他在最后一次去教会敬拜后，跟牧师作了决志祷告。我激动万分，没想到天父那么慈爱又奇妙，让我丈夫这么快就信了祂。这样上帝与他同在了，我不要再为他担心这担心那。后来我们有了儿子，他成了「空中飞人」。教会为我们家前面的方向祷告。在二ＯＯ三年，我即将毕业又答应回国的时候，天父感动他放弃国内的工作，来美国与我们团聚。我们感谢天父上帝，用最好的计划带领我们的家。
（作者现为美国堪萨斯州一大学教授，是前文作者钱志群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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