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恩（二）
2019-04-30
时间：2013-07-24 08:47:58 来源：作者博客 作者：王峙军 浏览:次T|T
三、穿过夏天
1981年夏天，我因参与学潮被开除党籍并离开大学后，曾计划以“穿过夏天”为题，写一写我们那一代大学生的生活。但因我生性疏懒，写了提纲，就停下来了。现在我把这个题目用在这里，来描述一下那个如夏天般热情的时代。
七十年代末进入大学的那一代人，是沿着一条苦难的长廊，与共和国一同走过来的一代人;他们喜欢把自己的人生前途与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去思考。也许有人会认为那只是一种肤浅的理想主义。但这种理想主义在当时十分宝贵。比起今天一些年轻人的杯水主义、享乐主义的人生态度，那种“肤浅”已经算是深刻了。
我1977年夏天退伍回到河南，那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一大群文革中耽误了学业也耽误了青春的年轻人，在1977、78、79三年中陆陆续续涌进大学校园，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观。我是1978年考进大学中文系的。进校以后，由于我的党员背景，又在部队干过，就任命我作年级长和年级党支部副书记。父亲那时右派也平反了，我心中的阴影也消除了(好像右派那时开始变成一个褒义词了，电影里一出现右派，总是那种受了冤屈的忠诚、正直的形象)。然而，正是这些外在环境的改变，使我里面的骄傲、轻狂与浮躁有了更多的表现空间。而且这种内在的人格形态，却常常被赋予一种看似正义或庄严的外在表现形式。
那时觉得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我们要“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一时间，五四青年的热血又在我们的血脉中滚动，好像我们这一代人真能为中国找到一条走出苦难长廊的道路。这样的激情，这样的狂热(当然也有真实的东西)，都在我那一段时间的诗歌中表现出来了。1980年下半年，是我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四年的海岛生活，使我的诗歌中充满了船与海的意象。在其中一首题为《诗誓》的诗中，我对自己追求真理以及要为人民命运奋斗的坚定性，做了这样的描写：在被风魔所拥吻的大海上，“我”驾着一只载满“我”的诗歌的小船，匍匐前行。这首诗的最后一段写道：
对岸，如果没那一粒粒
灯火，——灯火般的
眼睛，——眼睛般
渴盼的心
我为何要走这剑齿般的路?
倒不如让风暴把我
连同我滴血的诗
颠覆在海的深谷
那样，天晴后
海水会变得蓝些……
这首诗发表后不久，我就因参与学潮被拘捕了，时间是1981年6月。学潮发生在1981年1月，当时因学校治安状况恶劣，学生开始贴大字报，最后发展到罢课、罢考，以至上街游行。在校园内大家喊的口号是“维持学校治安”、“打倒官僚主义”。可一上街，口号就变成了“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几千人手挽着手，唱着《国际歌》，喊着口号，好像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在我们的歌声和口号声中立时就会改变。我那时年轻，嗓门也大，竟被官方误认为是第一号学运领袖了(用他们的话说，是“某某政治事件的主要头头”)。半年中我受到40多次盘查、审问，最后被戴上手铐送进了拘留所。进去后，我才知道他们称牢房为“号子”。我住的“号子”短短几天就由8个人增加到12个人。那“号子”就是世界的一个缩影(我在“号子”里学到不少有关人性的功课)。在“号子”里的第一个夜晚，我翻来复去睡不着觉，脑子里一团乱麻。“要自由”的口号，我喊得最响亮。然而不但没“要”到自由，自己反而给弄到一个更不自由的地方来了。越想越觉得人生中有许多事情太奇怪。
我在牢里住的时间并不长，十天后就被放了出来(有点像今天的“密集课程”)。释放时，党籍被开除，大学也读不成了。这个人生命运的骤然转变，使我很长一段时间恍然如在梦中。但最叫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个我喊得最响的“自由”。党籍诚可贵，学籍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视自由如生命，但什么是自由呢?这问题盘桓脑际，久久挥之不去。没有进监牢前，深感生命中缺少自由，于是就“要”自由;捉进去之后感到更不自由。那么放出来呢?自由了吗?仍然没有。我虽然身体出了牢狱，但灵魂似仍在捆锁之中。被释放后不久的一个夜晚，我爬上一座小楼的平台，面对星空我问：“什么叫自由?”那一刻，似乎满天星星都变成文字，也回答不了我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直到九年后我才找到。那一年夏天，神的儿子耶稣救了我，我才知道，原来自由是一种内在的生命形态——“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一书5:12;约翰福音8:36)。当耶稣——自由生命的源头与本体——来到我生命中的那个时刻，自由实现了。
然而，那定意要救我、赐我自由之生命的主耶稣是怎样找到我的呢?
四、“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这是人类始祖亚当犯罪堕落后，神在伊甸园中对他发出的呼唤。其实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只渴望听到上帝呼唤的耳朵。然而，尽管神的呼唤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但由于这只渴望聆听的耳朵被人的罪堵死了，人还是又聋又瞎，且硬着颈项反叛上帝，在灭亡的路上狂跑。
1982与1983年之交，这声呼唤临到了我，但那时我的耳朵也是堵死的。
1981年6月中旬我被从看守所放了出来。释放当日，我就被押送回原先的工作单位，在那里做了资料管理员，一个月有三十几块人民币，可以养活自己。政府这样做已经很宽宏大量，后来听说原本是打算多判我几年的。我这样的人，据我们当时的大学校长说，如果在文革中，是应该“这样的”——他边说，边拿手在脖子上一抹。既然没有被“这样的”一抹，那我还得继续活下去，走自己的奋斗之路。但那段时间里，常常醉酒，长歌当哭。一次酒醒之后，想到人生与现实，忽觉眼前的一切都陌生得叫人惊悚。免不得又是一番感慨。于是旧病复发，赋诗“说愁”。那首诗是我被释放后写的第一首诗，题为《陌生的河》，开头是：
波浪打湿了记忆的
边缘，溶解着
凝缩在深处的悲苦
一颗震颤的心在呻吟——
我的陌生的河哟
我的陌生的河哟
结尾是：
如果你不是流向太阳
我为何要执着地歌唱
脚印、眼泪、歌声
偎依你翻卷的波浪——
我的陌生的河哟!
由此诗可以看出，我曾以沸腾的血液向之倾诉的那个对象开始变得陌生。但我仍未对自己的人生产生太大的失望情绪。即使在不久后一首名为《在死海上》的诗里，我还是表达了一种对自我生命能力的肯定：
在死海上
一切都死了，或者，正趋于死
波浪已经凝固，凝固成
以埋葬为职责的山峰与深谷
看那一盏遥远而渺茫的灯火吧!
那是死了的灯火，如同
垂死的鲨鱼呆滞的目光
唯有他
最后调动着周身的血液
把他那被风暴打得歪斜的船头
深犁进冻僵的海面
他颤抖着嘴唇
为自己讲述一个淘金人的故事
他怕这声音一停下来，就会
软化了他握桨的手臂
这是在死海上
是的，在死海上……
这首诗写于1981年9月。“淘金人”是杰克??伦敦小说《热爱生命》里的主人公，曾和一只垂死的狼争夺生存的权利，而诗中的“他”则用这故事鼓励自己与命运搏斗。此后，我整整五年没再写诗。我开始复习功课，用心读书，准备考研究生。在大学时忙于忧国忧民，许多该读的书都没有读。比如莎士比亚的作品，只是当兵时读了《哈姆雷特》，但那段时间就把整套全集读完了。可是，在当时政治审查制度还相当严格的情况下，考研究生容易吗?好心的朋友劝我说：“你这政治条件，恐怕不行。”我心里也没底，只是对朋友说：只要命运之门有一条缝，我就要拿头去撞。
就在我要用头去撞命运之门时，我的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敲响了我的房门。时间是1982年年底。
她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从武汉进修回来，弯到我居住的小镇上来看望我，并为我带来一些复习材料。在她带来的书中有一本是英文的新约圣经。我当时没太在意，想到她是学英文的，读英文圣经也很自然。但有一天，她对我说她是基督徒，使我十分吃惊。我原以为基督徒只有在文学作品和电影中才出现，可这位看上去很正常的朋友却说她就是基督徒。而且事情并没有停在这里。她接下来劝我信耶稣，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我当时想，我刚刚摆脱共产马列的精神枷锁，怎能再为自己找一副基督教的镣铐呢?于是，我对她说，我是无神论者，很坚定，不能相信一个虚无飘渺的上帝。她问：那你信什么呢?我说我只相信我自己，信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她不跟我争辩，只是微笑。她知道我在大学里骄傲狂妄，目空一切。她担心我可能不会把她放在眼里。
其实不然。在我心目中，她很好，很善良。一个良善之人的宗教，一定有良善的成分(我那时仍以马克思的“鸦片说”为宗教的“定义”)。于是我想，我可以不信她所信的上帝，但我没有权利让她不信她所信的上帝。信仰是什么呢?无非是一个精神的港湾。她需要一个港湾。当然我也需要，但不是这一个。
这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触到基督教信仰。而且接触到的不是经典与教义，是一个活生生的宗教的人。(在一个宗教的人里面，经典和教义，甚至其信仰对象都是隐藏的——你看见的是一个生命。但如果没有经典、教义和信仰对象，这个宗教的人又是空洞的和无生命的。当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时，只证明了他对宗教的无知。不信宗教的人给宗教下定义，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虽然我那时没有接受我朋友介绍给我的基督信仰，但接触到这个信仰，的确是我人生中的重大事件。这是那亘古呼唤对我心灵耳朵的第一次撞击。然而我的耳朵有毛病，听不见上帝的呼唤。诗篇第14篇1节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我就是那愚顽人。我拒绝上帝。我不允许上帝以一种在我看来是虚无飘渺的存在形式，介入我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生活。我要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后来我才明白，连我的愚顽与刚硬，都是上帝在我生命中行施他至高主权的结果，正如罗马书9:18所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事实上，上帝拒绝了我的“拒绝”。信仰与生活都常常以悖论的形态呈现。当我说我拒绝上帝时，我和我那位笃信上帝的基督徒朋友的友谊反而越来越深。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
我希望以后用更多的篇幅写一写我的妻子。我为上帝将她带进我的生命而感恩不尽。她在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候，答应与我相携而行。我不知道在我长达八年抗拒上帝恩典、也给她带来忧伤的日子里，她在上主面前献上了多少掺和着泪水的祈祷。但神恩无限，不轻看她的眼泪与祷告，在悦纳和拯救的日子，神从高天伸手救我脱离了罪恶与死亡的大水。这是后面的故事。
现在我要说的是，当一个基督徒成了你的妻子时(我们1983年8月结婚)，你的生活和这个信仰就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了直接的碰撞或冲突。我举个例子，比如祷告。祷告是基督徒的最基本的生活内容，追求上进的基督徒都渴慕祷告。对今天的我来说，祷告是我的呼吸，我每天以祷告为祭献给我的主、我的神。我也以祷告为从神支取恩典与能力的渠道。但在我当初不信神的时候，祷告对我来说，不过是一种在现实中远眺虚幻世界的自我安慰形式。可我妻子常常拉我跟她一起祷告。我必须强忍烦躁接受她的邀请，因为爱她就得迁就她。但祷告完了，妻子很喜乐，很满足，我却一副痛苦的样子。我知道自己并不相信。如此“祷告”，岂不是在过虚伪的宗教徒生活?
我那时满脑子想的就是靠自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1983年5月我参加了武汉一所大学的研究生考试，报考的专业是世界文学。考完后我开始坐卧不安地等待结果。结果是，成绩第一名，但因政治问题学校决定不录取。我不死心，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放过这次读书的机会。最后，奔波了将近一万里地，找遍了所能找的各种关系，希望还是破灭了。
离开武汉的那天，我来到那所大学的校长办公室，想再求这位搞科学社会主义出身的校长施恩与我。校长合上手中的报纸，抬起眼睛问我：“听说你为这件事还给胡耀邦总书记发电报了?”我说是的。我的确跑到邮局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发了一份300字的电报。“这样一件小事你也麻烦总书记?”我心想我是病急乱投医，这事对总书记是小事，对我是大事。其实我也知道那电报能不能发出去都是问题;虽然我已付了费，但通常邮局会认为发这类电报的人脑子有毛病。校长最后说：“回去吧，别跑了。在我们国家，每一所大学都归共产党领导……”
我一下子发现我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那天，我沿着一条小路无目的地向前走着。天空云层低垂，一如我当时的心境。我一边走，一边让沮丧和失望尽情吞食着我的思绪，不知不觉走到了长江大桥上。我站在桥上，看着向东奔流的江水，突然感到人生还是有希望的。只要自己不倒下，就没有什么东西能拦阻你前进的脚步。
其实，就在我站的那个地方，每年都有人因对生活绝望而跳进滚滚江水。
我也跳吗?
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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