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学的光荣—记著名数学家闵嗣鹤教授
2019-04-30
核心提示：中国数学的光荣—记著名数学家闵嗣鹤教授作者：陈芳 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并非仅限于1895年前的西方。 闵嗣鹤先生(1913—1973)，字彦群，江西奉新人。1935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45年曾赴欧美留学，并做研究工作，1948年回国。新中国成立后，先生长期担任北京大...
中国数学的光荣—记著名数学家闵嗣鹤教授
作者：陈芳
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并非仅限于1895年前的西方。
闵嗣鹤先生(1913—1973)，字彦群，江西奉新人。1935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45年曾赴欧美留学，并做研究工作，1948年回国。新中国成立后，先生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曾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专门委员。
先生一生热爱祖国，忠实于理想，对数学的许多分支均有研究和建树，特别是在解析数论领域中有重要贡献，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和优秀的教育家。国际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曾评价先生“在解析数论的工作是中国数学的光荣”。
笔者童年时代曾是先生的小邻居，至今犹记得先生慈祥和蔼的笑容，亲切温和的话语。时值闵伯伯逝世20周年，谨以此文表达我对闵伯伯的缅怀之情。
一
1913年3月8日，先生生于北京宣武门外果子巷羊肉胡同路南的奉新会馆之北馆，这是一所坐南朝北的四合院。先生祖父闵少窗是清末进士，曾做过河北大名府知府。父亲闵持正是一个公务员。先生是独子，下面有三个妹妹。闵老先生对独孙疼爱备至，竟不让他入小学读书，而亲自教他识字作诗读典籍，并且始终持以嘉勉态度，无论是背诗，写毛笔字，还是绘画，评语总是一个“好”字。时而还带孙子看看京戏，使孩子心情舒畅，不以学习为苦事。当时闵老先生对他的期望是将来走学“文”之路。
然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先生的数学才华初露端倪。他和邻居家正在上小学的孩子玩耍时，轻而易举地为他们解开了一道算术难题，令邻居们大为吃惊。从那以后，先生开始了对算术的自学，他每天悄悄往奉新南馆住的甘仲陶夫妇家中，自看课本，自己演算。
先生于1925年考入北师大附中，更倾向于学习数学。1929年夏，先生同时考取北大文预科和北师大理预科。他以学费低廉、离家近为由，瞒着祖父入师大理预科学习，并于1931年升入本校数学系。先生的同窗好友赵慈庚先生(解放后任北师大数学系教授)告诉笔者，当闵老先生得知孙子还是选择了数学专业时，曾训斥他说：“你们懂得什么叫算学?《周髀算经》(古代天文学著作)那才是真正的数学呢!”这算是一段趣话。
先生学习勤奋，在校期间就曾在《师大月刊》、《数学季刊》上发表专业论文多篇，虽然年纪在班里最小，然而却以学业优秀被同学们冠以“教授”之雅称，并于193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由赵慈庚撰写的师大1935级数学系班史中曾有过这样一句话：“环境可支配人生，志士适以环境而愈彰”，很像是为这位颖异学子作的心灵写照。
毕业后，先生被其老师傅种孙介绍到师大附中任教。这期间他写出了后来获得“纪念高君伟女士有奖征文”第一名的论文《相合式解数之渐近公式及应用此理以讨论奇异级数》(后载于《科学》杂志1940年8月号)。当时清华大学杨武之教授在北师大兼课，很欣赏先生少年俊逸。后经傅种孙推荐和杨武之邀请，先生遂于1937年6月受聘为清华大学数学系助教，走上高教讲坛。从此，埋头苦干，不断有所成就，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数学事业。
二
先生接清华聘书未满一个月，卢沟桥即响炮声。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先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来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大。这时，先生的祖父母和父亲均已过世，灵枢还暂厝在法源寺里，尚未安葬，家中情形极为困顿。目睹国亡家败之惨状，先生含泪在江西义地安葬了先人灵枢，扶老母弱妹偕同傅种孙先生离开北平死城，先赴长沙后转至昆明，在西南联大数学系任助教。
在昆明，先生曾为其导师陈省身教授的学生辅导黎曼几何，还参加了华罗庚的数论讨论班。1941年，他与华罗庚合作解决了墨德尔(Mordell)著名估计中变数个数k＝2的情形。至1947年，他又独自解决了对任意的k的情形，被学界同行评价为“给解析数论提供了一件有力的工具”。当时，华罗庚曾在他们合作论文的底稿扉页上写着：“闵君之工作，占异常重要之地位。”1944年，先生还在美国纽约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过《非解析函数》的论文。
1945年春，先生参加庚子赔款留学考试并获录取。10月到达英伦入牛津大学，在爱克塞特学院导师梯希玛氏的指导下从事解析数论的研究。先生全身心地投人工作，第一年即写出5篇论文，后总合为博士论文，于黎曼函数的阶估计等著名问题上取得了优异的结果。
在英国期间，先生还结识了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兴歇伍德(195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他每周一次前往兴氏家中教中文，兴氏亦教先生英语口语。兴氏才华横溢，晓畅七八国文字。他喜欢用中文同先生交谈有关《红楼梦》的情节，说：“贾母晚年，对宝玉的管教似乎更宽松了!”并赠送原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给先生带回国内。
1947年，先生获得博士学位，又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研究员，参加了数学大师威尔的讨论班。聪颖过人的闵先生求证采他(Zeta)函数论中的著名问题，得出了当时最好的结果。大师极力挽留先生在美执教，而先生思念祖国，思念母亲，在接到清华大学的聘书后，于是年秋季返回祖国，任该校数学系副教授，1951年晋升教授。
1952年院系调整后，先生担任北大数学力学系教授。
该系一级教授是江泽涵、周培源、许宝璐，闵先生、段学复等是二级教授。在北大执教21年间，先生担任基础课教学，带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自己亦继续研究，多有著述。还接待过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和匈牙利科学院的访问学者。
先生视数学为生命，流连在数学王国乐而忘返，且极具悟性，连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会被他留意并引证到数学上去。1952年第2期《中国数学杂志》上登过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由拣石子得到的定理》，就是先生观察儿童游戏所得，可见先生与他钟爱的事业之契合，已到物我为一之境界。
先生一生对解析数论著名问题之一的黎曼猜想多有研究和论证，建立了基本理论和方法。如1956年他论证的一种结果至1974年才被美国的一位学者改进，而这时先生已经去世一年了。
三
先生热爱教育，视教师职业为神圣天职，对求教者不问亲疏，均热情提携，把自己的心血都化作了后学的智慧。
早在西南联大时，由于日本飞机的轰炸，他隐蔽在龙渊中学里，还给这里的孩子们开设数学讲座，讲有趣的数学知识，非常受孩子们欢迎。赵慈庚至今忆起，仍称赞闵是“乐育为怀”。
解放后，先生在北大数力系担任多门基础课的教学，曾有10年间教了9门课的纪录。1953年5月，在一次全系性观摩教学中，先生主讲《有序变量与无穷小量》。这是高等数学里十分难懂的问题。他亲手用玻璃制成教具，将函数与自变数之间的依赖关系直观地表现出来，使学生好像是在看电影，理解得既快又清楚，不少人至今还记得那堂课的生动情景。这份教案被刊登在同年5月的《数学通报》上，对当时高等院校的教学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先生凭着全面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对数学的深刻理解，讲课时十分生动幽默，常使学生不禁笑出声来。对于教学方法，他曾经很形象地说过这样一段比喻的话：“老师教学要循循善诱，好比教小孩子上楼梯，大人不能只是在上面喊：‘上来呀!快上来呀!’而是要走下去教孩子如何抬腿，怎样用力。
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戚鸣皋告诉笔者：“闵老师为人非常诚恳可亲，我以前不认识闵老师，是看到他的数论专著后，自己闯上门求教的。闵老师点子特别多，给人很多启示。而且与学生合作时从不署名在前，有时，自己已经考虑得很成熟的东西，也让学生来出名，甘当人梯。现在，我们这些受过闵老师教泽的学生逢年过节必去看望师母，尽弟子之仪，这已成了不成文的规定。”
先生辛勤耕耘，被后学们赞为“虔诚的园丁”，培养出严士健、潘承洞、李忠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正如周培源先生后来指出的：“当年在他席前的学生与受到他教益的数学工作者，现在有些已经成为我国数学界的栋梁，有些已是国际上知名的数学家。这些都是中国数学界的光荣，这里也浸透着闵先生的心血。”
在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问题中，先生还验证了陈景润的论证。他们的往来大约起始于1963年。陈景润经常到先生家求教，先生的亲属至今记得穿着蓝布制服、背着挎包的陈景润，抱着一大沓演算纸伫立门前的形象。那时先生常和家里人说：“这个陈景润不简单，很有水平。”1966年5月出版的《科学通报》第17卷第9期上，发表了陈景润的著名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乘积之和》，宣布得到哥德巴赫猜想l十2的结果。陈景润在新出版的杂志封面里写上：“敬爱的闵老师：非常感谢您对学生的长期指导，特别是对本文的详细指导。学生陈景润敬礼1966．5．19”，并立即跑来北大中关园教工宿舍20号送给先生。即便是在“文革”动乱中，先生被批斗的情况下，陈景润对先生依然师礼有加，逢年过节上门看望问候，并常常突然出现在先生家中，求教研讨，共叩难关之门。
在先生的爱护和鼓励下，陈景润不断地改进和简化他的定理的证明，终于在1972年的寒假送来证明哥德巴赫猜想(1十2)全部过程和结果的论文。当时先生身体已经十分不好，学校要先生在寒假中彻底休息。然而先生不顾劳累和心脏病频发，夜以继日，逐步细心地审阅，对简略之处还要自己推导。当他最后判定陈景润的证明正确时，极为欣慰，因为这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数学家取得的重大成就。经先生推荐，这篇论文在1973年第16卷《中国科学》上发表了。当时，先生依然冷静地指出：“要最终解决‘l十l’的问题还要走很长一段路。”
至今，一提起先生，陈景润就不禁流泪，他每年都要来看望师母，即便他住在医院里也不忘寄送贺年卡问候。
四
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先生作为“白专”典型屡受冲击。1951年批判“专家路线”时，先生就曾被树为靶子，连对过去已发表的论文，封面上都将署名掩盖，自然更不敢教自己的孩子学习，怕他们长大后“成名成家”。“肃反”时还因信基督教问题受到审查，一边上课教书，一边做检查交待。生性谨慎的先生甚至都有了准备后事为孩子们攒点钱的打算。长年紧张的工作以及外界的压力，使他催患高血压和心脏病。先生有过困惑，有过彷惶，然而不改报国初衷，他以自己才智为社会多做些事情的信念始终不移。
“文革”开始后，先生被抄了家，满屋子都是封条，先生被迫站在高凳上接受批斗；后来住房也被分割去一半。北大教学楼上还曾挂过“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闵嗣鹤”的标语。在被集中到学生宿舍接受集体管制时，先生被迫写的“交待材料”有l寸高。一次出早操，先生心绞痛发作，不得已从队列中退了下来，宣传队员还怒气冲冲地责问他到底是“心”痛，还是“脚”痛，以为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的什么新花样。对于以后的打算，先生当时曾在“交待材料”上写道：只求今后能当一个印刷工人，为人民做点实事。
1969年，先生被下放到北京东郊的地质仪器厂。他先在钳工车间参加劳动，后来又参加了北大数力系和该厂共同研制当时急需的海上勘探设备——海洋重力仪的工作。该仪器那时只有少数几个西方国家能够制造，属于禁运物资。先生在缺乏各种技术资料的情况下，认真研究，为攻克该设备的理论关键——滤波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研究论文解决了从强噪音背景中提取微弱信号这一关键性问题，从而使研制出来的“ZY—l”型海洋重力仪作为海上大面积普查的先进工具，比日本的同类仪器要优越得多。在经过5年的海上实验后，于1975年通过了国家鉴定。先生有灵，定会为他给国家和社会又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工作而感到欣慰。
“文革”中，数学作为基础科学基本处于被取消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先生仍然努力应用数学知识，直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并取得了可喜成就。1971年10月起，先生被派往燃化部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646厂)从事我国那时刚刚起步的地震勘探数字计算工作。他不顾心脏病频发，常常带着自备药品，亲自到野外和海上勘探基地实地考察取证，精心研究，往来奔波于北京和河北徐水之间。在先生的指导帮助和直接参与下，首创一套数字石油勘探方法，从而解决了生产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使我国数字石油勘探事业取得重大进展。
这期间，先生写出了有关数值滤波与地震数字处理的研究论文，主编了这方面的教材《地震勘探数字技术》。1972年夏季，先生还冒着酷暑为燃化部开办的全国高级科技人员训练班，连续讲了20多天的课。
先生的渊博学识和献身精神受到了人们的尊敬。646厂干部职工对先生十分敬重和爱护，生活上照顾备至，那里的军代表为这位“反动学术权威”敬酒，令先生心里感到很温暖。有一次出海取数据，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担心发生意外，再三劝先生不要上船。他却不无幽默地说：“当年我坐船到英国，曾横渡过印度洋和大西洋，何况这次是在渤海湾呢?”先生和大家乘坐小艇在海上观测、就餐，兴致极高，回来就写下了一道小诗《出海》，诗曰：
轻舟出海浪涛涛，听炮观鱼兴致高。
鱼嫩菜香多美味，风和雨细胜篮摇。
东洋技术为我用，渤海方舟更自豪。
一日往返学大庆，算法如今要赶超。
先生早年掌握英、法、德语，50年代又掌握了俄语；此时，先生预感到日本在世界科技领域内将占有重要的位置，使用了两个多星期的时间，又迅速地学会了日文。这段时间，先生心情愉快，然而病魔却不时袭来。先生在1972年10月给次子的一封信中曾讲到自己的病情：“我的高血压，引起心绞痛，走路稍快或劳动略强就痛，现服中药，还有效。”
1973年9月，先生又主持北大为燃化部开办的数字地震勘探技术训练班，他依旧忘我地工作，修改《地震勘探数字技术》(北京科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一书的书稿。10月9日，在床上还忍着病痛与技术人员反复讨论、研究数字勘探技术中急需解决的数学关键问题，并对劝阻他的亲属说：“你们不要干扰我，我还有许多任务没有完成，心里总是不安宁。”晚上因病症加剧被送到北大校医院，大约在10日凌晨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当家属赶到时，看到躺在床上的先生，脸色蜡黄，眼睛还微微睁着，至死都没有瞑目。
在这之前的10月3日，先生还十分兴奋地和前来看望他的戚鸣皋谈了两个多小时的哥德巴赫猜想。他有很多想法，认为“1+1”应该如何如何……可惜天不假年，先生抱着未竟之理想过早地去了。
在先生的好友，当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周培源先生的多方努力下，10月18日上午，北大数力系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一个有200多人参力的追悼会，华罗庚、周培源、赵访熊等到会致哀。陈景润悲痛地说：“闵老师对我的帮助太大了，我心里非常难过。”致悼词的段学复从孩提时代就认识闵先生，1925年又是师大附中同学，长期共事，旧情难忘，在致悼词时泣不成声。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不便也不想多说什么，但从追悼会悲戚的气氛中，可以看出大家对先生过早辞世的哀惋以及对遗属的深切同情。
五
闵伯伯性情温和，为人十分宽厚善良。他在英国期间皈依基督教，直到“文革”清队时，住在学校里接受审查，每日还在被子里偷念《圣经》。先生以基督之仁爱牺牲精神治学、教书、为人，真诚克己，尊师爱生，和同事、领导均能友好相处。回国之初，他在成府书铺胡同居住时，常救济一位乞讨的残腿老人，后又拿钱送他回东北故乡。
生活中的先生喜欢孩子。他和北师大教育系毕业的朱敬一女士于1950年夏举行婚礼，婚后生有二子三女，孩子名字里都有“泉”字，似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有关。先生对孩子关心照顾，能一边给孩子换尿布、喂牛奶，—边思考他的数学问题。至今有人记得，当时孩子们淘气，从端坐桌前的先生腿下钻来钻去，而先生埋头著述全然不以为怪，写到兴处还哼哼几句京剧小曲。在经历了数学王国枯燥艰难的思想跋涉之后，先生喜欢用空闲时间带孩子们去公园、天文馆和科学会堂休息、参观。“乒乓球”中，他曾卸下门板和孩子们在院子里支案打球。
先生生活简朴，一块手表戴了几十年。为此，陈省身教授1972年来华时曾特地赠他一块新表。家中亦无贵重摆设，特别是1970年以后住房被分割出去一半，先生仍能在狭小拥挤的空间里埋头学问且怡然自乐。先生从不摆名教授架子。治学之余，自己动手修理家具、钟表，还给家属和同事们理发。
虽然先生过早地倒下了，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先生对祖国数学事业的贡献。先生去世15年后，在先生的得意弟子、山东大学校长潘承洞教授的具体筹备下，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和研究所联合发起，于1988年9月26日至28日在济南山东大学举行了纪念闵嗣鹤教学术报告会，徐利治、丁石孙、王元、杨乐、姜伯驹等26位专家、学者作了学术报告。纪念会开得很隆重，山东电视台记者到场摄像报导，朱敬一女士和次子惠泉(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应邀出席。大家在会上极尽缅怀之情，潘承洞教授对同行说：“总算了却了我对闵老师的一桩心愿。”
作者简介 作者：曾靖茵 性别：女 信主时间：二年
中国数学的光荣—记著名数学家闵嗣鹤教授
作者：陈芳
杰出的基督徒科学家并非仅限于1895年前的西方。
闵嗣鹤先生(1913—1973)，字彦群，江西奉新人。1935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45年曾赴欧美留学，并做研究工作，1948年回国。新中国成立后，先生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教授，曾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专门委员。
先生一生热爱祖国，忠实于理想，对数学的许多分支均有研究和建树，特别是在解析数论领域中有重要贡献，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和优秀的教育家。国际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曾评价先生“在解析数论的工作是中国数学的光荣”。
笔者童年时代曾是先生的小邻居，至今犹记得先生慈祥和蔼的笑容，亲切温和的话语。时值闵伯伯逝世20周年，谨以此文表达我对闵伯伯的缅怀之情。
一
1913年3月8日，先生生于北京宣武门外果子巷羊肉胡同路南的奉新会馆之北馆，这是一所坐南朝北的四合院。先生祖父闵少窗是清末进士，曾做过河北大名府知府。父亲闵持正是一个公务员。先生是独子，下面有三个妹妹。闵老先生对独孙疼爱备至，竟不让他入小学读书，而亲自教他识字作诗读典籍，并且始终持以嘉勉态度，无论是背诗，写毛笔字，还是绘画，评语总是一个“好”字。时而还带孙子看看京戏，使孩子心情舒畅，不以学习为苦事。当时闵老先生对他的期望是将来走学“文”之路。
然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先生的数学才华初露端倪。他和邻居家正在上小学的孩子玩耍时，轻而易举地为他们解开了一道算术难题，令邻居们大为吃惊。从那以后，先生开始了对算术的自学，他每天悄悄往奉新南馆住的甘仲陶夫妇家中，自看课本，自己演算。
先生于1925年考入北师大附中，更倾向于学习数学。1929年夏，先生同时考取北大文预科和北师大理预科。他以学费低廉、离家近为由，瞒着祖父入师大理预科学习，并于1931年升入本校数学系。先生的同窗好友赵慈庚先生(解放后任北师大数学系教授)告诉笔者，当闵老先生得知孙子还是选择了数学专业时，曾训斥他说：“你们懂得什么叫算学?《周髀算经》(古代天文学著作)那才是真正的数学呢!”这算是一段趣话。
先生学习勤奋，在校期间就曾在《师大月刊》、《数学季刊》上发表专业论文多篇，虽然年纪在班里最小，然而却以学业优秀被同学们冠以“教授”之雅称，并于193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由赵慈庚撰写的师大1935级数学系班史中曾有过这样一句话：“环境可支配人生，志士适以环境而愈彰”，很像是为这位颖异学子作的心灵写照。
毕业后，先生被其老师傅种孙介绍到师大附中任教。这期间他写出了后来获得“纪念高君伟女士有奖征文”第一名的论文《相合式解数之渐近公式及应用此理以讨论奇异级数》(后载于《科学》杂志1940年8月号)。当时清华大学杨武之教授在北师大兼课，很欣赏先生少年俊逸。后经傅种孙推荐和杨武之邀请，先生遂于1937年6月受聘为清华大学数学系助教，走上高教讲坛。从此，埋头苦干，不断有所成就，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数学事业。
二
先生接清华聘书未满一个月，卢沟桥即响炮声。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先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来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大。这时，先生的祖父母和父亲均已过世，灵枢还暂厝在法源寺里，尚未安葬，家中情形极为困顿。目睹国亡家败之惨状，先生含泪在江西义地安葬了先人灵枢，扶老母弱妹偕同傅种孙先生离开北平死城，先赴长沙后转至昆明，在西南联大数学系任助教。
在昆明，先生曾为其导师陈省身教授的学生辅导黎曼几何，还参加了华罗庚的数论讨论班。1941年，他与华罗庚合作解决了墨德尔(Mordell)著名估计中变数个数k＝2的情形。至1947年，他又独自解决了对任意的k的情形，被学界同行评价为“给解析数论提供了一件有力的工具”。当时，华罗庚曾在他们合作论文的底稿扉页上写着：“闵君之工作，占异常重要之地位。”1944年，先生还在美国纽约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过《非解析函数》的论文。
1945年春，先生参加庚子赔款留学考试并获录取。10月到达英伦入牛津大学，在爱克塞特学院导师梯希玛氏的指导下从事解析数论的研究。先生全身心地投人工作，第一年即写出5篇论文，后总合为博士论文，于黎曼函数的阶估计等著名问题上取得了优异的结果。
在英国期间，先生还结识了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兴歇伍德(1956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他每周一次前往兴氏家中教中文，兴氏亦教先生英语口语。兴氏才华横溢，晓畅七八国文字。他喜欢用中文同先生交谈有关《红楼梦》的情节，说：“贾母晚年，对宝玉的管教似乎更宽松了!”并赠送原版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给先生带回国内。
1947年，先生获得博士学位，又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博士研究员，参加了数学大师威尔的讨论班。聪颖过人的闵先生求证采他(Zeta)函数论中的著名问题，得出了当时最好的结果。大师极力挽留先生在美执教，而先生思念祖国，思念母亲，在接到清华大学的聘书后，于是年秋季返回祖国，任该校数学系副教授，1951年晋升教授。
1952年院系调整后，先生担任北大数学力学系教授。
该系一级教授是江泽涵、周培源、许宝璐，闵先生、段学复等是二级教授。在北大执教21年间，先生担任基础课教学，带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自己亦继续研究，多有著述。还接待过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和匈牙利科学院的访问学者。
先生视数学为生命，流连在数学王国乐而忘返，且极具悟性，连日常生活中的小事都会被他留意并引证到数学上去。1952年第2期《中国数学杂志》上登过先生写的一篇文章《由拣石子得到的定理》，就是先生观察儿童游戏所得，可见先生与他钟爱的事业之契合，已到物我为一之境界。
先生一生对解析数论著名问题之一的黎曼猜想多有研究和论证，建立了基本理论和方法。如1956年他论证的一种结果至1974年才被美国的一位学者改进，而这时先生已经去世一年了。
三
先生热爱教育，视教师职业为神圣天职，对求教者不问亲疏，均热情提携，把自己的心血都化作了后学的智慧。
早在西南联大时，由于日本飞机的轰炸，他隐蔽在龙渊中学里，还给这里的孩子们开设数学讲座，讲有趣的数学知识，非常受孩子们欢迎。赵慈庚至今忆起，仍称赞闵是“乐育为怀”。
解放后，先生在北大数力系担任多门基础课的教学，曾有10年间教了9门课的纪录。1953年5月，在一次全系性观摩教学中，先生主讲《有序变量与无穷小量》。这是高等数学里十分难懂的问题。他亲手用玻璃制成教具，将函数与自变数之间的依赖关系直观地表现出来，使学生好像是在看电影，理解得既快又清楚，不少人至今还记得那堂课的生动情景。这份教案被刊登在同年5月的《数学通报》上，对当时高等院校的教学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先生凭着全面深厚的文化修养和对数学的深刻理解，讲课时十分生动幽默，常使学生不禁笑出声来。对于教学方法，他曾经很形象地说过这样一段比喻的话：“老师教学要循循善诱，好比教小孩子上楼梯，大人不能只是在上面喊：‘上来呀!快上来呀!’而是要走下去教孩子如何抬腿，怎样用力。
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戚鸣皋告诉笔者：“闵老师为人非常诚恳可亲，我以前不认识闵老师，是看到他的数论专著后，自己闯上门求教的。闵老师点子特别多，给人很多启示。而且与学生合作时从不署名在前，有时，自己已经考虑得很成熟的东西，也让学生来出名，甘当人梯。现在，我们这些受过闵老师教泽的学生逢年过节必去看望师母，尽弟子之仪，这已成了不成文的规定。”
先生辛勤耕耘，被后学们赞为“虔诚的园丁”，培养出严士健、潘承洞、李忠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正如周培源先生后来指出的：“当年在他席前的学生与受到他教益的数学工作者，现在有些已经成为我国数学界的栋梁，有些已是国际上知名的数学家。这些都是中国数学界的光荣，这里也浸透着闵先生的心血。”
在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问题中，先生还验证了陈景润的论证。他们的往来大约起始于1963年。陈景润经常到先生家求教，先生的亲属至今记得穿着蓝布制服、背着挎包的陈景润，抱着一大沓演算纸伫立门前的形象。那时先生常和家里人说：“这个陈景润不简单，很有水平。”1966年5月出版的《科学通报》第17卷第9期上，发表了陈景润的著名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乘积之和》，宣布得到哥德巴赫猜想l十2的结果。陈景润在新出版的杂志封面里写上：“敬爱的闵老师：非常感谢您对学生的长期指导，特别是对本文的详细指导。学生陈景润敬礼1966．5．19”，并立即跑来北大中关园教工宿舍20号送给先生。即便是在“文革”动乱中，先生被批斗的情况下，陈景润对先生依然师礼有加，逢年过节上门看望问候，并常常突然出现在先生家中，求教研讨，共叩难关之门。
在先生的爱护和鼓励下，陈景润不断地改进和简化他的定理的证明，终于在1972年的寒假送来证明哥德巴赫猜想(1十2)全部过程和结果的论文。当时先生身体已经十分不好，学校要先生在寒假中彻底休息。然而先生不顾劳累和心脏病频发，夜以继日，逐步细心地审阅，对简略之处还要自己推导。当他最后判定陈景润的证明正确时，极为欣慰，因为这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数学家取得的重大成就。经先生推荐，这篇论文在1973年第16卷《中国科学》上发表了。当时，先生依然冷静地指出：“要最终解决‘l十l’的问题还要走很长一段路。”
至今，一提起先生，陈景润就不禁流泪，他每年都要来看望师母，即便他住在医院里也不忘寄送贺年卡问候。
四
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先生作为“白专”典型屡受冲击。1951年批判“专家路线”时，先生就曾被树为靶子，连对过去已发表的论文，封面上都将署名掩盖，自然更不敢教自己的孩子学习，怕他们长大后“成名成家”。“肃反”时还因信基督教问题受到审查，一边上课教书，一边做检查交待。生性谨慎的先生甚至都有了准备后事为孩子们攒点钱的打算。长年紧张的工作以及外界的压力，使他催患高血压和心脏病。先生有过困惑，有过彷惶，然而不改报国初衷，他以自己才智为社会多做些事情的信念始终不移。
“文革”开始后，先生被抄了家，满屋子都是封条，先生被迫站在高凳上接受批斗；后来住房也被分割去一半。北大教学楼上还曾挂过“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闵嗣鹤”的标语。在被集中到学生宿舍接受集体管制时，先生被迫写的“交待材料”有l寸高。一次出早操，先生心绞痛发作，不得已从队列中退了下来，宣传队员还怒气冲冲地责问他到底是“心”痛，还是“脚”痛，以为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的什么新花样。对于以后的打算，先生当时曾在“交待材料”上写道：只求今后能当一个印刷工人，为人民做点实事。
1969年，先生被下放到北京东郊的地质仪器厂。他先在钳工车间参加劳动，后来又参加了北大数力系和该厂共同研制当时急需的海上勘探设备——海洋重力仪的工作。该仪器那时只有少数几个西方国家能够制造，属于禁运物资。先生在缺乏各种技术资料的情况下，认真研究，为攻克该设备的理论关键——滤波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研究论文解决了从强噪音背景中提取微弱信号这一关键性问题，从而使研制出来的“ZY—l”型海洋重力仪作为海上大面积普查的先进工具，比日本的同类仪器要优越得多。在经过5年的海上实验后，于1975年通过了国家鉴定。先生有灵，定会为他给国家和社会又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工作而感到欣慰。
“文革”中，数学作为基础科学基本处于被取消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先生仍然努力应用数学知识，直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并取得了可喜成就。1971年10月起，先生被派往燃化部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646厂)从事我国那时刚刚起步的地震勘探数字计算工作。他不顾心脏病频发，常常带着自备药品，亲自到野外和海上勘探基地实地考察取证，精心研究，往来奔波于北京和河北徐水之间。在先生的指导帮助和直接参与下，首创一套数字石油勘探方法，从而解决了生产中的一系列关键问题，使我国数字石油勘探事业取得重大进展。
这期间，先生写出了有关数值滤波与地震数字处理的研究论文，主编了这方面的教材《地震勘探数字技术》。1972年夏季，先生还冒着酷暑为燃化部开办的全国高级科技人员训练班，连续讲了20多天的课。
先生的渊博学识和献身精神受到了人们的尊敬。646厂干部职工对先生十分敬重和爱护，生活上照顾备至，那里的军代表为这位“反动学术权威”敬酒，令先生心里感到很温暖。有一次出海取数据，许多工程技术人员担心发生意外，再三劝先生不要上船。他却不无幽默地说：“当年我坐船到英国，曾横渡过印度洋和大西洋，何况这次是在渤海湾呢?”先生和大家乘坐小艇在海上观测、就餐，兴致极高，回来就写下了一道小诗《出海》，诗曰：
轻舟出海浪涛涛，听炮观鱼兴致高。
鱼嫩菜香多美味，风和雨细胜篮摇。
东洋技术为我用，渤海方舟更自豪。
一日往返学大庆，算法如今要赶超。
先生早年掌握英、法、德语，50年代又掌握了俄语；此时，先生预感到日本在世界科技领域内将占有重要的位置，使用了两个多星期的时间，又迅速地学会了日文。这段时间，先生心情愉快，然而病魔却不时袭来。先生在1972年10月给次子的一封信中曾讲到自己的病情：“我的高血压，引起心绞痛，走路稍快或劳动略强就痛，现服中药，还有效。”
1973年9月，先生又主持北大为燃化部开办的数字地震勘探技术训练班，他依旧忘我地工作，修改《地震勘探数字技术》(北京科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一书的书稿。10月9日，在床上还忍着病痛与技术人员反复讨论、研究数字勘探技术中急需解决的数学关键问题，并对劝阻他的亲属说：“你们不要干扰我，我还有许多任务没有完成，心里总是不安宁。”晚上因病症加剧被送到北大校医院，大约在10日凌晨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当家属赶到时，看到躺在床上的先生，脸色蜡黄，眼睛还微微睁着，至死都没有瞑目。
在这之前的10月3日，先生还十分兴奋地和前来看望他的戚鸣皋谈了两个多小时的哥德巴赫猜想。他有很多想法，认为“1+1”应该如何如何……可惜天不假年，先生抱着未竟之理想过早地去了。
在先生的好友，当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周培源先生的多方努力下，10月18日上午，北大数力系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一个有200多人参力的追悼会，华罗庚、周培源、赵访熊等到会致哀。陈景润悲痛地说：“闵老师对我的帮助太大了，我心里非常难过。”致悼词的段学复从孩提时代就认识闵先生，1925年又是师大附中同学，长期共事，旧情难忘，在致悼词时泣不成声。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家不便也不想多说什么，但从追悼会悲戚的气氛中，可以看出大家对先生过早辞世的哀惋以及对遗属的深切同情。
五
闵伯伯性情温和，为人十分宽厚善良。他在英国期间皈依基督教，直到“文革”清队时，住在学校里接受审查，每日还在被子里偷念《圣经》。先生以基督之仁爱牺牲精神治学、教书、为人，真诚克己，尊师爱生，和同事、领导均能友好相处。回国之初，他在成府书铺胡同居住时，常救济一位乞讨的残腿老人，后又拿钱送他回东北故乡。
生活中的先生喜欢孩子。他和北师大教育系毕业的朱敬一女士于1950年夏举行婚礼，婚后生有二子三女，孩子名字里都有“泉”字，似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有关。先生对孩子关心照顾，能一边给孩子换尿布、喂牛奶，—边思考他的数学问题。至今有人记得，当时孩子们淘气，从端坐桌前的先生腿下钻来钻去，而先生埋头著述全然不以为怪，写到兴处还哼哼几句京剧小曲。在经历了数学王国枯燥艰难的思想跋涉之后，先生喜欢用空闲时间带孩子们去公园、天文馆和科学会堂休息、参观。“乒乓球”中，他曾卸下门板和孩子们在院子里支案打球。
先生生活简朴，一块手表戴了几十年。为此，陈省身教授1972年来华时曾特地赠他一块新表。家中亦无贵重摆设，特别是1970年以后住房被分割出去一半，先生仍能在狭小拥挤的空间里埋头学问且怡然自乐。先生从不摆名教授架子。治学之余，自己动手修理家具、钟表，还给家属和同事们理发。
虽然先生过早地倒下了，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先生对祖国数学事业的贡献。先生去世15年后，在先生的得意弟子、山东大学校长潘承洞教授的具体筹备下，由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和研究所联合发起，于1988年9月26日至28日在济南山东大学举行了纪念闵嗣鹤教学术报告会，徐利治、丁石孙、王元、杨乐、姜伯驹等26位专家、学者作了学术报告。纪念会开得很隆重，山东电视台记者到场摄像报导，朱敬一女士和次子惠泉(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应邀出席。大家在会上极尽缅怀之情，潘承洞教授对同行说：“总算了却了我对闵老师的一桩心愿。”
作者简介 作者：曾靖茵 性别：女 信主时间：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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