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本圣经问世百年，谁知富善？_中国
2019-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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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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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这周的周一，即4月22日，是和合本《圣经》正式面世100年的日子，当年将英语《圣经》翻译为汉语的“译经委员会”中，惟一全程参与并且在活着时看到这部成果的人，就是美国人富善，彼时，他已经83岁。六年后，富善去世。如今，我们如果记得富善和译经委的工作，或许会对手头可以随时翻起的和合本《圣经》更加珍惜。如今，该版本《圣经》已从网络上没来由地消失，我们就有了更加纪念和珍惜的理由。
从我家到富善生活过的地方，只需要四站地铁。不过，从他到达中国的1865年算起，我要找到他，需要往回穿越153年。
前往寻找富善那天，是北京的初夏，刚刚下过一阵急雨之后，万里晴空，却凉爽无比。下了八通线九棵树地铁，我们按着手机地图，几乎没费什么功夫，就到达了目的地。富善于1866年11月起建的小礼拜堂旧址，今天已经无法近前，它“潞河中学”的新身份将这座小楼拒人千里之外，就像一个政党与基督之间的距离，同样像地狱和天堂的距离。
我与学校门卫交涉，对方一直冷冷地摇头，最后要我和办公室联系。我就按着潞河中学网址上的办公室手机号打过去，一直无人接听。远远地看着那座古朴的欧式小楼，就像我遥想富善的脸，似乎清晰，却是模糊。静静地站在潞河中学门口，对着那栋小楼凝视了几分钟，转身看见宽阔的大道上人流车流如织，突然想：“今天的中国，谁知富善？”
眼睛酸酸的，复杂的情愫交织一起。不知道，1865年1月24日，29岁刚刚完婚又被按立牧师的富善，准备起身离开美国故土，前往清王朝统治的中国时，是否也会有一种复杂的情愫？
富善夫妇与儿女们
“既有诚意又守规矩的基督徒”
1836年4月29日，中国。清王朝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每岁计耗内地银一千万余两之多。”话音未落，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就扬言要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
据此一个多月后的6月4日，美国。一个有着和义律一样的英国血统的美国农民家庭，拥有了自己的第三个孩子，取名昌西·古德里奇（Chauncey Goodrich）。这个孩子和其他五个兄弟姐妹一样，每周日会随着“敬虔爱主的基督徒”父母前往教会聚会，平时在农场里帮大人做农活，不知不觉间，他就学会了耕种、饲养牲畜和栽种果树等农业技术。
古德里奇10岁正式悔改信主，两年后决志献身宣教。真正点燃他人生方向之火的，是威廉斯学院的“干草堆祷告会”（Haystack Prayer Meeting）。早在距离他1857年入校五十年前，这个学院的四名基督徒学生，一起在校园内干草堆前祷告时看见异象，清楚听见神的呼召：“要越过海洋，到各大陆、各海岛去传福音，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成为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的成立缘由。
在威廉斯学院就读期间，一位名叫萧富勒（William Schaufner）的牧师前来布道，古德里奇听后深受感动，他看见了东方那个“鸦片流弊甚大”的国家的需要，决定前往。此后，他又先后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和安多夫神学院深造，并选读了希伯来文，为他的圣经研读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1864年，当古德里奇完成所有的神学学业后，即与纽约女孩安雅贝(Abbie Ambler)完婚。次年，他接受美国公理会差派，与新婚妻子启程前往中国上海。
这对新人漂洋过海317天之后，抵达上海，然后又乘船经天津至北京，落脚于灯市口距离公理会差会教堂较近的一所小房子里。稍事安顿后，古德里奇开始学习中文，他首先想到要取一个中文名字，就去请教一位先生，对方询问他姓氏Goodrich的意思，他想了想，把这个长词一分为二说：Good是“好，善良”的意思；Rich是“丰富、富有”之意。中文先生沉吟片刻，建议他取名“富善”。“大家皆以为好。”
定居京城的富善，为了更好与中国人接触，留起长辫，穿上中式长衫，配上他那一头从19岁即发白的头发，顿时像一位长者，从相貌上反而很容易就赢得了周围人的尊重。
1866年11月，富善在北京附近的通州建立起一座小礼拜堂。彼时的通州是一个拥有六、七万人口，商业繁荣的小城。富善每天向当地人民传讲福音，分发福音书册，如此坚持了六年多之久。
曾经由富善担任神学院院长的潞河神学院。
1873年，富善接受美国公理会之委派，到华北大学和通州神学院担任教授，所教科目包括天文学、讲道学、教牧神学、教会历史和旧约历史等。
富善的婚姻生活挫折不断。抵京后的第十个年头，他的妻子安雅贝就因难以适应中国北方的气候环境而患病去世，“丧偶之痛使富善常常默然泪下。”四年后，他又与美籍宣教士佳惠娜(Justina Emily Wheeler)结婚，孰料婚后不到百日，佳惠娜突然染上急性传染病，于同年9月4日不治而逝。
1880年，富善又向美国宣教士轲慕慈(Sarah Boardman Clapp)求婚成功。后者在写给好友的信中如此介绍自己未来的丈夫：“你想知道我讲的是谁？就是富善牧师，一个高尚的人，年纪比我大，很受众人的尊敬与爱戴。他的中国话讲得很漂亮，很得中国人的心。他的遭遇很不好，或许因此头发和胡子都变白了。他心地善良，虽富于诗意，却也很讲实际……他是个既有诚意又守规矩的基督徒，所以已完全夺取了我的心……”
同年5月18日，富善和轲慕慈在美国公使馆官员的见证下，在北京举行了婚礼。这对夫妻前往通州工作，与当时担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宣教士谢卫楼(Davello Z. Sheffield)住在同一栋房子里。轲慕慈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参与福音工作。
“他给了中国人一本白话文圣经”
富善在中国期间，除了布道、牧会、教学和精研中文外，他所做的最具深远影响的工作，是参与并主持《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工作。
彼时的中国，自马礼逊所译的《神天圣书》于1823年出版以后，由不同差传机构的宣教士，根据各自订立的原则译成的中文圣经陆续面世。到十九世纪末，中国各地教会所采用的圣经译本，不下十余种。若把各种不同方言译本计算在内，数目多达三十种以上。
为使中国教会健康成长，翻译出版一部统一标准的圣经译本成为必要。1890年5月7日至20日，宣教士联合译经大会在上海举行。翻译《和合本》新旧约圣经的决议，被誉为这次会议的最大成就。为配合不同教育程度的读者的需要，大会决定翻译深文理、浅文理和官话三部统一标准的译本，以求达到“圣经唯一，译本有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的目标。
大会随即成立三个执行委员会，富善被分别推选为《深文理和合本》和《官话和合本》两个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几经筛选、斟酌，最早期的《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委员会委员除富善外，还有白汉理(Henry Blodget) 、狄考文(Calvin W. Mateer)、文书田(George S. Owen)、海格思(John R. Hykes)、布蓝菲(Thomas Bramfitt)和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等七人。
1906译经委员会在烟台开会，左三为富善。
1898年9月7日至11月19日，第一轮译经工作会议于主席狄考文在登州的家中举行，会议的唯一成果是完成了《使徒行传》的审阅工作。
第二轮工作会议于1899年7月11日至9月23日举行，地点是富善在通州的布道所。出席会议者只有富善、狄考文和林亨理三人。他们完成了《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的审阅工作。
第三轮工作会议原定于1900年秋天举行，但因义和团之乱而延迟至12月。出席全部会议的只有富善、狄考文和鲍康宁。他们完成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译文。此次会议后，富善、狄考文和鲍康宁三人，就成为新约翻译工作的核心。
1903年，战乱刚过，富善就说：“今天所看见的，只是初熟的果子，丰收在望。到那时，不是一年有五千人归主，而是一天就有一万至五万人归主。”
在《官话和合本(新约)》试行版于1905年出版之前，翻译委员会还另外举行了三次工作会议。译员中只有富善和狄考文两人，是从不缺席任何会议的。即使在1904年举行的最后一次工作会议时，富善因女儿患病而需提早离开，但他仍指派中文助手张洗心，代表他参加会议。新约试行版面世后，译员们对该译本不甚满意，故决定再行修订。富善主导并参与了整个的修订工作。1907年该修订译本出版。
译经委开会讨论译文，右四为富善。
1908年夏天，第一次工作会议在烟台举行，狄考文因病提早离开会议，并不幸在返回登州途中逝世。此后，富善便接替狄考文担任了翻译委员会主席。在1908年11月7日写给差会的信中，富善曾这样表白自己对新任命的感受:“自从我们在夏天完成了修订委员会的工作，狄考文博士已经蒙召返回天家，我们都深感惋惜。我想我要从这时开始，承担额外的责任。……我是委员会最早期的成员中唯一剩下来的一个”。
1911年初，第四次工作会议因华北爆发瘟疫而未能如期举行，富善则利用这个机会回美国休假。临行前，他写信给执行委员会的执行长文显理，建议为译员们提供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他写道:“当我从美国回来时，将会是76岁了，到那时我在宣教方面的事奉将满四十七年。我清楚自己不能再像过去二十年那样工作了。”
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到1917年初，旧约所有经卷翻译完毕，至此，《官话和合本(旧约)》的译事宣告结束。接着进行的，就是译本的编辑工作。由于《官话和合本(旧约)》和《官话和合本(新约)》之间，在文笔风格上有很大差距，因此富善和鲍康宁、鹿依士三人，又被委派对整部圣经译本进行修订。
1919年4月22日，《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终告完成，正式出版面世。这一年刚好是1890年宣教士大会之后的第三十年。整个译事历时29年，先后有十六位西方译经者和为数更多的中国译经者参与。而富善是唯一一位从始至终参与该译事并活着看到该译本出版的人。
“富善博士为了使圣经翻成白话而据理力争，结果他得胜了。他给了中国人一本白话文的圣经，其贡献一如马丁路德把圣经翻成德文一样。……胡适认为白话圣经翻译的工作，对推动新文化运动有很大的贡献”（《富善》作者林振时语）。
留美期间差点受洗成为基督徒的胡适评价说，白话文圣经是“清末以前中文世界以北京话书写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89岁，走完在世的路程
1923年夏，年老的富善夫妇在儿子富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陪同下，前往北戴河避暑。此时轲慕慈开始感到胃部不适，食欲减退，后经检查发现已罹患胃癌。
同年11月15日，轲慕慈走完了人生的路程，终年68岁，反倒比年长19岁的丈夫先辞世。葬礼后次日，富善写信给差会如此描述道:“两天前，我亲爱的妻子，经过了数月的痛苦和疲累后，终于在熟睡中毫无痛苦地返回天家，为此我感谢主。……我当如何描述那葬礼呢？那不是葬礼，从头到尾，就是一首诗，一首奇妙爱的诗歌。……追思礼拜在祝祷声中结束，会众安静地站立为我们送行。我们就起行回到那已经住了25年的可爱的家——通州。”
轲慕慈
轲慕慈离世后，富善与女儿、女婿同住。1925年7月22日，北京各大教会为纪念富善来华宣教六十周年，特别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庆典。盛会过后不到两个月，富善便离开人世。
林振时在其《富善》一书中，如此记述了富善临离世前的情况:“盛会过后一个月，女儿全家唱圣诗的时候，唱到一处，老牧师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然后又高八度接上去。恩赐（按：富善的女儿）向爸爸瞟了一眼，跟着示意大家不要作声，把爸爸扶上床。就这样，富善牧师再也没有起床。富善在床上躺了一周，情况是排便困难，跟着陷入昏迷。两周后的1925年9月29日，富善去世，享年八十九岁。”
富善的追思礼拜在北京城内公理会的礼拜堂内举行，随后遗体被运往通州的教会墓地安葬。出殡那一天，清华大学的教职员为表示对富善的尊敬，要求把富善的棺椁先在该校校园里转一圈，然后才运出北京城。当棺椁运抵通州时，轲慕慈生前创办的富育女校的学生，列队站在墓地通道两旁，唱着富善所谱写的圣诗，送别这位她们所敬爱的宣教巨擘。
世上谁人识富善？
离开潞河中学，时间尚早，我们决定前往附近的通州教堂。那是一个像农村院落一样简陋的院子，有月季花正开，还种满了各种花草绿树。
在喧嚣的北京城，这样一个存在就像世外桃源。去看人们礼拜天集中敬拜的房屋，里面有人在练习合唱；隔壁屋子有年轻人在练习舞蹈；还有人在摆放板凳和书籍。
如今的通州基督教堂。
我问门口一位中年男人这座教堂的由来，他说：“教堂最早在潞河中学那边，解放后，政府将教堂老楼收归国有了，同时在附近农村划拨了几间老宅，就成了今天的通州教堂。”
原来，我们无意中的一次兜兜转转，还是在富善的足印中，通州教堂竟然是他们那一代人的一脉传承。他所在的神学院和建立的教堂，合并为潞河书院，“主要目标是训练福音传教士的助手，其标准是掌握汉语口语能力，能用中国古典文体写作，并在为中国创作基督教文献的工作中能与传教士合作。”
据悉，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潞河中学，还坚持以《圣经》学习为主，不过，这种坚持未能撑很久就土崩瓦解。在富善去世93年后，这所学校的官方网站上，已经完全找不到那段和他以及他的同事们有关的历史。而曾经潞河书院的大学部，并入了同样沉溺于历史洪流的燕京大学，不再为人提起。
不过，富善临终前亲见的那本和合本《圣经》，终究如一粒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实，每个基督徒至少人手一册。
离开通州教堂时，已是傍晚时分。再次想到那个萦绕耳畔的问题：“世上谁人识富善？”如果手捧和合本《圣经》的人，能够记起这个美国人，他或许会在每日的阅读时增加一分珍惜和殷勤，少一分敷衍与懈怠；他或许会多一些在无关真理根基的不同教派之间的包容，少一些自以为掌握了全部真理的骄傲；他或许会多一些对那位感动过富善的神的敬畏，少一些对自我满足感的追求。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每天手捧《圣经》的人中，又有几个真正记得那位为我们的罪舍命受死的救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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