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证主恩》——壮年蒙保守（一）
202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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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 年 保 守
1957年，我回南京结婚，跟我姨表兄徐申白弟兄结为夫妇。我丈夫原姓张，因我家没有男孩，他是过继到我们家来的，故跟我同姓。我丈夫是中央大学工程系毕业，也就是现在的东南大学。他是书呆子，两耳不闻窗外事，只顾自己搞学问做学究，他是建筑领域的权威人物。
那时我没有参加三自，但也很难参加工作。我看令我佩服的蒋佩芬老师参加三自后，讲的道没有变味。我心里盼着要工作，所以就去参加社会主义学习。其实我可以不用去参加，因为我是自由传道人。我也没有经过祷告，就进去了。去了后，就被划成右派了。
我是从灵修神学院出来的，所以在读经祷告上相当虔诚。在南京的两个堂点讲道，也本分地按着正义分解圣经。但是在生活方面，我是个孤陋寡闻的人。当时人家取笑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现在想起来，也是可笑。
我们这些有主使命托付在身的人，不但要关心教会的事，也要关心自己的家庭和国家。有次我读到《列王纪上》十九章那里，说到以利亚躲在洞里控告，说他们杀了所有先知，现在只剩下他一人。当时神要吩咐以利亚起来，去膏哈薛做亚兰王，膏耶户做以色列王，膏以利沙为先知。但是以利亚只去膏以利沙为先知。哈薛和耶户被膏为王就是以利沙去完成的，他就没有去做。我当时有个领会，我们做传道人也要关心国家、关心这个世界。要对国家发展、对世界的和平做些贡献。因为神爱世人。这世界是神造的，神爱这个世界，我们也要爱神所造的这个世界。
为何说壮年蒙保守？因为在壮年我被送进宇宙大学了。想起当时的无知，现在提起也是当笑料。被划为右派时，我还不知道何为“右派”。就去询问一个传道人，当时我联系的人跟我的光景都是差不多的。他说你还知道“右派”这名称，我都还不知道。他说，被定为右派有何稀奇？我们基督徒都是右派的。我问他有何根据，他说圣经上说的，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听他这样说，我就心安理得地当右派去了。所以他们来斗我，我就闭着眼睛祷告。那时金陵协和神学院贴满了大字报，我一个字也不看。我这“属灵”的“右派观”，倒也使我起先很积极地面对当时的处境。我把当时一切劳动看成锻炼体力的机会，所以专心劳动，没有别的想法。
那时的情况，汪维藩老师最清楚。我们这组有六个右派人员，他是组长。当上面有人要我们六个人交代罪行时，我想不出有啥罪好交。高中一毕业就去读神学，我觉得自己在社会上没有犯罪。交什么？头一个问题就是：“你对三面红旗有何看法”？糟了，我呆住了，因为我从来不问政治。我站起来看窗外，我们国家的旗子确实是红色的。但红旗有哪三面呀？我答不出来。头一题就答不出来，真是着急。正好王维藩坐在我桌子对面，我写个字条问他“哪三面红旗”，他看了噗嗤一声笑出来。我急死了，他还在笑。他回条说：“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这等于白答，因为我根本不懂这些名称的意思。
其实我不是很笨的人，为何会变成这样？真是不应该，传道人也需要知道这些事情。我把自己这些无知的过往讲出来，目的是想让大家引以为戒。记得当时他们叫我交代罪时，我绝不交代，也没什么罪好交代。看守我的人不睡觉，而我却呼呼大睡。趴在桌子上就睡觉了，他们很生气，但没有办法。就这样我们被送到宇宙大神学学习了。
开始六年感觉还不错，我们这六个人在南京一块儿劳动。干的是工人的活，给神学院老师搬家，拉车，挖基地，烧高炉等。我们六个右派在一块，王维藩老师组长当得很好，很会带领。
一天劳动结束之后，我可以回南京的家。家里还有老母亲，两个孩子，那时孩子还很小。我从家庭和孩子那里得到很多安慰。我一个月有11元生活费。一个孩子有10元生活费，这样也算是清保了，这六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大的波动。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的是劳动力。
但是在65年开始，我们都分散了。我被送到劳改单位。这下我抛下了家中的老母亲和两个小孩子。我很爱她们，可以说爱她们过于爱主。我受不了了，就开始埋怨。头一个就是埋怨神，埋怨神为何这样苦待我？为何我的同学们不用受这种苦？
因着有埋怨，试探也来了。有一个领导干部，他来找我，说查了我的历史，并没有发现多大的问题，就是太迷信了。还有你这个人太顽固了，我们跟你无论讲什么，你总是以圣经回应我们。我当时认为他们是魔鬼思想，所以不以理会，就直接用圣经的话回应。他说他们很同情我。如果我答应他们一个条件，在三个月之内不再想圣经（因为那时圣经已经被焚烧了）不向上帝祷告，他们就宽待我。我想，这好办。三个月之内不想圣经，我三个月之后可以想圣经呀。我就答应他。因为母亲叫我做个诚实的人，我还真的这么做了，圣经的话一闪进来，我就打开。对不起，我答应人三个月内不想圣经。祷告，我也三个月之内不去祷告。自以为站立得稳的，务要谨慎。枝子离开树，马上就枯干了。没有到三个月，到一个月，我所有的问号都来了。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无数个问题困扰着我，使我苦不堪言。因为那个时候我丈夫也被划为右派了。他是个工程师，是中央大学工程系毕业的。他在中国建筑公司第一工程局工作的。他造的地方都是大庆油田，核工程基地，都是建造大地方。我丈夫很爱国，他也被划为右派了，当然我也有连累了他。我老问神为何会如此这般？从那以后我就想祷告都没法祷告了。撒旦对我说：“你不配！你觉悟来世的全能，你没有悔改的机会，你用不着祷告。就这样苦下去吧。”
所以在后来的六年里，我灵里软弱得一塌糊涂。我为什么说壮年蒙保守呢？因为我若靠自己站立的话，真是靠不住了！我那时是个被斗争的对象，我没资格揭发人，也没资格挂毛主席的像，也没资格鞠躬（那时林彪搞的“三忠语”，天天要求人鞠躬）。我是个斗争对象，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但是我当时不明白，就只会发怨言。在六年之中，我贫血非常严重，身体衰弱。所以说外面的劳动并不会伤害你的身体。里面的问题，带来的亏损才是大的。
我个性非常要强，即便是劳改也要争红牌。这真是笑话，有人也劝过我，为何劳改也要争红牌?我就是个强性格。亚当里活着的东西，整个没有改变。我虽然在神学院里受教这么多年，也领会不少真理，但生命到底往哪里扎根？我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讲过一句话：“恩赐呀，你是有恩赐，但是你为何总绕在分别善恶树底下？不肯到生命树的底下？”我后来回想，她的忠告是完全正确的。所以这么多年来，我灵里没有那么大的改变。我心里是想着我所学的是为了神，但心里的想当奋兴家、培灵家。这些梦想是有现实了。我一毕业就领奋兴会和培灵会了。心里总是存着傲气，嘴里说感谢主感谢主，心里想着自己真是不错。象我这样的人，还不要送到宇宙大神学去呀？一方面是无知，另一方面是生命没有改变。我必须在宇宙的大神学里重新学习。
开始六年在南京劳动感觉还不错，在那特殊的环境里被动地学习了谦卑和顺服。到了改造单位不久，我的身体也垮了。但神真是怜悯我，有一段时间我被选出来，在墙上写毛主席语录。那时毛主席的语录要写在最突出的墙体上面。站在跳板上，神保守了我的生命，其实我的腿象踩棉花一样，因为我贫血。那天早晨漱口的时候，我一头栽在水沟里。后来到医务室去查身体，医生建议我要工作，不能上高处，说我贫血非常之严重。真是神的保守，我没有在高处摔下来，要不然会摔死的。就在漱口时栽在阴沟里。所以一切都是神的保守和神的爱。
当然在这最软弱的六年之中，大概只有一两年功夫，后来我家邻居打听到我改造的农场，这两个邻居是工人阶级，他们把我两个孩子送到农场。当时的领导说岂有此理，改造的人岂能在农场带孩子？但这两个工人把孩子放在农场就跑了，这也是神的怜悯，给我带来安慰。在劳改所，我睡的床很小，小的孩子可以蜷缩在我怀里睡，大的就睡在我用帆布系起来的的头顶上。别人说孩子这样睡了将来会驼背的。但是神的恩典真是奇妙，她是我家最高的，有一米六三。她后来自己闯到法国去，她有双勤劳的手，因为不得不自己做，她什么都自己做。神的恩典常隐藏在苦难之中，但经受的人当时大多不知道。我们往往是事后诸葛亮，等境遇过后，回想起来才知这一切都是恩典。
大概在1965年，我被送到改造单位，不久后我的丈夫去世了。我心里非常难过。他去世时被定为反革命。那时他们给我的任务，就是写毛主席语录，其实我不是有意要写的。因着与人分工写语录又发生些状况，真是倒霉得很。
想到孩子他爸去世了，我看着头顶上一个孩子，怀里一个孩子，不禁悲从中来！他爸是反革命，我也是反革命，留下两个小反革命。这叫她们怎么活呀？这个时候撒旦试探来了，叫我去死。我已经走到池塘边，突然来了一句话：“有晚上，有早晨，这就第一日。”这句话我太熟悉了，在创世纪开头，不知读了多少遍，但是好像没有读过一样，这就是“瑞玛”了。主还对我说话？我都差不多不要你了。我每天劳动归来，就唉声叹气的，哎主啊！每每叹气就习惯性地叫主，这也奇怪，那时都不祷告了。这说明圣灵没有离开过我。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就这样，我忽然恍悟。
因着医生的建议，改造所给我换了一件事做，就是拿着锣钹巡逻，敲响以防飞鸟来吃稻谷。那时我心里苦到极点。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我想我没有资格祷告，我离开主那么久。我虽然还没有到犯罪的地步，但心里实在已经离开主。
我的心里苦透了！一头钻进麦地，扑倒在那，眼泪哗哗地直流，流在神的面前。在那多少年来，我不流眼泪的，再苦再痛也不会流眼泪的，性格很要强。可是一扑倒在神面前，马上来了一句话，“以法莲哪，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押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 (何西阿书 11:8 和合本)诶，我马上想到这段经文，最令我感动的是“我回心转意”这句话，我说主呀，不是我要回心转意，是你要回心转意呀，你又来寻找我了，我就哭了。我也用圣经回答，以法连回头的时候，就拍腿叹息。我知道在那个时候有圣灵工作，我与主，主与我交谈对话。我的生命又与主连接上了。
（请续看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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