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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

202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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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化是教会一种反省的过程,它是本于顺服基督的大使命,以经文为神的道,又以某个独特的人类情况为处境而进行的反省;因此基本上它是一个宣教学的概念。诠释者或参与此工作的人,本身就是处境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多元文化的传递人,代表着三向过程的第二层处境。

处境化并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也不是辩论的题目,对凡要认真明白神自我启示的人,它都是必须的条件。道成肉身本身,就是把经文落实到处境的一个终极代模∶耶稣基督是神的道,祂成为一个犹太人,与一个特别的文化认同,活在一个有限的历史,同时又把那历史提升。祂透过生命与工作,把处境化最高的模式表达出来。事实上,祂每一个命令,就是处境化的命令,无论是爱邻舍的,或使万民作门徒的皆如此。

处境化的过程则可以从使徒的作品,和新约教会的生命表达出来。保罗在彼西底的安提阿会堂(徒十三16~41),和在雅典的亚略巴古(徒十七22~31)讲道,无论是神学的重心或讲道的方法,都是不同的;它们充分显出处境化的必须。在教义发展史上,肯定神在圣经的启示真理,常包括了主题的选择(即不会是全部的),和为回应当代某个特别的神学或伦理问题而用的语言(即非外来的)、信经、信条,及信仰宣言,全是反映出这个现象。

西方宣教运动在十九世纪扩展迅速,宣教策略家魏恩(Henry Venn, 1725~97)、安德逊(Rufus Anderson, 1796~1880)和其他人发展出“本色化”(indigenization)的概念。基本上,它是指不变的福音怎样移植到一个固定、而一般又是较低下的文化圈去。它包括崇拜仪式、信仰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社会制约、教堂建筑,及传福音方法等本色化的问题。今天文化人类学和教会增长运动显出,这个本色化问题仍是受关注的。正因为本色化的工夫做得不够,基督徒群体才会出现一种“贫民窟心态”,而宣教机构又可以让殖民主义肆虐。无论怎样,近代宣教学家和神学家,对本色化提出严厉的质询。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主义兴起,西方殖民主义被推翻,政治革命带来军事独裁的统治,或是社会主义及马克斯主义的政府,成了许多国家的政治实况;此外,再加上知识急剧增长,物质主义和世俗的人文主义,又成了近代社会的特色,这便带来一连串的信仰危机。换句话说,昔日尝试从本色化来塑造当地教会身分的努力,是不能解决上述的问题了。

【编按∶就华人教会的情况来说,本色化的不足,又可从文化的角度来了解。本世纪初,中国面对内忧外患的挑战,知识分子的心灵十分痛苦;部分因为教会不成熟的表现,倚靠外国力量自重;部分也是因为需要寻找一个代罪羔羊来宣泄心中的积怨,“反基督教同盟”便这样成立,指教会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基督教人士为了自辩,便努力指出基督教与中国的人文思想〔主要是以儒家作代表〕是相辅相成的。从20年代的到今天,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华人教会,仍然热衷讨论基督教信仰与中国儒家的问题,华人信徒对本色化的了解,亦多限于这方面。

进入80年代,东南亚神学家愈来愈感到本色化问题一直纠缠于文化与信仰的关系,不足以应付现代人更迫切的问题。1972年东南亚神学院协会之“神学教育基金”,发出他们的政策宣言,指出本色化与处境化的分别,作为日后工作与资助的方针。它说∶“本色化多是用来指传统文化怎样回应福音而言;处境化一方面不会忽略这方面的责任,另一方面却也重视世俗化、科技,和为人类公义的挣扎,这些都是近代第三世界国家身处的历史进程。”

从较广的角度而言,近代神学家及合一运动,亦深觉需要从本色化问题进到处境化的挣扎。推动这个进程的力量,包括布特曼的处境释经学;教会感到一切议案均须以行动为依归,就如1966年在日内瓦举行的“教会与社会世界会议”的议决;1968年普世基督教会协进会在乌普撒拉(Uppsala)举行的会议,讨论救恩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普世基督教会协进会在曼谷(1972)举行的“世界使命与传福音”的会议,以及1975年在内罗毕(Nairobi)为寻找人类合一的会议等。这些会议均有它们共同关心的地方,就是社会的复和、人性化及释放,这些问题叫教会从关心怎样解释经文,转到怎样反省人类的受苦,和受压迫的实际问题。处境化亦成了政治神学家做神学的取向。

有人认为“处境化”这个词汇,是科伊(Shoki Coe)和撒西薛仁(Aharoan Sapsezian)所创的,他们就是上述神学教育基金政策宣言的执笔人。

激进的诠释

近代学者和解放神学家,广泛利用处境化的概念在神学辩论上。首先,他们反对传统对启示的看法,认为神的启示并非完全在圣经里,因为神的道是不能宥限于任何形式的。他们否认圣经的真理是命题式的真理;他们说,圣经本身既受文化及历史的定形,因此它的信息也是相对及处境化的。再者,他们认定在人类挣扎的实际事件之外,没有真理可言;在思想与行动之间,在真理与实践之间,是不容认识论的分割。因此一切真实的神学,均必须是参与的神学;神学知识只能从参与行动和实际行动的反省而来。

结果激进的神学家认为,释经的程序并不是从解释圣经开始,而是透过先知式“对时代的洞察”,分辨出神在历史进程及特别情况中,使人人性化及释放的行动。顾特莱(Gustavo Gutierrez)说,神学是在信仰的亮光下反省行动的结果;那是一种行动与反省之间的辩证运动,圣经的解释就这样让位给历史的解释。拉丁美洲福音派神学家,像伯底拿(Rene Padilla)、纽奈滋则认为,解放神学家提出的问题固然重要,但这样做神学,无形中是把福音分割了,只引来一种世俗的政治神学,至终甚至影响了有组织的教会的功能,和传福音的重要。

保守的解释

福音派学者、宣教士、教会及平信徒领袖,均十分重视由本色化转移到处境化的改变。1974年在洛桑(Lausanne707,Lausanne Covenant)举行的“世界福音会议”,以及1978年跟进的百慕达“福音与文化”研讨会议,便是一个好的开始。不过,对很多福音派人士来说,处境化只是忠心地把一个不变的信息,转译到当地的语言及思想模式。这种工作一定重视圣经受文化影响的因素、传译者所了解的信息,和接收者对信息之反应等因素。从这角度而言,处境化就必须以“活动性相等”的意义来了解,意思是,传译圣经信息的人,一定要按接受者的言语和思想形式去讲解,以致圣经对现代人的反应,就像第一世纪的人听见神的道时所有的反应一样。

处境化的责任相当巨大,要求我们对福音与近代历史情况的关系,有深入的把握。传统上文法和历史的释经法,仍被接受为真正处境化的基础,叫我们首先知道,昔日圣经作者在他们的情况下要说些什么。但要处境化真正落实,一个忠心的释经者,必须让经文与人类真实的问题相遇而产生对话。这种相遇必须含有神学和伦理意义,以致信仰和行动能整合起来;在这方面,圣灵就是我们的导师,叫经文与处境能连结在一起。

诠释者对自己文化的反省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布特曼的释经圈子(hermeneutical circle),对像高斯达(Orlando Costas)一类学者仍有助益,但他们认为诠释者、经文,与接受者的关系,是一种层层提升的螺旋型关系,直指着末世论的目标。这种具批判性的反省和解释,是怎样来的呢?他们认为诠释者一方面透过信心认同经文,另一方面透过反省和研究,又与经文保持距离;同样地,他与处境也是抱着同一的认同和保持距离的关系,当这样处理的经文与处境能相遇,真实的处境化就出现了。经文与处境相遇,它们就能对话,处境带着它的问题,要求经文给予答案;同一时间,经文亦向处境提出新的问题和挑战,要求处境作出回应。举例说,处境可能聚焦于某种暴力的问题,经文却指出罪与邪恶势力的课题。经文是神赐下的,是具有权柄的,处境却是相对,并且是不断改变的;在二者对话的关系中,经文应该处于主动和领导地位。这样一来,反省的程序与极端的学派就非常不一样了。再者,我们并没有一种绝对及最后的神学系统;诠释者惟一的信心来源就是圣灵,相信神的灵会启导他,使他愈来愈明白福音的真义,和福音怎样能回应人类每一个处境。

福音派学者相信,只有当信徒无条件地委身于耶稣基督、作祂忠实的门徒,处境化才可以实现。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认清楚耶稣基督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主人,包括他个人及社会的生命;这样委身,他才会忠于福音。福音派能认同解放神学家委身于历史耶稣的热忱,特别是在祂的受苦,和对假冒为善和不公义的责备;但同时,福音派同样认真地相信那位信仰的基督──祂是神的儿子,是道成了肉身,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有一天还要再来,建立祂公义的国度。委身于耶稣基督,是以三一信仰为基础,同时是委身于作为父的神,和作为圣灵的神。

此外,真正的处境化亦要求人委身教会,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子民。在敬拜及交通中,教会是向神敞开的;同时,他也要谦卑顺服于服务工作,特别是对贫穷人,他蒙召就是要向他们宣告耶稣基督独一的救恩,并且服役于贫穷人。处境化首先要落实在教会内,其次才是在世界里。反省与诠释都是教会的工夫。信徒皆祭司和圣灵光照的圣经两方面,都强调教会是处境化第一大阵营,这种工夫不仅是少数神学精英的责任,更是每一个信徒皆责无旁贷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圣灵赐下了各种不同的恩赐,为的就是要使福音的信息,能按当地人能了解的形式传递出去。

真实的处境化不容粗劣的混合主义;在神学信仰、宗教行为,及伦理生活模式,它都要坚持信仰优先。但同样地,它也不能因为害怕改变,害怕混合主义的危机,而照搬外国的一套。一种愿意冒险,和清楚地委身于宣教目标的意愿,能帮助我们胜过这种恐惧。圣灵是神圣的诠释者,能帮助我们完成这个使命。

在这种圣经经文与人类处境对话的关系,一切偶像式的信仰和行为,均要接受审判,无论是宗教或世俗事情上都一样。教会必须坚守立场,不能和偶像妥协。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所有文化均有罪的玷污,却仍能反映出一般启示的真理和美丽,因此凡与神的律相配的,我们都应该洁净它,把它置于基督主权之下。

处境化的最高目标,就是要让福音能向人生每一个实况说话,藉着当地人能明白的言语和思想模式向人宣告∶罪得赦免,罪咎和邪恶势力的捆锁已经脱落,人不再需要绝望,社会的不公义事件不能再横行,因为神已临到人间,因而信、望、爱均能落实;因为处境化的实现,人才能怀着希望生活和奋斗,在黑暗中守候光明,等待神国的降临。从这个角度而言,处境化实在是教会宣教工作最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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