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柯林斯的信仰见证 -- 实验室中上帝的工作
2018-06-14
科学家柯林斯的信仰见证 -- 实验室中上帝的工作
弗兰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现任美国NIH人类基因研究所所长，基因工程资深研究员，主持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工作。在美国《科学》等杂志上发表多篇世界一流的学术论文，其研究方向为人类疾病导致基因的功能和机理。被誉称为“基督徒教授”。本文是George Liles对他的采访报导，刊登于“MD”1992年3月号，由胡健安教授推荐，并在翻译过程中提供许多帮助，特此致谢。译文中个别章节有删节。漫步在美国生物医学研究机构的长廊中，你似乎不可能遇到上帝。对那些实验生物学者来说，论证上帝的题目似乎与他们毫无关联，几乎无人问津。分子遗传学家们认为，进化论的生物观已经提供了对生命的最满意的解释，超自然的解释是多余的。传统信仰（基督教）只是那些只去教会、不动脑子的人的选择。生物研究界中许多人都相信这样的假设。弗兰西斯·柯林斯则认为这样的观点毫无逻辑。柯林斯是密西根大学医学院内科和人类遗传学教授，Howard Hughes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全美人类基因库中心的负责人，是cystic fibrosis基因和 neurofibromatosis基因的发现者。同时，他自己宣称，他是一个相信圣经的基督徒。此刻，他正坐在密大医院那栋巨大的医学教研楼中的一间会议室里，俯视着对面安娜堡的呼然河谷，轻轻靠在椅背上。谈及科学证明信仰荒诞不经、不合时宜这样的观点他觉得很好笑。他当然知道这是大多数科学家的思想，但他提醒说，这些人并没有真正地去思考。“如果你向那些自称为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的医生科学家问一些基本的神学问题”，柯林斯说，“你不会得到许多令人信服的回答。他们并不是经过认真思考才得到了这些哲学观点，而是从没有认真考虑过。”柯林斯为自己的哲学观点挣扎了14年，最后他成为少数派中的一员。他认为无神论是不合逻辑的，而严谨的、理性的科学分析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超自然的存在是完全真实可信的。在这个基础上更跨进一步，他个人相信古老的传统的基督教中的上帝是真正存在的，而新约中记载的故事是真实的─并不是抽象修辞意义上的真实，而是字句意义上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柯林斯生性和善，棕色头发，从口音中听得出他是在维吉尼亚乡村长大的。1977年他十分偶然地决志信主，虽然这不是很流行的信仰。当时，他27岁，正在北卡纪念医院作实习医生。他的妻子玛丽·林在此一年前接受了基督信仰，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信心也在不断增强。柯林斯虽然还是满腹疑惑，但同意反思他前几年未经思考就轻易放弃的信仰。在他愿意反思又试图否决上帝存在的理性论证和基督教真理的挣扎过程中，柯林斯开始转向基督教护教学家 C. S. 路易斯。这位年轻的医生开始对路易斯著作《返璞归真》在理论上挑毛病（“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是路易斯从1940年起写的一系列解释和捍卫基督信仰的短文）。“我是个多年的无神论者”，柯林斯现在说，“当时我想我能够把那些小册子完全驳倒。但是我很惊讶的发现，原来我所挣扎的问题路易斯都已经挣扎过了，并且我的许多认为信仰不合理性的观点是不合理性的。”柯林斯很快成了一个基督徒，一些同事评断他是理性的自杀。但是如果说他的信仰使他成为生物研究领域里的一个“怪人”的话，这既未伤害他的智力，也没有毁掉他的事业。他反而在竞争激烈的分子生物学领域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89年他与John R. Riordan及Lap-Chee Tsui共同发现了导致疾病的CF基因，1990年与犹他医学院的瑞·怀德一同发现了neurofibromatosis基因。由于他在密大、Howard Hughes 医学研究所、人类基因库计划的职位，柯林斯在美国医学和国际人类遗传研究领域中已经是举足轻重、颇有影响的人物。“大家对我很宽容，”他谈话中频频发出笑声，“我从未隐瞒自己的信仰。我觉得有责任去讲这些，但大家还没有特别厌烦，有些人不听，不听也就算了，但没有人攻击我。我不能说我因信仰受逼迫。”“去年复活节我们这儿有件有趣的事，”柯林斯说，“密大的基督徒教师们觉得我们需要在这个无神论越来越盛行的校园中，更加公开自己的信仰，于是我们在受难日那天，在密执根日报上登了一个广告：‘以下教师是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存在的信徒，并且愿意与感兴趣的学生探讨这个信仰。’”接着是40多位教师的姓名和电话。一些读者写信抱怨说这个广告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他们说，州立大学的老师不应该使用他们的权力去把自己的宗教信仰灌输给易受影响的学生。“这实在很有意思，”柯林斯说，“当其他老师将各式的观点，尤其是政治观点，硬塞给学生时，没有人会被激怒。可是这个‘特别的观点’（柯林斯说到这个词时用了嘲讽的声音，他在模仿学校中的批评）却被认为是不合适的。双方辩来辩去，我也很惊讶的收到一些明信片说：‘我觉得你做得很对。’所以，我不能说我收到了不公平待遇了。” 是否有许多学生来电话询问他的信仰？“连一个也没有”，柯林斯笑着说。教育背景柯林斯在弗吉尼亚州斯脱顿的一个圣公会教徒家庭中长大。这个家庭不愿循规蹈矩，不介意踏上别人不走的人生之路。他父亲是耶鲁大学的英语博士，二战后在一家航空公司工作，但他觉得在公司上班不是他要走的路，便辞了职，于1946年搬到香楠道河谷的一个95英亩的农庄，和妻子（一个剧作家和制片人）开始以种田为生。这个试验只持续了一年，然后老柯林斯便在玛丽·波德文学院找到一分教戏剧的工作。柯林斯的母亲则坚持自己的试验，她不让孩子们上学，而是自己亲自教育他们。照她4个孩子所取得的成就看，她的家庭教育相当成功。柯林斯的一个兄弟在弗吉尼亚大学教俄语，另一个是纽约一家制衣厂的高级主管。第三个在瑞其梦德开办一家私立学校。当然，还有弗兰西斯，他是父母双方好几代人中唯一学医学或科学的人。弗兰西斯12岁才正式开始在家乡的中学上学，他很轻松地完成大学学业（弗吉尼亚大学），而后是研究生院（耶鲁大学物理化学），和医学院（北卡医学院）。他成为基督徒时是一个实习医生。他的医生生涯和研究事业一直一帆风顺，直至他获得目前在密执根大学的位置。“多给谁，就向谁多取”从我们谈话的四楼会议室向窗外望去，面前是一个小小的山谷，山谷边是绿草如茵的足球场和蜿蜒崎岖的小径，中西部的美丽风光一览无余，尽收眼底。会议室外宽大的走廊通向一个又一个实验室。在那里，柯林斯的研究生们和博士后们研战正酣。一组人正奋力寻找Huntington疾病基因；另一组也在加速寻找已被定位在染色体17号乳腺癌的基因；第三组在寻找一种比Huntington病更常见的遗传病 Hemorrphagic telangiectasia的致病基因；第四组继续柯林斯以前从事的红血球蛋白基因的调控工作；第五组则在努力研究CF和NF基因。柯林斯非常关注这些研究，他虽然并不亲自动手作每一项研究，但他是一个极勤奋而又热情的实验室负责人。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时间管理的问题，因为柯林斯还继续他的临床工作，担任各样行政职责，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为了保证各样寻找基因的工作成功，他每天5点开始工作，如果他不外出，周末也花很多时间，并且强迫自己拒绝那些“不关键”的会议。当许多医学楼实验室中的人都在等着他，想花几分钟的时间和他讨论CF、Huntington誷或者血球蛋白时，为什么柯林斯还愿意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来谈论科学和信仰？这算得上是“关键”问题吗？“圣经中有一段经文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路加福音12:48）”，柯林斯解释说：“上帝给了我财政资源，给我大学中的职位，也给我一些成就，我看这些成就完全可能给别人而不是给我。我觉得我应该回报。这回报的一部分就是不耻於谈论我所属的上帝。”属于耶稣的生物学家相信什么呢？他的理性是如何跨越科学与信仰的鸿沟的呢？柯林斯引用 C. S. 路易斯来证明科学与信仰的兼容性。路易斯于1963年去世，像柯林斯一样，路易斯起初也是一个怀疑论者。他以欲批倒基督教而始，却已皈依基督教而终。柯林斯说，路易斯的思想有如下特征：“坚持理智可以解决复杂的问题；当面对‘神是否存在’这样重大的问题时，决不被感情因素干扰，而是相信自己的推理能力，根据证据得到答案。他那本小书‘返璞归真’虽然写于50年前，但我认为它是最具说服力的理性与信心的综合。”在他谈论信仰的过程中，柯林斯经常提到C. S. 路易斯，或其他基督教作者，比如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ler），弗兰西斯·薛华（Francis Schaffer），珍妮·艾瑞克森（Joni Eareckson一个因跳水事故而瘫痪的女孩，后归向基督，成了专门传福音人）。他在信仰上继承他人的思想与他在科学上的先驱精神成了鲜明对比。在分子遗传学领域，柯林斯是世界权威之一，如果你问他关于CF基因，NF基因，或是扫描染色体的实验技术，你一定会得到第一手材料。谈到DNA的发现，哪怕是些微细小的新发现，柯林斯也会如数家珍，津津乐道。而谈到信仰时，柯林斯会坦承他的思想并不是他的首创。事实是，不仅他的信仰思想不是他自己发明的，C. S. 路易斯也没有独创什么新观点。柯林斯说，“路易斯会第一个告诉你‘返璞归真’也不是他独特的思想。他所做的只是把十几个世纪以来的一些神学家（如奥古斯丁）的思想综合起来，用那些不读奥古斯丁或托马斯·阿奎那的人所能理解的语言表达了出来。”信心的跨越柯林斯指出，因为上帝是超自然的，因此在自然世界中，不会有确定的、科学的证据证明上帝存在或不存在。但他认为上帝存在的可能性可用理智的方式证明，就像路易斯在“返璞归真”一书中所做。从可能性到相信，柯林斯说，“对我，对任何人，将都是信心的一步。你不能一直推论到相信，你能推论到相信的门槛，但是你还需要跨过去一步。”为什么一个科学家要跨进一个用逻辑推理无法证明存在的世界？有没有关于超自然世界存在的证据呢？柯林斯说，“可能我们最熟悉的证据就是我们自己内在的辨别善恶的良心。我们在任何环境下都知道何为善、何为恶，我们虽然行不出来、做不到，但我们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呢？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说真有一位慈爱的创造者，他愿意与我们建立关系，这不正是我们所寻找的证据吗？”难道我们不能在一个无神的世界里把一个没有灵魂的人（soulless being）训练得能够识别善恶吗？难道我们不能从原则上建立一个可以分辨善恶的人工神经网吗？“这是一个很好的神学问题，”柯林斯说，“科学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个人的观点是：不可能。人的意识，人存活的经验，是决非取决于神经细胞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灵，是我们里面的，用以与永恒和超自然世界联系的灵。这里面的部分是我们无法完全用神经生物学来探究的。我们可能会稍微理解一点它如何工作，但是……比方说爱，你能把爱解释成神经细胞、神经网络和激素在适当的时间对适当的受体的释放吗？”事实上，有许多神经生物学家会说是。他们辩驳说一台机器只要有足够的神经细胞就可以被训练得表现爱。爱，道德，意识，都完全可以由神经细胞的互动来解释。我们目前还不能重新创造出这些状态，因为大脑实在是太精妙复杂了。但是在理论上，任何大脑中的功能都可以由一个足够大的联络适当的神经网复制出来。“这是他们的一个巨大的信心的跳跃，”柯林斯说，“他们相信一种用一套科学体系来解释科学方法根本无法解释的现象。他们对神经生物学的信心起码和我对上帝的信心是一样的。”为什么不呢？如果你需要信心 的跳跃，为什么不选择神经生物学而选择上帝呢？上帝到底改变了什么东西？我们知道如何行事为人，我们知道如何彼此对待，一个有理智的人，究竟为什么需要上帝呢？“我们知道什么是一个有伦理、有道德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活出这样的生活。”柯林斯说，“人们不喜欢正视这一点。但是我们中多少人哪一天不是为了当时的需要就作一件不大得体的事呢？人们完全可能知道是非对错，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做得不错，便说服自己：我几乎总是不错的。当我们真的犯错时，我们很容易为自己找借口。我不知道这样是否达到道德标准。如果我们认真地省察自己，我们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都有一种渴望，渴望与那种真正的圣洁、真正的善建立关系，与那种从未被我们的每日所为而污染的东西建立关系。这种对真正的善的追求会把我们带到我们自己之外。”这样就一定让一个慕道者，特别是一个科学家慕道者，相信一位有自我意识的上帝吗？相信一位认识他自己的创造物，主动关心他们，并且一度以人的样式来到地球上的上帝吗？按照基督教的信仰，这正是它导致人所相信的。柯林斯说，“你不能只接受你所喜欢的部分而扔掉你不喜欢的部分。我常听人们这样说：‘你知道，我读圣经了，也听牧师讲道了；耶稣真是一个好人，他的许多思想真的是不错，他真了不起！但是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了，说要把自己的生活交给他掌管，否则的话，你死后的日子不会好过──这一套我可不买帐！’“但是基督没给我们这样的选择，”柯林斯强调说，“你读一读约翰福音，或者新约中的任何一本书，那里清楚地记载基督宣称他是全能上帝的儿子。每一页都有他的见证人记录下的他自己的宣称。他并没有秘而不宣。正如路易斯所指出的，要么基督是他自己所宣称的，要么他是精神错乱，要么他是一个世界上最险恶的骗子──自己声称是神的儿子，其实不是。你有这三种选择；但根本没有‘耶稣是一个好老师’的谬论。好老师不会去编造他是神的儿子的谎言。他要么是神的儿子，要么不是。人们不喜欢面对这样的选择，但是他们不得不。你必在二者中选其一，要么接受他是神的儿子和他所说的，要么全部拒绝。你不能只取你所喜欢的某一部分。”但是如果你相信神迹，比方说身体的复活，你怎样划分界线？一个在实验室努力工作，试图了解DNA在我们的命运中所起作用的科学家，怎么可能同时相信世界的物理规律有时会暂停、不起作用呢？“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神学问题，”柯林斯说，“C. S. 路易斯写了一本叫《神迹》的书；这本书谈到你如何面对超自然的观点而不停止使用你的头脑。“我不知道我能否把这本书浓缩成简练的几句话，但是归根结底，一旦你接受了超自然是可能的这个观点（当然你从自然中，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定这一点），你就没有理由认定超自然的现象必须遵守自然规律。从另外一方面，我们从日常的观察中可以知道超自然的事件是很罕见的，至少我这样认为。有些人说，‘看，这花现在开了，真是一件神迹！’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神迹，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神迹。‘我今天有一个车祸，却没有死掉，这真是一件神迹。’也许是，也许不是。我不能确定。如果你看所有的事都是神迹，‘超自然’就廉价化了。“但是我确信耶稣基督在世上生活和他复活的历史记载是一件极大的神迹。并且我也相信因为上帝关心我们人类，他就会时时介入我们。我相信万能的上帝有能力在他认为适合的时候（他不会任意反复这样做）去打破物质的规律，我有这样的信念，并不表明我放弃了自己作为科学家的角色。”与病人同祷告上帝的介入使人想到祷告的问题。一个相信圣经的医生会与他的病人一同祷告吗？“我会，”柯林斯说，“如果他们想要祷告的话。我作临床最大的乐趣就是能与一些有共同信仰的病人分享。我决不会把我的信仰硬塞给病人，这样做是不适当的。但是如果他们自己提到他们信，我会很自然地说，‘是，我也信’，并且如果他们想要祷告时，我会很乐意去做。”“我猜想，我的这种作法与现在流行的观点有些冲突。流行的观点是医生应该是严肃的，与病人保持距离，不要在感情上和病人有过多的交流。因为与病人过多的情感交流会让医生面对棘手的难题时无法做决定。这当然是要特别小心的。但我不认为这就要求医生对病人冷漠，毫无个人关系。你能给病人的最大礼物就是对病人关心，让他们知道你对他们感兴趣。”如果疾病有自然的起因，如果上帝不是每天都会让神迹发生，祷告又有什么用呢？“祷告是与上帝交流的一种方式，”柯林斯说，“我们并没有其它更多的渠道。祷告像个谜一样，不习惯的人会觉得很奇怪。对我来讲，祷告是我向上帝倾诉自己的心愿的时刻，也盼望上帝在我祷告时指引我当走的路。有时我得到上帝的带领，有时也得不到。但是这是需要花时间操练 的；你不会上了一小时的课，便从一个怀疑论者或不信神的人变成一个跪下向上帝祷告的人。你必须经过几个阶段：首先，你要认识无神论是不合逻辑的，并且认识到你需要思考这个问。”无神论到底是怎样不合逻辑的？“最不合逻辑、最不理性的就是站在科学的立场上来排除上帝的存在。”他说。“假如说我们所知的有关宇宙的所有知识都在这个圆圈中，”柯林斯边说边站起来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一个人所有的知识有多少呢？即便是最自信的科学家也会说，‘我知道这么多。’”柯林斯在大圆圈内划了一个极小的圆，“假如需要认识上帝存在的知识不在你自己的小圈子中呢？无神论者却坚持说‘即使我的知识的小圈子这么小，它还是足够排除上帝的存在。’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方式。“如果你连可知的知识还没有掌握，你怎能肯定说上帝不存在呢？在我看来，如果你用一个理性的方式来谈论信仰，最终你或者成为一个不可知论者，或者在思考一些事实后，成为有信仰的人。“有趣的是，那些严肃地追寻、思考的人，后来几乎不可避免地都成了信徒。甚至连那些极端狂热的要否定基督教的人，最终反而归向了基督。”如果驳倒无神论的论点是这么简单明了而且有说服力，为什么那么多做研究的生物学家却不信呢？“我认为多数科学家对于信仰的困难，”柯林斯说，“是一思考信仰就感到不自在，那是一种这样的感觉：天啊，这又把我带回过去──我并不相信，但我父母却期望我信，这意味着让我抛开我所认识的规律和知识，去思考我之外的事情；这对我的关于科学的安全感是个威胁。“让我再温和不过地说吧，这种思考会威胁到科学家的理智上的骄傲。对科学家至关重要的是相信自己可以认识一切。这种要用基本规律解释所有的物理现象和生物现象的愿望，驱使人们从事科学。我认为上帝也允许我们这样做。但如果过于极端，便会使人有这种骄傲的感觉：‘我的理智足够了解一切。’“我认为，在多数情况下，科学家回避这个问题。他们中有一种群体免疫效应：如果你是一个科学家，你就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的事物。正如‘政治正确’这个词一样，‘科学正确’暗示着你不接受超自然存在的可能性。”安静的信徒“很多时候，”柯林斯担忧地说，“那些很显眼的基督徒是把信仰变为电视节目或者政治舞台。许多真诚的基督徒对此很担忧。”几年前，柯林斯在他家附近，帮忙创建了一个超宗派的小教会。他参与教会事奉，与自己教会的会友交流信仰。在家中，他和妻子玛丽琳以及两个女儿分享自己的信仰。大女儿玛格瑞特，21岁，正在北卡南里纳大学念四年级；小女儿丽兹，17岁，读高中四年级。他认为信仰在他的婚姻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也为他的事业提供了一种稳固的信仰角度。“如果你不相信有永恒，你每天会活得非常紧张，”回顾分子遗传学领域中异常激烈的竞争时，柯林斯说，“你可能把你生存的全部意义建立于是否在竞争中成功。但是我从未觉得如果一切都不成功的话，我就会瓦解、跨掉。我的属灵生活使我的生命之锚稳如泰山，绝非任何科研项目的飓风可以吹动。”柯林斯坚定的信仰足以使他恪守自己在科学上不随波逐流的世界观，他也不耻于公开谈论自己的观点，哪怕别的科学家并不认真听他的分享。“你不知道信仰是何等重要！试想如果真的有上帝，如果基督真的曾经来到这个地球上，并且又在十字架被钉死，他舍己成了我们通向上帝的桥梁，这岂不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吗？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死后的来生全都基于这个历史事件上，如果一个人得到了这个结论，但又羞于承认它，那岂不是在理性上的自杀吗？”（译者满志军来自中国大陆，现居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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