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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会需要听到这样的信息《当代基督教圣约世界观》读后

202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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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老话传了很久,说是“文如其人”,其实未必。我很早就听说王志勇了,知道他是学者,神学造诣非同一般,又当过律师,后来成为牧师,心想,他一定很严 肃,固执己见。没想到,见了面,并且一同聊天散步,发现他居然像农民一样朴实,诚恳,探讨问题,既有大将风度,又有学者的细腻,更兼牧者的宽厚心肠。于 是,当他把《当代基督教圣约世界观》给我看,并让我写一点东西时,我明知道自己的学识和灵性都很不够,但还是答应了,原因很简单,我一向把自己定位为建设中华基督教文化的马前卒,凡是为这一建设添砖加瓦的,我都愿意为之摇旗呐喊,更何况,志勇兄这个大作,不是一砖一瓦,而是巨石,没有这样一块块巨石,建设中华基督教文化就是一句空话,而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也必定困难重重。


王著的最重要意义就是提出了基督教世界观的问题。我们中国大陆人自从上学就知道了这样的观点,世界观是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基本观点的总和。世界观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人的世界观,决定了一个人看待世界和人的基本态度。正是有鉴于这一个点,所以,共产党从小学就开始了名之为政治思想教育(包括德育教育)的党化教育,并把向青少年灌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为党化教育的基本任务。

如果说,连共产党都知道世界观的重要性,那么,基督徒更应该知道。王志勇此书的基本论点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基督教首先是一种世界观,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在世界观引导下的生活方式。这样地看待基督教信仰,并将其展开为一个系统的思想体系——当代基督教圣约世界观,这在华人撰写的书籍中,还是第一本。仅此一点,就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重大意义。

作为一种世界观,王志勇不仅论述了传统神学所说的上帝论、人论、律法论和时间论(后两者是传统神学很少长篇大论的),他又以“组织”为题,论述了“家庭论”,“教会论”,“国家论”和“经济论”,以“期望”为题,论述了“国度论”和“策略论”,这些(教会论和国度论除外)往往都是在传统神学很少论述的, 而缺少了这些论述,神学就成为高高在上的楼阁,与人的日常生活或多或少地隔离开了。然而,正是在人的日用生活中,信仰才能实在地表现出来。如家庭,这是社会关系的根基,就像志勇所论述的那样,“在对人品格的塑造方面,家庭的影响是最最重要,独一无二的”。上帝所设立的第一个组织就是家庭;敬虔的家庭是社会次序的根基;家庭是人的基本需求;家庭是教会领袖的培训基地;家庭是上帝设计的最重要的福利机构;等等。简言之,家庭是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方面。对于基督徒来说,除了上帝之外,在你的一生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家庭更重要。将上帝、耶稣和家庭直接联系起来,这就将信仰落到了实处,使信仰成为真实的活生生的信仰。


王志勇的国家论和经济论,也是同样,将信仰落到了实实在在的基础上,信仰,于是不仅可信,而且,可知,可行。以志勇关于政教关系的种种论述为例,对于中国大陆的基督徒面临的这一个基本问题,王志勇从圣经出发,给出了一个坚实的系统的看法,而且,也为实践指出了一条道路。

遗憾的是,在志勇的框架中,“经济论”之后,本应有一部专门的“文化论”,但不知道为什么,缺了这一论。当然,这句不是说志勇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本书中90多处提及“文化”问题,并且明确提出了“文化使命”和“文化宣教”的基本观念,只是他没有把这些更集中一些,写就一部洋洋洒洒的“文化论”,如果写了,那就尽善矣,尽美矣。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经济的动物,人也同时是文化的动物,是使用符号的动物,上帝/耶稣基督与人们活在其中的文化有什么关系,基督徒如何看待文化,这是华人基督徒急待从基督教信仰中获得回答的大问题.


《当代基督教圣约世界观》书中第二个最引发我思考的,就是王志勇对人的使命的论述。他秉承基督教对于人的本质的一贯看法人是按上帝的形像造的,但特别强调了第 二点,“上帝把治理全地的使命交托给人。上帝的形像与治理的使命之间的关系是不能忽略的。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上帝的形像的本质表现在人的道德属性上,或者是人思考的能力上,或者是人的语言的能力上。人类的这些特征都和上帝的属性有关,但人身上上帝的形像的本质乃在于治理。”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治理,这是人生的基本任务。因此,人必须学习治理的功课;人的治理是循序渐进的,人由于叛逆,没有尽心按照上帝的心意治理这地,等等,“治理”有种种话题。

按照圣经的明确启示,志勇指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决定性地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上帝在基督里再次把治理全地的权柄赐给了我们,我们才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今生今世就已经与基督一同作王。”因此,“治 理是不可逃避的。人是无法逃避治理的任务的。不是治理与不治理的对立,而是由谁治理,怎么治理。或者是顺服上帝,作成自己得救的功夫;或者是继续叛逆上帝,自己毁灭自己。神学就是治理的神学,圣经真道就是上帝治理的神学。违背圣经的神学就是夸大撒但的力量,从而鼓吹撒但治理的神学。”


     但是,从耶稣被钉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以来,基督的国度与撒旦的国度都在争取得胜,但基督的国度必胜无疑,而撒但的国度则注定失败。写到这里非常高兴,多年来,自己和一些兄弟姐妹一直传扬1974年《洛桑宣言》的共识:“传福音和社会政治的参入,同为基督徒的责任”。但社会责任的根基在哪里?正是“治理说”!

志勇对“治理”的阐发,凸显了基督教世界观的一个基本特色,刚健有力,奋发有为,正如保罗一再述说的那样,“作刚强的人”(弗6:10),“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提后2:1),“要作大丈夫,要刚强”(林前16:13),这正与柔和谦卑,相辅相成。“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4:13)。保罗的宣告,宣告了耶稣基督无尽的恩典。

与刚强有力、奋发有为相对应,是以基督是我的盼望为核心的乐观主义。乐观主义,这构成了基督教人生观的基本色调。在王志勇的笔下,这种乐观,主要还不是上帝主权的观念,而是他的时间论与末世说,而目前流行的失败主义的末世论,正是造成悲观主义的世界观根源。王志勇不仅说明上帝是时间的绝对主宰,更说明,因着耶稣基督的降世、受死、复活和升天,历史已经从根本上确定无疑地得救了。这是旧约时代的结束,是新约时代的开始。

这个决定性的标志就是在基督徒都知道的“大使命宣言”中耶稣的宣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志勇指出:“基督说得非常清楚:他的复活标志着有形的主权的转移。现在,天上地下一切的权力都集中到了他的手中。当然这一主权一直就在上帝的手中,但在基督复活之后,这一主权就在历史中显明出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魔鬼撒但已经在十字架上被决定性地击败了,他现在是在节节败退,有时他负隅顽抗,只不过是为了苟延残喘。”

但是,“在当今基督徒社会中,很多人受错误神学的影响,认为已有的基督徒社会将走向崩溃,只有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徒才能胜过撒但及其邪恶势力。在此之前,基督徒会不断失败,而不是不断进步。”但一切权柄都已经赐给了耶稣基督这个历史事实表明,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要在主耶稣基督的率领下,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要不断进军,不断进步,不断得胜,不断进步。让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最后要提出的是律法论。王志勇指出,自教会有史以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一直受到两种异端倾向的影响,一是反知识的倾向,也就是反知主义,轻看知识、教育和教义的重要性;一是反律法的倾向,也就是反律主义,否定上帝所启示的律法对基督徒的教育和规范作用。而他的夫子自述则是:“笔者毕生的负担就是祈愿中国教会彻底摆脱反律主义的毒酵,真正明白、珍惜耶稣基督的救恩,敬畏上帝,信靠耶稣,遵行诫命,爱主爱人,因为真正的基督徒就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14:12)。在华人的牧者当中,这样大力地阐发律法是好的,王志勇是少数的几个,而系统论述者,他可谓麟毛凤角了。

何谓反律主义?王志勇赞同赵忠辉的概括:“反律主义乃是指基督徒不必传或不应顺从旧约律法的教义。”王志勇指出,人生来就处于上帝的律法之下;上帝的律法见证上帝不变的属性和他的完全公义;上帝的律法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标准;上帝的律法的本源就是上帝的意志。他数次引用圣经中的话:“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一5:1-3)。我更喜欢的是耶稣那句著名的话:“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太7:21)。依据加尔文的观点,王志勇着力论述了律法的第三个功用——“道德上的用处”(moral use),即律法向基督徒显明了上帝的旨意,促使他们行上帝所悦纳和预备的善事。

王志勇说:“我们是靠上帝的恩典得救,也要靠上帝的恩典,借着上帝的律法成圣。没有上帝的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什么是上帝所恨恶的。”这一切都很好。但依然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其一,在耶稣已经完成了律法的要求之后,圣经要基督徒所行的律法是什么?志勇明确强调,基督徒必须遵行上帝所启示的以十诫为概要的道德性诫命。如何将十诫同耶稣所讲的两大诫命爱神爱人结合起来,并落到“全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加5:14),这细微且广大之处,志勇还应不舍笔墨。

其二,人能否靠着自己的力量完成律法,或者说,恩典与律法的关系到底如何,尤其是当人没有能力完成律法时,恩典在哪里?这些,如果不能在理论上给予清晰地明确的回答,那么,基督徒必然要在两个极端之间荡来荡去,一端是反律法主义,一端是律法主义。虽然志勇已经本书中多处提上帝/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律法与恩典的关系,但我还是希望他在以后的著述中有更清晰更全面的阐述。

十年磨一剑。王志勇的这本书原来是一个讲稿,他最初的心意是力图从一个普及性的角度简介基督教的世界观,到今天,这已经绝非是一个普及的角度,而是开拓性的创新。多年来,王志勇在北京、山西、广东、山东、江苏等地不断地分享,补充和订正自己的观点。在成书过程中,又借鉴了凯瑞·诺斯所著的《无条件投降》一书 所提供的资料和框架,并参照了其他相关书籍,但这一切,都不能掩盖本书所包含的原创性,因为这是王志勇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而阐发的见解,他力求传达出中国教会所需要的信息。


我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中国教会需要听到这样的信息。


感谢主,他有无尽的恩典。

 

         2013.4.16 于芝加哥

   注:《当代基督教圣约世界观》一书已由台北基文社于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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