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会毫不犹豫地指认：《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经典，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学习中，也常常遇到这样那样的经典。可以说，经典是在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代表该民族精神的文化典籍。《圣经》是人类文明史中的经典之一，因此同样具有一切经典所具有的特征，即在历史中形成的代表犹太民族和早期基督教精神的文化典籍。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圣经》除了上述特征外，还具有其它经典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就基督教信仰而言，它是基督徒的信仰之源，是基督教信仰的最高准则；就基督徒行事为人而言，它是基督教伦理道德的最高尺度；就神学而言，它是基督教一切神学的依归……
　　《圣经》对基督教如此重要，因此对《圣经》的阅读和研究就成了基督徒必不可少的事工之一。任何一个神学家在建构其神学思想时，都无法绕过《圣经》这一关。也就是说，没有对《圣经》的研究，就不可能有基督教的神学。中国神学思想建设同样无法绕过《圣经》这一关，因此，圣经观是中国神学思想建设的第一步，而且是十分关键的一步。
　　从两千年的基督教神学发展史来看，不同的圣经观必然导致不同的神学取向，并进而影响到基督徒的人生观、价值观。每一种圣经观的形成，总是不同时代的基督教神学家在其时代处境中研究《圣经》的结果。我们相信，那位曾经启示《圣经》作者的圣灵，也一样会启示在不同时代处境中研读《圣经》的人。今日中国基督徒的处境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看，都有其独特性，因此，中国基督徒必须要有自己的圣经观，而这个圣经观必然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在中国现时处境中思考的成果。
　　如今，在中国教会，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是，全面推进神学思想建设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我们是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书3∶4）。让圣灵引领我们，让我们彼此帮扶，为中国教会和世界教会走出一条新路来。”尽管如此，基督教两千年的神学发展史依然为我们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这经验就是，神学思想必须建立在两个基本点之上，一个是处境，另一个就是《圣经》。可以说，在中国现时处境中建立正确的圣经观，是中国神学思想建立的第一步，同时也是致为关键的一步。限于笔者的水平，不敢就中国教会的圣经观问题妄加评论。本文所及，主要是我们在建立中国教会圣经观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正确对待中文圣经译本
　　众所周知，《圣经》最初是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成的。为适应不同语言处境的基督徒，各种语言的《圣经》译本应运而生。从教会历史上看，《圣经》的翻译总是会不同程度地推动福音事业的发展，推进神学思想的发展。如“旧约希腊文七十士译本”对于早期教会的建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俗拉丁文译本”在中世纪的教会和神学思想的统一中功不可没。马丁·路德的德语本《圣经》译本，为改教运动的深化和发展作了必不可少的准备，为新教神学思想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样，《圣经》中译本在中国教会史上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的。近二十年来，中国教会在教牧人员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信徒人数仍然在成倍地增长，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中译本《圣经》的广泛发行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基督教自唐、元两代传入中国始，就开始了译经工作。但大规模地进行《圣经》翻译，则是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自1891年开始的《官话和合本》翻译。目前常见的中文《圣经》译本主要有如下三种：“官话和合本”，1919年出版；思高本，天主教第一本完整的《圣经》译本，合订本于1968年出版；现代中文本，1969年出版。由于中国教会通行的译本为“官话和合本”，所以，本节所说的中文《圣经》译本主要就是指的这个译本。
　　“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历时达二十七年之久，共有七位传教士直接参与了翻译工作。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介绍该译本的历史，只需指出，该译本于1919年2月出版新旧约合订本后，不到十年就被在中国的绝大多数教会所接受，这不仅在世界翻译史上，即使在《圣经》翻译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一历史事实充分说明，该译本得到广大国外宣教士的认可，认为她完全可以在中国教会起到《英文修订本圣经》（Revised Version）在英美教会中所起的作用。“《国语和合译本》自1919年以现在的合订本形式面世以来，不仅被中国教会奉为一册‘神圣的经典——一上帝的话语’，也被尊为一部‘学术上的巨著’。”到现在为止，该译本依然是广大中国基督徒所接受的最高权威的译本。
　　当然，我们也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该译本，看到她的不足之处。
　　第一，从《官话和合本》的翻译蓝本方面看：1890年各差会传教士在上海召开中文《圣经》翻译大会，提出了翻译《圣经》和合本的计划，并决定以1885年出版的《英文修订本圣经》为和合本译文的根据。传教士们辛勤工作，终于于1919年将全部《圣经》翻译完毕。《英文修订本圣经》是在1611年出版的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的基础上，综合十八、十九世纪《圣经》研究成果修订的，于1881年至1885年出版。此后，《圣经》研究又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此基础上，1952年《英文标准修订本圣经》（The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出版（其中新约部分早于1946年出版），此时，《官话和合本》已近三十年。1971年，《英文标准修订本圣经》新约部分再度修订出版。可见，《官话和合本》的蓝本已经多次大规模修订，而和合本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始终保持原样，未能及时将近百年来的《圣经》研究成果容入其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第二，《官话和合本》是第一本全部用白话文翻译的中文《圣经》。然而，在这本《圣经》翻译的时候，正值中国新文化运动前期，白话文尚处于过渡时期，因此，白话文还不是很成熟。这种不成熟自然要在《圣经》译本中留下一些遗憾。这种困难和遗憾翻译者们也已经意识到了。在翻译者向翻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左有礁石，右有漩涡；一方面常恐其下流近俗，语宥一方，鄙俚涩晦，一方面又恐其高耸入云，反类文言。它的字汇既属有限，它的结构又缺弹性。至于文言可用的字，其多不减康熙字典，它的结构，照外人所用者论，则极富弹性如橡胶球一般。”其中有两项信息值得我们留意，第一项称文言用字有《康熙字典》，也就是说，《圣经》翻译时，没有一本可资参考的白话文字典；第二项称文言结构“极富弹性”，而白话文的结构“又缺弹性”。这说明白话文的语法尚未成形。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和合本中才会出现一些不规范的语言现象。
　　第三，《官话和合本》圣经翻译时，遵循着四条原则，其中第三条为“译文字句必须忠于原文，同时又要不失中文的文韵和语气。”在《圣经》翻译过程中，对“译文字句必须忠于原文”的理解，前后发生过变化。开始时理解为“坚持文字上的准确”，后来逐渐倾向于“重视意义上的准确”。这种不同的理解必然给《圣经》翻译带来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翻译过程中就已十分明显，如1908年出版的《官话和合译本新约全书》和1920年出版的《官话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就有明显修订的痕迹。试举三例：
　　《马太福音》3章3节：
　　1908年版：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大道，修直他的小路。
　　1920年版：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马太福音》5章38节：
　　1908年版：你们听见有话说，眼还眼，牙还牙。
　　1920年版：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马太福音》21章13节：
　　1908年版：我的房屋必称为祷告的房屋。
　　1920年版：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
　　总之，《官话和合本》圣经译本，倾注了许许多多翻译者的心血，从中我们能看到圣灵的作为。尽管如此，我们不能盲目地认为，这个译本是绝对无误的。笔者以为，《官话和合本》必须加以修订。
　　二、要注重学术性解经
　　从一定意义上说，基督教神学就是对《圣经》的解释，所以瑞士神学家奥特从解释学的角度来对神学加以定义：“作为一个整体的神学的性质是解释学的。神学实际上是解释学。……神学是如何理解《圣经》经文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些经文表现出来的主题的问题。它最终是对这一主题的见证在每一当下情境中的可理解性问题。”由此可见，对《圣经》的理解和解释在神学中的地位是何等重要。一个神学体系的建立，总是在神学家的具体处境中，在研读《圣经》的基础上，不断与当代文化对话的过程中产生的。
　　根据新福音派神学家伯纳德·兰姆（Bernard Ramm）博士的观点，《圣经》解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灵修性的《圣经》解释，另一类是学术性的《圣经》解释。“作为灵修用的《圣经》注释，对于一般教会造就之用，自然有其地位。但是我们不可以把这种《圣经》注释视为学术上的注释。”这两类解经法不能互换，尤其不能以灵修性解经替代学术性解经。学术性解经是灵修性解经的基础，灵修性解经是学术性解经的应用。“在这里我们必须谨记一句古老的座右铭：‘解释只有一个，应用却有许多。’也就是说，每一段《圣经》只有一个意思，我们必须小心的研究，确定这段经文的意义。可是，同一段经文却可以同时应用在许多不同的问题和情况中。”那么，学术性解经的目的何在呢？
　　学术性解经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发掘《圣经》经文的原始意义。根据现代解释学的研究，解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当一个人开始阅读某一文本时，他的头脑中并不是一片空白，他拥有自己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他对文本的理解中去，这就是所谓的“前理解”。兰姆博士指出，这同样是《圣经》解释中一个棘手的问题。“一般学术界长久以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同样存在在《圣经》的学术研究中，这就是：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由人进行的，而人本身并不单纯是一个学者，任何学者都有自己的偏好、喜爱，也有他自己所讨厌的东西。”
　　根据我们在教会中的经验，灵修性解经中所带有的“前理解”的因素十分浓厚。这种解经当然有助于我们灵性生命的提升，但是，如果没有学术性解经为基础，那么，它就很可能由于过分的主观化而根本不顾《圣经》经文的原始意义。这就完全成了“《圣经》证我，而不是我证《圣经》”。“我们切不可把灵修读经时，从一段经文中所得到的亮光、造就，当作是那段经文的原始含义。”
　　《圣经》，尤其是新约《圣经》的写作，总有一个或一群受书人，他们是《圣经》的直接读者，这些读者所能读出的信息，就是《圣经》的原始意义。学术性解经就是要把《圣经》作者希望传达给第一世纪的那些受书人的信息阐释出来。中国属于非希腊、希伯来文化圈，与《圣经》文化存在较大差异，要读出《圣经》的原始意义尤为困难。所以，今天的中国教会必须加强《圣经》的学术性研究、解释，尽力避免《圣经》解释中的随意性和片面性。
　　三、要从总体上把握圣经真理
　　《圣经》写作的时间跨度超过一千年，“新约各卷的写作，所经历的时间大约只有一个世纪。”“旧约在性质上是更为分歧的。其写作期延伸达八百或九百年，并代表了以色列留存下来的民族文学。”参与《圣经》写作的人不少于四十人，仅新约就至少为十位作者所写。换句话说，《圣经》是由四十多位社会地位、文化修养完全不同的作者，在一千年的时间中写成的。把这些著作编辑在一起，通常情况下，至多只能是一个文集。然而《圣经》并不是这样，它不是一部文集，不是一部百科全书，不是一本语录，而是“一本书”。《圣经》之所以成为基督教的经典，原因也正在于此。
　　《圣经》虽然是由四十多位作者在一千年的时间内写成的，但这些作者都是在不同的时代受到同一位上帝的启示，同一个圣灵的感动后才写作的。我们相信，《圣经》从写作到编纂都是圣灵参与的结果。从古至今的《圣经》研究者，都共同指认，《圣经》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当然，对《圣经》主题的认识会因人而异，但它总离不开上帝的救恩和上帝的爱这个大前提。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要把《圣经》视为一本具有高度统一性的经典，不能把《圣经》真理解释得支离破碎。前面提到的兰姆博士就坚决反对随己意解释《圣经》，对此他作了十分精辟的阐述，我想在此引用他的观点比一切说明都更有力。
　　经文意思的统一性。有人说，圣经就像一部钢琴，或一把小提琴。用这两种工具，音乐家可以谱成不同的曲子。圣经是如此一部巨作，内容包罗万象，所以任何人要从里面找到一种特别的神学，都可以轻而易举的达到目的。
　　解释圣经的人若是应用这种态度解经，他不是把经文意义释放出来，而是把自己的意思解释进入经文中。他可能不知道，他这种态度就是在主张圣经经文含有多重意义。
　　我们强调圣经经文的统一性，并不是将经文的含义局限于狭窄的字义，而忽略了圣经中预言和预表上的深度。我们之强调这一点，乃是反对一些人把经文解释得太偏离本意了。
　　丁光训主教也说过：“对于《圣经》，抓住《圣经》的片言只语，还是让整本《圣经》讲话，这是两条不同的理解和讲解《圣经》的路线。”丁主教主张“让整本《圣经》讲话”，而不仅仅是让某一节或某一章经文说话。这句话可以从神学和释经学两个方面未理解。从神学上看，它强调《圣经》是上帝完整的启示，或者说是对上帝启示的完整纪录；从释经学上看，就是要将每一节经文都放回到整本《圣经》中去解释，整本《圣经》是每一节经文唯一重要的背景。要建立中国教会的圣经观，我想从总体上把握《圣经》真理至关重要。
　　当然，强调《圣经》主题的统一性，并不是排斥《圣经》的多样性。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过多的圣经导论，在此只好置而不论。
　　四、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圣经的启示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圣经》的启示，基于两个基本前提，一个是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是渐进的，另一个是人对上帝启示的认识也是渐进的。诚如丁光训主教所言：“圣经中上帝的启示是渐进的，不是一次完成的，而人对上帝的启示的认识，也不是一次完成的，也是渐进的，逐步提高的。”人对上帝启示认识的渐进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读《圣经》者对上帝启示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圣经》作者对上帝启示的认识。
　　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接受《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后3∶16）。对于基督教神学来说，这是一个无需证明的前提。但是，上帝的启示是在历史中完成的，上帝并未超越历史来启示他的真理。换句话说，上帝的启示总是在时空中进行的，总是沿着人类历史推进的方向“线性”式的进行的。也就是说，上帝的启示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渐进的。汤忠谟博士在《现代圣经观》一书中指出，《圣经》“非固定的启示记录，乃上帝渐次进展的启示记录。”他认为犹太人是一个具有强烈宗教意识的民族，《圣经》正是他们这种意识的反映：“该民族之宗教意识反映于此圣经者，系生长之意识，经年累月，渐次开展者。该民族二千年之人生，与思想之变迁，均汇集于此经之中。”
　　关于上帝启示的渐进性，已有不少人对此作过论述。其实《圣经》本身就能证明启示的渐进性。《圣经》有了旧约，还要有新约，这本身就说明了《圣经》启示的渐进性。“旧约和新约这两个为人熟知的分部，至少指明了它成长的两个阶段。”耶稣基督对于旧约有一个著名的论断，“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太5∶17）。“成全”一词在原文中有充满、应验、完善的意思。耶稣要来成全和完善，不就是因为旧约中的启示还有不足之处吗？在这个原则指导下，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多次用到了这样一个讲道的格式：“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新约四本福音书的写作清楚地显示了人对上帝启示的认识的渐进性。我们知道，福音书不是在耶稣升天后立即就写成的，而是在几十年以后，因为门徒们对耶稣再来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提高的过程。福音书开始写作时，只是想记录下耶稣的教训，这就是《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的写作。后来，门徒们感到有必要将耶稣更详细的情况介绍给新加入教会的非犹太人，于是有了《路加福音》。再后来，福音传到了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文化人中，于是有了《约翰福音》。
　　使徒保罗要求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罗12∶2），就是指着我们对上帝启示的认识讲的。《圣经》编纂成册以来，历时己超过一千五百年，但她却在不断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基督徒，这是因为，《圣经》对基督徒来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哀3∶23）。之所以新，就是由于我们对上帝启示的认识在不断的进步之中。
　　五、牢牢抓住圣经启示的主要信息
　　抓住《圣经》启示的主要信息，也就是要把握住《圣经》的主题。前面说到《圣经》是“一本书”，《圣经》是一本在统一中具有多样性的经典。所谓统一性，就是说《圣经》自始至终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来展开的，这个主题没有因作者的不同或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至于《圣经》的主题是什么，持不同神学观点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对《圣经》主题的认识取决于对神学主题的认识，神学的主题就是神学的核心，从本质上说也就是神学的目的。我们作任何事情都会有自己的目的，作神学同样如此。那么，我们作神学的目的是什么呢？历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尽相同。中世纪伟大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观点也许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神学的目的在于了解上帝和人的起源及命运。“根据他（托马斯·阿奎那）的见解，一切神学探讨的目的在于了解上帝及人的起源和命运。”
　　至于《圣经》的主题，笔者十分赞成丁光训主教的观点。他指出，神学的主题是上帝与人和好。“基督福音和基督教神学主题，只能是上帝和人类在基督里得以和好。”这一主题的获得来源于《圣经》，“《圣经》以‘和好’与‘立约’为中心信息。”据此不难推知，丁光训主教所主张的《圣经》主题就是上帝与人和好。我们知道，《圣经》中的“约”的核心就是上帝与人和好，耶和华神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各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须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耶31∶31—34）。这里说到的新约，它所强调的就是上帝与人和好。保罗在《罗马书》中所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教义——“因信称义”。不少新约学者指出，因信称义的“义”所强调的也是一种关系，因信称义就是要人靠着自己对上帝的信，来达到上帝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
　　对《圣经》的认识决定着神学的目的，而神学的目的又决定着信仰的目的、福音传播的目的。主耶稣基督给人类带来的信息是福音，他在登山宝训中一连用了八个“有福了”，来作为其教训的开始。正是由于主耶稣将诅咒变成了祝福，将分离变成了和好，基督教才给人类带来了美好、和平的福音。由此可见，在建立中国教会的圣经观时，如何把握《圣经》的主要信息，实在是一个将中国教会引到何方的关键问题。

(作者系四川神学院教师　严锡禹)

《中国基督教圣经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