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的诠释决定神学思想，树立正确的圣经观，关键在于好好研究圣经、历史与神学。

耶稣的圣经观与神学

　　在耶稣的心目中认真学习、研究、掌握圣经被看作非常重要的。《新约圣经》中记载当耶稣十二岁上耶路撒冷过节时，“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希奇他的聪明与他的应对”（路2∶46-47）。从耶稣受试探与撒旦的三次对话过程中足见耶稣对圣经的熟练与理解（太4章）。耶稣针锋相对，引经据典战胜魔鬼的试探。当耶稣出来传天国福音时与法利赛人的斗争，我们又再次看见他引用圣经来反驳法利赛人对他的攻击。可见耶稣对于圣经有何等的重视。可是单单学习、研究圣经还是不够的，还要有依据圣经的神学思想作指导。我们从耶稣当年所传的福音来分析，主要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耶稣对圣经的高举和活用。耶稣将福音归纳为：一为天国的福音即上帝的掌管。二为爱上帝与爱世人并列。三为在真实的人生经验中将上帝的启示彰显出来。如何面对圣经与其处境化关系从而制定出一套符合圣经的神学思想，是当今每一位基督徒所面临的问题。同样地，这样的问题也临到耶稣身上。耶稣在他的时代，勇敢地表现出来。首先他将圣经活用起来，并且作出新的要求。事实胜于雄辩，例如：耶稣在马太福音书关于登山宝训的教导中在论及律法（太5∶21-48），耶稣六次提及旧约律法，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又以他独特的权威，六次提出更高的律法：“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更高的律法，就是“基督的律法”（加6∶2）。基督的律法不是承袭仪文律法的旧样，乃是突出了心灵的新样。它有一个新的要求：基督徒仅仅没有违背律法的行动是不够的，还要在心里没有意念。这样，就把对诫命的要求提高了一步，从对行为的约束提高到对内心的约束。这是从根本上对付人的罪。旧约律法只能诛人的罪身恶行，而基督的律法是藉着圣灵诛人的罪心恶念。诛身是灭人的灵魂生命，诛心却是救人的灵魂生命。故此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太5∶20）

　　其次，我们又看到耶稣把古旧的圣经与全新的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贯于其新的表现形式且富有新意。例如：耶稣在论及新与旧的比喻时说：“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太9∶16-17，可2∶21-22，路5∶36-38）现代圣经解释专家阿特金松在论及耶稣的圣经观时说：“耶稣已带进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和老旧的犹太体制是格格不入的。律法的统治必须过去，好叫恩典畅通无阻。耶稣以一种全新的眼光，为要阐明真理的原则和属灵的哲理；同时也说明耶稣所宣讲的天国信息，必须要有新的形式表现。”由此可见，耶稣在传讲圣经、运用圣经时都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和时代的处境化及生命的问题作为他宣讲天国福音的切入点。惟独耶稣才堪称活学活用，高举圣经。他用归纳、辩证和处境的方式，去处理他遇见的信仰与生活的问题，从而产生了新约的神学思想。 保罗的圣经观与神学

　　中国现代神学家赵紫宸先生曾在《圣保罗传》的导言这样说过：“圣保罗是基督教史乘上、主耶稣最伟大的使徒。主耶稣是基督，永生上帝之子，是立教之祖，圣保罗则是使圣教局部的、民族的范围开拓而为世界人类的公教的先锋。他人格中合流之会归，他思想上开正解之端源。”保罗对教会的贡献巨大是无人可以置疑的。他不仅为教会写了十三封书信，而且使原来犹太教那种狭隘的民族神学思想走向世界，成为今日普世的宗教。近代的神学家莫理斯在《认识新约神学》一书中指出：“保罗是第一位把新约非神话化的人，而且保罗神学的出现说明基督教立场在第一世纪中叶之前即耶稣去世后不足二十年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了。” 　　保罗原是一个犹太人，“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腓3∶5-6）。一个人的神学思想是深受其生活和文化环境影响的。保罗的神学思想和圣经观的思想追本溯源即是与他生活、文化及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

　　在保罗的神学思想中，有两个中心主题 “因信称义”和“活在基督里”。前者强调上帝的恩典和人的接受或相信，“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弗2∶8）。“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2∶20）。保罗对耶稣的认识完全铸就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中。在他的著作中充分宣扬耶稣新的上帝观和道德观、社会观。在他著作中，他尽管不太强调耶稣的生平，但他生活却再次展现耶稣的生平。在解释圣经方面，他脱离犹太人的传统观念和文本注释的单一模式，而代之以时代的亮光去传递上帝的启示。例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12∶9-18）无论如何保罗的圣经观与神学给当时的人们一个全新的面貌，使犹太派基督徒无法接受。我个人的感受是：首先保罗的信仰及神学思想在“因信称义”问题上，使外邦基督徒不需行割礼，守安息日，守律法和规条的要求，一切乃是恩典和相信，因信与上帝建立合宜的关系。其次，保罗突破犹太派文化的小圈子，将基督教希腊化、普世性。其三，兼容并收希腊的文化，植入其中。废除因循守旧，使基督教福音得到发展，使之结出硕果，为福音开辟新的土地，保罗不愧为早期教会中伟大的神学家。

教父的圣经观和神学思想

　　教父是古代基督教著述家的泛称，意为教会父老。他们的著作大都对后世基督教教义和神学有较深的影响，被尊为教会传统之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基督教史和神学思想史的重要依据。由于古代教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因国家、民族、文化、政治、宗教等不相同的背景，故产生了东西方教父之称（可分为东派的希腊教父和西派的拉丁教父），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些派别的不同，但是他们的著作在基督教教义和神学体系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按着传统教会的分类法：凡在尼西亚会议（325AD）之前后的教父，他们被称为“尼西亚前教父”和“尼西亚后教父”。由于教父们时代的不同，以及文化、社会、所面对的环境之不同，因而他们的圣经观和神学思想也随之不同。前教父的著作中有大量的为基督教进行辩解的“护教文”出现，构成护教文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其一为阐述基督教教义中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其二，批驳异端邪教的攻击论点。其三，为基督教受到迫害鸣不平，公开要求罗马帝国政府公正、公平地对待基督教。然而尼西亚后教父的文化水平和理论深度都高于前教父。因为此时的基督教已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很自然地，有许多的官方人员和比较多的高等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教会中来，使教会在理论研究上和文化层次上明显比前教父的队伍壮大和理论水平提高。特别是在圣经观和神学思想方面，前教父和后教父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因为教会成为国教后，这些后教父们的精力已不在护教著作，而是集中于斥责异端和立正统教义和神学。“三一论”、“基督论”等“教义神学”的基本命题和正统教义，通过不断的思考、调整和争论，最终得以形成和确立。

　　从前后教父著作之不同，我们看出，古代教会在圣经观和神学思想上是需要因时、地的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和教会发展过程中自身需要的不同，做一些必要的调整，只要从积极的角度去研究圣经和维护圣经的权威，这样的圣经观和神学思想既符合基督教的传统，也利于教会的发展。 　　总之，为了办好中国教会开展神学思想建设，是效法主耶稣的榜样，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勇于创新。接纳新的文化、新的思想、新的事物、新的办法，在圣灵的引导下自觉地调整神学思想，使基督教教义能扬其精华弃其糟粕，保存其生命力。“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太9∶17）

转自《中国基督教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