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基督教思想家中，特土良无疑是一位值得我们深思的护教者。因他长期反对将哲学玄思与上帝启示混为一谈而导致灵智派那样的异端，而运用他娴熟的法律辩驳的技巧，试图剥夺他们同正统信仰辩论的权利，在他的《反异端法规》里，他指出：“无论怎样，异端不是来自信仰而是出自哲学。它就是古代哲学家的谬误代换了信仰的准则．．．由于哲学和天启的混杂，就导致了异端的不信。”因此他提出了“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的著名论断。一直被人当作是他反理性的根据，在苗力田主编的《西方哲学史新编》一书中，这样写的：“特土良是教父哲学中反异教、反理性、反哲学最起劲的一位”。进而，某些人由此出发，认为基督教就是一贯反理性的宗教。为此，我们必须来看特土良是否是一位反理性的教父。

　　一、特土良真的反理性吗？

　　许多人愿意用“正因为其荒谬，所以我们信”来攻击特土良主张盲目信仰。但事实上特土良的著作中并没有此话。查其来源，当是他在《论基督的肉体》中有这样一段话：“上帝的儿子也死了，正因为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才是可信的。他死而复活了，正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是完全肯定的。”如果我们上溯，找其来源，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林前′：?÷，19）? 当我们平心静气来看特土良的这段话时，我们首先应明白的是：特土良是一个用他以往的法律逻辑思维来为基督服务的律师，他的辩论与其说是使人信服，不如说是压倒对方；当他被对手逼的无路可走时，他就采用辩术解围。我们知道：在法庭上论辩的双方都愿意走极端，其实并不一定代表论辩者真正的主张，但为了胜利，不得不如此。? 特别是二世纪下半叶，异端在教会中空前活跃，传播广泛，几乎所有的护教者都写下了反异端的著作，特土良所面对的最大敌人，也是教会所面对的最大敌人，不是来自外界的迫害，而是内部的异端。因而他必须回应那些把当时希腊异教哲学带入基督教的异端们，维护信仰的纯洁。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说出那样的话了。μ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客观来看“正因为其荒谬，所以我们信。”的观点。我们首先看到，特土良并不是说所有不合理的，我们都信。而是说主死而复活看上去不可能，但是确实的，是事实！我们的信仰是对事实的接受，而不是对无稽之谈的盲从。他也说过：“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他能做这一切，而设想他实际做了他所没有做的事。而我们应该探讨上帝是不是真做了这事。”因此，实际上信仰是对天启事实的认同，这事实既有可能是理性能够明白的，也可能是理性无法解决的，那么理性能否成为衡量信仰的标准呢？我们来看洛克的观点：“理性的作用是在于发现出人心由各种观念所演绎出的各种命题或真理的确实性或既然性”，而“信仰则是根据说教者的信用，而对任何命题（由启示来的）所给予的同意。”￡洛克
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对待启示，信仰和理性应划清范围，各自为主的。特土良的观点没有错。

　　二、信仰乃是对启示的冒险选择

　　“正因为其荒谬，所以我们信。”意味信仰实际上是一个心灵的冒险。也许帕斯卡和克尔凯郭尔更能理解特土良的意思。我们都熟悉帕斯卡的“打赌定律“，他认为人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冒险，是下赌注，既然如此，一定要打赌的话，那么就要选择信仰，总比没有信仰的好。谁能说帕斯卡是不讲理性呢？克尔凯郭尔也说过：“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信仰的斗争就在于这一点．．．对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只有这时才开辟了一条信仰之路。只有当人们看不到任何可能性时，人们才信仰。” 信仰就是不可能之中的可能，是处于绝望当中人类的冒险，是在深渊之底的必死的罪人的呼吁，是希望在闷不透风的铁屋内打开一线裂缝免于窒息而死的最大努力。启示则是可能的肯定，是给冒险之人的引路灯光，是丢下深渊的一条绳索，是一丝渗入裂缝中的清凉的空气。面对启示，处于彷徨中的人除了冒险，别无他途；还有什么理由大谈：“把一切都拿到理性法庭前问个究竟”呢？

　　三、信仰寻求理性

　　最后，我们发现特土良也并不是对理性漠不关心的，他只是反对滥用理性，正如他反对异端滥用圣经一样。他自己的的确确相信有那样一些令人无法理解的奇异的事情，例如钉死于十字架或受洗的能力，就是这样，但不是说信仰总是以理性无能为力作为基础，而他实际是这样想的，过度的思考和推理，就会走的太远，以至用理性来向信仰挑战，为此他说：“学院和教会有什么相干呢？”事实上，信仰一旦确立，还要理性来参与其间。二个世纪后，教父的集大成者，与特土良统属北非教会的奥古斯丁终于对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好的界定。他的观点是我所赞同的。? 通过上面的探讨，希望能明晰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学思想史不是为了单纯的学习历史，我想：今天教会，我们应既反对用理性来否定信仰；又要反对盲从和迷信，也许以上的探讨会提供一些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