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舍不得的情况下，献羔和家人也得离开长洲，逃难去也！

祖父、祖母和二婶趙微笑并她的儿女离开长洲回广州，路经中山县等地，一如祖母自己所料——“恐怕活不下去了”——终于回家途中，在唐家湾与世长辞，祖父把她安葬后，就回广州居住。

献羔一家五口，母亲、3个妹妹和他，则到内地居住的舅父张健心家里避难。他们要去肇庆，但不能经广州，只得绕路前往，先经澳门再到阳江。和他们同去的，还有很爱主的李活石医生夫妇。献羔一家提着大包小包行李去坐船，他的皮箱里装满的多半是贝多芬奏鸣曲和交响乐曲等，所以在收拾行装时，母亲有点不高兴地说：

“你只顾带琴谱，又重又占地方！”

到底还是儿子喜欢，有什么办法！献羔还不是带着一起逃！

到达码头，发现有四只帆船开往阳江，他们乘最后一只。船开航了，海浪甚大，把他们抛来抛去，颇难受。不久，前面三只帆船都被海盗船截劫，但神保守了他们所在的第四只船，没有被盗贼骚扰，平安无事！他们便安然睡觉。到凌晨时分，献羔一觉醒来，摸摸穿着来睡的大衣，发觉袋里的钱不翼而飞，于是，大声喊叫：

“妈妈，我的钱不见了！”

“不要怕！等一会我们查船。”李活石医生赶紧安慰献羔。献羔听完李医生的说话，又继续睡觉，不久，他再度醒来，伸手往口袋一摸，发现他失去了的钱，又在口袋里，他不禁兴奋地高声说：

“妈妈，我的钱又得回了！”

大概，偷钱的人听见要查船就怕起来，尽快在献羔不知不觉时把钱放回大衣袋内。其实，钱过了手，有什么办法可以识别呢？查船又有什么作用呢？这一次，神让献羔经历祂的大能、祂的怜悯！

船在阳江附近一座村落靠岸，献羔一家人都下了船，找到一间破屋准备过夜，并将那些被海浪沾湿的衣服拿出来晾在铁丝上，而献羔也把他心爱的琴谱晾出来。

次日，他们乘坐小艇到阳江，但不能全都乘同一艇，故只得分散，竟分别上了四只艇！母亲和三妹在同一只小艇上，献羔、大妹和二妹各乘一艇。献羔等三只小艇先到阳江岸边；已是入夜时分，灯光四射，他们三兄妹不敢走开，一直在岸上等，时间不断溜走，终于，看见老远的拐弯处转出来一只小艇，他们认出是母亲和三妹坐的那只，开心地放声呼叫：

“妈妈！妈妈！”

“我们几乎死了，因为我们的小艇在水中撞到一根木头，险些儿翻艇。”

感谢神！保守他们有惊无险地抵达阳江。

到了阳江，人生路不熟，真不知该怎么办，只得先找旅店下榻。当他们在旅店才歇下脚，又听见阳江大疏散的消息。于是决定翌日早上启程往肇庆，路经阳春、春湾、天堂等地。他们再次乘坐小艇前进。在小艇内只有坐的分儿，一站起来脑袋就遭殃！这时，献羔回忆起“滕王阁序”的一句“屈贾宜于长沙”，于是将自己套入此句中，变成“屈献羔于阳春”。他们屈了几天，极之渴望到岸上伸一伸因久坐而不太灵活的肢体。不久，小艇泊岸，让各人上岸购买食物，于是献羔和几个人一同上岸。有几个人办妥事情后，先回小艇去，他和另一个随后也赶回河边，但不见小艇踪影，有点不知所措。最后，他们细察两岸，发现这边满布丛林，不容易走路，对岸那边绿草如茵，比较容易追赶，于是，他们乘小艇到对岸，顺路向前直跑。不一会，献羔的脚底被荆棘刺破，当他将刺拔出，才知道刺得很深，流了不少血，但他还得赶路。当时，他手里提着一篮食物，歪着脚来跑，并不感到疼痛。他们跑呀跑，拐了个弯，远远望见那只小艇，献羔的母亲和妹妹及那人的家眷都在艇后向他们挥手。献羔更听见妹妹们呼喊：“哥哥，快来这里，快……。”

心中的兴奋使他们加快脚步往前跑，直到追上小艇。当献羔登上小艇后，脚底的剧痛向他袭来，母亲见状，立刻用带来的药物替他消毒敷伤口，她一边做一边解释说：

“我们叫艇主不要开艇，但其他人说：‘慢慢开吧，他们会赶来的。’我们急得要命，艇又越开越远了，只好在艇后望你来。假如你找不到，我们就天各一方了！”

听了母亲的说话之后，献羔从心里向神发出赞美！感谢神使他们一家又团聚了！小艇离开阳春，向春湾驶去。献羔在小艇中屈了几天，这次，他将“屈献羔于阳春”改为“屈献羔于小艇”了！

他们到了春湾，便往天堂镇。其中一段路程，不用乘坐小艇，可以徒步。可是，献羔的脚底还未痊愈，不能行走。他们就雇了一顶轿来抬献羔和小妹妹，母亲和大妹、二妹则步行。献羔心里真不是味儿，为了脚伤，年轻力壮的自己竟要乘轿，中年的母亲却辛苦地走路。其实，应该让母亲坐轿才对，哎！徒呼奈何！

后来，他们再坐船到肇庆，那时正是1942年初。当他们到达肇庆，上了岸就请人把行李挑到正东路存济西药房，献羔的外婆和舅父家中。岂料，他们吃了闭门羹！因为警报长鸣，各人都关门四散，外婆和舅父、舅母等都跑到城郊的“天园”避难去了。这个“天园”是外祖父以前买下的一个果园。面对大批行李，进退两难之际，舅父突然出现，他们如获救星。见到他们，舅父立刻开门，并且帮助他们尽快把行李搬进屋内。然后，一同往天园跑。原来舅父从天园回来是要取东西的，他平日甚少回来，那一天，他们来了，他就回来取东西。很明显是神差他回来接献羔一家的；若神不差他回来，他们这一次就要“望门兴叹”了！感谢神！因祂从来不误事！

一家子浩浩荡荡地进入天园范围，外婆一见他们，高兴地说：

“自从日本进攻香港后，我常挂念你们，担心你们的生死。现在你们都平安地来了，我好开心。在这里，我们一家人同甘苦共患难，有饭吃饭，没有饭就吃粥。”

在肇庆，他们上半天走警报到天园，下半天回城，每日都是这样。献羔一有空就到浸信会礼拜堂练习风琴。肇庆与香港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肇庆的生活较简单纯朴。这时候，献羔爱世界的心相对减少了；爱神更多，因为他每天与神有亲密的交通。

一天，舅父对母亲说：

“肇庆不大安全，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你们和妈到莲塘居住，那儿较为安全。”

莲塘是外婆的故乡，比肇庆的环境又差得多，献羔听了不大愿意去，于是对舅父说：

“让她们到莲塘，我留在肇庆吧！我不怕危险。”

“都到莲塘去”！

舅父坚决要献羔同去，他只得顺服。

当他们到了莲塘外婆的家中，献羔一看，感到很难受。地面铺满了牛糞，苍蝇满天飞，吃饭的时候，苍蝇更猖獗。晚上，点松香枝，献羔就在火影飘飘下看书。在肇庆时，他发现外公有许多属灵书刊留下，看见这些书，他就爱上了，也带来一部分供自己阅读。在书刊的燃点下，他心里火热，立志撇下世界，专一爱神，加上父亲在他未出生前就把他献给神，故此，献羔下定决心不爱世界，只爱父神！

在莲塘也有礼拜堂，献羔有空也到那儿弹风琴，持续不断地练习。

一天，有个天主教神甫来找献羔，因他知道献羔喜欢弹钢琴，就带他到莲塘中学。在那儿，遇见一位中学教员，他看见献羔的曲谱，像有所认识地说：

“是练习曲呢”！

“不是！这是贝多芬的名曲。”神甫答道。

献羔一看见钢琴，就顾不上听他们说话，自行坐上琴凳，争取时间弹钢琴，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摸过钢琴的键了！

形势恶劣，生活的担子总不能单压在舅父身上，于是外婆和母亲就在家门前摆设水果摊，日间卖水果、饼干、糖果等。虽然生活稍为艰难一点，献羔没有忘记基督徒的本分，提醒母亲说：

“不要忘记奉献”。

外婆听了，接着说：

“现在生活艰难，神会原谅我们的。”

“不是的！我们至少奉上十分之一。”

献羔坚持奉献的原则，外婆不作声了，每月按时献上当献的。神的供应不但没有短缺，还不断赐福他们。

神透过远在美国的二叔将属于他们的收入寄给他们。当献羔等人在肇庆时，他曾写信给叔父，因为那时肇庆还未沦陷，可以与美国通信。献羔告诉他有关祖父和二婶等的情况，他获悉家人已平安迁回广州，表示很高兴，并将田租转寄来支持献羔家的生活。原来那些田是祖父从美国回国后买的，共有十亩，在广州河南；分别给了献羔的父亲和叔父，每人五亩。那时，二婶在广州不单只收五亩的租，还把献羔家的五亩田租也收来补贴家计，然后由二叔在美国寄相等于田租的钱给献羔。这样大家都好，可谓两全其美！

献羔听外婆说，多年前，莲塘有许多污鬼出没，所以各人在下午6时就关上门，虽然这样，污鬼仍能进入屋内乱搬家具。曾有一次，当污鬼在一户人家捣乱完毕，正要进入另一家时，有邻居听到污鬼说：

“不要进入张师太的屋，因为这是‘耶稣屋’。”

希奇得很！这所房子没有人居住，因外婆住在肇庆，所以舅舅的家中，只上了一把锁。结果，空的“耶稣屋”，污鬼也不敢进入。当她回乡时，邻舍们争着报告说：

“你的耶稣真行！没有人的‘耶稣屋’，污鬼也不敢入内捣乱！”

在莲塘住了一些日子后，献羔收到从广西梧州林达荣牧师来信，信内说：

“你父亲曾把两大皮箱衣物寄放在这里，你有空要来晾晒，免被虫蛀……。”

献羔收到信，高兴极了。他自出生以来一直住在城市（澳门、广州、香港），到了肇庆，再入莲塘每况愈下，很不习惯。有机会从莲塘到梧州，确实不错，于是他往梧州晒衣服去。除了带备日常几套换的衣服和圣经外，还带了两本曲谱，因他深信到了梧州，必定有机会弹钢琴！

抵达梧州宣道会礼拜堂，献羔遇到赵柳棠牧师。赵牧师把他领到白鹤山顶建道圣经学院见林达荣牧师，林牧师亲切地招待他。白天，献羔除了晒衣服外，其余的时间就在楼下的礼拜堂弹钢琴。第一天晚上，赵牧师带献羔到外国人住宅区，找刘福群牧师（the Rev. Mr. Newburn）。刚巧，霍敦牧师（the Rev. Mr. Holton）也在刘牧师家里。一进门，赵牧师就介绍献羔给他们认识：

“这是林保罗牧师的儿子，献羔。”

“长得好像爸爸！”霍牧师端详了一会说。霍牧师和刘牧师都认识献羔的父亲，刘牧师曾和他一起受教于宣信博士门下，见到老朋友的儿子，他们自然欣喜万分。赵牧师还邀请献羔弹琴。于是，他不卑不亢地表演了一段贝多芬奏鸣曲，获得在座各人鼓励的掌声。离开之前，赵牧师突然向献羔发出邀请，或者说是“挑战”：

“来刘福群牧师的学校读书，怎么样？”

“他的学校？是什么学校呢？”

“你住宿的地方就是他的学校。”

这时，献羔才想起初到此地的感受是平安的、舒适的，但直到现在才知道下榻之处是建道圣经学院的宿舍。

献羔回到房间祷告，神的灵不断感动他，催促他要到这儿来读书……。

献羔在梧州小住了几天，就告辞，返回肇庆莲塘，见到母亲，兴高采烈地对母亲说：

“我要到梧州建道圣经学院读神学”。

“现在是非常时期，况且我们的钱不多，要彻底考虑清楚！”

“彼得行海面是凭信心，妈妈，我们也要凭信心。”

正当这时，他们收到二叔从美国寄来1000元。献羔有所领悟地对母亲说：

“神听祷告，祂为我预备了1000元！让我可以去读神学。”

“1000元用完了怎么办”？

“不要怕，只要信！我要过信心的生活。”

1942年9月初，携着一点随身行李和1000元，献羔就踏足梧州白鹤山顶的建道圣经学院，接受神学训练。抵达学院，副院长赵柳棠牧师立刻把献羔交给一位二年级学生李适真，让他照顾这个“初到贵境”的新丁。李适真就顺理成章地当了献羔的学兄，他是全学院最好的学生，给献羔不少的关怀照顾和帮助。

献羔要先读预科一年，才能升读本科，就是正式的神学科目。

入学不久，献羔的母亲也想迁到梧州，且希望在那儿卖故衣维生。献羔到处打听，结果，获悉梧州施达医院内搭了一些临时木棚，是为基督徒难民预备的。献羔向院方请求让他的母亲和妹妹入住这些木棚。得到院方同意后，就接她们到梧州居住。于是，母亲日间便到市区卖故衣。他们一家五口常到大东路浸信会和大中路宣道会聚会，神一直赐福给他们。

时间飞逝，一个学期转眼间就过去了。献羔的1000元也消耗净尽。随后的一个学期，他没有钱交学费。本来，他大可以直接告诉刘福群院长，如果他表示没有钱，刘院长一定说：

“一切由院方负责”。

献羔不愿意这样做，他只祷告、交托神。一天一天地过去，仍不见有任何动静。他的缺欠，除了两位同学李适真与王德卫之外，其他人一概不知。献羔将自己的经济情况与他们说明，不是指望他们供给，况且，这两位同学也是受供给的，他们决不能提供经济援助，但在祷告上，却可以成为献羔的支持，为献羔祈祷，也和献羔一起祈求。

开学礼在一个星期五的早上举行。献羔和其他同学一样安坐在礼堂中，虽然学费仍未见踪影。在座的人中，除了两位“知情”的同学外，没有人晓得他的实况。开学礼在赵牧师的宣布声中结束。萦绕在献羔脑海中的是：

“下星期一交学费”。

挥不掉这句话，因他了解自己的现况，但他懂得倚靠神，所以全然交托主！

次日，星期六，献羔如常到施达医院练习钢琴，他每星期六都爱来这儿练习的。在练琴前他先探望毕师母（院长夫人），和她商讨妹妹的事情。他对毕师母说：

“我妹妹林爱灵愿意奉献自己给神，她可否进入你们办的圣经学院呢？但她没有钱。”

毕师母的教会，美国浸信会，除了在梧州开办施达医院外，还创办了浸信会女子圣经学院。所以，献羔来替妹妹打听进入圣经学院的可行性。毕师母听完献羔的话后，立刻回应：

“可以！一切费用由我们负责。”接着她还关切地问及献羔的情况。献羔说：

“神为我预备一切。”当他的话一出口，心内真有点儿后悔。感谢主，毕师母再三追问，逼使他去思想整件事情。第一，他上这儿的目的纯为妹妹，绝不是为了自己；第二，是师母先启口关心他的需要，不是他主动出声，况且，是她接二连三地追问。很明显看见，她就是神派来关心自己的天使。终于，献羔向她讲出实况和心声：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钱交下学期的费用，但我深信神必为我预备。”

“全部费用，由浸信会负责。”

毕师母坐言起行，立刻把钱交给他，除了交学费、膳费外，还有10多元作零用钱。

星期一，献羔把费用缴了。在晚上举行的感恩会中，他率先起来讲见证，说：

“星期五，举行开学礼时，我‘学’别人安然聚会，其实，我还没有钱……。”刘院长、赵副院长及各位师长同学都不约而同地笑起来，并且耐心地分享神在献羔身上的作为，将荣耀归给神。

霍敦牧师是圣经学院的英文教员。献羔入学时，霍牧师把从香港来的和英语较好的编在一班。献羔就在这一班上课。牧师教他们讲英语故事、用英语祷告等。每个主日早上，牧师到广西大学，用英语对大学生讲道，他训练献羔作传译。暑期休假，各同学被派往四乡实习，献羔要留在学院，因为他是预科生。“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一天，霍牧师对献羔说：

“现在正放暑假，没有特别事做，我教你英文，你教我中文，好吗？”

献羔为这难得的学习机会感到极之兴奋。

悠长的暑假，瞬息过去。献羔终于升读本科一年级。他每个早晨起来，都必定背诵一段经文，结果，把保罗书信和希伯来书背完，诗篇也背了很多（如1－2、23－24、27、51、90－91、100、103、146、150篇等），还背了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登山宝训和约翰福音十四至十七章。那个时候，他专心一意地背记神的话，完全没有想到在未来的岁月中，竟然受用不尽！

讲道学不是一年级上的课，故献羔还未有机会学，不过却有机会尝试讲道。有一天晚会，没有人讲道，与会的人异口同声鼓励他讲，于是，他就试一试，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十三章“耶稣为门徒洗脚”。这次是他首次讲道，是没有上过讲道学的讲道。

当献羔首次到建道学院替父亲晒衣服时，发现在他父亲的衣物箱里有一把理发剪，于是，他取出来自行理发。有一次，没有人在宿舍的时候，他自行理发，把剪下来的头发用废纸包好，预备扔掉，但因为有其他事情要办，就搁下来。后来，献羔进入另一间房中，立刻有同学发觉他的不同，问个究竟：

“剪了头发？剪得不错！上那儿剪的？”

“我自己剪的”。

听见的人都感到希奇。这时，有位同学进入献羔住的房间，见到他桌上的小包，好奇地解开一看，接着就问：

“这是谁的头发”？

“我的”！刚巧献羔回房，也解开了那同学的疑团。于是“林献羔会理发”的消息，不胫而走，学校的师长、同学都知道他懂得理发，顺理成章地就请他剪发，他乐意为同学服务，同学则报以欣赏：

“你真好！肯替我们理发。”

“你很好！给我练习机会！”献羔回应。

他每日午饭后替一、两位同学理发，一个月就把几十位男同学的头发轮流理完。献羔不单替同学剪发，也替老师，甚至杨濬哲牧师（在刘福群牧师回国后，他任建道院长）理发。这项服事为以后的经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年预科，一年本科，两年便过去了。1944年夏天，施达医院的毕医生夫妇都回国。献羔以后的需要，在供给方面似乎成了问题。他只得仰望神，祷告交托，求神为他开出路。感谢神！有一天，院长杨濬哲牧师对他说：

“你现在是由浸信会供给的，如果浸信会不再供给，你告诉我，我们会帮助你，由宣道会供给你。”

杨牧师一番话，给了献羔莫大的安慰。

暑期尚未完毕，凶讯不断传来，内容大概如下：日本为打通南洋去路，必须进攻中国西路，从广州到梧州、柳州、桂林等地，再入云南，从那里通往南洋群岛。因此，梧州宣告大疏散，很多外国人乘飞机回国去了。献羔等没有打算逃难，因为没有钱，但风声越来越紧，不疏散似乎不行。那时，同学还没有回校，他独自在白鹤山顶恳切祷告，求神引导。

早上在学校祷告，下午，献羔就下山，到母亲摆摊子的地方，看看她卖故衣的情况，并建议她把衣服平沽，旨在倾销，套回现金，他们就能逃难。可是，她说：

“现在人人大疏散，逃命要紧，都不买故衣了！”

献羔听了母亲的说话，心里十分难过，没说什么，上山再祷告。那时是他信心的大考验，他切切在神面前求，第二天、第三天，一连几天都是这样，上午上山祷告，下午下山，但每天母亲都说同一的话：

“没有人买我的衣服了！求神给我们开出路吧！”

第四天，献羔起个绝早，迫切地求神带领，为他们开路，否则，恐怕他们一家会死在梧州。奇妙得很，当他祷告完毕，霍敦牧师来找他，对他说：

“我们要回美国了。愿神引导你们前行，保护你们，赐福给你们！”说完后，他将800元送给献羔，接着又恳切地说：

“再见！愿父神与你们同行！”

这一次，献羔又经历了“神是不会误事的”，为此，他向神献上衷心的感谢：

“哦！我的神！祢是信实的，祢的慈爱永远长存！祢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也没有把我们交在敌人的手里！听人祷告的神啊！我赞美祢！我感谢祢！”

他兴奋地立即跑下山报喜讯，见到母亲，便急不及待地报告：

“妈妈，神听了我们的祷告！祂感动霍牧师送给我800元。”

“有人来买故衣了”。母亲也回报好消息。

哦！献羔在这一刻深深体会到“双喜”的欢乐！母子俩一同不住地感谢神！赞美神！

他们现在有一些钱，就准备逃难了。但人生路不熟，该到那儿去呢？听闻有些信徒说：

“到平南江口比较近，那里又有福音堂，大可以和弟兄姊妹在那里同生共死！”

经过祷告后，献羔一家决定逃往那儿，买了几张次日下午一时开船的票。位置订好了，立刻收拾行装。第二天清早，献羔和二妹、三妹分别将行李送去码头，那时，母亲还在施达医院，大妹爱灵则在大东路浸信会礼拜堂，到12时正，献羔仍不见她们的踪影，急得要命。这时，他只得将部分行李先搬上船，吩咐10岁的三妹爱真看守，二妹爱恩仍留在岸上守着另一部分行李。忽然，一群国民党的军队抢先上船，躺在乘客的卧席上，根本漠视其他搭客的权益。献羔等的卧席都被夺了，但不敢力争，只得小声叫三妹看守行李，才10岁的她，如临大敌似地在军队中死守着她的岗位，献羔则上岸嘱咐二妹把守岸上的行李，然后，到票房找售票员投诉，但他不管，献羔有点失望，不知怎办！正在两难之间，忽然，看见蔡荣羔弟兄跑来，就将整件事情告诉他，他说：“我找经理谈谈！”

结果，那位经理吩咐属下马上开出一只小电船接载船上的军队，问题就解决了。感谢神！不久，献羔母亲和大妹携同行李赶到码头，他们一家五口及时平安地上了船，不一会，船就驶离梧州，启程前往江口。他们在船上同心祷告，感谢神将他们带在一起，不致天各一方；也将前途茫茫、不安的心境交托神，求神引导未知的前路。

船很快就在江口泊岸，献羔一家和船上的部分信徒同到江口礼拜堂，这儿地方不大，但挤满了逃难的信徒；他们一家五口睡在讲台上。他们又一次由城市迁到乡间。梧州虽然比香港逊色，到底还是一个城市。现在，他们由城市逃到乡村，情况当然不如理想！白天献羔没事做，喜欢到河边看看船只，看着那些船只，他感到欢慰。两天后的傍晚，献羔又出到河边看船，突然有一只船停泊在江口码头，他好奇地上船走一走，发现赵柳棠牧师和杨濬哲院长也在船上，他们见到献羔，很欢喜，杨牧师还送给他200元，这对他们的逃难生活帮助不少！

为了维持家计，献羔的母亲和妹妹日间在墟市上卖故衣。可是，不多几日，梧州沦陷的消息传到江口，江口又要大疏散。

他们要第四次逃难了！该到那里去呢？

没有别的路可走，他们决定到鹏化去。有一位姓余名崇信的朋友带领他们几个家庭前往鹏化。

献羔一家的行李相当多，共有四担，他们不得不运用卖故衣的钱请人代挑行李，献羔也得挑一点，约10斤重的食物和水。他们清早起来，山过山、岭过岭，下了山又过小溪，过了小溪就走山边小路、田间小路。同行的一个小孩，天真地发表他的见解：

“现在去鹏化，真是又‘澎’、又‘化’，‘澎涨了，又消化了’。”

那时正值9月初，是开学的日子，献羔竟然要在田间逃难。感谢神！当他看见野地的花草，使他再次想起人生就如花草的虚荣，转瞬间就化为乌有了，他不期然口里唱出：“领我，领我，领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救我脱离如花似草的虚荣……。”（求主鉴察《旷野人声》第19首），献羔深深感受到一切虚荣有如田间花草似的。

黄昏时分，他们抵达鹏化。那日，刚巧是中秋节（八月十五日），很多人在礼拜堂门口赏月。他们热情地说：

“正好！你们一同来赏月吧！”

“谢谢！我们不赏月了，因为太疲乏。”

献羔回绝了他们的好意邀请。献羔等实在累极，那有闲心赏月，他们需要的是一张可供睡眠的床！

鹏化福音堂的传道人廖泽儒弟兄接待相当多逃难的信徒，献羔一家被他安置在福音堂的楼上。每天早上，都有早祷会，由建道的同学、浸信会圣经学院的教员等，轮流负责领会。主日聚会多半是廖弟兄讲道。

住在鹏化的人，除了几家之外，其余的多是盗贼。献羔等竟然入了贼窝！同时去鹏化的，有很多广东人，当中不少是基督徒。献羔到鹏化后，仅剩600元，只够供应一家五口吃半个月红薯芋头，半个月之后就不知怎样了！为了家人的需要，断不能单靠那600元。因此，献羔的母亲除了白天到墟市卖故衣，又和女儿替人编织毛衣，好帮补生活；献羔就替人理发。他满心感谢神，让他在建道有机会操练，致使今日在鹏化能运用出来，赚取金钱，补贴家计。有一次，他替一个人理发，一边理发，一边讲福音，又规劝那人千万不要偷不要抢。后来，有人对他说：

“好危险呀！他是个强盗！”

“我根本不知道他是强盗，不用担心，而且，我相信他听了我所讲的，对他有一定的好处！”

鹏化虽是个贼窝，但也有一所中学。余崇信建议说：

“叫你的妹妹在中学找个职位，那么，你们的生活就有保障了！”

当他们一家到达鹏化时，另一位姊妹已与该校联络，自然地，那个职位就给了她。献羔等只好仰望神，以卖故衣、织毛衣和理发维持生计。几天后，那所中学被盗贼洗劫，校中教职员无一幸免；那位姊妹大部分衣物也遭人抢去。献羔获悉情况，立刻为着姊妹感谢神，他明白大妹得不到中学教师职位，有神的美意，否则被抢的不是那位姊妹，而是他们的财物。献羔将一条毛巾和衣服送给那位姊妹，因她的孩子还小。献羔没有把送衣物的事情告诉母亲，怕她拦阻，可是，那位姊妹亲自跑去对他的母亲表示谢意。事件“败露”之后，母亲就对献羔说：

“现在是艰难时期，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成问题，还把衣物送给别人？”

“妈！姊妹落难，我们接济她，神不会亏负我们。”

有时，献羔和一些弟兄姊妹到外边的墟市布道；他身穿长衣，脚穿草鞋，到处领诗讲道。一次，他们往附近一条乡村布道，有人诬说他们是汉奸，把他们带回乡公所，囚在房内，叫他们反省。献羔的同学感到十分害怕，献羔安慰说：

“我们是为主受苦，不要怕！”不一会乡长来了，他看见献羔穿的长衣、草鞋，心里明白是什么一回事，说：

“拉他们来做什么呢？他们是讲耶稣的，快把他们放回去！”

于是他重获自由，满心欢喜，认为算是配得为主的名受苦。

晚上，他们唱诗、祷告、交通，也要轮流值夜，每个家庭轮流值两小时，因为盗贼猖獗。献羔值班时，会利用这些时间来亲近神、祷告，又看书。他的母亲和妹妹对他十分体贴，建议说：

“你去睡觉吧，让我们值班，我们可以织毛衣。”

几个月匆匆地过去了。年底时，有土人传言说，盗贼要劫广东人。人人自危，献羔母亲售卖的故衣，也无人问津了。晚上，他们祷告、唱诗、交通和轮流值班。廖弟兄每晚上把大门关紧，用一条大木杠支撑着，再用长椅压着。他在楼下睡觉。有一天半夜，忽然楼下传来响声。由于大木杠倒下，值班的人把各人唤醒，说盗贼来了，要劫福音堂！大家立即起来祷告。廖弟兄上来说：

“我先下去看一看，你们祷告吧！”他们恳切地求神救他们脱离危险。不一会儿，廖弟兄上来，向大家说：

“不要怕，没有什么事！只是一只猫从上跳下，把大木杠弄掉了。”

感谢神！只是一场虚惊！

献羔等在鹏化住了半年，他们发觉不能再留在那儿，就算留下，也没有什么出路，况且住在鹏化的山民在经济的压力下，没有兴趣卖故衣，他们甚至准备投入盗贼行列去做“买卖”。但献羔却为着家里的经济情况感谢神；他们入山时，手上只有600元，可是，出山前却存有40000多元国币，当然这些钱是辛勤加上积蓄而来，绝非从不法的途径得到的！

他们为离开鹏化而踌躇，入山容易出山难，怎么办？感谢神！让他们发现当地山民的特点，“同姓三分亲”，山民相当乐意帮助同姓的人出山。于是，献羔一家和林声振兄妹就到另一条林姓的乡村，当中有一位姓林的，热衷于助他们一把。献羔全家就带同四担行李到林家去，打算在那儿下榻一个晚上。抵达不久，他建议献羔先将两担行李交给他的朋友替他们挑到山外，次日，再请人挑余下的两担，献羔接纳他的意见，把两担行李交给他。不一会，他气急败坏地跑回来，说：

“那两担行李在途中被人抢去了。我现在去追寻。”

“哥哥，我刚好念了路加福音六章三十节‘……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

“非常好！我们既然学了功课，就要实践，不要再追了。”

献羔听到大妹爱灵的说话后，就下了决定放弃追回。

后来，献羔闻说这次事件是那姓林的，和他的亲友同谋，把他们的东西挑走，是变相的抢劫。献羔却为着仍在手上的行李、未被夺去的金钱感谢神！

第二天，他们起程出山，那位姓林的引路，另外，请了两个人替他们挑行李。他说：

“赶紧行，因为这山路常有盗贼出没。”（其实，他自己也是贼！）他在前头走，献羔等就跟在后面，边行边祷告。一会儿，到了一座大山，他们得绕山路而上，再从另一边下山，才能往外走。他在这时又开腔，说道：

“这个地方最危险，特别在山腰拐弯处，只得小路一条沿山边去，另一边就是山崖，很多人在那里遇见强盗。强盗不单只取去人的财物，还把人的心脏剌透，挖出来吃了，然后，把人推下山崖。”

献羔等听到他的描述，毛骨悚然，祷告更迫切，求神保守他们各人，使他们平安度过难关。他们加速步履，靠主前进。那人又说：

“你们看山崖下的死尸！他们都是被吃掉心脏后，才被推下去的。”

献羔探头往下看，母亲和妹妹催促他不要看，快往前走。他们拐了弯，就上山路，直上到顶，再往下走。那人又警告说：

“那边有座破庙，强盗常躲在庙里，待行人路过时，他们就突然跑出来，大肆抢劫。你们切勿往里面看，只要快步地走，希望能过关。”

他们只得紧紧地仰望、倚靠神，求神引导他们安然脱离险境。将近该庙时，那向导对他们说：

“你们先走，我守在后面！”

于是他们急忙地跑；献羔的母亲和妹妹不敢抬头看，但献羔走过庙门时，迅速往里一瞥，不见有人，只见门上有些蜘蛛网。一息间，他们都过了那所恐怖的破庙，那向导也跟在后面。当他们直下山坡，走了一段路时，献羔回头望上去，见几个人从庙里冲出来，俯视他们众人，但没有追下来。向导说：

“他们就是强盗。如果他们早一点出来，你们就遇劫了。现在不用怕！因为他们决不会追来的。”

“哦！我们好危险呀！但又一次经历‘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献羔怎能不由衷地献上感恩哩！

他们越走越觉平安！行行重行行，终于到达江口。那时江口已被日本人占领了。他们只得买船票到梧州去。在买票的事上，献羔再次感谢神！因他们到达江口前一天，每张船票售6000元，但他们买票时，票价降至3000元，5个人就省了10000多。还有，献羔抵达梧州后，闻说在他们启程后的第二日，梧州船被盟机炸得粉碎。如果他们迟一天出来，不被炸死，也会蒙受大损失，若早一天出山，就得多花10000多元。他们没有择好日上路，但他们的脚步，神已定了；他们出来的日期，神也安排了！

1945年初，献羔等从梧州乘船回肇庆，再度与外祖母、舅父一家相聚。那时，肇庆被日本占领了，所以舅父建议他们到莲塘居住，因为每日都有盟机来炸肇庆，十分不安全。

献羔决定不到莲塘，因他感到必须回广州传福音，他的母亲和妹妹异口同声地劝他：

“不要回广州去，太危险了，盟机B－29常常轰炸那儿！”那时，B－29轰炸机确实非常历害。

“不用怕！我不是去玩乐，而是去传福音，神必定保守的！”

献羔坐言起行，买了船票往广州。出发时，他的母亲和妹妹来送行。献羔心中有感，唱出“到遥远地方”（《灵音诗歌》320）：“到远方，传福音，我必去，我必去，使全世众罪人，都得闻主救恩。”

他唱着唱着，泪珠儿竟自滚出眼眶，沿面颊滚下；和唱着的爱灵，也没法控制那些夺眶而出的泪水，因为大家都不能预知未来，不知会在何日再相逢。献羔拭去泪水，向她们道别，说：

“我要到远方传福音，如果今生不能相聚，就让我们在天家相见吧！”

看见他们边唱边流泪，船上的人都有点莫名其妙！

献羔只在肇庆逗留了几天，就离开母亲和妹妹们，只身回到广州大马站35号后座，与祖父、二婶、堂妹爱洁和堂弟耀基等同住，那时约是1945年2、3月间。祖父把他带往光复北路（光明北路）芦荻“西万善堂”，介绍给李启荣牧师认识。当时日本还未投降，献羔尚未参加该堂的侍奉。

献羔的祖父，虽然称为基督徒，但有名无实。他在美国时，极力反对儿子保罗进入神学院受造就。每次到礼拜堂，只不过是循例式的。他的两个儿子经常陪他一同赴礼拜，长子坐在他右边，幼子坐在他左边，当他听道打瞌睡时，长子保罗在他身旁推他一把，他就立刻醒过来，不一会，睡魔又来袭他，幼子在另一边又推他一把，他就再一次“复醒”。几十年来，他就是这样敬拜神，他的信仰生活也是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度过。

献羔这一次重回广州，给祖父带来灵性的复兴。祖孙两人有机会闲话家常的时候，作为孙子的献羔经常给他讲福音，而且，每次他参加聚会，必定邀请祖父和二婶同去。那时，献羔常到水母湾兴华浸信会聚会，间中在查经聚会讲道。有一次，他的讲题是“重生”，内容有部分说及一些老信徒，信了主几十年，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得救不得救。圣灵在他祖父心里动工，叫他不断反复思想，在归途中，他老人家终于启齿探问：

“如果有人问我怎样能得救，我怎样回答他呢？”

献羔心里明白，祖父的用意，并不是为别人发问，乃是自己想了解这个信仰上的重要问题，但基于辈分缘故，不便直问，转一弯问，得出的答案，没有分别，这样祖孙两人都好过得多！于是献羔也放胆和他讲论得救的真理，从祖父的反应中，献羔看出他越听越明白，回到家中，仍然继续讨论。经过这一次的探讨，祖父显然在真理方面大有长进，对信仰也越来越热心，不单爱读经祷告，更手不释卷地阅读属灵书籍。以前，他很喜欢养鸡养鸭，现在，他爱慕属灵的事。别人问他：

“为什么不再养鸡鸭呢”？

“没时间”！他的确没有时间！因为他运用了这些宝贵的时间来钻研属天生命的事。真是前后判若两人！

献羔又协助祖父体验神医治的大能。祖父在美国开洗衣铺时，经常用马车将洗好的衣服送回给顾客。有一次，他在送衣服途中，因太疲倦，睡着了，就从马车上掉下，跌伤了脚，伤势颇为严重。虽然立刻送院医治，但脚部的筋、肉无法回复原形，十分难看。抗战期间，就是献羔回广州的前一年，由于营养不良，他那受过伤的脚再度复发。于是，找了一位在维新路（起义路）驻诊的中医师替他治疗，药到病除。但当献羔和他详谈福音后，他的脚又复发，有了上次治病的门路，他又寻找那位中医，可惜，找不到，因为那医师已回乡，要3个月后才回来。祖父失望极了！献羔看见这情况，立刻向祖父建议说：

“爷爷，祷告求神医治吧！”

“怎样祷告呢？你为我祷告好吗？”

“你要相信神有能力医治，并且要认罪，认清一切的罪。”

于是，献羔为祖父祷告，祖父自己又祷告。后来，他老人家对献羔说：

“我半夜想起自己所犯的罪，就立刻祷告认罪！”

“虽然你越祷告，脚肿越不消退，反而更肿，但不要怕，只要信。”

“我不会怕的，只要神悦纳我的祷告就行了。”

“拉撒路有病，他的姐姐马大和马利亚打发人请耶稣来，但耶稣没有立即前往，直到拉撒路死了，耶稣才去叫他复活。”献羔用拉撒路的故事向祖父指出，耶稣在医治的事上，有祂的时候！接着他又把一个小女孩的见证告诉他：

“有个小女孩，眼睛有病，请宣信博士为她祷告。宣信博士说：‘你只要信！就算越祷告越肿，也不要怕。’她回家祷告一个星期，眼睛果然更肿。她的母亲说：‘你的眼睛就快盲了’。她有点害怕，就去找宣信，说：‘我的眼睛比前肿了’。宣信说：‘我已对你说过，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她高高兴兴地回家向母亲宣称主耶稣医好了她！第二个星期过去，她的眼睛更肿，母亲心痛又心急。小女孩又去见宣信，他叫她相信祷告，她又回家告诉母亲神会医治她，母亲气得七窃生烟，但她还是用信心祷告，直到第三个星期，小女孩的眼睛真的不药而愈。”

祖父听完了这件事，便坚心相信神会医治，祷告一个星期后，他的脚果然肿了，但他不灰心，第二个星期，他的脚更肿，上了床就下不了地，十分严重。二婶劝他找另一位医生，他说：

“不找了，我倚靠神！”

到第三个星期，他的脚就突然消肿，不久，就全然好了。

献羔强调，他并非说人有病不找医生和不用药物。医生和药物都是神为人预备的。但假如生病的人在医生束手无策时，加上清楚神的旨意，绝对可以信靠神。因为，在祂没有难成的事。不过，人的信心很容易软弱。当他祖父的脚日渐肿起来，有脓有水的时候，他叫祖父继续祷告，其实，他自己也有点信心软弱。那时，既然没有好医生，而又清楚神会医治他，所以就恳切为他祷告，祖父自己的祷告更迫切！到第三个星期，祖父的脚突然好了！

祖父的脚痊愈之后，他更殷切、更热心爱主，整天祷告、读经、看属灵书籍，聚会也不再打盹了。不久，他回乡向亲友传福音，讲述主耶稣钉十字架、流血赦罪之道。他不懂长篇大论、滔滔不绝的讲，故此，讲了几句之后，就把脚举起来，说：

“请看看我的脚，是神医好的！”

谁都知道他的脚根本无法医治，但也有人说：“这是鹅爪脚，不医也会自然好的。”但他却将荣耀归给神。自从蒙神的医治之后，直到他离世（约17、18年之久），没有再复发了。

在献羔回到广州几个月之后，歌唱家辛瑞芳（前中华交响乐团团长林声翕的太太）到广州演唱，分别在青年会、越山中学、新华戏院等地表演，除了有小提琴伴奏外，她还邀请献羔钢琴伴奏。辛瑞芳虽然是主角，但献羔上台的机会比她还多：她独唱，献羔伴奏；小提琴独奏，他又上台伴奏；三合奏（她独唱，小提琴、钢琴伴奏）他又跑上台去；钢琴独奏时，当然又是他上台。观众见他再三上台，不觉都笑起来。其实，献羔只在小学五、六年级时学了一会儿钢琴，以后都是自学，也曾跟宋建勋一起练习。不久，林声翕先生到广州，献羔知道他教琴有方，故此，抓紧机会请他指导。经林先生指点，献羔获益不浅，他深深感受到，林先生教他一次，比别人教四、五次好得多。献羔的钢琴弹奏技巧，有了突破性的进步！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的喜讯突然传来，举国上下皆大欢喜。9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8年抗战终于结束。过去的8年，献羔共逃难4次：从广州到香港长洲；从长洲到肇庆、梧州；从梧州到江口；从江口到鹏化，经历了不少辛酸。日本尚未投降，他已回广州传道，那时仍不知道能否有机会与家人重聚天伦。现在广州光复，与家人相聚指日可待！

9月，是开学的日子。李启荣牧师请献羔到万善中学教英语等课。除了教书，他还在光复北第六甫水脚万善堂的支堂作助理传道。当时，从上海来了一位弟兄栾正信，他和献羔同住一个房间，两人常促膝谈心志、抱负等。栾弟兄对布道事工很有负担，故此，他们互相合作，在传道的事上不遗余力，努力宣扬福音！自从献羔担任多次音乐会伴奏后，广州大新路越山中学、西关长城中学都聘请他兼任音乐教员。不过，他主要的工作还是在万善堂当辅助传道，并作万善中学的音乐教员。

1946年初，丰宁路锡安堂主任罗德谦牧师请献羔到该堂任传道；于是他开设青年聚会又组织诗班，爱灵司琴，他当指挥；献羔运用昔日在圣经学院，刘福群院长所传授的指挥法来带领诗班。那时，他仍兼任教职，因未能即时辞去学校的工作，直到暑期才能离开，便专心传道。不过，广州河南怡乐村神召圣经学院和惠福西妇孺护士学校请他教音乐，基于对音乐的浓厚兴趣，故答应每星期兼教一两节课。他也曾应邀在播音台演奏贝多芬奏鸣曲。献羔从小就爱好音乐，他认为自己已经献给神，就当把一切都全然献上，音乐也不例外。他总觉得有不少基督徒将他们的音乐才干用在世界事业上，而不用在圣工上；另一些热心的愿意献上，但多半都是写民间的老调圣诗，不能普及应用。献羔非常喜欢贝多芬（Beethoven）、莫扎特（Mozart）、箫邦（Chopin）、舒伯特（Shubert）、韩德尔（Handel）等的古典作品。他的造诣虽然不深，但愿意把一切所学的尽献上。于是，他谱了一些曲，也填一点词，不过，大部分的曲都是请别人填词的。他还写了一些给诗班唱的诗歌，如“来就我得安”、“与主偕行”、“大灾难”等，连同适合聚会用的圣诗30多首。此外，又从各种诗本选出几十首，编成一本诗集，命名为《旷野人声》，于1947年12月出版；初版只收集了100首诗歌。1948年，献羔开始编印《灵音季刊》，但只出了六册就停止了，因他离开锡安堂。

1947年，献羔的父亲从新加坡返回广州，一家团聚，有如重见天日。父亲很高兴，因为再次经历神是听祷告的，祂保守各人安度危难。他更因献羔读神学、做传道而满心欢喜。他一心把儿子献给神，神果然悦纳了！父子两人阔别多年，再次相聚一谈就几个小时。谈什么呢？他们并非闲话家常，乃是谈论属灵的事！一个满有经验的牧师，加一个热心事主的传道人，谈起天国事工，当然滔滔不绝！后来，林保罗牧师受香港九龙城浸信会的聘请，便到九龙城士他令道“浸信会”当牧师，这是“城浸”的前身。

林保罗牧师回家不久，刘福群院长到广州探望他们，刘院长盼望献羔能到美国“宣道会”神学院受造就，他愿意送献羔去，希望他学成归来，在建道神学院教圣经。献羔坦率地回答说：

“谢谢您！我不去了。主快再来，时候无多，我要争取有限的光阴，多作主工。”

后来，献羔的叔父在美国替他订了一份“慕迪函授”课程，于是，他用心地学习，谨慎地做功课。有一次，收到批改好的功课，他得了一个“A”，还有附言：“当你看见‘A’字时，你一定很高兴！”但函授课程还没有完成，广州就解放了，他的学业又再次终止！

献羔一生正式领过一张小学毕业文凭——广州西村“美华中学”附小文凭，那是1937年的事。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并侵袭香港，他无法继续在香港皇仁书院念书；1944年秋天，日本攻占了梧州，他亦不能在广西梧州白鹤山顶“建道圣经学院”完成学业；在广州读的慕迪函授课程，肄业期间，因解放而告终。因此，献羔除了得过一张小学文凭外，并没有其他文凭。最后，连那唯一的小学文凭也丢失了！

感谢主！祂是厚赐与人的神，在要出版这本见证时，把一张崭新的文凭送来。献羔在侍奉中也不忘努力进修，终于，得到慕迪圣经学院的校外进修结业文凭。

1948年夏天，献羔到香港探望父亲，小住几日，适逢主日聚会。那天，林保罗牧师应邀，前往九龙青山道“喜乐堂”证道，献羔则留在士他令道“浸信会”讲道，张有光牧师当主席。

那时的香港和1941年的已大大不同了。献羔从香港逃难到内地，每况愈下；重遊香港，他觉得自己好像“老乡出城”！后来，他父亲和他一同过澳门，住在傅魚冰先生的家里。傅先生是精益眼镜公司的总经理，也是滕近辉牧师的岳丈。献羔能夠再次回到出生地，那种亲切非笔墨所能形容。他们到白马行浸信会聚会，献羔领诗，父亲讲道，父子俩十分合拍。散会后，一位教会学校的教师请献羔去讲道，那是一所中学。献羔不单对那班学生证道，并且和他们交谈，鼓励他们爱主、靠主！几天后，他们就回港，林牧师特地买了一张飞机票给儿子回广州。献羔做梦也未想过有机会坐“铁鸟”。今时今日坐飞机不算什么一回事，但对曾作四度难民的献羔来说，确实不可思议！这一次，他又主演一幕“老乡出城记”，但无论如何，他亲身预尝了一点“被提”的滋味！

献羔在美以美会（Methodist）锡安堂侍奉足有3年（1946－1948年），直到1948年年底，他就离开，转往广州“兴华浸信会”侍奉，1949年初正式成为该堂的传道人。

上任一段日子后，因为有需要，献羔到台山大江退修去，一直留在那儿，到1950年初才回广州。因此，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时，他在台山。回到广州后，他继续在兴华堂当传道，但也经常应邀到各堂讲道。他曾到“逢源堂”、怡乐村“神召会”、大东门“耶稣堂”等证道及主领布道会，又在“广大堂”讲启示录，每个晚上分享一章，共讲了3个星期。

1950年4月23日，献羔在大马站的家里开设聚会，那一天，他讲解约翰福音14章“天家”，约有30人赴会。后来，解放北路“神召会”的传道人邀请献羔等前往主领聚会，经过商量后，他们就把聚会移到那里举行，直到10月间，他们的聚会受到影响，而大马站35号一楼的住户要搬走，因此他们就在10月15日把聚会迁回大马站举行。在这件事上，他们看见神奇妙的安排，为他们预备了更大的地方。假如那户人家不自动搬迁，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叫人家迁出。神的时间最好，正当他们有需要，神就把地方赐给他们。搬回大马站后，要为他们聚会的地方定名，献羔不打算称为“神召会”，虽然是从那儿搬过来，他也曾在神召会和神召会神学院讲道；虽然他是浸信会的会友，亦不想称这教会为“浸信会”，总而言之，他不主张用宗派的名称，也不想称作“基督徒聚会处（所）”，因为他们不是。献羔等深愿按着圣经真理而行，最后，决定采用“大马站福音会堂”这个名称，直到现在。

为什么楼下的住户会搬出呢？原来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人死在那里，此后很多住客都发现有鬼出没。经常在夜半时分，万籁俱寂，各人好梦方酣时，厨房传来阵阵切菜烧饭的忙碌声音，住客当然起来去察看究竟，奇怪得很，厨具依然，却不见一人。那有人肯久留在一个令人不安的地方？因此，一般人都不敢长住。最后一户决定迁出时，正是献羔等急需地方的当儿，刚好那户人家搬走，他们就在楼下聚会。鬼，不敢来了！确是，“耶稣一来，撒但权势就粉碎”。献羔收回一楼后就将内部的间隔拆掉，地方打通了，但仍不夠用。这座房子分前、后两部分，前座属献羔的父亲，后座是二叔的。二叔知道聚会地方不夠，就对献羔说：

“你祷告吧！求神叫后座的住客也搬走。我愿意把后座献出。”按当时情况，后座住客没有任何理由会搬走。不过，他们仍然祷告、倚靠神、顺服祂的带领。结果，不单只楼下后座的住户要搬出，甚至二楼后座的房客也迁走。感谢神！他们立刻动工，把楼下打通作聚会用；并且，同样也将二楼打通，前座单为聚会用，后座则两用，作为住所，也作为聚会场所。一经改动，前后座的楼上楼下，可容纳300多人，他们的聚会总是座无虚席的。有一次新年聚会，讲“主再来”，他们印了500多份题纲，只派剩10张。那几晚的聚会，每次约有500人；走廊、天台，总之能站的地方都挤满了赴会的人。

1950年10月底，献羔应钟耐成牧师的邀请，到香港长洲神召会圣经学院讲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到香港。他在神召会圣经学院一共讲了5个晚上，有些建道神学院的同学也出席，献羔还认得一些旧同学。

献羔乘船抵达长洲码头，下了船，走过电灯局转上山路，佇立在“哈利路亚屋”的旧址，向山下望去，是波平如镜的海岸边；回想当年夏天在清凉的碧波中……经过四次逃难，再回到长洲，真是无限感慨！日间，献羔前往浸信会与各人欢聚，畅谈过去几年的经历。他对诗篇一二六篇的“好像作梦的人”有极深的感受！5日后，他又到香港九龙弥敦道的神召会讲道，一连5个晚上。两个星期转眼就过去了，任务完成，献羔就回到广州。

1951年，献羔除了在大马站侍奉外，也经常出外布道，他曾到过佛山、石湾、清远、台城、四会、广宁南街等地主领聚会。

当献羔从香港回到广州后，钟耐成牧师写信给他，内容说：

“神召会圣经学院擬请你来当圣经教员，每月薪酬港币250元。”

“神呼召我在广州侍奉，祂给我的经文是‘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来11：25）所以，我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谢谢！”

献羔收到钟耐成牧师的信，立即复信婉拒那分职事。不久，钟牧师再来信，说：

“我们院方议决，每月给你300元，请前来任教。”

1951年的300元，比现在3000元还要好用。但他绝不为金钱而到香港神召会圣经学院任教。当时，他若肯去香港侍奉，就可以远走高飞。他明知道留在广州，早晚是要坐牢的，他仍选择在广州传道，因为，献羔认定这是神对他的呼召。基于绝对信任神，他就在不自由中，作个真正自由的传道人。

献羔的婚姻间接也是布道促成的。他在佛山布道时，有一位女传道十分关心他的婚姻大事，暗中为他物色了李敬南医生的第八位千金，李穗玲小姐（原名李圣贤），并且介绍他俩认识。李医生在佛山开办了一间诊所；穗玲在护士学校毕业之后，就在父亲的诊所工作，服事有疾病、痛苦的人。在婚姻大事上，他们都不敢轻忽，大家都认真祷告，结果，神给了献羔一些证据，其中一项就是母亲的首肯。以前，他也曾认识一位女子，但母亲极力反对，于是他的初恋无疾而终。这一次，当母亲看见穗玲的照片就十分喜欢。家长的同意和支持在献羔看来是极有力的明证。终于，1951年7月4日，献羔和穗玲在“广大堂”举行结婚典礼，在神、在众亲友面前订立盟约。那时，献羔27岁，穗玲21岁。

次年，神赐给他们一名男婴，但他在世上活了不过33个小时，就离开，返回天父的怀中。1953年3月6日，神赐一名女儿给他们，献羔替她取名哈拿。父女俩的名字跟撒母耳记中所载的母子相同，只是关系调转。1954年12月26日，神再赐给他俩一个儿子，献羔给他取名以诺。

献羔特别爱读王明道的书。当他在建道圣经学院时，已开始看他的作品，学院的老师对王先生的书，亦有非常正面的评价：

“许多奋兴布道家都很会讲道，但王明道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无论他讲道或写作都是最‘清楚’的。任何一章圣经，只要是他讲，一定解释得十分明白，不用再问什么问题。”

解放初期，献羔拿起王明道的书更是手不释卷。当他读完《在火窑与狮穴中》这本书时，深受感动，因为看见王先生在日本时期，坚定持守真理，宁死不屈。他佩服得很，于是，执笔写信给王先生，自我介绍，说：

“我叫林献羔，父亲林保罗，他是神的仆人，多次在广州、香港等地主领培灵会，闻说他和王叔叔，还有宋尚节、王载、王峙等叔叔都相熟。我看完你的《在火窑与狮穴中》，很受感动。现在你对信仰的态度怎样？”他回信说：

“1936年，我到广州主领培灵聚会。一日，我病了，你父亲接我到大马站住，还亲自服事我。现在，我还是和《在火窑与狮穴中》的态度一样！”

1953年初的新春聚会，从2月13至17日，共5个晚上。在这期间，献羔的叔父对他说：

“耀基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读书。以前，假期完毕，由二婶送他回天津，这回由你送他去，那么，你可以顺路探访王明道先生，费用由我负责。”

叔父的提议正中他的心愿。往北京遊名胜倒是小事，要紧的是亲聆王叔叔的教训，向他好好学习。新春聚会在17日结束，献羔在18日即启程送堂弟耀基前往天津（那时，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后来才搬到北京），但他只送到北京，替他买了往天津的票，由他自行返回天津的学院。献羔后来悔恨没有去天津见一位神的忠仆。因为，那时从北京到天津的车费只需5元，来回不过10元就可以多向一位前辈领教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一层，只一心渴慕有更多时间跟王叔叔学习，所以错过了去天津的机会。魚与熊掌不能兼得！

以前，二婶送耀基回天津，要路过北京，献羔特别写信给王叔叔，让他们母子能在王家停留，王叔叔和王婶婶都十分热情地接待他们。这一次，耀基理所当然地成为献羔的引路者。堂兄弟俩在车上谈起王叔叔时，耀基说：

“叔叔叫我拉小提琴给他们听，他们听了，给我不少正面的鼓励哩！”

耀基的天分未曾被发现之前，好像一事无成，他在培正中学读书，成绩极之欠理想，很多科目都不合格，他的爸爸十分失望。有一天，耀基看见伯父拉小提琴，他也学拉，伯父见他的手势不错，就送了一个小提琴给他，以资鼓励。后来他的父亲将他送到温占美老师门下学小提琴，一段日子之后，他大有进步，温老师非常赏识他。不久，马思聪院长到广州招考新生，温老师原是马院长的高足，他带耀基去见马院长，准备为了报考音乐学院，马院长叫他拉一曲来听，当他听完后，说：

“不用考试，你可以到天津学院去！”

耀基就是这样进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马院长亲自教授6名儿童生，耀基是其中一个；后来，学院还应许补送他去苏联留学！他就是今日中央音乐学院的林耀基。

火车隆隆地向北方疾驶前进，堂兄弟俩就在车厢里畅谈。经过几十小时的车程，他们终于到达北京，因为火车误点，出站时已夜幕低垂，他们立刻乘三轮车到史家胡同的基督徒会堂，那时大约是11时多，敲门之后，等了好一会，才见王婶婶（刘景文）披上外衣出来开门。她一见耀基就请他们进去，又立即拿西饼来招呼他们，并说：

“叔叔睡着了，他明早要到基督徒学生会讲道，明天才见他吧！”说完，她就赶去小会堂为他们预备棉被，安置他们睡在那儿。

次日清早，王叔叔起来，王婶婶对他说：

“从远方来了两兄弟，你猜是谁？”

“献羔”！当他一听到“远方”这二字，立刻猜中。于是，到小会堂找他。献羔正在灵修，王叔叔一见他，便问：

“献羔吗”？献羔来不及回答，王叔叔已走上前，且十分热切地和他握手，又说：

“耀基还未睡醒，我们不要打扰他，你到我那边去谈谈，好吗？”

献羔立即随王叔叔过去。王叔叔住的地方不大，有一个睡房，一个客厅和一个厨房。他们谈了一会儿，就吃早餐。吃过早餐后，王叔叔对他说：

“今天早上，我要向一群基督徒大学生讲道，你和我一同去，好吗？”

献羔欣然答应，因他来此地，就是要听王叔叔讲道。他们起程，二人同行。在路上，王叔叔对他说：

“我是北京的危险人物，你是广州的危险人物。你来这里，就立刻变成危上加危了。”他边说边笑。不觉间，他们已到达学生会所。当他们进入学生会所时，有些学生从二楼下来，动作轻松、敏捷，蹦蹦跳跳不停，一见到王叔叔，立即肃立，恭敬地叫声“王叔叔”。王叔叔把献羔介绍给大家认识，他们听说献羔是从广州大马站来的，都表现出好像认识了献羔许久似的。原来，王叔叔经常在这群大学生面前提及广州大马站，献羔教会的情况。

那天早上，王叔叔讲但以理书第三章。献羔心想：“我也曾多次讲但以理书啦！”但当他留心听下去，就大受感动。他发出好像示巴女王对所罗门的惊叹：“……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王上10：7）听完讲道，献羔给的评语是：“王明道就是王明道”！

王叔叔在随后几天都忙着写稿，因为这段时间，正要出版《灵食季刊》。献羔就利用这个机会读他所写的书，并做笔记。其实，在广州时，他已读了不少王叔叔的书，但仍有很多是献羔无法找得到的。这个时候，正是他的良机，怎能错失呢？于是，他终日埋首在王叔叔的书柜中，把王叔叔的著作，凡他没有看过的，都读一遍和做笔记。

基督徒会堂可容纳700多人，连同院子的地方，可供1000人同时聚会。参加主日聚会的人，大多是青年人，其中弟兄也不少。王叔叔讲道不单只声如洪钟，更是充满能力。每个星期日，都有“讲习班”，王叔叔也趁机会，让献羔主领这个聚会。

当王叔叔写完1953年春季的《灵食季刊》后，在付印前，他亲自校对，每页校对七次。他说：

“我希望在这些书里，没有一个错字，但可惜，每次出版时，还是有两、三个。”

全部的稿件送出付印后，王叔叔才能和献羔好好地交通，他也抽点时间带献羔去游故宫、天坛、颐和园等名胜。

两个礼拜的时间，匆匆就过去了，献羔要回广州，王叔叔希望他多住几天，但他不能久留，只得婉拒王叔叔的好意。王叔叔对他说：

“近年我很少送人到车站，因为很多人都变节了。”

献羔辞行的那个早上，王婶婶替他和王叔叔拍了一张合照。献羔说：

“可否将底片给我？”

“底片还是由我保管的好。若你想多冲晒几张照片，只管告诉我，就算100张，我保证给你。”王叔叔答道。得到王叔叔的承诺，献羔没有再说什么。于是，就起程往火车站去。王叔叔和他同行，他不只送献羔到车站，还买了月台票，直接到月台送行。火车徐徐离开车站，王叔叔挥手。火车走远了，献羔虽然看不见他的手，但还能看见他的白手帕扬个不停。献羔心里想，自己算得什么，竟蒙王叔叔这样热情地款待和送行！

回到广州后，献羔继续和王叔叔通信，王叔叔经常劝勉他，要持守真道、忠心事主、坚持到底。这也成为他日后的“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