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初期的前几个世纪，十分重视殉道的光荣，殉道是爱主、忠心为主的最高表现。殉道者最初受到人的崇敬，但渐渐就有人向他们祈求，甚至相信他们会在上帝面前为我们代求。

在这种思想意识崛起时，早已有人提出异议，遗憾的是，位高权重的教会领袖把他们压了下去。约翰·屈梭多模、安波罗修(Ambrose)、奥古斯丁等，都支持信徒有权在圣徒墓前祷告和对他们的遗物致敬。安波罗修等神学家们试图调和这些行为，他们始终认为我们向上帝祷告时，只有

耶稣是配居中保位置

他是我们的口，我们藉着他与父讲话；他是我们的眼，我们藉着他看见天父；他是我们的右手，我们藉着他将自己献给天父;没有他的代求，我们或众圣徒，都不能与父有任何交往。后来，马丁·路德在1523年反对崇拜圣徒的论据，正是引用安波罗修这句话。另一位改教者加尔文也质疑圣徒为活人代求的能力：他们不会舍下安息，再受世事烦扰的；我们不该因他们是圣徒，就不断呼唤着他们！

假如纪念圣徒有任何价值的话，我们应该集中在他们的榜样上，而不是向他们祷告或要他们为我们祷告。十七世纪诺里奇的主教霍尔(Bishop Hall of Norwich)，相当中肯地表达了当今很多教会的心声：福哉，天上众圣，我们当尽所能思念你们，我们用颂歌重述你们的美德，颂扬你们的胜利。我们赞美上帝，使你们蒙福得免世上的困苦，在蒙福的不朽之地安居。我们效法你们圣洁的榜样，但我们不敢为你们建筑殿堂，也不敢向你们献上你们不愿接受的祭或祷告。我们也不敢将你们所认为只有你们的创造者与救赎主所配的归与你们。

神学家若曾为了支持向圣徒祷告的迷信而费尽唇舌，现代文化则对过去抱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致使这个习惯崩溃了。现代生活以健忘见称，甚少历史感。基督教信仰不能对历史掉以轻心，因为它的意义全在乎历史上的事件：耶稣的生、死、复活，是一连串的历史事实。

当我们观看上帝在整个历史中的行事时，这些过去的基督徒就使我们与上帝的目的联结起来了。可是，我们若失掉历史感，无疑是将人类存在的重要部分切割了，如此一来我们也将自己与上帝的作为分离了。

圣徒相通涉及两种现实：是祷告离不开适当的生活，这可以从历代信徒的生活方式看出。祷告是人在上帝面前将自己的生活表露出来，祷告是求上帝转化我们的生命。一个不求改变生命的敬拜并非真敬拜。今日敬拜之所以陷入低潮，正因许多人不愿意正视自己的态度和行动，也不寻求彻底的改革。

其二，祷告离不开“与上帝为友”这个承先启后的传统。我们从圣徒身上看见崇高的信心与委身，使我们可以不受自己的文化偏见和盲点所限，从而更加意识到自己时代的有限。我们也能学习摒除在祷告上自满的态度，不受现代人的毛病所累，开始认真面对祷告。

未读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根本不晓得可以向上帝坦白到何种程度；未读阿维拉的特蕾莎的著作，不懂得在祷告中如何培养对基督的热情；未读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的灵修作品，我们对于默观生活( the life of contemplation)的深度就会懵然不知。

倘若我们对上帝的情感经验没有历史的意识和对圣经的了解，我们可能受情感诱导以致远离真理。唯有借着已转化的生命，以及对真理和历史的认识，才可以稳步前进。凭这两盏明灯的引导，我们无须惧怕前面的历险路程:越来越深的祷告生活。

当我们与圣徒相通之际，还有第三方面要注意，就是认识普天下的教会。除了往后看历史传统，我们还要看得广，要博览现代教会的不同传统。

这样，我们就开始体会到祷告的经验，远比过去所学得的态度更加丰富。我们也将会遇到挑战，以致改变我们对祷告的了解，改变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生活。人们之间的友谊是不能僵化的，我们与上帝在祷告上的关系也一样，不能容它变成一串不变的习惯。活泼的信仰是随着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发展而增长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