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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06圣经

　　一、人类上古史，东西方经典的理论架构基本一致，经典理论视野与框架内含且大于生物进化论的视野与框架

　　中国关于人类起源的传闻，流传最广的是盘古开天辟地，精气化为人、天地万物、宇宙。该传说与圣经的记载是一致的，即人不是单纯地生的，而是“宇宙至高神造化”的。“人是天地孕育”比“人是猴子进化”更经得起现代科学的检验，因为一方面物种进化本身就是天地共同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天远远大于地”的基本事实，不仅决定了地上的原因不是唯一原因，而且也决定了相对于天来说，地上的原因是完全可以忽略的原因。换一句话说，如果将人种局限在猴子的进化上，就犯下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大错，永远找不到真理。中国关于人种繁衍的传说，流传最广的是伏羲繁衍出人类。至于伏羲，则是天地感孕之子：“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羲于成纪”。在这一点上，伏羲与基督差不多，两人都有母在地、有父在天，都是天地共同孕育的新人种。中国关于男女关系的传说，流传最广的是伏羲女娲是兄妹，女人也被看成是人类始祖。《说文解字》记载：“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但圣经关于男女关系的记载，女人是男人的肋骨演化来的，不被视为人类始祖。圣经的说法同生物学上的物种从雌雄同体到雌雄异体、不断演化完全一致，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可参照性。

　　通过比对，我们发现：东西方关于当今人类的基本问题“物种起源、人类繁衍、男女性别”的理论基本一致，因其视野“地-人-天”的大视野远大于生物学“物种-物种”的小视野，故更加宏大合理。用遗传学的观点来说就是：人种是地天巨大变异的产物，地只提供元素与母体，人种主要由天而生（天神感应）。三种人种起源学说中，“猿猴进化论”视野最小，“外星人下界”居中，“高于天、宇宙的神所生”视野最全面。

　　二、《圣经》年谱为上古人类重大事件的发生提供了准确时间

　　现在的问题是，地球出现新人种有确凿的时间吗？答案是：有，可通过圣经对家族年谱的记载推算出来。

　　1、圣经以年谱的形式记载人类在地星从起源到耶稣的日子，基本上每一代都有据可考，具有时间清晰的优势

　　圣经旧约和新约都有年谱。新约中的耶稣年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记载的，从亚伯拉罕到耶稣，每一代祖先都有名有姓，是记载明确、没有歧义、可以作为考古证据的人类年谱。旧约的年谱分成两段，一段是从亚当到挪亚的年谱，另一端是从挪亚到亚伯兰。旧约年谱虽然年代久远，但时间和代数依然很清晰，如果同新约相互验证，依然可以推算出人类上古重大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段。因此，以《圣经》年谱为依据，可以弥补当前人类上古史，东方有详尽的传说，但传说发生的时间不准确的缺陷。

　　2、亚伯兰在人类历史中承前启后，他的出生年份是公元前1813年，这一点至关重要

　　根据犹太人的传统记载，亚伯拉罕生于公元前1813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年谱在马太福音里面记得非常清楚：“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太1：1-1：17）。耶稣年谱修到亚伯拉罕为止，乃是因为亚伯拉罕是人恢复上帝信仰、走入恩典时代的标志，是人类新约时代的祖先。在亚伯拉罕之前，西方人普遍不敬上帝，因亚伯拉罕思念上帝，故被神拣选为万国的父，上帝信仰是他被拣选的主要原因。

　　3、从亚伯拉罕到挪亚，倒推出来的年代为公元前1813年-公元前2703年，从挪亚到亚当，年代为公元前2703年-公元前3759年，公元前3759年以前的历史，如果有，也不再是当今人类的历史

　　亚伯拉罕之前，最好人是义人挪亚。义人挪亚的存在，为我们考据传说中的大洪水以及大禹治水的时间提供了确切的证据。挪亚的子孙列表如下：

　　不仅如此，《圣经》还记载了挪亚的年谱，这个年谱一直上溯到亚当：“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五百岁生了闪，含，雅弗”。依据经文推算，亚当也就是人类始祖诞生的年份是公元前3759年，在这个年份之前出现的物种都不是人的祖先，至少不是当代人的祖先。现将这些年份列表表示如下：

　　三、东方有传说事迹，无确凿年谱，西方有年谱，但事迹不详，二者结合起来，人类上古发生的事件、时间都会很清晰、很完美

　　圣经年谱只要倒推就可以从耶稣一直推到亚当――《圣经》中的人类始祖，从而得出地球人作为一个新物种所产生的具体年份。用这个年份同中国人流传的上古传说相互比对，无疑为我们考古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手段，大幅度减少了人类起源研究的盲目性。比如，我们可以清楚地推算出，伏羲、女娲生于公元前3759年左右，两人共同在中国（神州、伊甸园）生活120多年后，被改名“亚当、夏娃”，驱逐到西方后繁衍出西方人。除伏羲女娲事件以外，其他事件如“炎皇事件、禹王事件”同样也可以找到确凿的时间，变得很清晰、很完美，兹尝试如下：

　　1、圣经年谱可以帮助我们将大洪水前期（炎皇与五帝时期）固定在公元前3630年-前2102年之间，“炎皇子孙”与“亚伯拉罕的子孙”作为东西方人的称谓，依据何在，也可以显明

　　炎皇是东方三皇中的.最后一皇，也是三皇中唯一留下很多证物的人。炎皇被称作东方人的祖先，东方人自称“炎皇子孙”【“炎黄子孙”有可能是“炎皇子孙”的讹传，因为祖先只能是一个人，不可能两人同为祖先】，以区别于西方人以“亚伯拉罕”为祖先，自称“亚伯拉罕的子孙”。 依据圣经年谱，我们大致可以将伏羲女娲被赶出东方的时间定在公元前3630年。理由是：《圣经》记载伏羲女娲到西方后，改名亚当夏娃，三年生了三个儿子。“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创4：1-创4：2）。亚当又与妻子同房，她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塞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创4：25）。”“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形像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赛特是亚当被赶出伊甸园3年后生的，那时亚当130岁，被赶出时是127岁，即公元前3630年。伏羲女娲被赶出以后，东方进入炎皇时代。此前，人类与神同居东方神州127年，这时期人类以伏羲女娲为皇，时间为公元前3759年-前3630年之间。

　　有了固定的时间段，对历史事件与考古发现的处理与整合就容易多了，很多神秘事件与神话传说也就消除了神秘色彩。例如，汉字的起源和使用都很神秘，为什么要将人类初始阶段称作“皇”呢？在汉字典籍里是无法解释的。但依照《圣经》的记载，却解释得很合理：初始时期人与上天（神）保持一致，是地球上万物之王，但这个王是由神白白给的，并非人努力得来的，所以初始时期是人“白白作王”的时期。表示这个时期的“皇”字，自然也就“白、王”构成，寓意为“白白作王”。又比如：重大历史人物的生死都是有传说的，为什么伏羲女娲之死东方没有传说？原来他们被赶出了东方，并没有死，所以没有传说。再比如：为何东方文化是“人之初，性本善”的文化，而西方文化是“人之初，性本恶”的文化？原来东方人居住在神州，与上天保持完全一致，与天神、上帝共同在伊甸园（四川盆地）生活了127年。在这127年里，人类的繁衍是不受限制的。东方人的始祖炎皇，是人未背叛上天时生的，所以生来就“善”，是“人之初，性本善”的文化。而西方人是人类始祖犯罪后生的，所以生来就要受处罚，是“人之初，性本恶”的文化。

　　显然，将《圣经》与东方传说综合起来看，大洪水前的人类实际上是东西两个群体组成的。东方以炎皇为祖，西方以赛特的子孙亚伯拉罕为祖。炎皇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内生的长子，他们被赶出之后，东方由炎皇继承了皇位。炎皇去世后，东方走入了帝时代，这个时期人再“白白作王”已经不可能，上帝与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也依照“善恶之约”离去，人类只能自己面对死亡，祈求上天的垂示。所以，汉字“帝”的字形就是代天垂示，从“巾”。中国三皇五帝时期都信上帝，不信上帝是大罪，所以，“人之初，性本善”的基本定性得以维持，文化传统得以延续。西方人是犯罪后生的子孙，很难信上帝，所以越来越败坏，最终引发了大洪水。大洪水发生以后，东方和西方都走入了王时代。尽管王时代都是一个以力为治的时代，禹王为东方第一王，首次以暴力维护自己政权的世袭，汉字“王”的字形还是提醒人们：“以十字架顶天立地者王”。

　　显然，人认祖并非血缘优先，而是信仰优先。因为炎皇信上帝、亚伯拉罕信上帝，所以事迹伟大，分别被称为东方人的祖先和西方人的祖先。而伏羲、亚当虽然是全世界所有人的血缘祖先，但因为他不信上帝，犯了罪，就不再被东方人、西方人称为祖先。但遗憾的是：由于三皇时代在东方没有权威经典作证，使得考古学研究这个时代疑古成风：“三皇五帝的整个系统是汉代人所组织

　　的”[1]。实际上，三皇时代并非全无证物，尤其是三皇的最后一皇“炎皇”，不仅是可以考证的一个历史人物，而且他在中华大地上留下的证物数不胜数，包括众所周知的炎帝陵。否认三皇五帝，必然损害中国文化传承，破坏国家稳定，阻碍中国梦的实现。

　　2、发生大洪水的《圣经》时间为“公元前2103年”，大洪水之后，中国告别辉煌的“三皇五帝时期”，进入群雄混战的王时代

　　在中国，按《竹书纪年》、《尚书》、《史记?五帝本纪》、《史记?夏本纪》、《山海经》、《夏商周年表》、《三皇五帝时代》、《中国远古帝王谱》相互验证来推理，大禹治水最早开始于公元前2119年，成功于公元前2106年[2]，这与《圣经》记载的时间仅相差1年多，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圣经》的经文是：“（创8：13）到挪亚六百零一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乾了”。挪亚601岁的年份是公元前2102年，因为大洪水持续了1年多，可推出发生大洪水的年月日是公元前2105年以后。需要注意的是：大洪水之后，虽然大家依然敬畏上帝，如商讨伐夏的主要理由就是：“予畏上帝，不敢不正”[3]，但政权世袭的王时代对上帝的信仰远不及三皇五帝时期。

　　结语：东方传说与《圣经》年谱相结合对世界统一文化根基的建成至关重要

　　《圣经》明确作为全新物种的人，是一出现就会思考、说话、发明文字、掌握科技，能创造了现代文明的人，他与考古发掘中发现的生活在新旧石器时代的猴子、类人猿、智人物种（如果确实存在过，而不是编造的话）是完全不同的物种。这个物种在地球出现的节点就在公元前三千七百多年左右。他与其他万物的主要差别是他有灵魂和精神，能与上天沟通：“（创2：7）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约6：63）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传与《圣经》说将人的起源只上溯到三皇五帝时期为止，而不是将其推到公元前4000年或者前5000年，甚至将类人猿、智人学说也纳入人类起源史，正是看中了“上天、宇宙对人的作用远大于猴子、地球对人作用”这一基本真理的结果。

　　当今世界正在快速走向统一，亟需统一的文化根基。但是，宇宙如此浩大，人类文明历时如此之长，地域如此之广，以致人类要说清楚自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不仅十分困难，而且毫无底气。在人类起源研究近似空白的情况下，地星由分裂走向统一、各色人种文明的融合也就失去了理由与目标。毫无底线地将人的起源推到猴子，甚至推到泥土，即便有理，也会使人类失去发展方向与精神家园，并且会阻碍人类统一的文化根基的建成。而在历史研究中，认真对待东方传说与《圣经》年谱，将东方传说与《圣经》年谱相结合，能为人类同根同源提供强有力的证据，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一个好的价值取向，对世界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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