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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基督徒学生联合会  

王明道在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中的表现毫无疑问不能让政府满意。尽管基督徒会堂教徒的数量不多，建国后仅有900余人，但王明道的影响己远远超出会堂，遍及全国。因此，欲使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继续顺利前行，扫除王明道这一大障碍显然成为一种必然，而全国范围内“肃反”运动的开展正好为此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

1953年12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对1950年革新运动发起后的全国基督教工作进行了总结。会议依据基督教主要教会的“政治表现”，即“主要是对爱国革新的态度”，将全国教会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程度不等地参加了爱国革新运动并有一定表现的”，第二类为“反对爱国革新运动或伪装革新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各种反动政治活动的”，最后一类是“分布零散、教徒不多，在全国范围内不起作用的各教派”。在这样的划分中，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被归入“反对爱国革新或伪装革新”的第二类教会。会议认为此类教会“极有可能与美帝及蒋匪帮有联系，并接受他们的秘密津贴”，故“对于我们的国家是害处最大的”一类教会。有鉴于此，大会明确提出，“第二类教会，即对我最有害的教会，是我们斗争的对象”，1954年“必须开展对这类教会的工作”，像王明道领导下的基督徒会堂这样“对我最有害的教派”，须“从政治上打击上层反动分子，争取其教徒群众”，在策略上“采取分化、争取、教育、改造的方针和个别对待的办法”，但在步骤上还需“稳步前进”。然而由于这种“最为有害的教派”数目众多，除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外，还包括基督徒聚会处、真耶稣教会、内地会、耶稣家庭、长老总会、灵粮布道会、灵修院以及各地的恩典院等，为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大会随后决定1954年将以基督徒聚会处“为主要打击对象，对‘恩典院’加以封闭”，而对王明道及其基督徒会堂，只是“注意切实了解情况，准备予以打击。

1954年7月的中国基督教第一次全国会议结束，中共中央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紧锣密鼓地开展“对‘王明道的专题’传达报告”，揭发“基督徒会堂中上层反动分子不爱围、不团结、对抗政府的反动政治面貌”，从而达到在“政治上更加孤立”王明道的效果。会议“首先由出席全国基督教代表会议的五位代表作了传达报告，接着分组酝酿”。与会代表们“联系自己对王明道的反动思想影响，进行了检查与批判”。很多代表表示，“听了对‘王明道的专题’传达报告以后，非常吃惊，认为‘自己过去走错了路’、‘上了当’”，许多教徒还在大会上发言明确表示：“今后不但自己不看王明道的书了，而且回去以后，还要说服别人不看”，并要求“肃清王明道的思想影响”。济南、青岛的基督教内的教牧传道人员也“开展了爱国主义学习，在学习中揭发了王明道之不团结、不爱国、对抗政府的行为，澄清了一些混乱思想”。

在各地“组织了比较普遍的传达”，并初步削弱了王明道的“反动影响”之后，政府于1955年2月最终确定将在年内打击王明道与基督徒会堂的具体方针。1955年2月，第三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政府一改之前从反对革新运动的角度来谈王明道的作法，而是从“帝国主义的工具”以及“与反革命分子的联系”方面来重新认识基督徒会堂。大会认为：“基督徒会堂中的上层反动分子”虽然“标榜其教会为‘本色教会’或‘自立教会’，其实，它也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效忠于帝国主义”的；“基督徒会堂中的上层反动分子”虽“强调‘属灵’，不问政治，其实，它正在与没落阶级、敌对阶级的反革命分子加强联系，积极为他们效劳”。不仅如此，在政府看来，“基督徒会堂的活动”还“具有重大的政治目的”，因为它们正在“利用‘合法斗争的形式，渗入机关、学校、医院，打进工矿区，甚至钻进要害部门，以及深入农村，想尽办法向边疆发展”，它们还“大量发展教徒，特别注意吸收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社会渣滓等以及这些分子的子女，并不断向我党、团组织及基层干部侵蚀”。更让各方不能容忍的是，王明道反对“三自”革新、拒绝出席基督教全国会议的“事迹”影响了全国各地的其他教派，许多教会因之“公开表示退出三自爱国组织”。由此，大会得出结论：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组织”，而是“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有密切联系的”组织，它已经成为“开展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主要障碍”，更是“国家建设事业中的一块绊脚石”。因此，王明道“已成为我们的主要斗争对象”。大会决定1955年全国基督教工作的任务应该是：“广泛深入发动教徒群众，大力培养爱国力量，团结争取尽可能多的教牧人员(包括上、中、下层)到爱国方面来，以继续扩大与巩固基督教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同时“分化、削弱、孤立，打击基督徒聚会处、基督徒会堂中的反动势力”；至于王明道这样的“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则应坚决予以打击，但要师出有名，有理有力，取得广大教徒的支持，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而且要选择适当时机”。会议认为：只有通过对“基督徒会堂中的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打击其反动气焰才能把三自爱国运动深入到这些教会中去”。

1955年7月下旬，北京市委开始在北京市各大专院校行动起来。它首先要求那些凡在基督徒会堂聚会的学生教徒们站出来，揭发、检举王明道的各种问题。7月24日，常去史家胡同聚会的人民大学研究生吴德详因拒绝向校方交待问题，导致“精神支持不住跳楼自杀”。7月25日，北京医学院“孙葆忱及一赫姓学生”对王明道进行了控诉。8月2日，北京医学院召开大会，要求学生教徒柳月青、史申骅交待王明道的问题，“两个人都因拒绝交待，在大会上被当场宣布逮捕”。之后，北京市各机关团体均要求各自单位里参加基督徒会堂聚会的人，交待王明道的问题。从8月份开始，形势变得更为紧张，一些与王明道来往甚密的人相继被捕。

8月7日晚，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将王明道夫妇拘捕。另外，与王明道往来甚密的其他教会的几位信徒也一起被捕，继王明道被捕、北京基督徒会堂遭查封后，广州的大马站聚会所也在9月14日晚遭查封，林献羔等人以“王明道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的罪名被捕。逮捕王明道后，政府迅速发动起各地的“三自”爱国组织声对王明道，并大量刊发批判文章。警戒那些同情、附和王的教会人士必须划清界线，否则“必自绝于人民”。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批判文章和揭露材料都只能集中于一点，那就是王明道反对“三自”革新、反对反帝爱国。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作为本色教会的基督徒会堂与西方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从未接受过外国津贴，王明道也没有请过外国传教士讲道，甚至还有着1942年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的光荣历史。从个人的品质来讲，王明道的口碑极佳。他为人正直，乐善好施，生活朴素，严于律已，生活作风正派，这是人所众知的。很显然，除了不参加革新运动外，根本找不出王明道的其他任何问题。

                      ——摘选自《红旗下的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