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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中国五大家庭教会之一――华人归主团队（前称方城教会）的创办人，本文摘录自他的个人传记《火炼的使徒》，书中详细记录中国教会从文革时期到大复兴的血泪史。

文◎张荣亮

我们的团队是1981年建立的，目的就是传福音。经过30多年，在百般的贫穷、患难、逼迫、艰难中终于将福音传开了，使福音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有了可喜的收穫。

我们当时的口号是：一本圣经两件衣服走遍天下。当时真的是如此，拎一个小包，裡面装著一本圣经，两件衣服，就走遍全国。现在没有人会这样做，觉得不可想像，但那个年代，我们团队的人都是这样传福音的。

吃从1981年起的十几年，一顿饭两块五一直是我们的标准，不能超过两块五，所以一般只能吃个烩面，想再吃个馍，吃个菜，都是不行的。所以常有饥饿感，吃不饱就喝点水充饥。因为再多，教会就无法支付。这还是好的情况，更多时候，我们就是啃点饼乾、吃野果，渴了就喝溪水。走路时，看到有的家门口贴著信主的对联，知道这家是信主的，就可以上门去要个馒头。

现在经济好多了，但我们同工们在一起吃饭也都是很简单的几样，自己做饭，都极少在外面吃，包括接待各个地方来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团队的同工，无论弟兄还是姊妹，在团队裡最开始的服事就是煮饭半年，这也是重要的服侍，并借此学习谦卑，学习僕人般的事奉。

穿在八九十年代，香港那边弟兄姊妹给大陆运圣经过来，为了躲过海关的检查，都用很多的旧衣服掩盖圣经。这些旧衣服是他们不要的，就一起给我们。在2000年前，我们同工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透过这个管道周济的旧衣服。自己都很少买衣服，偶尔过年才可能买一件。虽然穿的破烂，但每个人都有神恩膏的大能，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住最好的情况是住到热心接待的弟兄姊妹家。但在1983年到1985年，无论白天或晚上，公安常常到信主接待的人家裡，要突袭搜查。所以即使爱主的人，也不能接我们住在家裡，其他人就更加不敢接待我们了。但有些弟兄姊妹会给我们提供些被子、被单，让我们在野地上睡。

在80年代，若能去别人家住，我们都规定晚上不超过九点、十点就要关灯，为要节省电和煤油。当时有的地方还是用煤油灯。考虑到农村穷，为了体恤接待我们的家庭，让人欢迎我们再来，我们就订了这个规矩。

去到哪家，姊妹们帮忙做饭洗衣，许多年来，都是小心翼翼的，因为毕竟是在别人屋簷下，肯定不如在自己家自在。但在那样逼迫的环境下，有人能够接待我们住就已是很好了。当然，也有一些家庭，让我们感到宾至如归，可以不必那麽拘谨。

我们在全国各地传福音时，若找不到可以接待的家庭，通常就是住乾店，因这种店最便宜，直到90年代，都只要五毛钱。现在的人可能没听说过乾店这个词，其实就是一个大房间，一大群人住在一起，凡来的客人，店家给每个人一张凉席就完了，别的什麽设施都没有，连卫生间都没有。

有些时间，就在旷野和车站等到天亮，这都是经常发生的。桥洞下、田野、沙滩、河湾、麦田、菜地、竹园、棉花地、打穀场、山坡上、广场……我们都睡过。姊妹们都和弟兄们一样，住乾店、睡旷野，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教会的权爱玲姊妹13岁时跟著三个大人去外地短宣，到了一个地方，因为第二日还要转火车，那天晚上四个人就在火车站广场住了一晚。那时也有乾店，四个人两块钱就行。但他们为了省钱，连乾店也不住，买份报纸，铺在地上，四个人就背靠背这样睡了一晚。后来又经历其他方面的难处，令她觉得出去真苦，以后还是不出去服侍了。但后来长辈的教导让她明白了服侍主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那次的短宣奠定了以后事奉主受苦的心志。后来她成为教会的全职传道人，直到今天依然在神的家裡尽职尽忠。

行在八九十年代，我们常常骑著自行车，从方城骑到社旗、南阳及河南各地，再从河南骑到湖北、山东、安徽，到各地传福音、讲道、栽培工人、探望教会。

我们去湖北的枣阳、随州、襄樊，一天就能到。去山东、安徽就比较远，要两三天。我们一天能骑两百六十哩路，两天五百哩路。平时骑累了，就躺在路旁稍微休息下，晚上就在田野睡。所以，我们的团队，无论弟兄还是姊妹，都是骑车能手。

虽然常常饥饿，吃不饱，但那时不知哪裡来的力量，每天竟然可以骑车骑那麽远。我相信是主加力量给我们，因祂应许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我们的自行车通常都是买回来的二手车，我们每天骑，还常常走那麽远，所以容易坏。但若去修车铺，要好几块钱，所以出去时都带著修理工具。刚好郑书谦弟兄会修车子，坏了就修一修。

在2000年前，要是远途坐火车的话，都是硬座或无座。那些年，丁秀玲姊妹每月都去广州两次取圣经，单程就需要27小时，每次都是硬座或站票，有座位就坐，没有就站著，没有看过卧铺是什麽样。从1981年到1989年都是这样的光景。1989年她被抓，判了三年劳教。

家庭从1981年一直到1998年，我和所有的同工都没有领一分钱工资，全是义务。在当时那样贫穷的情况下，连传福音的钱都不够，哪来工资呢。你作工了，天上有祝福有奖赏。但要想有点薪水，在当时是没那回事。

所以孩子们上学等费用都只能靠各自家裡种田、养猪、养鸡、养羊来供应，钱少了就少了，养不起就养不起。所以你要想养家就回家去。要留在团队，那就要过奉献的生活，传福音的生活，为了耶稣甘愿忍受贫穷。

那时我们团队的姊妹们结婚，定的标准是：不在乎对方的长相、经济收入等外在条件，只要他是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爱主，他的家也爱主，愿意养你、支持你的全时间传道工作就好了。

差派工人在当时的环境下，传福音就意味著受逼迫、被抓、被打，这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当时教会若差派人，首先长老就会说，我们这回差派打发去全国各地传福音，你们每个人回来时要带上一条绳，就是被捆著回来（被公安局捆著遣送回来），你们若不是这样回来，就别来见我。意思是鼓励大家一定要勇敢地传，不要怕。大家都很受激励，毅然地说：「行，我们都出去传扬。」就这样，见人就传，福音就这样被传开了。有一些被抓住了，打得死去活来；有的没被抓住，随走随传，结了许多果子，建立了许多教会，信主的越发增多。

我们团队差派出去的工人，最小的十几岁，年纪大的有五六十岁。每次打发工人，都是难捨难分的场面，不知道今日离别，何日能见面；不知道回来是在哪一天，或许是被囚，或许是遍体鳞伤，或许是带著笑脸。

被打发去到各地的同工，都是空降兵，常常只有去的路费，至于到那地后怎麽生活，有没有钱回来，都管不了，只能凭信心。所以他们一去，何时能回来不知道。主若预备了路费，有人奉献了，就可以回来；若没有，就在那裡继续作工，直到有了路费才回来。

在那个年代，很多事情都是很无奈的。我们知道要爱惜工人，要支持宣教士，但那时确实大家都穷，教会就是在穷苦中成长起来的。我们能做的只有切切地祷告，把各人交付在主的手中，求祂看顾，求祂保守。所以每次的差派礼都是泪水的洗礼。

（摘录自《火炼的使徒》，张荣亮著，国度事奉中心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