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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用很多言词描写罪，含义从“不中鹄或目标”到“破坏关系”，到“不敬虔”、“变态”或“反叛”。但每一种圣经的表达均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说罪描述一种与圣洁之神隔离的状态，因此按圣经说，罪至终是一种敌对神的状态。

按奥古斯丁的意见，我们不应用正面的词语描述罪，因为罪之本相是消极的，是善的亏缺。他描述罪的本质为一种强烈的欲望，他用这词来译圣经“欲望”一词；这种欲望是一种变态的自爱，与爱神之爱对立。但以自私来为罪下定义，显然未能正视罪的严重，因为圣经认为罪之所以为罪，乃因为基本上它是敌对神的。加尔文指出，我们不应认为罪乃善的亏欠，它是人整体的败坏。不错，欲望本身是罪，它把人每一部分的本性都败坏了，但这种败坏的根源，却不单是自爱，乃是由骄傲而引发出来的反叛。

卡尔．巴特定义罪为“无有性”，一种“不可能的可能”，表面看来与奥古斯丁的“善的亏缺”很相似，但巴特不仅是说到“亏缺”，“无有性”不等于“无有”；它乃是与神正面的旨意对抗，破坏神的约，与神对立，而这只会招致审判。故此，罪就是人的骄傲，与神在基督内的虚己相违背。神要在基督内提升人，人却因自己的“怠慢”而与神作对；人的虚假硬要与神在基督内对人的保证作对。

假如创世记三章不仅被看作是亚当犯罪的记录，也是罪之起源的记录，那么亚当之罪的记录，也就是圣经对罪之本质的界定了──亦即是人本于不信与反叛，企图攫取属灵和道德的独立。今天人已习惯认为人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形成内心倾向罪，就如社会及其结构、父母、环境或教育等；但此类分析皆不足正视圣经所言的，人性陷溺于罪渊的事实。教会传统上用原罪解释人内心倾向罪的事实，和亚当的罪怎样影响所有人；奥古斯丁本于诗五十一5，解释原罪为遗传的罪；他说亚当的性情透过性交、怀孕而传给下一代。

但安瑟伦则认为原罪之“原”，是指原本在每一个人，而不是指“源”自一族一人；他亦认为原咎与污染可以由父传到子。他说我们每一人都蕴含在亚当身内，因此每人都一起在亚当内真实地犯罪堕落了。此理论的弱点乃是∶假如我们人人都是这样，因有机的联系而有分于亚当的罪，那么自亚当之后每一代的罪，我们也有分吗？对加尔文和巴特来说，诗五十一5不能这样用来解释遗传的罪，它只是说诗人一开始便意识到自己的罪和败坏∶他承认从成孕开始就有罪（加尔文着，《基督教要义》，II.i.5）。

路德与加尔文均认为，原罪不是某种外在的牵制力，而是深植于败坏人性的内在需要。而加尔文虽然说到“我们本性内遗传的邪恶与败坏”（《基督教要义》，II.i.8），却不太从遗传方面界定原罪，反而多从神的律则来看；亦即是说，原罪是神的一个审判，使亚当的罪归到每一个人身上，从而使基督的义也可以在同一基础上，归到每个信祂的人身上。此思想为后来的伯撒发展，并在韦斯敏斯德信条达到成熟的高?；在这里，亚当不单是人自然的头，也是在盟约内的代表（盟约神学）；人生下来便是败坏的，因为他们全在亚当内有了代表，因此有分于亚当的罪与咎。每一个人都承传了罪，皆因他在亚当内有了代表；而此种盟约关系，又因我们后来自己所犯的罪而得以确立∶人非因犯罪而成为罪人，他犯罪只因他是个罪人。

阿奎那则辩称，我们若称一个人为罪人，首要条件，他必先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因此堕落不可能包括理性的失落；阿奎那认为人的理性就是神的形像，男人和女人皆依此而得以被造。那么人在堕落中遗失了什么东西呢？他认为是“超然的天赋”，这种天赋能使人的理性（思想）服于神之下。但是按改教家的看法，堕落的结果是整个人性都败坏了，因着亚当的罪，理性及人性的每一面都被扭曲。这种全然败坏论不是说堕落的人性就无能为善；它只是说，人性没有一面不受罪的影响；在堕落后，“人再没有残余的善”。因为就算是人的好行为，也可以发自杂而不纯的动机，因此人的宗教、伦理、艺术及创造力，均可以变成人表达不信及骄傲的工具。

人当然可以意识到不道德的行为和虚假的动机，但却不能透过这种自我知识来完全认识人有罪的状况；亚当犯罪的整全性和涵括性，及败坏的后果等，只能在十字架上才显露出来∶“因为祂取了我们的地位，我们才知我们该有的地位”。基督的十字架及它所代表的罪，显示出我们罪恶的客观性和全然的败坏，同一时间它亦显出存在主义把罪简化为“不忠于自己的存在”、焦虑或绝望，是多么的贫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