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宓贵灵灵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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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由中华内地会差派前来中国宣教的加拿大女传教士，在中国云南的傈僳族中间宣教长达21年之久；1950年为时局所迫，转往泰国宣教，被称为“傈僳人女使徒”。
杨宓贵灵，英文名为伊莎贝尔?米勒（Isobel Selina Miller），于1901年12月17日出生在加拿大多伦多市（Toronto，Canada）一个爱尔兰裔的基督教家庭，她上面有一个比她大三岁的哥哥。伊莎贝尔的祖父是加拿大长老会的牧师，父母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当地教会的主要同工。父亲热心传道，母亲是教会宣教部负责人。伊莎贝尔自幼乖巧，跟随父母参加主日崇拜和主日学，每早晚都有读经和祷告生活。高中时她学业优秀，曾获得学术优良奖。毕业后考入名校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亦称卑诗大学），修读英国语言和文学。
进入大学生活不久，在世俗之风和流行文化影响之下，伊莎贝尔的信心开始动摇。特别是有一次，一位博学的文学教授公然在课堂上嘲笑她的信仰，更使她开始怀疑圣经与上帝。从此她和许多女孩子一样，喜爱梳妆打扮，沉迷于打牌、跳舞和戏剧等活动，享受属世的乐趣，逐渐远离了信仰，放弃了读经、祷告的习惯，也不再去教会做礼拜。
伊莎贝尔生得美丽可爱，学习成绩很好，在学校中赢得多项荣誉，二年级时即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的秘书。这时她结交了一个男朋友，是个挂名的浸信会会友。交往两年之后，终因男友对婚姻的随便态度而告分手。此事对她打击很大，甚至产生自杀之念。幸亏她及时回到神的面前而得以度过危机，当时中古时代欧洲诗人但丁的一句话提醒了她：“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才有平安。”当初一位不信上帝的文学教授引她走进怀疑谷，如今一位笃信上帝的中古诗人却引她重返信心之路，但她一时还没有回归教会。要彻底告别过去那种属世的享乐绝非易事，她内心时常有许多挣扎，但她决心藉着读经祷告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一日，当她读到约翰福音第6章68节：“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内心大受感动，她彷彿听见主说：“你如果仍然留恋世界，定然不会拥有我。”于是她哭着对主说：“主啊，除了你，我不再想要任何人或任何东西。”此后，伊莎贝尔义无反顾地跟从了主。
1922年5月，伊莎贝尔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又在一所师范学院里接受训练五个月，获得了教师证书。从1923年起，她任教于温哥华一所小学，为其日后宣教工作奠下了基础。
1923年，伊莎贝尔参加了一个基督徒退修会，大会讲员是中国内地会传教士富能仁牧师（Rev. James O. Fraser）。他长期在中缅边界云南山地民族——傈僳族人民中间宣教。傈僳人生活的怒江大峡谷上下的崇山峻岭中，富能仁牧师跋山涉水，冒着被野兽吃掉的危险，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传遍村村寨寨。伊莎贝尔坐在森林营地的教堂里，聆听富能仁牧师讲述傈僳族的村寨景色、奇风异俗和福音需要时，一种强烈的感动攫住了她的心，使她不能自己。故当富能仁在讲台上发出呼召：“我需要弟兄，愿意离开文明舒适生活来受苦的弟兄”时，她向主祷告呼求说：“主啊，我要去，虽然我不是弟兄，但是我要去。”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把手举起来——她是会众中间唯一一位举手的姊妹。从那时起，伊莎贝尔的灵命被彻底改变了，她决定为得着这个民族，一生献给主用。从此，到怒江大峡谷向傈僳族人传福音，成为她清楚的呼召与梦想。
但没有想到的是，当伊莎贝尔把这一决定告诉家人时，却遭到家人的拦阻。而第一个反对者竟然是她的母亲。更不可思议的是，母亲当时在教会中担任宣教部部长，经常鼓励别人的儿女出去宣教。她反对的理由居然是：“在国内找不到工作的人才去国外宣教”，“靠别人的救济过日子是一件丢脸的事……”。此外，母亲亦担心女儿会在中国饿死、病死，因此只准她留在加拿大事奉，并且威胁女儿说：“你休想到中国去，我死也不会同意！”结果伊莎贝尔还没有实现去中国的愿望之前，她的母亲即因癌症去世。离世前她终于醒悟，坦承自己的看法是错的，女儿的选择才是上好的。
为了装备自己，伊莎贝尔于1924年放弃教职，进入美国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攻读神学。当时她没有足够的学费，只好为此事祷告。神的预备非常奇妙：有位姊妹原本计划入读神学院，然后到中国去宣教的。但因为身体欠佳不能入学而放弃，于是她就把整年的学费和旅费送给了伊莎贝尔。在圣经学院两年期间，伊莎贝尔在生活上的各种需要，亦皆仰赖神的供应，从未缺乏过。更重要的是，她在圣经学院认识了一位荷兰裔的神学生、未来的丈夫约翰?库恩（John Becker Kuhn，杨志英）。他后来与伊莎贝尔结成宣教事业的好搭档，一道来华，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中国大西南的少数民族。
从神学院毕业后，伊莎贝尔加入中国内地会，搬到多伦多内地会的宣教之家，并开始学习中文，待机赴华。1927年，中国政局动荡不安，许多地方发生排外暴乱，以致内地的传教士纷纷避难于上海，差派新传教士入华的工作也暂告停顿。伊莎贝尔只好返回温哥华，担任“温哥华女子房角会”负责人。直等到1928年底，她才由中国内地会派往中国。
1928年12月，伊莎贝尔终于成行，从温哥华乘船前往上海。当时她已与约翰?库恩订婚，而约翰早于她毕业前三个月，先期赴华宣教。船抵上海，伊莎贝尔第一次踏足中国的土地。不久她离开上海前往云南省会昆明，与未婚夫会合。
1929年11月4日，二人结为夫妻。婚后，二人皆取了中文名字，约翰叫杨志英，伊莎贝尔叫杨宓贵灵。约翰的英文姓氏是Kuhn，按翻译标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译成为“杨”。但因为“杨”姓是云南少数民族中间最为普遍的姓氏，他们就像使徒保罗一样，“向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人”；正所谓“向姓杨的人，就作姓杨的人”，因此就出现了“杨志英”和“杨宓贵灵”这两位一生奉献自己，服侍傈僳族人的传教士。“宓”字原采自伊莎贝尔娘家的姓Miller，因嫁给杨志英而冠夫姓“杨”，因此就成了杨宓贵灵。生活在傈僳族人中间，他们皆以姓杨为荣。
初到中国，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内地，因生活习惯、卫生环境，以及物质供应等方面，都与西方社会有天壤之别，贵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适应，内心也经历过很大的挣扎。她只能不断地祈求神的帮助，每天背诵一些经文来鼓励自己，直到有一天她读到加拉太书中“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作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作使徒”（加2:8）这节经文时，她的内心才有了真实的改变。此后，每当她看到那些前来听闻福音的中国人时，就觉得自己所受的一切苦都是值得的。
虽然贵灵一心想尽快进入怒江大峡谷，向傈僳人传福音。但最初几年她和丈夫一直被安排在澄江、大理、永平等汉人为主的地方宣教。在永平谷时，贵灵曾一度染上热病，几乎丧命。1930年6月，他们奉派到苍山脚下的大理宣教，贵灵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毕竟距离她所希望事奉的傈僳族人更接近了。但在途中她又不幸染上痢疾，身体极度虚弱。幸好在一个美籍传教士家中遇上一位医术高明的中国医生，才得以保住了性命。在大理一年后，他们夫妇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鸿恩” （Kathryn Alice-Ann）。贵灵除照顾女儿及传扬福音外，还带领当地华人查经班，同时继续学习中文，并有两年半时间与杨志英一道训练内地会的新同工，然后差派他们到福音未及之地区从事宣教工作。
1934年，贵灵和杨志英终于得以进入怒江大峡谷，开始在傈僳族人中间的福音工作，从而使贵灵多年的梦想成真。在他们抵达麻栗坪的松山村后第三天，就有三个在缅甸境内古母村居住的傈僳人，翻山越岭前来寻找“耶稣”。原来他们那个村被邪灵辖制了10年，人们都生活在恐惧中。为了摆脱污鬼的缠绕，得到真正的平安喜乐，他们冒着风雪和危险，历尽千辛万苦，前来寻找耶稣。贵灵和志英热情接待了他们，向他们传讲福音真道。那时贵灵刚刚流产不久，对高原气候还没有适应。但她清楚神的引领，不顾自己身体的软弱，为这三人找到两位青年傈僳族基督徒，与他们同去古母村，把福音传给那里的村民。
为便于在傈僳人和华人中间宣教，贵灵在麻栗坪一直向神祷告，恳求神赐给他们一个会讲华语的傈僳人。结果没过多久，神就为他们安排一位会说华语的傈僳传道人前来帮助他们。麻栗坪地处高寒山区，贵灵和家人所住的茅屋非常简陋，雨季时潮湿寒冷。有一次她的女儿小鸿恩染上疟疾，而且传染给贵灵，但靠着祷告，都得蒙神的医治。虽然生存环境恶劣，物质极度匮乏，但神的恩典够用，他们不仅生存下来，还盖起了一间宽敞耐用的厅堂，起名叫“恩典之家”。夫妇俩以此为基地，同甘共苦，同心事奉，足迹遍及怒江地区的山山水水。
向傈僳人传福音，在傈僳人中间建立教会，最大的需要首先是傈僳文圣经。贵灵和志英为他们带去了傈僳文新约圣经，并随身携带去一部傈僳文打字机，随时打印圣经和属灵资料，以备当地人认识圣经真理。
1938年5月，贵灵和志英开办了傈僳地区第一期“雨季圣经学校”（Rainy Season Bible Schools），有20多位傈僳人参加了培训学习。学员结业后被派往各地开拓福音工场，不仅向傈僳人，也向儸儸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传福音。神在他们中间兴起多位信仰虔诚、热心传道且大有能力的传道人，引领成百上千的各族人民归主，其中有许多美好感人的见证，亦有神迹奇事相伴随。
从1938年开始，贵灵和志英每年都要举办“雨季圣经学校”，都是利用六、七、八月的雨季农闲时间进行。主要召聚傈僳族信徒，分批进行密集的圣经研习和各种造就课程，藉以装备他们，可以承担起向本族以及外族传福音的使命。由于杨志英经常外出传道或出差，所以雨季圣经学校主要由贵灵负责，成为她最重要的事工之一。尽管气候十分恶劣，师资严重不足，文具奇缺，局势动荡不安，还时常遭遇人为的干扰，但贵灵都藉着祷告一一胜过。雨季圣经学校为傈僳族教会培养、造就出许多领袖人才。后来怒江大峡谷被人称为“福音谷”，以及傈僳族村村寨寨都有教会，雨季圣经学校的毕业生在其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当然，贵灵为此也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女儿鸿恩6岁时，她就把她送往内地会在山东芝罘（烟台）开办的子弟学校读书。虽然十分难舍，但为了更好地服事傈僳人，她也只能忍痛割爱，把女儿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日军占领了内地会在烟台的宣教士子弟学校，小鸿恩和其他师生一起，被押解到山东潍县，囚禁在集中营。虽然贵灵难免心急如焚，但她仍然坚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战争期间，她一如既往，奔波在崇山峻岭中，传福音、办学校、探访信徒。1942年3月，贵灵牙痛得厉害，必须要到昆明去看牙医。那时虽然滇缅公路已经开通，但从大峡谷出发，也整整花费了九天的时间才到达昆明。医生告诉她说病毒已经开始向脑部蔓延，如果再晚来一天，恐怕就性命难保了。
1943年，上帝赏赐给贵灵和志英一份至为珍贵的礼物——儿子降生了。他们给他取名叫“建民”。同年底，日军占领了他们教会所在地对面的峡谷。大敌当前，圣经学校是否还要继续呢？贵灵他们经过祷告后，决定继续坚守下去，因此这一期课程得以在战时顺利完成。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小鸿恩和其他芝罘师生一起被解救出来，乘船安然返抵美国。不久，贵灵和志英返国述职。因战争关系，他们绕道印度孟买，再转乘军舰辗转回到美国费城与女儿会面。多年离散，全家人终得团聚。
1947年，身为地区主任的杨志英比家人早一年回到中国的宣教工场；贵灵和儿女留住费城直到1948年才重返旧地，受到傈僳弟兄姊妹的热烈欢迎。然而，当时中国国共之间的内战正酣。1950年3月，贵灵带着7岁儿子不得不先离开中国。离别之日，一群傈僳人冒着风雪，伴随着她们翻越过3,000多公尺的高山，送她们出境，最后抵达缅甸。然后辗转回到美国，与正在惠顿学院就读的女儿团聚。多年不见，女儿已经长大，深能体谅父母的奉献与牺牲。
1951年底，内地会所有传教士被迫撤离中国，内地会也随即易名为“海外基督使团”，转向台湾、缅甸、印支半岛及泰国高山部族传福音。翌年10月，贵灵、志英夫妇奉派前往泰国北部，向散居在山地的傈僳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传福音。当时贵灵已届50岁，却要面对新的环境，还要学习泰国方言。为此，她曾感到为难，也曾想过退缩。但无论多大的挫折与艰难都无法熄灭贵灵对傈僳人的爱，靠着神她勇敢地接受了新的挑战，辛勤服事当地的百姓。令人欣慰的是，她女儿鸿恩大学毕业后，又入读圣经学校，后来亦申请加入海外基督使团，继承父母的志向，成为第二代传教士。
由于杨宓贵灵将其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傈僳族人，故被称誉为“傈僳人女使徒”。她最终因疾病才不得不从宣教工场上退下来。1954年，贵灵被发现罹患了乳腺癌。在泰国的清迈动过手术后，她被送回美国疗养。卧病的两年中，她的肉体虽然日渐衰残，灵命却依然健壮，文思亦依然敏捷。治疗过程中，她一面靠主与疾病做斗争，一面奋力写作，将自己的信仰历程、人生感悟，以及宣教经验如实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她一生总共写了8本书，其中除了自传性的《寻》（By Searching: My Journey Through Doubt into Faith）和《我成了一台戏》（In the Arena）之外，还有《绿叶常青——最后撤离中国的内地会宣教士》（Green Leaf in Drought），Stones of Fire, Ascent to the Tribes: Pioneering in North Thailand， Precious Things of the Lasting Hills，Second Mile People, 以及Nests Above the Abyss。这些著作不仅使她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基督徒作家，也感动、鼓舞了无数的读者。几本已经翻译成中文的作品，尤为华人基督徒所喜爱。
虽然在病痛中，却也与子女共度了一段快乐的时光。1957年5月20日，杨宓贵灵在美国伊利诺斯州的惠顿（Wheaton，Illinois）家中息劳归主，享年56岁。逝后，杨志英常向人们提起贵灵生前讲过的一句幽默话：“等我到了天堂，那里的人常常只会看到我的脚跟，因为我总是爬上金色的城牆，俯瞰下面的傈僳人教会。”从中可体会她对傈僳人深切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