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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化是教会一种反省的过程，它是本于顺服基督的大使命，以经文为神的道，又以某个独特的人类情况为处境而进行的反省；因此基本上它是一个宣教学的概念。诠释者或参与此工作的人，本身就是处境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多元文化的传递人，代表着三向过程的第二层处境。

处境化并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也不是辩论的题目，对凡要认真明白神自我启示的人，它都是必须的条件。道成肉身本身，就是把经文落实到处境的一个终极代模∶耶稣基督是神的道，祂成为一个犹太人，与一个特别的文化认同，活在一个有限的历史，同时又把那历史提升。祂透过生命与工作，把处境化最高的模式表达出来。事实上，祂每一个命令，就是处境化的命令，无论是爱邻舍的，或使万民作门徒的皆如此。

处境化的过程则可以从使徒的作品，和新约教会的生命表达出来。保罗在彼西底的安提阿会堂（徒十三16～41），和在雅典的亚略巴古（徒十七22～31）讲道，无论是神学的重心或讲道的方法，都是不同的；它们充分显出处境化的必须。在教义发展史上，肯定神在圣经的启示真理，常包括了主题的选择（即不会是全部的），和为回应当代某个特别的神学或伦理问题而用的语言（即非外来的）、信经、信条，及信仰宣言，全是反映出这个现象。

西方宣教运动在十九世纪扩展迅速，宣教策略家魏恩（Henry Venn, 1725～97）、安德逊（Rufus Anderson, 1796～1880）和其他人发展出“本色化”（indigenization）的概念。基本上，它是指不变的福音怎样移植到一个固定、而一般又是较低下的文化圈去。它包括崇拜仪式、信仰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社会制约、教堂建筑，及传福音方法等本色化的问题。今天文化人类学和教会增长运动显出，这个本色化问题仍是受关注的。正因为本色化的工夫做得不够，基督徒群体才会出现一种“贫民窟心态”，而宣教机构又可以让殖民主义肆虐。无论怎样，近代宣教学家和神学家，对本色化提出严厉的质询。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主义兴起，西方殖民主义被推翻，政治革命带来军事独裁的统治，或是社会主义及马克斯主义的政府，成了许多国家的政治实况；此外，再加上知识急剧增长，物质主义和世俗的人文主义，又成了近代社会的特色，这便带来一连串的信仰危机。换句话说，昔日尝试从本色化来塑造当地教会身分的努力，是不能解决上述的问题了。

【编按∶就华人教会的情况来说，本色化的不足，又可从文化的角度来了解。本世纪初，中国面对内忧外患的挑战，知识分子的心灵十分痛苦；部分因为教会不成熟的表现，倚靠外国力量自重；部分也是因为需要寻找一个代罪羔羊来宣泄心中的积怨，“反基督教同盟”便这样成立，指教会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基督教人士为了自辩，便努力指出基督教与中国的人文思想〔主要是以儒家作代表〕是相辅相成的。从20年代的到今天，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华人教会，仍然热衷讨论基督教信仰与中国儒家的问题，华人信徒对本色化的了解，亦多限于这方面。

进入80年代，东南亚神学家愈来愈感到本色化问题一直纠缠于文化与信仰的关系，不足以应付现代人更迫切的问题。1972年东南亚神学院协会之“神学教育基金”，发出他们的政策宣言，指出本色化与处境化的分别，作为日后工作与资助的方针。它说∶“本色化多是用来指传统文化怎样回应福音而言；处境化一方面不会忽略这方面的责任，另一方面却也重视世俗化、科技，和为人类公义的挣扎，这些都是近代第三世界国家身处的历史进程。”

从较广的角度而言，近代神学家及合一运动，亦深觉需要从本色化问题进到处境化的挣扎。推动这个进程的力量，包括布特曼的处境释经学；教会感到一切议案均须以行动为依归，就如1966年在日内瓦举行的“教会与社会世界会议”的议决；1968年普世基督教会协进会在乌普撒拉（Uppsala）举行的会议，讨论救恩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普世基督教会协进会在曼谷（1972）举行的“世界使命与传福音”的会议，以及1975年在内罗毕（Nairobi）为寻找人类合一的会议等。这些会议均有它们共同关心的地方，就是社会的复和、人性化及释放，这些问题叫教会从关心怎样解释经文，转到怎样反省人类的受苦，和受压迫的实际问题。处境化亦成了政治神学家做神学的取向。

有人认为“处境化”这个词汇，是科伊（Shoki Coe）和撒西薛仁（Aharoan Sapsezian）所创的，他们就是上述神学教育基金政策宣言的执笔人。

激进的诠释

近代学者和解放神学家，广泛利用处境化的概念在神学辩论上。首先，他们反对传统对启示的看法，认为神的启示并非完全在圣经里，因为神的道是不能宥限于任何形式的。他们否认圣经的真理是命题式的真理；他们说，圣经本身既受文化及历史的定形，因此它的信息也是相对及处境化的。再者，他们认定在人类挣扎的实际事件之外，没有真理可言；在思想与行动之间，在真理与实践之间，是不容认识论的分割。因此一切真实的神学，均必须是参与的神学；神学知识只能从参与行动和实际行动的反省而来。

结果激进的神学家认为，释经的程序并不是从解释圣经开始，而是透过先知式“对时代的洞察”，分辨出神在历史进程及特别情况中，使人人性化及释放的行动。顾特莱（Gustavo Gutierrez）说，神学是在信仰的亮光下反省行动的结果；那是一种行动与反省之间的辩证运动，圣经的解释就这样让位给历史的解释。拉丁美洲福音派神学家，像伯底拿（Rene Padilla）、纽奈滋则认为，解放神学家提出的问题固然重要，但这样做神学，无形中是把福音分割了，只引来一种世俗的政治神学，至终甚至影响了有组织的教会的功能，和传福音的重要。

保守的解释

福音派学者、宣教士、教会及平信徒领袖，均十分重视由本色化转移到处境化的改变。1974年在洛桑（Lausanne707,Lausanne Covenant）举行的“世界福音会议”，以及1978年跟进的百慕达“福音与文化”研讨会议，便是一个好的开始。不过，对很多福音派人士来说，处境化只是忠心地把一个不变的信息，转译到当地的语言及思想模式。这种工作一定重视圣经受文化影响的因素、传译者所了解的信息，和接收者对信息之反应等因素。从这角度而言，处境化就必须以“活动性相等”的意义来了解，意思是，传译圣经信息的人，一定要按接受者的言语和思想形式去讲解，以致圣经对现代人的反应，就像第一世纪的人听见神的道时所有的反应一样。

处境化的责任相当巨大，要求我们对福音与近代历史情况的关系，有深入的把握。传统上文法和历史的释经法，仍被接受为真正处境化的基础，叫我们首先知道，昔日圣经作者在他们的情况下要说些什么。但要处境化真正落实，一个忠心的释经者，必须让经文与人类真实的问题相遇而产生对话。这种相遇必须含有神学和伦理意义，以致信仰和行动能整合起来；在这方面，圣灵就是我们的导师，叫经文与处境能连结在一起。

诠释者对自己文化的反省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布特曼的释经圈子（hermeneutical circle），对像高斯达（Orlando Costas）一类学者仍有助益，但他们认为诠释者、经文，与接受者的关系，是一种层层提升的螺旋型关系，直指着末世论的目标。这种具批判性的反省和解释，是怎样来的呢？他们认为诠释者一方面透过信心认同经文，另一方面透过反省和研究，又与经文保持距离；同样地，他与处境也是抱着同一的认同和保持距离的关系，当这样处理的经文与处境能相遇，真实的处境化就出现了。经文与处境相遇，它们就能对话，处境带着它的问题，要求经文给予答案；同一时间，经文亦向处境提出新的问题和挑战，要求处境作出回应。举例说，处境可能聚焦于某种暴力的问题，经文却指出罪与邪恶势力的课题。经文是神赐下的，是具有权柄的，处境却是相对，并且是不断改变的；在二者对话的关系中，经文应该处于主动和领导地位。这样一来，反省的程序与极端的学派就非常不一样了。再者，我们并没有一种绝对及最后的神学系统；诠释者惟一的信心来源就是圣灵，相信神的灵会启导他，使他愈来愈明白福音的真义，和福音怎样能回应人类每一个处境。

福音派学者相信，只有当信徒无条件地委身于耶稣基督、作祂忠实的门徒，处境化才可以实现。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认清楚耶稣基督是我们整个生命的主人，包括他个人及社会的生命；这样委身，他才会忠于福音。福音派能认同解放神学家委身于历史耶稣的热忱，特别是在祂的受苦，和对假冒为善和不公义的责备；但同时，福音派同样认真地相信那位信仰的基督──祂是神的儿子，是道成了肉身，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有一天还要再来，建立祂公义的国度。委身于耶稣基督，是以三一信仰为基础，同时是委身于作为父的神，和作为圣灵的神。

此外，真正的处境化亦要求人委身教会，因为教会就是神的子民。在敬拜及交通中，教会是向神敞开的；同时，他也要谦卑顺服于服务工作，特别是对贫穷人，他蒙召就是要向他们宣告耶稣基督独一的救恩，并且服役于贫穷人。处境化首先要落实在教会内，其次才是在世界里。反省与诠释都是教会的工夫。信徒皆祭司和圣灵光照的圣经两方面，都强调教会是处境化第一大阵营，这种工夫不仅是少数神学精英的责任，更是每一个信徒皆责无旁贷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圣灵赐下了各种不同的恩赐，为的就是要使福音的信息，能按当地人能了解的形式传递出去。

真实的处境化不容粗劣的混合主义；在神学信仰、宗教行为，及伦理生活模式，它都要坚持信仰优先。但同样地，它也不能因为害怕改变，害怕混合主义的危机，而照搬外国的一套。一种愿意冒险，和清楚地委身于宣教目标的意愿，能帮助我们胜过这种恐惧。圣灵是神圣的诠释者，能帮助我们完成这个使命。

在这种圣经经文与人类处境对话的关系，一切偶像式的信仰和行为，均要接受审判，无论是宗教或世俗事情上都一样。教会必须坚守立场，不能和偶像妥协。从另一方面来说，虽然所有文化均有罪的玷污，却仍能反映出一般启示的真理和美丽，因此凡与神的律相配的，我们都应该洁净它，把它置于基督主权之下。

处境化的最高目标，就是要让福音能向人生每一个实况说话，藉着当地人能明白的言语和思想模式向人宣告∶罪得赦免，罪咎和邪恶势力的捆锁已经脱落，人不再需要绝望，社会的不公义事件不能再横行，因为神已临到人间，因而信、望、爱均能落实；因为处境化的实现，人才能怀着希望生活和奋斗，在黑暗中守候光明，等待神国的降临。从这个角度而言，处境化实在是教会宣教工作最重要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