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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是改教神学家，出生于法国的诺阳，年轻的时候多在巴黎受教育，后改读神学；他的父亲与诺阳的天主教会有冲突，盛怒之下命令加尔文转修法律，当时他才十八岁。其实他醉心的是当时基督教之人文主义，最佩服的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赖非甫尔（1455～1529）及伯达（1468～1540）。加尔文最早的著作，是评辛尼加的《宽仁论》。后来他经历了“突然的悔改”，准确日期虽不可考，但其果效却十分明显，他突然对昔日的学术失去兴趣，专心研究圣经及改教运动的神学。1536年，他在巴塞尔出版了《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第一版。之后在日内瓦有一段短而又不大成功的牧职；从1538～41年，他返回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一边教书，一边牧会，成绩斐然。之后，日内瓦召他回去展开改革工作，他在那里忍耐辛勤工作了好多年，努力把他对福音、教会与社会的信念付诸实行。

当加尔文开始他的神学工作之际，改教运动也进入它重要的第二阶段。在路德及其他人的努力之下，神的道终于突破囚困它多年的堡垒，使圣灵和真理得到释放。这个运动诱发出无数的讲章、作品、会议和争论，进而亦改变了当时欧洲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人开始有了新的经验、理想和希望。但同一时间，旧制度的崩溃亦使人生出非分之想，令当时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秩序面临解体的威胁。

就在这样混乱之际，加尔文毅然起来，负起界定基督教对生命、工作、教会及社团生活的意义，他重新发现圣经的教训和圣灵的能力对这等问题的关联，从而提出对当时的欧洲很适切的新建议。再者，他帮助当时的人达至一个清晰的远象，建立神学思想的新秩序，这些都使他们更能把握福音的丰盛。这个时候，加尔文在讲道上的能力、清晰的说服力、教义的简洁易明，实际的指引和道德上的正直，使跟随他的人日众，成为当时极被推崇的领袖，他在自己的教区内的成功，是毌庸置疑的。他在日内瓦的功绩传开，加上作品早为他赢得的名声，故此他在改革运动所占的地位，就无人怀疑了。他一生的工作和神学正好说明一点∶一个人的神学若是健康的话，它必须与现实生活的处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加尔文的神学，简言之，就是神的道之神学。他强调神藉圣经而赐下的真理，是我们认识神惟一可靠的来源。不错，自然界可以启示神，人天生也有宗教本能，但人的堕落却使他无法从这些得到什么好处。人要真认识神，就必须看神如何藉着圣经来启示祂自己，以及圣经启示了些什么∶在旧约，是藉着先知和祂的仆人传神的话语；新约则是藉着使徒为基督做见证。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甚至如“听写”一样地将神的话记下来，因此圣经的语句、故事及真理，都具有无误的权柄。

加尔文相信圣经所有的教训，均具有一种基本的整体性，神学家一定要努力发现它的整体性，按着教义的先后次序来组织，然后用最清晰的方法，把它表达出来。作为一个神学家，他有责任处理圣经每一部分的真理。

他亦清楚地指出，神把圣经赐下，不仅是要把真理及教义传给我们而已；圣经见证的，乃是活的道，而神学家的责任，就是帮助人认识这道，并倚藉这道来生活。先知与使徒所留下的启示核心，是人与神的道相遇，即透过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加尔文说的“神的道”，就是指祂而言。写圣经的人尽管已接受真理与教义，他们仍然要知道，自己是站在神的爱和威严之中的人；加尔文认为，每一个神学家打开圣经的时候，都要寻找这个位置，要藉着圣经与神进入相交的地步，要面对主自己；神学家在阐释神学的当儿，也要把握原来的事件，使人能与神相遇。有一个时期，加尔文曾用神秘主义的语言，来解释人怎样藉着信心，透过神的道和神的灵，去把握理性所不能把握的异象；因此加尔文对读圣经及做神学的要求相当严格，他要人以祷告的心来读、来做，以致他可以更透彻地明白圣经，与神的关系亦会更深。

加尔文并不想创造一套系统神学，他不认为人可以用逻辑或人的思想，来控制圣经的真理，他所努力的，是怎样让整本圣经控制他的思想∶他表达思想的次序及模式，正是他在启示之内所发现的次序及模式。

加尔文差不多为圣经的每一卷书都写过释经书，在当时极受欢迎，流传广远；就是今天仍然很有参考价值。他运用人文学科的治学方法来研究圣经，好找出经文真正要说的是什么，及查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整个解经就活灵活现起来。因为他深信圣经的权威及完整，故此没有用任何批判法来处理经文。尽管他相信圣经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意义，他自己却尽量避免使用“灵意解经”的方式。他相信基督在旧约也有向以色列民显现，只是显现的方法，自然与新约时有所不同。在释经史上，他是最早使用预表法来表达两约的整体性的人之一；他对圣经的整体性深信不疑，以致能够用整本圣经来解释一段经文。无论是释经或是神学，加尔文均尽可能参考学者研究的成果，特别受奥古斯丁的影响颇深，而自己又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教父的作品。1559年，他重新修订《基督教要义》（法文版是1560年），为自己的神学立下了最后的规模。整套《要义》共分四部分，大体上按使徒信经来划分∶卷一，创造的神；卷二，救赎的神；卷三，接受基督之恩的途径；卷四，教会。

在“神论”部分，加尔文聪明地避免了神隐藏的本质（神是什么）的讨论，只按圣经来解释神的属性（即祂是谁的问题）。当神说及祂的名字，就是宣告祂的“永恒及自存性”∶“我是自有永有的”。加尔文强调的，永远都是神道德的属性，或称神的“能力”。他认为神这些属性，在出埃及记三十四6～7及耶利米书九24这两段经文，已经充分表达出来∶它们均强调神的恩慈和公义。在实际行动方面，加尔文特别指出神在教会及社会运作上，祂是“公义的神，也是救赎主”，二者必须并重，丢弃一面，另一面的功能也就不保了。在讨论神的教义上，加尔文并不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看重神的主权，这问题在他的神学上，不是一个太重要的题目。对加尔文来说，荣耀（神的荣耀）是神一种特别的属性，在世界每一角落都充分表现出来，也是祂救赎工作最重要的彰显，而表达得最完满的，却是在十字架上的谦卑和爱。他以三位一体作为神属性的核心，因为启示的意思，是要让我们可以进入神本体的奥秘【编按∶三位一体是加尔文论神属性的核心，因为启示的道就是耶稣基督，而叫我们明白、接受及与神联合的，却是圣灵的工作。】加尔文不断提醒我们，神已经完全地在基督里面向我们启示祂自己，因此要认识祂，就一定要按祂已启示的来认识祂，而不是转向其他来源或途径。

加尔文讨论神的照管时，会令我们有一个感觉，他是以牧者的身分来牧养我们（这是加尔文神学的重要特性）。他向我们保证，神一直工作着，一直维持及引导祂整个创造，以一个作父亲的情怀来引导人类整个历史。教会与基督徒是在神特别爱怜的手中，正如基督是在神的手中一样。“命运”或“机缘”与信徒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不受制于这等盲目的力量之下。然而因为加尔文把神的预备和照管说得太过武断，因此引起许多问题。他说，神在太古之初就定下了计划，而人的意志亦是按着这计划来行事。论到预定论的问题，他又说那些不被预定得救的人，也是出于神的谕旨，他用一个拉丁字来形容神的谕旨∶'horribile'，意思是“可畏的”。他这个教义使许多人感到困惑，他们质疑加尔文是否忠于他所阐释的神论？圣经告诉我们的神，一直都是位不断对发展中的情况有所回应的神，这是神所拥有的自由，那么加尔文的预定论，是不是与神的自由不相合呢？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加尔文一边写释经书，一边修改《基督教要义》，可见他从不认为自己的神学是终极的、不可修改的，我们也应这样看。

有关基督的工作和身份的问题，加尔文精简又准确地覆述教父的教导，和教会会议的决定；他强调中保的身份是一个奥秘，说“神的儿子从天而降的方法，是祂既未完全离开天上，却愿意藉童贞女降生，来到世间，被挂在十字架；又一直充满着整个世界，就像太初的时候一样”。但加尔文非常强调耶稣人性的限制和软弱，以致有人怀疑，他是否还相信耶稣的神性。【编按∶这是历代均有的一种过激反应；加尔文当然不可能怀疑耶稣的神性，问题是我们怎样讲论祂的人性。祂的人性若是真实的，就必如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祂凡事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犯罪。假如祂的人性既没有软弱，又没有限制，我们实不认识这种人性，而这种人性与神性亦没有什么分别。历代神学家能正视耶稣真实人性的，常有人紧张过度，会立刻问他还信不信耶稣是真神。只讲耶稣的神性，是一种异端，反之亦然。】加尔文指出，我们一定要努力明白耶稣藉工作而显出的身份，不是祂隐藏的本性。他是第一个藉基督的三重职分来解释基督工作的神学家，但他同时亦强调祂一生的顺服，认为这也是神所重视的；这种顺服包括了主动与被动两个层面∶祂认同我们的人性，与我们站在一起。道成肉身创造了一种祂与我们“神圣的兄弟关系”，以致“祂可以吞噬死亡，代之以生命；战胜罪恶，代之以公义”。

堕落怎样影响我们的人性呢？人是神按祂的形像造的，自从人类堕落后，他就“全然败坏”；但“全然败坏”是什么意思呢？那是说人原来的本性及行为，全然受到罪的玷污和扭曲。在我们与别人的交往上，无论人在罪中沉溺多久多深，我们仍要看对方具有神的形像。人的生命有两个层面是由神定规的──即属灵层面及时间的层面。从属灵层面来说，自堕落后，人完全无能认识属天的事，他既没有这种知识，也没有那种能力；从时间的层面来说，自然的人仍然具有高贵的品质及能力，去过多元化的生活。举例说，加尔文十分欣赏昔日异教徒制定法律的智慧；他认为即使一人已堕落了，神仍然向人施恩，使他具有非常的恩赐，让他得着安慰，得享快乐，以及具有艺术的创作力来表达自我。加尔文说，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不单预备了我们赖之活命的东西，也同时创造了许多纯为我们享受和快乐的东西。他在日内瓦的最后一项成就，是建立一所人文学科和科学的研究院，里面的教师都是接受教外学术训练的精英。但加尔文关心的是，文科与理科的发展，均需符合神的律法，目的是推展神的道和巩固基督徒群体。

加尔文努力要继承马丁路德和其他人开始的改教运动；他常和应改教大师对罗马教廷的批评，无法茍同罗马教廷在恩典之神的面前，竟然完全不给与普通人任何的地位，令他完全没有个人的安全感。在《基督教要义》中，他用了九章篇幅来论到因信称义，是完全只靠信心，且人的自由也是因为倚靠信心而来。同时，加尔文比同代的人更重视成圣或悔改的重要；他还为自己当代的信徒清楚界定，怎样的基督徒生活模式，才算配得过神在基督里给予我们的恩典和呼召。因此在最后一版的《基督教要义》（1559），他用九章篇幅论到因信称义，也用九章篇幅论到成圣或悔改；他认为没有悔改，就没有赦罪，因为二者都是本于与基督联合而有的恩典，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他坚持，我们若不藉着信与基督联合，那么祂为我们成就的救赎恩典，就完全不能用在我们身上。他说，这种与基督“奥秘的联合”，正是圣灵的工作。

基督徒不单要与基督联合，他们的生活模式，也要在基督的死和复活的形状上与祂联合。他要顺服基督至高的命令∶“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利十九2）；追随基督，舍己跟从祂。加尔文认为人罪恶的根源，就是爱自己过于爱人，人只有舍己才能爱人。他认为任何形式的受苦，都会令我们更像基督。我们若忠于职守，就能表示我们顺服基督教的信仰。我们可以尽情享受神赐的百物，因为它们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在享受中，我们的心不能浸淫物欲之乐，要常保持儆醒的心，保持某种距离，好叫我们常盼望要来的生命，其中的福乐是现在就可以预尝的。

为着要帮助信徒过得胜的生活，他讨论了预定论的问题。他相信基督徒若不清楚自己是蒙拣选进入救恩里面，就没有信心过一种得胜的生活。他相信圣经有明确的预定论教导，因此凡不信的人，都是预定要灭亡的。许多人反对这种教义，以致加尔文不得不在好几个地方为预定论辩论。无论赞成与否，我们都要知道，预定论既非加尔文神学的中心教义，也不是他神学最精辟的地方。再者，在《基督教要义》预定论的下一章，正是他讨论祷告的地方，他鼓励人要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在神面前代求，并且寻求祷告蒙应允之道。

《基督教要义》有很大一部分讨论教会与她的事奉。他说，教会的事奉，特别是牧者的事奉，一定要反映出基督谦卑的模式，对个人关怀，以及藉着圣灵的能力，忠于真理。他十分重视教会教导的职责、纪律，和使穷人得释放；他相信神赐下教师或“博士”（即专于圣经及神学的人）、长老及执事给教会，这一切都有圣经的明训；但他不认为凡教会做的事，都要有圣经的支持才算合法。他很欣赏教会在最初六个世纪发展出来的秩序，也尝试把它们重现于当代教会。他相信新约的“监督”（或作“长老”），正是改革宗教会的牧师。教会一切仪节，都须从简易明，又要具有圣经的支持；他认为十诫中的第二诫，不单禁止人为神造像来帮助崇拜，也包括为刺激人宗教感情而造出来的仪节。他鼓励会众在崇拜唱诗，但使用乐器却似乎与一个理性的崇拜不太吻合。

加尔文同意奥古斯丁对圣礼的看法，认为那是代表不可见之恩典的一个可见的记号。他相信只有圣餐和洗礼具有圣经的权柄。关乎圣餐，他反对变质说，也不认为只有以某种形式举行的圣餐礼才有效；同时，他亦不赞成某些人的看法，以为饼与酒只是一种表记，用来代表祂的身体，目的是刺激人的记忆、敬虔或信心。加尔文认为圣礼赐下的，就是它们所代表的；主不仅要求我们看，而且是吃与饮，这就表明在祂与我们之间，有一种生命的联系。这个联系在道被宣讲及人以信心来回应时，就已经创造出来；当人以信心来领受圣餐礼，生命的联系就得以加强而更形密切。加尔文反对路德对圣餐功效的解释，认为基督的身体一直是在天上，我们是被圣灵的大能提升到天上，来领受祂的身体。加尔文一直强调，领圣礼的人若不是以信心来领受，圣礼就与他们无益。他赞成婴孩洗礼，因为旧约与新约已经联合起来，而圣礼的功能，在施行圣礼的时候就已生效。

在加尔文时代，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是个重要的课题。他在日内瓦曾与政府有过一场尖锐的冲突，更加深他认为政府不应干涉教会的事之信念；他觉得教会内部的事，应由教会自己组织的仲裁机构来决议。他对国家是十分尊重的，一直要信徒遵守法律，尊重在上掌权者。他也强调掌权者的责任，是去照顾自己的子民，像个牧人一样。他认为就算掌权者是个暴君，信徒也要顺服；信徒就算接受不义的苦难，也比策画革命好。但他也相信，暴君若走到一种天怒人怨的地步，人民就可以合乎公义的组织来把他推翻，或是由神兴起的国外组织来推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