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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表达神对人生命与行为的神圣旨意；福音则是人藉耶稣基督而与神复和的好消息。在整个教会历史，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在不同时代都有不同的了解。

中世纪时代，教会倾向把律法与福音等同，有时甚至称福音为新的律法。对很多人来说，要与神和好就必须守律法。

路德与更正教改教家对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就有颇不同的看法。虽然复原教内亦有不同的着重点和解释，但基本上说来，他们对律法与福音的关系有一共识∶律法是神赐给亚当的生活之道。人堕落后，律法不再能叫败坏及有罪的人重获新生，因为他不能遵守全律法；尽管律法本身是好的和属灵的，却成了定人罪的工具。人需要另一途径脱离罪的缠累，这途径就是耶稣基督。福音之所以是福音，因为完全无罪的耶稣站在人的地位守了全部律法，并且为人承受罪的咒诅，成就了救赎；人只能透过信心来得救，不是藉着守律法。因此福音的意思就是藉着基督而得生命，祂赦免罪人，并且把义归到他们的头上。

改教家认为律法有三个功用∶第一，律法是社会的纲纪，促进民间的义行；第二，律法判罪人以刑，使他们认识基督；第三，律法导引基督徒过圣洁的生活。

对信义宗神学来说，律法与福音的分野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律法使人悔改，福音使人有信心。路德认为律法第三个功用的意思，是指圣洁生活是从信徒心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但律法能帮助信徒认识并对付罪恶，而此罪恶仍然存在于他里面。

对改革宗神学来说，律法与福音的分别是最根本的，但这种分别是隐藏的多于明文的；最显著又是明说的，是“盟约的工作”和“盟约的恩典”的分别。有关律法的第三项功能，改革宗认为信徒需要律法来引导过圣洁的生活。

从教义发展史来看，信义宗与改革宗的神学都不容易维持律法与福音之间的微妙均衡，结果不是产生反律法主义，就是出现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

反律法主义（或称作非律主义）强调基督徒的自由到一地步，容易完全低估了信徒需要每天认罪，并致力追求成圣；它很容易忽略教导信徒，因信称义之后必须立即开始追求成圣。事实上天主教神学家正批判改教家犯了非律主义的毛病∶单方面强调因信称义会导致道德涣散的危机。

早于1530年代，路德便为他的一个跟随者雅其科拉（约1494～1566）担心不已，他主张基督徒不受摩西律法管制；路德便指出他对基督徒的道德责任认识不足。在十七世纪，好些英国加尔文派的人，像克立斯（Tobias Crisp, 1600～43），亦是犯了非律主义的错误。在更正教头三百年内，非律主义者的圈子仍然很细小，但十七世纪的英国教会对他们就异常顾忌恐惧。

改教运动最大的危机，其实是在不能保持律法与福音的均衡，而产生律法主义和道德主义。道德主义或称新依法主义，非常强调基督徒的责任，到一地步不再把顺服看成是信心的果子，而是构成因信称义的元素之一，因而产生了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必然减弱基督徒的确据，容易造成一种自我中心，和过度内向的敬虔生活──非常近似中世纪形式的敬虔主义。

十八世纪的改革宗是道德主义大盛的时代，引致好几个重要的神学反动思潮。在苏格兰，波士顿、尔斯金兄弟、以便以谢（1680～1754）和拉尔夫（1685～1752）及其他人，竭力反对苏格兰教会的道德主义。在美国，由怀特腓德领导的大复兴能有效地阻止它的蔓延。

到了十九世纪，达秘领导的时代论亦是反对道德主义的一种努力。他认为律法是摩西时代的救恩之道，而福音恩典则属于新约时代。时代论的整个取向是反律法主义的，特别是把基督分割成救赎的基督，和作主的基督的教训，这种教训不仅在理论上反律法，也容易导致基督教圈子内不看重道德生活的松散情况。

在平衡律法与福音的努力中，卡尔．巴特可说是代表另一方向。巴特曾就“福音与律法”的问题发表文章，认为二者有一基本的联系。他同意天主教神学家龑汉斯的看法，认为改教家把二者置于完全敌对的位置，是矫枉过正。巴特把福音与律法调和起来，使他与龑汉斯的立场接近，说人的称义其实既有基督的义归给人，亦有人被改变后而生的责任。巴特的立场是刻意拒绝改教家的平衡，而多倾向于道德主义的路线。【编按∶这是一种了解巴特的方法，却不是最多人赞同的方法，就如原作者列举巴特的书∶《神、恩典与福音》，巴特就从没有说，人的义具有与基督之义合作来造成救恩的可能。事实上，巴特神学其中之一大特征，与伯拉纠主义或半伯拉纠主义是完全南辕北辙的；他强调人的无能和神绝对的主权，到了受人非议的地步。故原作者的意见是误把巴特对基督徒的伦理职任，看为因信称义的元素。】福音派受巴特的影响颇深，如富勒尔（1925年生）。

今天教会必须重新了解十六世纪改教家在他们的信条与神学中，怎样平衡圣经对福音与律法的教导；这种了解，对一个平衡的基督徒生活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