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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高于1788年出生在一个家道不错的家庭，父亲有些资产，拥有一艘船在南洋与中国之间从事贩运。一次从巴达维亚回航时，父亲与船不幸在南海中遇险沉没，家道因此负债而中落。蔡高在家中排行老二，有一兄一弟，长兄名蔡轩，幼弟名蔡运。父亲死后，债务都算在他们几弟兄头上，甚至十多年后，蔡轩因父债未还清而被人告官，竟至鋃鐺入狱。幸亏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与县官相识，付钱将蔡轩保释出狱。

蔡高自幼体弱多病，故读书时学业并不太好，但书法尚佳。他的脾气亦不够好，经常与兄弟或同学争执。马礼逊於1807年来华后，居于广州十三行。经容三德介绍，蔡氏三兄弟為马礼逊工作。容三德先前在英国学习期间，曾教马礼逊中文。回广州后，又与马礼逊重逢。从1808年2月起，容三德包办了马礼逊与华人之间的事务，负责介绍仆佣和助手并担保其品德行為，马礼逊非常高兴。

1808年3月，蔡氏三兄弟和一名阿定者，还有一名桂有霓（Kwei-Une）者，开始为马礼逊做事。蔡轩担任抄写中文圣经兼教马礼逊广东方言；蔡高负责采买物品等事；桂有霓负责教马礼逊官话，而阿定则担任厨子。

马礼逊要求他的仆佣和助手参加每日在他家里举行的聚会和主日崇拜等活动。每次聚会都由马礼逊祷告开始，接着念一段他翻译成中文的圣经经文，并为听众讲解，最后则以唱诗歌作為结束。有时马礼逊还同他们一起谈论宗教信仰等问题；有时在会后对个别听众加以辅导。时年21岁的蔡高，在受雇於马礼逊五个月后，开始和马礼逊一起用中文祷告。但因蔡高经常与桂有霓争吵，无奈之下，马礼逊在九月下旬就同时辞退了两人。此后蔡高可能是从事刻字印书的行业，因此在两年后（1810年）马礼逊开始委托华人刻字店印刷传教书刊时，蔡高才有能力代理这种需要相当技术的工作。

尽管蔡高在此后几年中不再固定受雇於马礼逊，蔡轩却一直为马礼逊工作。因此蔡高仍和马礼逊关系密切，也继续参加马家的崇拜活动。从1812年10月始，蔡高已在聚会中开始诵读经文，并试图表达自己的信仰感受。他参与祷告，并要求马礼逊教他祷告。家庭聚会结束后，他有时自愿留下来，向马礼逊学习阅读福音书，或听其讲解基督教教义。在同年10月19日的日记里，马礼逊如此写道：“阿高继续以令人愉悦的方式探索。啊，愿上帝打开他的心。今天晚上他再度来参加祈祷、学习祈祷。我向他讲解附录在《耶穌教法》之末的晚祷后，跪下来和他一起祈祷，他立即跪了下来。”

10月30日：“阿高带来几尊偶像给我看，他希望我不要将这事告诉华人，因為他们将会因此而对他愤怒......。他说：'至於我自己，我相信耶穌，而且相信你说的崇拜木头、泥石或其他偶像都是虚幻'。我想过要为他施洗，但是唯恐他的理解仍有不足，信念也只是一时。”

蔡高接触到马礼逊传来的基督福音四年多后，于1812年11月8日晚上，向马礼逊表达了希望受洗的愿望，但出于种种考虑，他希望能秘密受洗。可能当时他对基督教信仰的认识还很肤浅，尚未真心悔罪而接受；或许怕被人羞辱，或担心被官府知道；或虽有信教之心，但品行方面尚无多少改变，因此不敢在众人面前公开自己的信仰；更没有勇气违背长兄之意。其兄长蔡轩虽然长期为马礼逊工作，但因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始终不接受基督教，也不喜佛道两教，只坚持儒家学说是唯一的正道。他参加聚会的理由只是将此视为受雇为马礼逊工作的一部分，因此总是认真地参与，却与他的信仰无关。

蔡高继续固定地参加每日聚会和主日崇拜，虔诚地早祷晚祷，学习圣经的训诫，并从马礼逊领受教导，省察自己的缺失。1814年6、7月间，蔡高再度表明受洗的意愿，并亲手写下：

“耶穌为世人赎罪，乃佳音也。语言或思想皆无以表达耶穌慈悲善意于万一。今予深信耶穌，且赖其救赎己罪。予有罪及缺失，若不信赖耶穌以赎罪，则将永世悲惨。今吾人既闻赖耶穌能赎罪，便应全心信赖其功。若非如此，便非善人。予非良善，每反躬自问，幼年至今，无能无德无学，今年廿七，未尝作一事以符合上帝令予生存於世为人之美意，亦未尝报答父母戚友恩情。予得抱怨乎？予当寄望一己善行乎？予全心信赖上帝天父赦免予罪，并永求上帝赐予圣灵。”

马礼逊此时虽仍认为蔡高对於基督教教义的理解有限，对有些信仰观点也不甚明了。但见其信仰确实虔诚，於是决定为他施洗。1814年7月16日，在澳门海滨一处陡峭的丘壑，有涌泉流出而人所不到之处，马礼逊为蔡高施洗，由是蔡高成为他日中国千百万基督徒的第一人。

受洗后的蔡高在信仰上更为虔诚。马礼逊在1816年6月10日的信中提到蔡高：“每逢礼拜日，只要蔡高人在几英里范围之内，总会前来参加崇拜活动。”

1817年1月，发生广东地方官员搜查英国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事件，容三德、蔡轩和蔡高等人纷纷出走避祸。蔡高等三人偷渡往马来半岛上的马六甲，投靠当地的伦敦会宣教站。马礼逊除了支付蔡高等人的偷渡费用，还给他们留在中国的家庭每家六元和两箱茶叶，同时马礼逊为鼓励蔡高而无息借他两百元，希望他和蔡轩兄弟俩能在马六甲做些生意。蔡高到达马六甲后，成为宣教站的写书手。他和该宣教站的印刷工梁发（1816年受洗）是当时仅有的两名华人信徒，一起参加马礼逊的助手米怜博士主持的礼拜活动。每周二晚上八点，米怜还特别辅导二人，以增进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在米怜眼中，这两人都是“很有缺点但虔诚的基督徒”。可能是蔡高和容三德过不惯南洋的异乡生活，故于半年后返回到中国。

蔡高仍一如既往，每天晚上到马礼逊家中读经和祈祷，在信仰上颇有长进。但在1818年10月10日，马礼逊写给伦敦会的信中说：“我以前曾经施洗的阿高，正患着严重的肺病，此病恐怕即将结束他的生命。”根据伦敦会1819年的年报记载，蔡高于1818年10月逝世，年不过31岁。

至于蔡高的长兄蔡轩，1822年曾写信给时在澳门的马礼逊，要求为其施洗。马礼逊一向认为蔡轩是个自负、寡言冷淡的读书人，如今竟要求受洗，着实令他大吃一惊。但马礼逊可能没有接受蔡轩的请求，因为遍查现存马礼逊和伦敦会的史料，都没有蔡轩洗礼的记录。事实上，尽管马礼逊自1816年起就不再雇用蔡轩，但两人关系一直保持密切，直到1827年初，蔡轩还参加马礼逊的家庭聚会与崇拜。

蔡运则于1818年受雇於伦敦会传教士司雷特，以仆人身份与其前往马六甲，但不久又回到中国。1819年11月，蔡运因受梁发的牵连而遭到官府的追捕，亏得马礼逊将其藏于房中，并趁夜黑之际将其送走，才免遭劫难。1823年初，马礼逊前往马六甲处理米怜死后当地宣教站及英华书院的事务，蔡运与另一名仆人随行。此后他的行踪不明，是否成为基督徒，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