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1年，一种可怕的病毒侵袭了波士顿。天花病毒（variola virus；更常见的名字是smallpox）在当时并不是新事物：对此最早的文字记载来自四世纪的中国。天花的死亡率大约是30%（相较而言，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新冠病毒的死亡率是2.7%）。

天花是一头猛兽

制伏天花的努力始于两位清教徒牧师，他们开始考察神是否在自然界提供了天花的解决方法。因着那场疫情的爆发，有些清教徒开始试验疫苗接种，这样的试验引起了强烈的反对。

清教徒牧师与引痘

清教徒传道人例如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 1663–1728）与本杰明·柯尔曼（Benjamin Colman 1673–1747），都是新英格兰社会的领导人物。马瑟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美国清教徒开拓者，柯尔曼则是一位有影响力的牧师，他创立了波士顿布拉特尔街教会（Brattle Street Church）。在天花疫情中失去了十个孩子的马瑟无疑深感绝望。他的追求发生转变，开始探索拯救孩子脱离疾病的方法，这让那些将清教徒视为律法主义与避世主义者的人感到不可思议。

马瑟从他的非洲奴隶阿尼西母斯（Onesimus）那里了解到了疫苗接种。阿尼西母斯是加拉曼特人（Guramantese），他们当中就有这样的做法。这位奴隶的疤痕证明了他从一场瘟疫中幸存了下来，他的叙述还得到了来自土耳其的文献印证。

马瑟的第一个实验对象是自己的儿子撒母耳（Samuel）

马瑟从一位病症较轻的天花患者身上取了一些血和脓水给撒母耳，这个过程被称为“引痘”。撒母耳身上出现了轻微的症状，但很快就康复了。不久，很多人愿意让马瑟为他们接种；但也有人被吓坏了，马瑟为此受到了严重的骚扰。甚至有人将炸弹扔到马瑟的屋子里，附上字条说：“科顿·马瑟，这是给你接种用的。”还好，那枚炸弹是哑弹。

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哥哥詹姆士·富兰克林（James Franklin 1697–1735）特地办了份报纸声讨马瑟“变态”的试验。马萨诸塞殖民地众议院（The Massachusett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通过了法案禁止接种，但是法案的推进停滞在了上议院（upper house）。这时医生们都在哪里呢？令人惊讶的是，当时大多数医生与暴民、詹姆士·富兰克林，还有立法者们同一阵营。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代表波士顿的大多数医生发表了“若干篇论述文章，以证明天花接种违背了医学规律（Law of Physick），无论从自然的角度还是从神圣的角度而言都是不合法的”。他论述道：“接种是一种暴行，违背了自然律和神为我们设定的模式……所以，接种是不圣洁的。”

因此，1721年波士顿天花疫情期间，当许多传道人支持接种时，多数医生反对。柯曼与他同伴威廉·柯珀（William Cooper）加入了科顿与他的父亲尹克里斯·马瑟（Increase Mather）的阵营，一起公开支持接种。

科学与宗教

在清教徒神学中，是什么因素使其传道人在遭遇广泛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对科学进步如此开放呢？今天面对着新冠疫情，人们正在科学中寻求拯救。现代世俗世界有一种迷思，认为基督徒在历史上一直都反对科学。美国疾控中心的官方说法把天花疫苗接种的发现归功给一位英国医师爱德华·琴纳（Edward Jenner 1749–1823），却丝毫没有提及两代人之前清教徒牧师的开创性工作。

事实上，清教主义支持科学，正是出于其神学信念的特点。清教徒远非许多人想象的，是那种动辄就烧死异议者、不食人间烟火者、思想保守的独裁者。我曾在其他文章中提出的定义是：清教徒神学是一场入世的福音苦行运动目的是要追求社会的整体转变，而这转变需要符合圣经所给出的概念样式，始于每个人自己作为罪人的重生经历。

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入世主义（Inner-worldliness）与整体主义（holism）。例如，柯曼与柯珀出版的一本支持接种试验的小册子，让我们得以窥见清教徒的世界观。对疫苗接种的一个常见批评是它“僭越本分做起了神的工作”。今天少数不接受现代医学的基督徒也有类似的观念。柯珀认为，“没有神的允许，天花（即他所称的瘟热：distemper）不能夺走任何生命”。这一点在次年得到了柯曼的响应。然而，他知道天花“通过第二动因”（ by means of second causes）传播。不论是因为传染还是接种而染病，那都是神的工作：所有的第二动因都来自祂并受祂支配，祂是第一动因。

有的人认为，神预定了我们的寿数，接种的做法就是试图改变神的旨意。柯曼与柯珀在《来自同乡朋友的一封信》中，同意了前提但拒绝了结论：“祂定下了我们的寿数，也定下了我们活满这些年岁所藉的途径。”这位自然的创造者不是“填补（科学）空白的神”。神创造了规律：即自然界的因果链，也让我们能够发现那些规律并使用它们。

神的两本书

清教徒认为自然之书与启示之书（圣经）是一致的。神的创造是圣经以外，神的另一部书，同样值得深入学习。尹克里斯·马瑟曾精要地阐述过这个信念：“神透过自然界对我们说话，就像祂透过启示对我们说话一样。”他是最早著书论述彗星的作者之一。1663年，来自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一个基本由清教徒建立的科学组织，其中有艾萨克·牛顿）的年轻科学家小约翰·温斯洛普（John Winthrop Jr.，1606–1676）把一架望远镜带到了哈佛，马瑟便用它来观测彗星。

小温思罗普的父亲是马萨诸塞清教徒“圣经之邦”的创立者和总督。他自己也长期担任同样由清教徒治理的康乃狄克殖民地（Connecticut）总督。他也是新英格兰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英国皇家学会吸收他成为会员，并出版了他的一些对动物与动物群落的观察成果。

科顿·马瑟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而且恰恰因为他是清教徒传道人，他也应当算是科学家。除了进行天花接种试验，他还用显微镜研究“小鳗鱼”（微生物），用哈佛的望远镜研究哈雷彗星。他们对科学的执着程度在后期清教徒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悲剧中可见一斑。他在1758年接受了天花疫苗接种，结果导致了他的死亡，而当时他就职新泽西学院（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今天的普林斯顿大学）院长仅五周。

清教徒从未妄想过为了拥抱圣经的真理需要而无视理性或科学的证据。哥白尼的理论在新英格兰很早就获得了认可。所有真理的整体性——包括启示的与实验的——是清教徒神学的基本信仰。如清教徒学者佩里·米勒（Perry Miller）观察到的：“清教徒神学视自己为虔诚与理性的联合体。”这一联合很大程度上是清教徒神学能够成为新兴现代化潮流强大塑造者的原因。

神学与科学是朋友

随着科学的进步，相对而言，我们已不再面临科顿·马瑟曾面对的无法控制的恐惧，尽管新冠疫情又让我们稍许尝到了这种恐惧。神学对清教徒而言，不是用来逃避现实的方法，而是研究与使用神所造世界的动力。诺贝尔奖得主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指出，对环境日益增加的控制能力，特别是对灾难性瘟疫大流行的控制，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

今天，我们把这种控制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加的趋势与科学相联系，而后者在许多人眼里与世俗化是一回事。但是，清教徒才是这一趋势的先驱，他们渴望听到神以他的创造及他（在圣经中）的话语说话。清教徒向我们展示了科学与神学是如何成为朋友的，而这两者正是神用来整体治愈身体与灵魂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