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与民主——华盛顿早餐会断想

这篇断想是我刚信耶稣不久写的，带着强烈的昔日关怀。20年过去了，目标不再一样，从社会转向心灵，转向信仰，而信仰的功用也绝不仅仅在政治层面。不过今日重读此文，恰逢政治改革迫在眉睫之际，感到仍有一些启迪意义。

一月底，我和内人出席了华盛顿的国家早餐祷告会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白宫要员、国会议员、来自美国五十州和世界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三千多客人聚集一堂，敬拜上帝，祈祷和平。在此前后，中国大陆一行十二人，又有三天的读书、讨论、拜访等活动。

(一)

早餐会的请柬上写着：

历史上，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一直面向全能的上帝，寻求力量和指引。

本着这种精神，合众国的参众两院创办了国家早餐祷告会，以不断重申和充实我们的国家及我们本人对上帝的信仰与献身。

一年一度，散居在美国和世界的男女们来到我们的首都，在上帝面前，确认他们享受的恩典和承担的责任。

为了在上帝的带领下，通过领导人的形象，加深人民的属灵生活和道德素质，五十个州的州长、市长和显要人物，在各州举办同样的早餐会。

来自全世界的人们，透过耶稣基督的圣灵，在这里寻到了友谊，这种友谊有助于增进各民族的真诚团结。

(二)

早餐会上，我最欣赏的不是布什总统的讲话，倒是副总统奎尔的一段话，大意说：世界历史上的专制暴政，并非人类不幸、世界不宁的根本原因，专制暴政只是一种现象，它有人类属灵的根源，这就是：不承认人的有限性，不承认人人都有原罪。的确，哪里的人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完全建立在对人、人的组织、人的思想的信赖之上，而没有超越的信仰作为文化与心理的基础，哪里就难免滋生专制暴政。

其实，这正是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最深刻的思想渊源。为什么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为什么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人为什么竟是这样的靠不住？不管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意识到与否，上帝的深刻启示——人的原罪和道德、智慧、生命之有限性靠人自己不能克服——早已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各个角落。孟德斯鸠从人类生活中抽象出来的政治原则，《圣经》早已给出了属灵的根。问题只是，世俗的人类很难严肃地从属灵的根去推导世俗的果，而只能从品尝世俗的苦果中长见识，扭扭捏捏地接近上帝的启示，至今恐怕仍是如此。

对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不醒悟，是专制的灵根；意识到人的罪性和有限性，则是民主的起源。

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向上帝认罪悔改，竟有如此强烈的政治效果。用基督徒的赞美：上帝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三)

孟德斯鸠在另一条路上与上帝相通，亦获得了不朽的理论根基。他说：

有人说，我们所看见的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一种盲目的命运所产生出来的，这是极端荒谬的说法。因为如果说一个盲目的命运竟能产生“智能的存在物”，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由此可见，是有一个绝对理性存在着的。

自然法就这样派生出来，代表着超越于人类理性和德性之上的永恒正义。人的原罪和有限性必须被超越，才谈得上正义。换句话说，正义的原则一定存在于人类之上，才有如此大的权柄运用于人类之中，以致于所有人都不能废除它。孟德斯鸠说：自然法把“造物主”这一观念印入我们的头脑里，诱导我们归向他。

人的罪性和有限性之不可克服，一个永恒正义之超然存在，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人承认自己是有限和有罪的，也就表明了有一种超越自己因而可以度量自己的东西，已经被根植在人心中。反过来说，人意识到自然法高于人为法，人为法本身不可靠，也就是意识到人的有限和有罪。

所以，民主和法律的活水源头并不是人的智慧。如果将它们归结为人的智慧，就会落入人的智慧的圈套，导致形形色色的专制主义。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它们的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是从哪里来的。答案或许带有神秘性，这正是人的智慧不能尽如囊底的缘故。因为人的智慧若是全知全能的，它就是可靠的了，而事实远非如此。所以大思想家没有一个不是从人的智慧以外，去寻找正义的支点。

(四)

我们拜访了美国参议院的专职牧师，名字记不得了。他去过中国，那是四十年代末。他住在南海边一个小岛上，常常搭一条渔家小船上岸去传教。有一天傍晚，小渔船不见了。他找到一个小姑娘，求她帮忙送回去。小姑娘说：「你给我唱只歌吧！」他便唱了一只赞美上帝的歌。然后他说：「小姑娘，你也唱一只歌好吗？」小姑娘低下头，小声说：「我没有歌。」

这位牧师告诉我们，他永远忘不了那个没有歌儿唱的小姑娘，忘不了中国。

他说，美国人民的自由来自上帝。上帝在人们心中，自由就无法剥夺。他引述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说：“在我们看来，人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不是政府赋予的，所以政府无权剥夺；相反，当人的这些权利受到威胁时，人们可以起而反抗，改变政府。”

当然，最重要的，不是将这些话写在纸上，而是印在人们的心里，这正是基督教文明的力量所在。
据说，当年美国的缔造者们，尤其是杰佛逊，在考虑民主制度和人权理念所赖以成立的根据时，曾经煞费苦心。若说它们是人们基于理性和道德共同讨论的结果，那么，通过人们的共同讨论就可以将它们推翻。若说它们是不能被人们所推翻的，那就一定有一个超越于人的理性和道德之上的权威，这便是上帝。上帝带著永恒正义扎根在人们的心中，形成了民主、人权、平等的力量源泉。

林肯总统废除奴隶制的主张，最终得到巨大回响，是在他有了祈祷精神之后。他重返政界，大声疾呼回到《独立宣言》，人人平等被造(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没有人生来是奴隶。他写到，“上帝的旨意必胜”。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民主道德就是基督道德。

(五)

概括起来，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其政治意义至少有三方面：

A.人的原罪性和有限性学说，为社会契约、权力制衡和法制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思维诱导和最终的理论根据。

B.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说法，使人意识到自己的尊严、自由和平等，这种意识构成一个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心理基础。

以上两者相辅相成，甚是奇妙：一方面，人是尊贵、自由和平等的，享有一系列不可剥夺的权利。另一方面，人又是有罪、有限和有死的，绝不能放任其利欲的泛滥。显然。在上帝眼里，人的被尊重和被限制同等重要。这便是人!

C.上帝作为全能的主宰和绝对的正义，在人心中是超越一切的权威。当人的良知直接与之沟通时，人就获得了独立评判人世间一切事情的勇气、力量和准则。这时，人才具有超越性。

(六)

人们的生活和感受总是相互制肘，惟有当一个人能够从上帝那里汲取精神力量时，他才可以感觉到真正的独立。

人们的素质和机遇不可能平等，惟有当一个人赤裸裸地面对上帝时，他才真实地感觉到自己跨越了一切的等级。

人们的贪婪和狡诈是无止境的，惟有当虔诚的心灵被宇宙的圣灵所充满时，他才真正感受到充实和诚实。

人本是极容易受到权势的威迫、潮流的裹挟、名利的诱惑和智慧的煽动，惟有当人从上帝那里获得一种超越感时，他才能时时保有一颗坦然清醒的心。

(七)

如上所述，基督教信仰对人生和社会的影响，可说是根深蒂固。

国会牧师告诉我们，两党议员中有百分之四十是虔诚的信徒，另有百分之二十亦常常去教会，其余一些议员也宣称自己信仰上帝。一年一度，他们不分党派和政见，一起向上帝祈祷，重申共同信仰，恪守民主信条。早餐会的确警醒他们：大家本是同根生的兄弟，又不过是奉行上帝旨意的仆人，亦是瞬时而过的罪人。

当然，基督教文化的政治影响，主要还发生在人心里，很多美国人并不常去教堂，但他们普遍尊崇基督精神，相信人有原罪(sin)，相信上帝作为一个永恒正义的源泉，赋予了他们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存在，使他们对自己的政治权利充满自信，自信到常常忽略的地步。

几个月前，BBC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曾经问过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怎么看待基督教，那个学生说他还没有读过《圣经》，不过他注意到，基督教国家大多是民主自由的，他因此对基督教有好感。

(八)

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有一些抵牾。

基督教强调人的原罪和有限之不可克服，中国文化恰恰相反，它对人的品性完美之可能性坚信不疑，相信人可以成仁、成圣或成佛，于是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人身上。所谓人文精神、伦理道德，优劣褒贬，概出于此。其中尤以仰赖全能人格的带领这一点，作为政治文化现象，流弊深远。秦皇汉武，历朝历代，多少次，没教训，一时趋为神明，事后劣迹斑斑，一个个像走马灯似的。由此可见，在人治与法治、专制与民主的不同政治制度背后，隐藏着不同的文化渊源。

(九)

基督教强调人人平等地被创造，每个人可以直接与上帝相通。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皇帝，个人不能直接与天相通，只有与人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等级有序，君臣父子，上下有别，贵贱有分，长幼有序。在远古时代，因个人有机会直接向皇帝陈情告状，各级官吏还算有些惧怕。

当然，周朝以前的中国文化中，天的观念很强，权威性远在皇帝之上。后来大道既隐，渐渐一并降归皇帝，皇帝称为天子，便很少有什么惧怕了。（孔子羡慕的大道之行也尧舜禹文武周公的文化道统（前2500年），与春秋以降的大道隐去后的儒术法学（后2500年）大不相同，里面有很多靠近基督教文化的元素。补记）

历史以来，中国人逐步失去了心灵的超越性，失去了对永恒正义和绝对公义的普遍信心，失去了超越于一切个人、集团及其理念之上的个人信仰，因而失去了独立评判它们的能力、勇气和根据。

(十)

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呼唤民主自由，迄今为止，他们把民主理念作为最高准则，并不考虑民主理念的源头和根据。他们的想法是没有根基的。

他们还不了解西方民主精神的信仰根基，甚至压根就没有意识到民主也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以个人信仰为基础的深层文化结构。

他们至今没有看到专制和民主这些词所具有的宗教含义。

民主理念不是属于任何人的，甚至也不是属于所有人的。民主理念有一个更高的隶属，它是上帝永恒正义和绝对公义的社会政治形式，它有一个超越于所有人的智慧和道德之上的来源和根据，所以，它的历史性实现才是任何人即使多数人也不能阻止、抗拒和废弃的。

假如民主是英明领袖赋予的，他就有权改变；假如民主是一部分人奋斗得来的，他们就有权变卖；假如民主是多数人的意愿，多数人就可以废弃它从而欺压少数人。谁给予的，谁就有权拿走。只有上帝赋予的，终究要赋予人，而且谁也不能拿走。

惟有以上帝永恒正义和绝对公义的名义；不仅是名义，只有当人们对此深信不疑的时候，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东西才是真正靠得住的。因为只有这时，这些东西才因着人们的信仰和信心的缘故，获得一种超人的、神圣的、属灵的权柄，提炼出并操持住与之相应的社会形式，以保证不致被人的根深蒂固的罪性和有限性所侵蚀、遮盖、战胜。

假如中国人没有心灵的升华，没有超越性的信仰，那么，不管政治体制改什么，怎么改，都难；不改难，改也难，改好更难（今日补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在早餐会结束时发言说：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一九九二年三月普林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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