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丁的生平奥古斯丁的思想和他的个人命运有着极大的关系，而且这种命运为他的哲学活动提供了推动力。从很小的时候，他就遭受到了一种深刻的道德上的骚动。这种骚动激起了他毕生对智慧和精神上的宁静追求。公元354年他出生在非洲努米底亚省的塔加斯特城。虽然他父亲不是基督徒，但是他母亲莫妮卡却是这个新信仰的虔诚的信徒。在他十六岁时，奥古斯丁在迦太基开始学习修辞学。迦太基是一个习惯于不道德生活方式的港口城市。虽然他母亲向他灌输了一些基督教思想和行为传统，但是他抛弃了这种宗教信仰和道德，而且在这时与一位女子同居，和她生活了十年，还生了一个儿子。与此同时，他对知识的渴望推动他进行宗教研究，而且他成了一个成功的修辞学的学者。大量的个人经历给了他独特的研究哲学的方法。奥古斯丁在19岁时读了西塞罗的《霍滕修斯》，该书是一本倡导获取哲学智慧的读物。西塞罗的话语激发了他从事研究的热情，但是他陷入了在何处才能找到理智的确定性这一难题。他的基督教的思想似乎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他尤其为经常出现的道德上的恶的问题所困惑。我们如何才能解释人类经验中恶的存在？基督徒说上帝是万能的创造者，而且上帝是善的。那么，一个由全善的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又怎么能产生出恶来呢？因为奥古斯丁从他年轻时所学到的基督教中找不到答案，所以他转向了一个称之为摩尼教的团体。摩尼教徒对基督教是同情的，但是，由于他们自认为的理智上的优越而拒绝了旧约中的基本的一神论理论，以及人类的创造者和救世主是一个且是同一个上帝的观点。相反，摩尼教教导一种二元论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在世界中有两个基本的本原，一个是光明和善的本原，一个是黑暗和恶的本原。他们认为这两个本原是同等永恒的，而且相互之间是永远冲突的。他们相信，这种冲突表现在人的生活之中，表现在由光明所组成的灵魂和由黑暗所构成的肉体的冲突之中。首先，这种二元论的理论似乎对恶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完满的回答，它克服了在一个善的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中却存在着恶这一矛盾。奥古斯丁现在可以把他的感性的欲望归之于外在的黑暗的力量所致。但是它产生了新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个事物在其本性中会有两个相互冲突的本原？如果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理智的确定性又何以可能？更加严重的是奥古斯丁意识到，说恶全都是由某种外在的力量所产生无助于解决他在道德上的困扰。强烈情感的存在并没有因为对它的“谴责”被转向了某种它自身之外的东西而不再令人困扰。那种起先曾经把他吸引到摩尼教去的东西是他们的夸口即他们可以给他以能够讨论和能够弄明白的真理，这种真理无须像基督徒说的那样“先信仰而后理解”。因此，他与摩尼教断绝了关系。他认为“那些称为学园派（即怀疑论）的哲学家，比起其余的哲学家更聪明，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应当怀疑一切，而且没有可以为人类所理解的真理。”他现在被怀疑论所吸引，虽然在同时他保留了对上帝的信仰，但他坚持了一种关于事物的唯物论观点，而且据此怀疑不朽的实体的存在以及灵魂的不朽。希望在修辞学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奥古斯丁离开了非洲来到罗马，而且很快又到了米兰。公元384年他成为米兰市的一位修辞学教授。在此，他受到安布罗斯的深刻影响，安布罗斯当时是米兰的主教。从安布罗斯那里奥古斯丁得到的不是修辞学的诸多技巧，而是他有那么一点始料未及地得到的对基督教的较多的了解。在米兰期间，奥古斯丁喜欢上了另一位女子，而把他的第一个情人留在了非洲。也正是在米兰，奥古斯丁碰到了某些形式的柏拉图主义，尤其是在普罗提诺的《九章集》中建立起来的新柏拉图主义。在新柏拉图主义中有许多引起他注意的东西，其中首先有新柏拉图主义关于非物质世界是一个和物质世界完全分离的世界的观点。其次是有关人们具有某种能使他们认识上帝和非物质世界的精神性直觉的思想。第三是从普罗提诺那里奥古斯丁得到恶不是肯定的实在，而是一种缺乏（也就是缺乏善）的根据。最重要是是，新柏拉图主义克服了奥古斯丁先前的怀疑主义、唯物主义以及二元论思想。通过柏拉图的思想，奥古斯丁可以理解到并非所有活动都是物理的活动，以及有一个物理世界也有一个精神世界，他看到了世界的统一性而无须设想在灵魂和肉体的背后有两种本原存在。因此他追随普罗提诺所提出的实在的图景，把实在看成是一个单一的等级系统，在其中物质只不过是处于最低层次上。从理智上看，新柏拉图主义提供了奥古斯丁曾经寻求的东西，但是也留给他还未解决的道德问题。他现在需要的是与他的理智上的见解相匹配的道德力量。他在安布罗斯的布道中找到了这种力量。新柏拉图主义最终使得基督教对他成为合理的。而且现在他也能践行信仰的活动，因此而得到了精神力量而并不感到他正在陷入到某种迷信之中。他的戏剧性的归回上帝面前发生在公元386年。当他“真正同意”放弃修辞学教席的前途，把他的生命完全献给哲学的追求时，对他来说，这种哲学意味着关于上帝的知识。他现在把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想象为一个东西，他在新柏拉图主义中看到了基督教的哲学表达。他说，“我确信，在柏拉图主义者中我将找到和我们的宗教不相反对的教导。”所以，他着手从事他称之为获取智慧的“我的整个计划”。他说“从这一刻开始，我决心永不脱离耶稣基督的权威，因为我发现没有什么是更强大的了。”进而，他强调说：“我必须以最大的理性的技巧来追随这种权威。”在奥古斯丁看来，真正的哲学没有信仰和理性的结合是不可想象的。对他来说，智慧是基督教的智慧，离开启示的理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相信，不存在没有精神上的终极命运的纯粹自然人这种事。为了理解人存在的具体条件，我们必须从基督教信仰的观点出发去考察我们自身，而且还要从信仰的角度出发去考察整个世界。对奥古斯丁来说，在哲学和神学之间可能没有区别。确实，他相信，如果我们人类的意志不被改变，我们就不可能恰当地哲学化，因为清醒的思考只有在上帝的恩典的影响下才是可能的。以这种方式，奥古斯丁确立了中世纪基督教智慧占统治地位的方向和风格。因此，讨论奥古斯丁的哲学而不同时考察他的神学观点是不可能的。如果从我们现在赋予哲学这个词的意义上看，奥古斯丁确实没有写过纯粹的哲学著作。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多产的作者，而当他成为天主教著名的领袖时，他作为信仰的捍卫者和异端的反对者而埋头写作。公元396年，他成为希波主教，希波是邻近他出生地塔加斯特的一个海港城市。菲拉鸠（Pelagius）是他的许多反对者中的一个，奥古斯丁和他展开了一场著名的争论。菲拉鸠认为，所有人都具有获得某种宗教生活的本能的能力，因而否认他关于原罪的观念。原罪的观念认为，人的本性生来就是腐败的。根据奥古斯丁的看法，菲拉鸠错误地理解了人的本性，他设想我们人的意志靠自身就能得到救赎，因而把上帝的恩典的作用降到最低限度。这一争论使奥古斯丁的思想方法得到了完善。这表现在他一再坚持认为，所有关于一切问题的知识，除了运用哲学的视角之外，必须顾及到圣经的启示真理。因为一切知识的目的都在于帮助人们理解上帝，这种宗教的尺度在他的反思中显然具有优先权。因为后来阿奎那在说到他时指出：“吸收了柏拉图主义者的理论的奥古斯丁，凡是在他们的著作中找到任何和信仰相一致的东西时，他就吸收过来，而且凡是他发现与信仰相反之处，他就加以修正。”此外，正是柏拉图主义把奥古斯丁从怀疑论中拯救出来，使得基督教信仰适合于他，而且使这个在神学和哲学上取得巨大著述成就的人显得更加光芒万丈。就好像要表现他的疾风暴雨似的生活似的，公元430年，在汪达尔人包围希波的形势下，奥古斯丁在朗诵忏悔诗的情境中去世，享年75岁。选自《西方哲学史》（美）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和詹姆斯·菲泽著，中华书局，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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