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来”与“文化侵略”——戴德生回答不了的问题《挚爱中华——戴德生传》有一段记载：在桥头街听戴德生讲道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名叫倪永发，他是宁波的棉花商人，也是一派改革佛教的领袖，他那一派佛教徒只追求真理，不拜偶像。在听完戴德生讲道后，他站出来对会众说：“我父亲和我多年来不断追寻真理，并四处游历，仍无法获致。在儒家、佛教和道教之中，我未能找到安息，但今晚我却找到了！从此以后，我要相信耶稣。”倪永发把戴德生带到他的佛教徒当中，向他们解释自己的转变。他说话清楚有力，使戴德生印象难忘。另有一位佛教徒也悔改归主，和倪永发同时接受洗礼。倪永发问：“英国人认识福音多久？”“大概几百年吧！”戴德生腼腆地回答。“甚么？”倪永发大声叹道：“为何你直到现在才把它告诉我们。先父寻求真理二十多年，可惜志未筹而身先死；为何君不早来？”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戴德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我们不知道神的奥秘，为什么让我们在封建社会原地打转数千年，受尽苦难。也不知道为什么带给人福气的福音为什么要伴随着苦难才能传来。慢慢清理一下历史，也许会有些思路。国人总是为郑和船队的阔绰骄傲，却为哥伦布船队的寒酸笑掉大牙。然而二者却不是同日而语，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郑和不过是出去显摆游玩，没有什么目的和价值。而虔诚的天主教徒哥伦布却是怀着强烈的传教大使命的热忱开启了一个大航海的新时代，哥伦布航海的动机不仅是为了证明地圆说，还有一个重要目标，是向印度人（他所想象的目的地是印度）传播福音。他曾给西班牙女王伊莎白拉写信说，他要使那里的人民都归化为天主教徒。他在纪录航程一本书的序文里写道：“我曾和陛下提到印度和中国有个大可汗，人们称他为万王之王。大可汗及其祖先屡次遣使至罗马教廷，访求我们教会中的博学之士来教化他的国家。教宗至今还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以至让亿万的崇拜偶像者仍然信奉着他们的邪道，而不得沾基督的恩。……今年（1492年）一月，王师大获全胜，国内升平，乃命我克里斯多夫·哥伦布往印度拜见大可汗访问各城极其国家风俗，就此机会传播福音，使其改奉天主圣教。”由于国王和女王的赞助，哥伦布便带着他寒酸的船队开始实现他伟大的计划。他携带着致中国皇帝的国书，率领三条帆船，水手八十七名，于1492年8月3日从帕洛斯港起碇，做首次横渡大西洋之壮举，在茫茫无际的大洋中漂泊了71天，即10月12日晨到达了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小岛上，在这种万分激动人心的情况下，他让全体船员跪下来感谢天主，同时唱起“吾侪赞颂天主”，这是教会每逢年终或庆典时唱的感谢歌。他又在这片新土地上竖起了一座大十字架，表示耶稣是世界之王。在新地的命名上，特别表现了他对信仰的虔诚：他给这岛起名“圣萨尔瓦多”原意为救世主，即耶稣的称号。可后来海盗式的英国人占领此岛后，竟然用一个英国人的名字“华特林”来取代原名，这不但大煞风景，而且污辱了哥伦布发现的这个第一个岛。但哥伦布并没有见到马可·波罗描写的中国的城镇和宫殿，哥伦布十分失望，只好返回西班牙。在了解到了新大陆的情况和航线后，哥伦布又于第二年（1493年）第二次西航到西印度群岛去，这一次，他便带领了12位教士到新大陆给土著人宣传耶稣的福音。以后他又分别于1498年和1502年到新大陆去，每次都有传教人员随行。他先后发现了巴哈马群岛、古巴、海地、牙买加、波多黎各、以及中美和南美的沿海地带，传教士的足迹也跟着他走遍各处。在他死后，就在新发现的美洲这块大陆上建起了主教区。可是土著人比不是想象的那么热情，虽然不都是吃人的民族，也有受孔孟之道等圣人之道熏陶的文明民族，然而对于福音却是一样的抵触拒绝。哥伦布的航行与发现，向欧洲殖民者与探险家们吹响了第一声号角，促使他们掀起一个纷纷走向新大陆的浪潮，但并不是所有欧洲人都是作为和平的使者来到美洲的，而是作为殖民主义者和征服者的急先锋来美洲寻找和掠夺财富的。所以，他们的到来，对美洲的印第安人文明是一个极大的灾难。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也揭开了一个福音全球差传的时代。但是这也是与西方殖民主义同步的历史。1553年，德国耶稣会士传教士沙勿略在上川岛面向中国大陆抱憾而死。这是一起象征性事件，它标志着环球航行背景下的全球福音化时代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随沙勿略之后而来的意大利耶稣会士范利安在澳门眺望北方，他的呼喊代表了罗马世界面对中华帝国的焦虑和无奈：“哦，顽石，顽石，你何时打开大门？！”有耶稣会士更感慨：月球离欧洲有多远，中国就离欧洲有多远。1807年9月马礼逊乘一艘美国商船抵达广州。在船上的时候，船长问这位25岁的年轻人说：“就凭你一个人能改变中国人拜偶像的习俗吗？”马礼逊回答说：“我知道我不能，但是，神能！”谁能想到这十个字，竟是一部壮丽诗史的开篇，从此四亿圣灵（当时大清国的人口）有了福音的盼望！然而谁知他到了澳门，才发现到他向往的地方竟然不得其门而入，初时差不多被迫在躲藏中过活，但到了1809年，他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In-diaCompany)聘任为「通事」(翻译)，给他薪金，也给他安全和保护。使他有机会在广州工作二十五年，这也是欧洲人唯一能踏足的中国土地。马礼逊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基督，他努力不断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为的是更有效地向他们传讲福音。1814年，他为第一个中国信徒施洗；1819年，他完成了中文新旧约圣经的翻译工作；之后他又完成了第一部汉英字典。愈来愈多中国基督徒受洗加入教会，其中一位后来更受按为牧师，在华人当中传教。当马礼逊在1834年逝世时，在中国传道的机会并不比他来时好得了多少。直至那时，只有三名来自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工作。举目观看，庄稼已经发白，上帝的心里是何等焦急，然而顽石对“白鬼”“红毛鬼”还是视为洪水猛兽，瘟疫腐臭。敬酒不吃吃罚酒就是可想而知的了，也使基督教背上了洗不净的脏名。对此，1950年郭沫若副总理的一篇报告中揭露说：“百余年来，美帝国主义对我国除了进行政治、经济和武装侵略外，在很长时期中，尤其注重文化侵略的活动。这种侵略活动方式，主要是通过以巨额款项津贴宗教、教育、文化、医疗、出版、救济等各顶事业，加以控制，来进行对中国人民的欺骗、麻醉、和灌输奴化思想，以图从精神上来奴役中国人民。”例如直到如今协和医院仍是“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的铁证。2000年，中国基督教50周年庆祝会上重申了这样的认识：“基督教、天主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伴随着中国人民的苦难。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数以千计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下，从总体上说，外国传教士充当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其中不少外国传教士直接为殖民主义的扩张效力，参与赎卖鸦片、收集情报、鼓动和参与军事侵略、攫取经济利益、参与策划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凭借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以殖民主义征服者的姿态横行乡里，欺凌百姓，激起人民的反抗。传教点的创建、传教区域的扩展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紧密相连。他们的劣迹和罪行，是无法掩盖和抹杀的。”事实上，这是国人一贯喜欢的传统，故意算糊涂账。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传教士的贡献，我们的文明不知道要推迟多少年才能这样，恐怕到我们儿子那一辈还要在爱新觉罗主子那里自甘奴才，还得在父母官大老爷堂下挨板子后再说一声“谢大老爷”。对洋枪洋炮的恐惧，使他们的矛头并没有指向真正的侵略者，而迁怒于平时与他们最为和平相处的洋教士。虽然他们的妻子儿女得到过教会的接济，也知道教会经常把面粉奶粉赈济给穷人。但他们盲目的仇恨和情绪使教会和传教士变成了直接的牺牲品。连续不断的教案中有上千名教士和中国教友殉难，基督徒的头颅被高挂在电线杆上。他们恶狠狠地手刃传教士的婴孩，过足将砖头砸向传教士头颅的瘾后，传教士没有要求赔偿，反而回到当地继续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也一样同情中国人民的不幸，要用爱和信任化解这种民族情结。1952年，神看到本土教会已经能够自立，就让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国外传教士全部撤退。从此开始了本土教会自治的时代。蒙神祝福，本土教会不断壮大。但是今天仍有90%的同胞仍然认为“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何干？你来要灭我们吗?”，但是也不能怀疑，其中也有不少人在像倪永发父亲那样徘徊挣扎在盼望之中。你看到庄稼发白了吗，你愿意在有人质问你“怎么才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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