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贼作神戴德生的船仍泊在南浔。　　他的船舱来了几位客人。　　“崇拜偶像是愚蠢的，”戴德生说：“美好的礼物皆来自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你说的有点儿过于武断了吧？有些偶像是毫无用处，但有些却是很好的呢？”　　“那么请你告诉我哪些是好的偶像？”戴德生问。　　“它们就在这里。”那个说话的人一边回答，一边指向附近的一所庙宇。“许多年前，有两个人带着一船白米来到本市售卖。那时刚巧碰着饥荒，耕种失收，百姓都挨饥忍饿。那两个人看到这个情景，就把白米周济穷人。但这样一来，他们便不能回返本乡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把白米白白的送完了。”　　“那些米不是他们自己的？”　　“正是如此。白米是他们的主人所有，他们怕无法交待，就一起在此投河自尽。人们说他们是神，而且造了偶像代表他们，又在这里为他们立庙，至今香火不绝。”　　“这样说来，你们的偶像不过是人罢了！他们偷了主人的白米，而且也不该投河自尽。”于是，戴德生把真神如何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世界上，使信他的人不致灭亡，反得永生的道理，一一告知他的客人。（摘自《戴德生传》http://ishare.iask.sina.com.cn/f/8188569.html）无独有偶，给孩子辅导语文课的时候看到课本上有一篇对偷盗天火的普罗米修斯的赞扬，人们对天神普罗米修斯为人来带来的幸福生活的英雄行为的倍加赞颂、钦佩、感激。看来我国人和希腊人都有这种爱好，挑战主人的权威，而对偷盗主人财物的英雄敬佩有加，顶礼膜拜。任不寐先生的灾变论认为这种思想根源于饥民对灾荒的恐惧和颠倒的感恩心理。在持续的灾荒中，饥民关注的首先是活下去，不再是“吃好”而是“吃饱”。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从百姓到统治者对“吃饭”的重视就是自然的而然的真理。“吃饭是第一大事”“革命为了吃饱饭”。所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善政”，是来自历代对灾荒的经验，这不是一种道德热情，而是一种不断强化的生存恐惧。在这种思想环境下，如果有传教士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将会引他们发怒或以为你别有用心愚弄人民吗？因此“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成了革命的最高目标，而“信耶稣能当饭吃”或者准确地说是“能当今天的饭吃吗”成了人们抵挡耶稣的最常见理由。信耶稣也免不了饿肚子，连耶稣自己也不免饿肚子的苦楚，所以还是省省吧。倒不如敬拜那些为我们偷米的贼更实惠，至少能让我们今天吃饱肚皮，明天的事就交给上帝吧。生存恐惧必然导致“必须活下去”和“不得不为了生存”成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命题，同时，生存危机束缚了精神的自由。意识和道德成为虚无者，唯一实体性的东西是物质利益（良心多少钱一斤，道德值几毛钱成了童谣），而由于资源短缺获得物质利益的主要手段依赖强力和机会主义，而国家是最大的强力，因此爱国主义就成了传统，为了生存下去必须的传统。从而“政治是糊口型经济”，“恩人执政”成为必然，因为救灾者因“道德”理由成了灾民的监护者和专政者。但这种“道德”基本是非理性的，它的合法性先后建立在“救世主”神话和“物质主义”的神话基础之上。由此看来，认贼作神是有客观原因，值得同情的，若不是圣灵的光照，让人们有能力有智慧认识到生存之本和米主人的权柄和爱，人们也许难以摆脱这种荒谬的崇拜。其中我们所能做的美好的工作就是用自己蒙受的恩典做出见证，让人感到米主人的爱是“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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