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历史的跫音－－基督信仰对时代的影响随笔
走过历史的跫音－－基督信仰对时代的影响时间:2010-01-26 11:51 来源: 作者: 苏文峰 熊璩 点击: 次 【大 中 小】 二十世纪这沉痛的包袱 教我们如何卸下，如何 把二十一世纪，还未哭呢 小心啊，扛上肩头。 －－摘自余光中的诗作《呼天抢地》 面对新世纪的诸多变数，面对“后现代”文化的延伸，基督信仰能提供什么答案，造成什么影响呢？在本文中，我们二人，即《海外校园》主编苏文峰和特约编辑熊璩将用对话的形式，从“二千年来基督信仰对时代的影响”这一角度，以第一世纪和十六世纪为重点，作一次回顾与前瞻。 一、第一世纪－－星火燎原 时代背景 苏文峰（以下简称苏）：让我们先来了解第一世纪的时代背景。你认为当时的犹太人是哪一种心态？ 熊璩（以下简称熊）：犹太人以身为上帝的选民为荣，视被罗马人统治为奇耻大辱。一世纪的犹太民族是一个爱国心与宗教心都高涨的时代。另一方面，犹太的希伯来宗教信仰已流于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变成心胸狭窄，自以为义的宗教。 苏：确实，当时的希伯来宗教信仰，已扭变成有强烈排它性的地方宗教。而当时的罗马帝国，文事武功鼎盛，如日中天。公民的生活富裕，一无所缺。在精神上，全盘接受希□的文明和多神的信仰。罗马人非常迷信，追求“诸神的安静”。但是在这些辉煌的背后，心灵非常空虚。历史学家曾有生动的描述： “他们曾吃过一切，见过一切，听过一切。 “他们尝过各种的美酒，游历过各地，爱过从巴塞隆纳到底比斯的一切女人。自古所有的书籍，都放在他们的图书馆里。自古所有的最好的图画，都挂在他们的壁上。全世界最灵巧的音乐家，为他们侍膳。他们与小孩子一般，受过最好的教授与教育家的教导，应学的事物，都学过。结果，一切的食品与酒类都失却了滋味，一切的书籍都成了乾燥无味，一切的女人都变成无意味的了。生活本身也已成了一个重负，许多人都愿及早抛弃。 “剩下的祗有一个安息，即对于‘不可知者’（the Unknown)与‘不可见者’(the Invisible)的冥想。”（引自房龙（Van Loon《人类的解放》一书） 熊：人们所寻求、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安身立命的信仰。这是基督信仰传扬的温床。 基督信仰的生命力 苏：你认为耶稣基督及初期教会，给第一世纪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熊：那就是耶稣基督的风范、洞察力和信息令人折服，他的眼界与胸襟使跟随他的人，超越了种族与地域的限制，使基督信仰成为普世性的信仰。这种打破种族和“组织化宗教”的胸襟，竟出自一个足不出巴勒斯坦，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的“木匠”，实在令人震撼。 苏：英国历史学家威尔斯（H.G. Wells）认为耶稣是人类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位。威尔斯不是基督徒，他纯粹从理性的角度评估，“他留下了什么有继续存在的价值？他有没有引导人们走上新的思想之路，并给予一种持久的推动力？” 但是基督徒却知道：基督信仰不单是一套新的思想路线和价值观，更是具有耶稣基督的牺牲和复活带来的盼望和生命力。一群由加利利小民信奉的“新教门”，历尽了犹太人和罗马人的残酷逼迫，终于在第四世纪“征服”了罗马帝国。可见他们信仰的真实和强烈的感染力。 熊：基督信仰的广传，使徒保罗也功不可没。他能打破犹太教的框架，把一个原本以希伯来传统和经验为主的初期信仰，经过整理和传扬，长成为一个普世性、有统一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强烈震撼力的信仰。 保罗几封著名的书信，完成于四福音成书之前，也在各地有组织性的教会成形之前。如果没有他的书信和宣教工作，基督教可能今天仍未广传。保罗学问渊博、思想慎密，而且灵性经验丰富。他主动寻求基督信仰与希□哲学宗教的对话，并超越了人文主义的局限，这使得基督教深入罗马社会的各阶层。 苏：因此，保罗的宣教态度成了历代的楷模。有人说，基督信仰与当今新儒家最大的不同，是新儒家都是学者，但是基督信仰却有许多甘心为之殉道的宣教士。像保罗及古今千千万万的平民基督徒，就是如此。 二、十六世纪－－宗教改革 苏：跨过中世纪（五至十五世纪）中的西罗马帝国灭亡，回教势力兴起，神圣罗马帝国建立，政教合一，十字军东征，文艺复兴……我们来到十六世纪。当时的时代背景已与第一世纪不同，显然已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了。 熊：这“必须改革”的原因，是制度化的宗教（罗马天主教）到了十六世纪，又成了形式、教条和传统的僵化系统。由于权力的集中和绝对性，控制宗教的“祭司们”，也已经腐化。因此对他们而言，在政教斗争中得胜和维持既得利益，就比拯救人灵魂更为紧要。 与此同时，教皇已成为一切真理的最高诠释者，教会采纳了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与世界观，压迫异己。当时的（天主）教廷成了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障碍。 苏：在这样的时空之下，基督信仰必须解开制度化宗教的束缚，恢复其活泼自由的活力。马丁路德在那时代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的贡献可分二方面： 第一，马丁路德在修道院苦修多年，期望从克苦修行中获得上帝的恩宠。一直到有一天，《罗马书》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如同清晨的日光射入他的心，把他从长久受制式宗教禁锢中释放出来。这种力量给他无比的勇气。当他在1517年10月31日把“九十五条信念”贴在威丁堡教堂的大门上时，他是以匹夫之力向全欧洲的权势宣战。路德的信仰、眼界和勇气，使得整个西方的文明与宗教信仰受到冲击而改变。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公然单独与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抗衡，且始终没有低头。作为历史的学生，我们应向他致敬。 第二，路德与许多其它改教人士，都是学识渊博，著作等身。改教虽是群众运动，更是用文字做武器的运动。于是新教（Protestant，即现在通称的基督教，有别于天主教）不仅受到民众的拥护，同时也受到许多知识份子的支持和认同。 熊：新教对时代的贡献不仅在宗教复兴和群众觉醒，新教与科学革命的渊源也是有目共睹的。一般人都以为文艺复兴是引进现代科学的最大功臣，而基督教是阻碍科学发展的罪人。其实以圣经为中心的信仰，传递了一种以上帝为本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取代了以人为本的世界观，因而助长了科学的发展。现代名科学家欧本海默和名数学家怀海德（都不是基督徒）都曾着论，说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是科学之母。英国的皇家学院，初成立时十位主要成员，其中有七个是新教徒。在1663年，皇家学会有62%的会员是清教徒，虽然当时清教徒在英国只占极少部份。 文艺复兴与后来的启蒙运动都带来自由，而且是人本主义的自由。宗教改革也带来了自由，是神本主义的自由。人本主义的自由以伏尔泰为首，促成了法国大革命和后来的暴民政治，以及极权的恢复。神本主义的自由带给人类最大的觉醒，就是恢复了人的尊严，而且是有基础的尊严。人是“按照神的形像造的”，而且人人都有“祭司”的职份，这种世界观带来了英国和平的社会改革。它也是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体系的基础。它影响之深，是许多不熟悉西方历史的人所不能了解的。 苏：这一观点，薛华（Francis Schaeffer）在引述Jacob Burckhard（1818-1897）《意大利文艺复兴文明》一书时也有提出。他还认为，欧洲北部的宗教改革和南部的文艺复兴之所以不同，原因就是： “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人没有办法给人生各个殊相赋予意义，同时在道德范畴中无从得到绝对；北部就不同了，宗教改革中的人活在圣经真理下，在自由中抓着绝对价值。”（引自薛华《前车之监》一书97页） 三、廿一世纪－－后后现代 ¨时代背景 苏：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理性主义的发展，从十九世纪步入廿世纪，人类（至少西方世界）的世界观是相当统一的：宇宙是“有秩序”的，“理性”的，而且是“可确定”的。 但是廿世纪的发展把这一切都改变了。 熊：的确，单从物理学来说，量子物理就使我们对“真理”有突破性的认识。爱因斯坦和波尔让我们了解“光”不只有“波”的现象，它也有“电子”的现象。汤森（J.J. Thomson）发现所有的原子都是由同样的微小粒子（电子）组合而成的。布罗格尼（Lousis de Broghie）也发现，“电子”也具有“波”的性质。 物理学的刺激，两次大战的悲剧再加上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廿世纪人类的世界观，逐渐从“有秩序”走向“杂乱”（chaos)，从“理性”走到“繁复”（complex)，从“可确定”走到“不可确定”。人类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宗教信仰，都不过是文化与环境架构下的产物。甚至连历史也不再是客观的现实，而是“权力”应用下，为特殊利益服务的工具罢了。这就是“后现代”社会的景观。 从“后现代”到“后基督教” 苏：从十九世纪至今，无论从心理学、共产主义、超人哲学或解构主义的角度，都有人极力攻击基督教。可否请你列举几位？ 熊：十九世纪对“组织化宗教”攻击最力的有三个人，佛洛依德、马克斯和尼采。他们深深影响了廿世纪对宗教的思维模式。佛洛依德认为宗教不过是罪恶感深重的人，因需求自我洁净，而强制上帝祝福的一种游戏。马克斯则认为宗教不过是阶级压迫与剥削的工具而已。尼采更为犀利，他认为任何一个宣称自己拥有“真理”的人，都不过是一种“权力意志”，用来操控他人而已。 其实耶稣基督和马丁路德对当时僵化的“组织化宗教”也有类似的批评。今天的社会对所谓“宗教右派”（religious right)，对教会，也有类似的批评。在这个“后现代”社会，一般人认为“宗教”不过是一些死的教条，一些褪色的道德律。信徒们不是个性软弱便是心胸狭窄，自以为义，没有同情心，压抑异己思想。 美国许多调查发现，自1980年“道德多数”运动以来，参加教会的人数显著减少，教会几乎是老年人俱乐部。美国的“一般社会调查”在1996年公布资料说，从30岁到39岁的人，参加教会活动的人数，自1984年的37％，降到1995年的25％。《华尔街日报》在1994年报导，自1991年以来，18岁到29岁之间参加教会的人数，已从35％降到27％。这都是以为美国是“基督教国家”的人没有意识到的变化！ 不但如此，“后现代”的文化潮流基本上是反基督教的。有人说今天的英国，有70％的人是对基督“教”有很深反感的。人们对“灵魂”和“超自然”的事有兴趣，对上帝有兴趣，但是对“教会”没有好感。 哈佛教授Henry Louis Gates, Jr.在《纽约时报》撰文说，平日他尽可能不提及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不只是个人隐私，更是因为哈佛人视有宗教信仰的人为有“心智残障”。普林斯顿的社会学家Robert Wuthnow也承认，对基督教（尤其是福音派）的排斥，是美国高等学府最大的公开秘密。 苏：你认为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熊：今日的基督教不但已从主流隐退，基督教也在“文化战争”中失势。它所代表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再受到尊重。人们以功利取代。教会也多半固步自封，成为文化边缘的团体。 苏：不仅如此，信徒不但没有领导潮流，反而成了潮流中的一份子。美南浸信会的Henry Blackaby博士1999年5月22日，在葛培理布道团的训练会上叹息说:“问题是，教会内的离婚率与教会外一样，教会内的堕胎率也与教会外一样。甚至赌博的比率也只不过少了1％而已。”这样“失了味的盐”，怎能见证基督的品味？ 资讯革命的影响 熊：这廿年来由于“资讯革命”，特别是“网路革命”，引起了资讯的大爆炸。它加快了我们生活的步调，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式和我们的世界观。这种变革的速度在人类历史中空前未有。“知识就是权力”这句话，对今天个人的社会与经济地位有了更深更广的意义。这种冲击造成了社会的失调，有了所谓“数位鸿沟”（digital divide）的畸形现象。 人与社会，人与家庭和人与环境的关系正在进行着基本的改变。传统家庭结构与价值遭受空前的威胁，支撑两千年文明的一些基本架构已经开始松动。人类已不是在主导这个变局，而是成为这变局的奴隶。君不见网路股票的狂飙？“每日股客”（day trader）的疯狂炒作？ 这种新社会的经济模式，奖励有能力、肯冒险的人，更给了贪婪、自私和冷酷无情的物质至上者丰富报偿。它助长了人与人关系的疏离。这种力量强而有力，许多社会的常规都被打破。我们已经开始感受到社会失控的危机了。 廿一世纪的前瞻 苏：从“后现代”到“后基督教”，从“资讯革命”到“高科技挂帅”，我们已到了人类文明的一个转折点。表面上，人类是乐观的。高科技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和选择性，我们的自由度增大了。然而，因为人与人的距离愈远，我们在逐渐拆毁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互信、共识和共同的价值观。我们快速地进入一个反人性的漩涡。我们将承受这种力量反弹的效应。 熊：廿一世纪的人类必然会从这种高科技文化的迷梦中觉醒。他们会寻求超越个人私欲的生活价价。他们将从孤独中回头，寻找一个可归属的社区。他们将寻求一个不变的永恒、一个真实的信仰经验、一个值得献身的目的。他们虽然不爱教条和说教，但他们内在的饥渴将不容许他们当机器的奴隶。 他们渴望接触到爱心的关怀，他们需要听到有实质内容的教导。他们将转向谁呢？他们将重新发现基督耶稣是他们的答案。Gordon Rupp说过：“十六世纪的人难以设想没有基督的信仰，廿世纪的人却认为基督教已失去时代性。”或许，这两个世纪最大的差异要到廿一世纪才能弥补。 教会的使命 苏：为了领导潮流，为了掌握时代的脉膊，教会不能只是一些寻求心灵慰藉的难民收容所，也不应只是一个看法相似的人的俱乐部。教会应当深刻了解“后现代人”的思维模式和世界观。教会应当用多重切入点寻求与他们对话。 更重要的，教会应当打破传统的框框，着重训练一批能照亮黑暗的门徒。就像保罗所说的：“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熊：基督的信息并不仅限于反对堕胎和同性恋，更不是要与政党挂钩。基督徒应当推崇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表现对社区真正的关怀。基督教不是一个怀旧的宗教，基督教是一个叫人跟随基督、打破框框向前走的信仰。英国摩尔爵士（Sir Thomas More）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们都活在缺乏想像力的咒诅中。”（We are condemned to live out what we cannnot imagine.)我们期望廿一世纪的基督徒能更积极使用他们的想像力。 苏：还有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基督教如果不能深入知识份子当中去，就很难有持久的影响力。基督徒不可视知识份子为仇敌，因而产生反知识的冲动。廿一世纪的知识份子仍将寻求生命的意义与生活的智慧。基督徒应深切体会基督信息的时代性，寻求优势的切入点。有实际内涵的教导与挑战，是会受到人们真诚的回应的。 熊：应当认识潮流，但我们更应当有洞察力地批判和影响潮流。这工作是艰巨的，但也是必须的。基督的教会啊，你准备好跨出这新的一步吗？基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一世代最需要的，就是有一批有情、有理、有灵的人，回应基督的呼召，走今日的十架道路。基督信仰对今日最大的意义，不是增加许多教徒，而是活出一群像基督的门徒。 注：文中参照多本书籍、杂志。包括： 1、 中文版《基督教二千年史》1971，陶理博士主编。 2、 Franis Schaeffer,“How Should We Then Live”(1976)中译本《前车可监》 3、 Leonard Sweet,“Soul Tsunami”(1999)。 4、 Stanley J. Greng,“A Primer on Postmodernism”(1996)。 5、 Nu Sojourners Magazine，1999年7-8月号，9-10月号。 6、 Leadership Magazine，1999年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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