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 言

　　中国教会正在全力推进的神学思想建设事工，从一开始就关涉到对神学院校的神学导向的确认和对重大的神学观点理解的调整，进一步的深入将从神学思想建设所确认的正确的圣经观和教会观对教会内文字出版事工和国际间姊妹教会交流事工等方面进行建设性的反省，以便使我们从神学思想层面坚定对“三自原则”作为中国教会宣教事工的组织原则的再认同和再阐释。丁主教对“积极地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前瞻性理解就是必须先从神学思想上与我们祖国的进步与发展相适应，在这个语境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指“今日的中国，全世界华人的祖国”。因此，在中国基督教新教整体上步入二十一世纪伊始，我们如何以新的思路推进“神学思想建设”这一伟大的历史性圣工，构成了对中国教会内有志于肩负建设中国基督教会神圣宣召的同工们的挑战和期待。本人肤浅的思路是，神学思考就是思考尚未解决的问题和发现将成为问题的种种现象，其方法论的特征是以确定性的神学导向去达成一般性的规则。具体地说，中国教会五十年来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爱国爱教、荣神益人、自治自养自传等组织原则和实践原则除了其社会学和政治学的释义外，我们还必须对之作出神学的思考与反思。因为倘若我们从纯粹的现象观察来看，我们教会里总是存在着一种被称之为“两张皮现象”，即用明确的语言就是，在事关社会性、政治性等的问题上，要积极主动地大唱宣传性“政治口号”，以表明自己坚定地支持政府的宣传口径，但是，作为宗教界人士，其自身思想和行为方式却依然故我，采取封闭保守甚至落后的思维方式，拒绝采纳创造性的非墨守陈规的主张和建议，这样的情形中个别极端的作为是以极其属灵的方式歪曲神学上稍有创见者的本意，并用断章取义、夸大事实等手法企图在教会内部彻底诋毁之。此外，在个别的地方，某些教会负责人视关于教会行政事工中腐败、低效、任人唯亲和欺下瞒上等现象的建设性批评为其个人或家族私己利益的心腹大患而大施其行政权谋对之加以排斥和清除。因此，神学思想建设圣工不可避免地随时都会遭受到的各种各样的微辞、误解甚至谗言及诽谤，这只能表明其艰巨性和紧迫性，同时也能直接说明了为什么它是我们中国教会的首位事工。 　　一个怎样的主张为什么和如何成为教会的首位事工，这就是最大的实践神学课题。自从中国教会的“济南会议”确定由丁光训主教倡导的“加强神学思想建设”这一历史性事工以来，我们围绕着数十种神学命题展开了多次的研讨和论证，特别是2000年夏天在青岛召开的关于圣经观的学术研讨会，使我们感到我们所选择的方向的正确性。作为教会的首位事工，其本身就是一个大课题。作为教会论层面最大的实践性的神学课题，如何理解“教会的首位事工”，必须在明白具体的过程后，再回到抽象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纯粹概念的逻辑推证，然后才可以在具体的实践中作有依有据的分析和发展。所谓具体的过程即神学思想建设的解释学思考所确立的“三自原则”等等神学理解将指导中国教会的神学教育和神学研究、教会牧养事工和国际交往事工、出版发行事工和教会行政事工等等。所谓抽象的纯概念的逻辑推证就是以明晰性和合目的性为原则来逐一分析每一项主张和创意。我在这篇文章中将尝试一下对“一个怎样的主张如何成为教会的首位事工”这一最大的实践神学课题进行一番抽象的逻辑性理解。 　　我的着眼点是换一个角度这样问：“如何理解教会存在着首位事工？”于是，我们就在明晰性和合目的性这两个方法论原则上推进了对问题的思考，这就是如何理解“教会的权威性”问题。

　　“教会的权威性”具体地说就是“教会的权威人物和教会的权威思想之合目的性融汇”，稍微平白一点就是教会的权威和在教会的权威。这就进入了本文思考的直接课题。作为此课题的背景提示，我们须明白的是，在中国教会的神学研究框架内，教会性的欠缺在教会论层面也表现为教会行政的内在紧张和组织机制的乏力与无序。如何理解教会的权威从中国基督教新教史上来看从未象今天这样显示出必要性。这个问题的最初解决必须要允许从神学政治学视野对之所作理论上的种种尝试和沉思。显然，我的思考需首先明确这样的一个基本思路，即，教会的权威是相对于教会之外的其它公民社会乃至国家之现实存在的政府行政和教会内部的种种团契而言的，用平白的比喻说，教会的权威就是教会的合法性权力之所在，所以，也可以理解为教会的权柄之所在。这是教制上的主导性构成因素。在这样的权威之下，教会同工平等地以此为中轴积极地维护之而不至于遭到人为的谗言和诽谤；而在教会的权威特指（1）教会的领袖或负责同工；（2）在教会教务和行政事工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某项主张或倡议。

　　教会的权威和在教会的权威之间的关联性显示，教会的权威之形成是基于在教会的权威之有效性，因此，研究何谓在教会之权威及其有效性是研究教会之权威的唯一途径。本文接着将思考构成在教会之权威的两种基本要素，即教会领袖和教会的主导事工。在分析教会领袖之权威时，我将提出三种既存的模式，同时将特别结合未来中国基督教新教的教务行政事工着重于第三种模式即主教教务会议成员职权相等制（Collegiality）或可理解为主教议事协商制。

　　教会的权威和权威的教会都是与在教会的权威诸构成密切相关，其内在性就是权柄。教会的权柄作为一个集体概念抽象出教会领袖及其主张的主导意志，因而，也构成了教义学理解中的基督耶稣的神圣职份之信理的背景解释。本文计划首先从这个问题切入主题，这就是从使徒统绪性着手展开对教会的权威和在教会的权威、教会权威与教会外权威即属世权柄等之间的关系来推进我们的思考。这样本文的思路就必须进入基督事工教义理解中基于基督神圣职份信理的使徒统绪性，以便切入本文关于教会的权威等论题的进一步思考。

　　二、使徒统绪性是教会的权威性和在教会之权威的信理基础

　　教会权威之建立是基于圣而公之教会的使徒统绪性。理解使徒统绪性的必要教义基础就是基督事工教义中的基督的神圣职份之信理。从教义神学研究来看，基督事工涉及到的有关基督的职份教义规定，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神圣降卑后具有先知、祭司和君王三种职份。先知的职份是传达圣父之言，面向全体人民，这样的姿态从古代先知们的传统训诫开始一直成为人类景仰的上帝的使者之形象。普天之下列国列邦效法基督的众门徒们视基督为人间最伟大的先知，其意义对于深研教会论的学人来说，就是所有的基督徒当其用理智去解释和宣讲其之所信时，他就在教义学意义上加入了追随最伟大先知主耶稣基督的行列，这就是使徒统绪之第一种释义。基督作为先知的职份使得他亲自选立的门徒们成为主为我们后世基督徒预备的使徒。在这个意义上，众使徒们先知般的权威性来源于基督神圣的先知职份。使徒们的言说因使徒统绪性而成为在主的教会里的权威言说，也正是这些使徒们先知性的权威言说，基督信仰的基本信理得以形成并且成为普世万邦基督徒的基本信仰，从而构成基督教的基本规定。这样的理解使我们看到，在教会内的权威，首先表现在言说所构成的权威，而言说之权威又密切相连于基督事工的先知之神圣职份。从成长中的中国基督教新教的宣道事工来看，若我们对这一神圣的教义和信理不加以确认和确信，我们就会本末倒置地漠视在教会的权威之神圣基石而盲从于某种属灵光环被膜拜者幻觉化到高于基督之上的所谓中国先知。事实证明，在中国教会的不少地方，人们对传讲基督的某类故人的推崇和膜拜居然高于基督本身。这类极端貌似属灵的言说纵然因某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缘故在相当一部分研究神学立志宣教的人那里大行其道，似乎也可以吸引民众入教，但是，教主个人崇拜的潜在危险也因此悄然形成。这样的言说是否构成权威言说，由这类言说支撑起的教会是否构成有权威的教会，若从教义学层面来看，只要沉思一下其是否具有使徒统绪性和是否效法最伟大之先知的基督耶稣，便一目了然，豁然开朗了。

　　因此，作为教会的权威和在教会的权威之基的使徒统绪性首先表现在教会的言说是否具有先知之规定。倘若作为教会主导言说的神学主张符合基督事工的神圣先知性，宣讲这种主张的行为将会有助于建立教会的权威。
基督事工教义关于基督职份的第二种规定是其祭司的职份。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图景是：普世万邦的芸芸众生前面，作为人间最大的祭司，基督降卑屈身带着我们向父上帝献祭。在教义神学的理解中，效法基督大祭司事工的众使徒们及一代又一代的教会牧人主日献祭就是以祭司的职份表达基督徒们的感恩祭。在崇拜的圣礼中，纪念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默想着上帝的慈爱，然后不断地警醒自身如何在属世的生活中去为主作见证，就是“做光做盐”。在追随人间最大祭司基督耶稣的序列里，祭司们是作为人类的代表，其姿势的取向正好与先知相反。而成为先知又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定夺，必须蒙恩应召才行。同样，祭司的职份要求教会的牧人不能滥用信徒意志的集体体现，即教会的教牧和行政权力。祭司虽然是代表众信徒在上帝的圣殿前主礼献祭圣事，但是，祭司职权的内在自律性也约束其权力的适用范围。只有在使徒统绪的序列内，今日教会的牧人才能够有效的发挥其源自大祭司基督耶稣的祭司权，而且，这种祭司权不得违背上帝的圣言，否则，教会的牧人之祭司权威就失去合法性，从而成为一种伪权威。像邪教组织和异端派别盗用主耶稣基督的名号所行使的祭司权就是实质上的伪权威，最终的目的不是沿着基督信仰的使徒统绪序列去宣讲上帝的恩典等圣言，而是教主崇拜式地标榜其自身。因此，真正的教会事工中的权威如同此词的汉语构成，由权力和威信共同组成，权力就是源于使徒统绪的祭司权，威信就是作为众信徒献祭的主礼人所担当执事的神圣性，而其神圣性同时又构成其圣洁和至高的权柄。因此，理解教会的权威，从基督事工的教义学层面来看，祭司权的圣洁性是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
　　
　　基督职份的祭司权在基督信仰史上对构成教会权威的意义就在于基督论教义中的教会圣工这个传统界定。因此，我们看到，教会的权威性必须在教会行政和牧养方面符合神圣祭司权的内在本质界定。我们不能总是人为地将普遍存在于中国教会每一层次的教会行政事工与教会牧养事工实际地划分为二。我们对教会行政系列出现的腐败现象不能就事论事来作掩耳盗铃式处理，而应追究教会行政决策者的权柄之神学理念是否出现变异和败坏？是否还符合神圣祭司权？一个在其实践行为上出现变异和败坏恶果的教会行政领袖，纵然其职位再高、权柄再大、政治上优势再强，终究还是一个毫无权威的存在。倘若一个地方的教会完全控制在权柄之大到毫无制衡机制对之加以制约的教霸手中，这样的教会就可以说是教会权威性早已丧失殆尽行将湮没的教会。

　　从基督职份的第三种权柄即其君王的职份教义来看，教会的权威性超然于一切权柄之上。教会领袖和教会的主导思想之权威性必须将其有效性建立在基督的宇宙性之上，否则，偏激和狭隘的独断就会渗透入教会的中枢神经，最终将会葬送这样的教会。基督之君王的职份对理解教会的权威性来说，主要是防止教会行政系统出现以个人或家族私利为教会圣工的内在衡定基准，并僭越神圣的基督君权来控制信徒，在极端的情形下，甚至会煽动信徒违反国家宪法去对抗社会、残害人民等犯罪恶行。因此，基督是最大的君王之教义若不加以正确的释义，就会产生最终伤害信德背弃教会的结局。

　　这样，我们从基督事工教义的层面明确了基督的教会之权威性的正确释义。教会的权威是全体信徒创自使徒的内在圣洁性和信仰理解的大公性之体现，教会行政人员所行使的权力若偏离圣而公之使徒性，即使在实际的管辖期内达到任意性程度，也不等于教会的权威，相反则有损于真正的教会权威。一个没有圣而公之规定的教会是没有权威的教会，一个没有权威的教会最终必将湮没于世。

　　研究教会论的任何问题都必须思考第一次大公会议（325年）即尼西亚公会议关于教会的四个基本规定。本文所涉及的课题的切入口就是使徒统绪性这项规定。教会权威的合法性在基督信仰层面就在于其是否源自使徒统绪。这是教会论框架内的正确的思路，诚如著名的瑞士神学家Hans Kng 之言：“教会是至一、至圣、至公的程度如何？什么是真正的至一，真正的至公，真正的至圣呢？重要的关键是在于教会的第四个特性：教会只有在一切事情上是从宗徒一脉相传的教会，才能是真正至一、至圣、至公的教会。不是任何至一、至圣、至公皆可，而是只有建立在宗徒身上的至一、至圣、至公，才是真正的至一、至圣、至公，并且在这种意义下才是从宗徒传下来的至一、至圣、至公。” 从另一种研究的视野来看，中国教会的神学研究是否应该超越西方教会在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历史上形成的冲突和矛盾，回归到古公教会时期基于古教父们传承下来的使徒统绪上来，将是中国教会论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同理，是否应该超越仍然最尖锐化存在于北美和港台华人教会中的所谓自由派神学和福音－基要派之间的龌语和垢病，而在基督耶稣的神圣和好层面上相互尊重呢？普天之下的基督教会只有在使徒统绪层面才能够真正在神学观上最终回归圣教会正统。 　　作为本部分的小结，我们已明确，教会的权威性必须基于创建教会的使徒们的神圣传承，从教义史来看，主耶稣基督亲自所选召的使徒之言行构成了真正教义学定义上的权威性，因为基督信仰的内在性正是连结于早期教会的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宣认。在任何情形下，教会的言说和宣讲行为、主张和倡议都是传承着和发展着被认定为基督教基本信仰的使徒们和早期古教父的认信。这是教义的正统性之所在。 因此，使徒统绪性这个专门术语之重要性，就在于强调教会的传承的重要性。对于理解基督教新教的教义和教制来看，我们最需要时时提醒我们自己，传证上帝的圣言诚然需要考虑实际的处境和历史境况，但是，绝对不能因此而鼓励片面地追求标新立意和与古人抬杠的那种“打、砸、抢”作风。否则，教会就会逐步地偏离正轨，濒于异端邪说之灭顶劫难。

　　三、在教会之权威的释义

　　（一）三种不同的领袖权威决定了教会行政的方式

　　研究了教会的权威性源自使徒统绪性之后，我们就自然来到关于教会权威的两个最基本的构成因素，即教会领袖和作为教会首位事工的主张或教义。首先，我们来看教会领袖即教会的权威人物与教会的权威性关系。

　　从纯形式的层面来看，源自使徒的各代教会领袖都是因着肩负使徒般的领导教会宣讲上帝圣言之使命和圣召而成为当然的权威性人物。从教会史来看，基督教两千年历史上，无数教会领袖以其圣洁的德行、超然的操守和非常人想象的使命感承担着主的重托和圣灵的启示，领导着圣而公的教会，可谓永垂青史。年轻的中国基督教会史上同样记载着许多优秀的教会领袖。古公教会史上曾经依照使徒传承将这些灵性威望极其高深的领袖人物或影响之大已超过教会的任何职位达到精神领袖境界的信徒分立为圣徒，以其表达教会信徒的敬仰和效法之情。尽管改教运动之后，基督教新教不再沿用古公教会“封圣”的传承，灵性威望和神学造诣高深的教会领袖或教会负责同工仍然在后世教会信徒们心目中享有极其崇高的位置。因此，教会的权威性的具体分析必然首先涉及具体的教会事务的负责人物或曰教会领袖。

　　我们知道，我们对教会领袖的权威性分析由于其着眼点是使徒统绪性和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因此，我们必须先明确这个课题对于中国教会教会论研究的现实性和紧迫性，然后，我们才可以从容地进入较为艰深的教义分析。为了直接进入这个课题在中国教会的现实性，我们应注意到丁光训主教在1984年间在一次会议上的一段讲话。他说：“宗教界有的‘领袖’没有代表性，不代表宗教界合法权益。他们会奉迎，好像言听计从，很接受领导，可所作所为，不是起桥梁作用，只是增加群众对党的隔阂，使干部陷于孤立。干部如果要团结教徒，就不要讨厌爱教的宗教领袖，不要一味欢迎和依靠不爱教的宗教领袖，因为正是爱教才使领袖有群众基础。为了图工作方便而撇开爱教的领袖，依靠不爱教的领袖，最终只会使工作受到损害。帮助教会领袖不脱离群众，更群众化，今天大有必要。”

　　从丁主教通俗易懂的言语中我们看到，“没有代表性”的教会领袖可以释义为“没有权威性”，或在教义学层面脱离了基于使徒统绪性的教会体统的教会领袖。这是中国教会教会论研究之现实性和迫切性的直接背景。我们只要用心注意一下自“济南会议”以来中国教会各级教务负责人的工作日程和教务政绩，我们就会感到丁主教作为数十年来直接参与领导中国教会事务的最高负责人关于“教会领袖”的断言内在的现实含义和其主体意图中的期望。当然，我们中国教会五十年来坚持独立自主三自爱国的办教原则所取得的成就是与许多德高望重的各级教会领袖相关联的，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往往是占极少数的个别教会领袖其违反信德乃至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行为，实际败坏了教会的形象、误导了一个地方的教会事工，导致信徒流失、教会枯萎，因此，我们所采取学术的批判原则首先警醒我们对这个课题的责任意识。

　　如何从神学的层面分析具有权威性的教会领袖呢？如何最后有效地进入对中国教会教会论研究的建设性阶段呢？现在让我们先从三种教会领袖模式分析起。

　　第一种模式：亚伯拉罕式

　　从教会最初出现在历史景观之时，圣祖亚伯拉罕式教会领袖就经常成为一种含有典型特征的教会负责人物，这样的领袖人物通常是以宣讲上帝的仁慈和恩典为主导信息，其自身往往就是承受上帝的眷顾（Divine Providence）的形象解读。早期教会的自治性的各地主教、教会圣师和早期教父们如圣安布罗修和圣奥古斯丁，还有后来的马丁·路德及卓越的新教教会领袖们大多是这一类的领袖。他们能够突破既定的教规或教义直接领会上帝圣言的精谛，并能够以超人的智慧和超凡的灵性威望确定或改变所在教会的发展方向，历史往往最终证明他们的人格魅力和非凡的见识。他们不是书斋型的神学家，而是实践性极强的神学思想家和无冕之教会领袖。从今日基督教新教教会领袖模式来看，世界范围的主流教会领袖基本上在人格取向上属于圣祖亚伯拉罕式。无论是否退休或在位，无论政治学意义上的富贵贫贱之社会定位，他们如圣祖的人格范式一样，始终承受上帝的恩典并在其行为和思想中热爱人民及热爱人民和平生存的国家和土地。他们终其一生都体现出对教会的责任和忠诚。“上帝是爱”就是这一类教会领袖的内在行为准则。一种对神圣彼岸的深深的敬畏之情在上帝和世人面前的外在表现，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对人民的责任和挚爱。信徒与人民之间绝对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沟壑，他们从情感流露到意志行为方面就是这样从极深的层面把握上帝作为宇宙万有创造者的宇宙性。在任何一个世代，教会领袖中出现圣祖亚伯拉罕式领袖，都是不被同时代的多数人所认识到的，因而是非常注目于后世教会史家。往往在某处处于形态学意义上的初期教会时期，这样的教会领袖就会应运而生。

　　第二种模式：摩西式或曰卡里斯玛式

　　我们知道圣经旧约里的大先知摩西是一个蒙受上帝特别恩典和拣选的人。在教会史上效法摩西的教会领袖极多。大多数是以上主忠仆的英名留芳百世，也有东施效颦之辈。因此，从修辞学角度借用摩西作为人物性格范式具有上述两种寓意，与摩西本人及上帝的恩典无关。大先知摩西作为教会领袖的模式几乎一下子就被我们认知为那种光芒四射、魅力超凡、威严近乎冷酷、坚定已逼专横等意志力绝对非尘世人物所比的圣人类型。 用马克斯 × 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术语，就是卡里斯玛式（Charismatique）领袖。在教会史上，这样的教会领袖比较多地出现在天主教教会体统中，教宗和圣统制成为出现摩西式领袖的天然土壤。因为天主教体制和神学体统承继了使徒统绪的大公性，才使得改教以后的天主教即使出现摩西式教宗也不至于演变成绝对专权跋扈的独裁者甚至邪教教主。但是，新教教会系统里，由于从一开始各改教者改教动因中民族国家利益所占比例极大，所以，世界范围的教会体制的形成至今始终无法由实际欠缺的内在机制来达成。此外又因为一旦出现摩西式的教会领袖，往往具有在教义教规上形成教主危险或者在现实的教会行政事务方面其权力伴随其超凡神话了的人格魅力而膨胀到无视基督神圣职份之教义信理和相关的国家法律，就是说，达到滥用教权僭越教义和作为公民必须严守的国家法律的犯罪境地。这是新教传统对之所不相容的，同时也是一旦局部出现也无法从教会传统加以制衡的。因此，新教主流教会从改教之初，就强调两种权威之源，一种是在天国的权柄，一种在尘世的权柄，作为基督徒必须在良心上学会生活在这两种权柄之下。路德关于权威的神学思想基本上构成了新教教会主流神学传统。根据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路德专家和教义学家Gerhard Ebeling（1912- ），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路德关于两种统治权的教义中涉及的神圣的权柄和世俗的权柄不是指教会权柄和国家权柄，因为教会是在世信徒的团契，不是在彼岸的国度。在世国家的合法性基础来自上帝的圣言，因此，传证福音的本质决定了基督徒必须生活在精神性信仰的上帝权柄下和世俗生活的国家权柄下。“路德的两种统治权教义是以此为前设即属世的统治权从根本上是独立于基督徒的权柄和意愿的。”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忽略两种统治权教义，我们就忽略了福音的全部启示。我们若从上帝的福音出发，我们就可以在这两种统治权之间作出正确的分别和理解。” 　　我们从西方新教主流教会理念来看，摩西式领袖几乎不会出现。民主办教会，几乎成为新教主流教会在教会论上的绝对主导原则。当然，摩西式教会领袖在天主教之外的世界新教范围从来都没有灭绝过，不少这样的教会领袖为什么其专断的时日很短就成为眼过烟云昨日黄花，这就是教会论研究中特别强调的教制问题在起作用。比如，某些福音派教会或福音派布道团体中的摩西式和准摩西式领袖人物，他们以主流教会教会论理念无法允许的方式将极端属灵的神圣光环人为地套在自己的头上周游列国兜售着旨在对其个人顶礼膜拜的布道集和大办特办万人培灵会，一时间，异己者被判定为下地狱，悦己者立即升座天堂之列。从神学观来看，新教教会的摩西式领袖往往偏向于审判他人，僭越基督君王职份任意化教会的行政权力，或者以伪善的外表用尽权谋去党同伐异剪除异己，其实达到了滥用教会的行政权威，最终将危害教会权威性的神圣基石而葬送教会。因此，新教主流教会从神学思想上就强调其民主办教原则，这是基于新约使徒行传第六章“七执事共理教务”和第十五章“耶路撒冷使徒会议”的教会性理念，从而杜绝了被歪曲和篡改了的摩西式领袖人物出现的教义学上的可能性。 　　第三种模式： 主教议事协商式

　　在公教会历史上，关于普世主教与罗马主教同享有平等的教会治权和神品爵位的教义（la collgialit 閜iscopale）引申出一种集体领导型模式，我这里权且译为“主教议事协商式”。根据这个教义，源自使徒统绪的主教们作为教义学意义上的使徒后继者承当着牧养信徒和治理教会的首席责任，他们在教会神品晋秩中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威。就是说在使徒性的普世主教团契里，罗马主教作为召集人与所有的主教们之间在教务裁决方面权力相等。这种教制最大的弱点是在主教团契和教区会议(Synode)之间缺乏必要的关联性。

　　从古公教会主教间的合作关系模式来看，主教们议事传统后来由于政治和历史因素在神治政体时代逐步丧失其最初的规定而演变成今日天主教梵第冈圣统制，而新教主流教会只逐步地以Synode（教会议会) 的形式承继了古公教会的主教议事制传承。作为对教会权威性构成因素之一的教会领袖模式的分析，这里我引申出的集体型领袖模式用意在于，对于今日中国教会来说，民主原则将作为中国教会治理的重要工作原则，也将是形成中国教会权威性的重要实践规则，如同丁主教在1989年9月15日说：“基督教相信上帝为全人类之父，基督的救恩向一切人敞开，圣灵启发一切人的智慧，这里就存在了民主思想的萌芽。经过宗教改革而出现的基督教新教，带有更多一点的民主色彩。”“今天，我们提出教会不但要自治、自养、自传，而且要治好、养好、传好。治好的重要的一条就是发扬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办好教会包含着民主管理的思想。办好教会就是用民主精神去办好。各地教会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很多的，这些问题很多同缺乏民主精神有关。教会要真正办好，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说了算。民主精神应当渗透到各级教会组织。”“由于中国长期以来的国情，家长式和一言堂式的办教方式还是相当普遍。这是同《新约》时代教会的传统相违背的。”“民主精神不仅是少数服从多数，它还包括尊重别人的意见和职权，相互之间多多通气，较大问题经过充分协商讨论，慎重考虑别人的愿望，多用爱心和团契精神去寻求一致，少用权力去压服别人，注意团结，不轻信传言，防止有意无意的挑拨离间。”（《文集》第480页－第481页）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专题研究一下如何建立起符合中国教会实际的“主教议事协商式”模式的集体领导教制。

　　（二）教会行政首要事工的主张或教义内在地构成了教会权威性

　　从教会学的基本原理来看，教会的行政事工也是属于祭司性圣工，因为，基督耶稣神圣职份从教理上规定了教会领袖在上帝面前的众门徒之代言人身份和职责，而教会事工的一切作为都必须体现出基督信仰的本质性，因此，教会的日常行政事工自然也具备精神性。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关于教会的权威性课题思考的第二层维面，即“成为教会行政首位事工的主张或教义也构成了教会的权威性”或“成为教会行政事工的首要主张或教义也是在教会的权威因素”。

　　一项怎样的主张会成为教会权威性的构成因素或首要事工，不是取决于其教会行政长官的世俗权力基础，而是在极其深层的意义上承载着上帝的道。我们看到，教会领袖一旦沉湎于世俗的患得患失和声色犬马，他以教会实权人物的最高权柄所从事的任何一项教会事工，即便被刻意涂抹上魅力无边的属灵的和圣洁的油彩与光环，也总是内含着私己的或其家族的极其世俗的图谋和贪欲。当教会不复存在着教理的和道义的制衡作用后，这样的教会的本质就会逐步丧失，从而，专权的教会领袖就会将其私欲强加于教会的行政事工，于是，不伦不类就充斥着外形上仍被称之为的基督教教会的行政事工。纵然这类教会的首要行政事工再有怎样的权力基础和现实强制力，我们仍然不能将之称为教会的权威性构成。

　　教会行政既然也属于司祭圣工（sacerdaotal）和具有本质上的上帝圣言之承载，教会的权威性当然就是通过教会行政来体现和实施的，因此，必须从神学的层面研究教会行政系统作为教会权威对于传证上帝圣言的大使命的基本职责和教会行政领袖的权力在日常工作中必须受到的制衡。精神层面的权威往往以其灵性的、德行的和人格的魅力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的高尚人物如同旧约时期的众先知和新约时期的众使徒属于历史性伟人，他们对现实事务的重要性因为其先导性而常常在现时刻显得曲高和寡、甚至索群寡居。那么，一个令人敬畏和景仰不已的教会行政领袖，其日常行政的权威性来源之一，就是要通过可制约的权力和教务行政系统，去通俗化和现实化教会史上的伟人们的神学思想，并实践性地进行创制和推进。因此，真正具有权威性的教会领袖往往会在有限的任期里确定某项主张为教会的首要事工，来传承教会的伟大传统以实践大使命的终极指向。 　　我们注重教会权威主张承载上帝圣言似乎与强调教会权威之基的使徒统绪性略有不同，因为从历史上来看，16世纪西方教会处于特殊的改教阶段，公教会因积重难返导致教制混乱不堪、教纪松弛和神职阶层出现伪善与独断等危害信德的现象，于是，使徒性逐步沦丧，使徒统绪性也被僭越为增强世俗个人权力的借口。因此，改教之后，基督新教各大主流教会以上帝圣言的名义颁发各项教会事工并在教制上重建教会行政体系，教会行政的使徒性就被逐步人为地淡化，虽然各大主流教会从来都坚守《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为其基督信仰的基本信理。这样，对于改教传统来说，为了抗击来自公教会圣统制的巨大威胁，他们更多地以上帝的福音作为教会神职事工和教会行政事工的基础以取得时间来创建新的教会。 值得注意的是，路德等改教领袖在创建新教教会后所形成的新的传统仍然连结上了圣教父们的伟大传统，路德“惟靠圣经”的战略性举措使之成功地在教制上超越了成为超级世俗国家的罗马公教会而回归使徒统绪。因此，我们拂去历史的厚重烟云看到的是，“惟靠圣经”原则在教制上的创见就是跨越人为的权力障碍重新连结伟大的使徒精神和使徒传统。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现实的层面看到，任何一项教会行政事工都具有司祭事工的神圣性，因而，成为承载上帝的圣言的蒙恩事工，这样的教会行政事工才真正具有权威性。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就可以理解成为教会首要行政事工当然具有权威性的教义学缘故了。

　　四、结 语

　　显而易见，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教会思考教会的权威性时不得不考虑到较为长远的教制问题。五十年来，教会伴随着国家的发展，在许多方面开始逐步地摆脱了人民眼中的“洋教”的历史形象。在许多方面，基督教开始享有比较充分和公允的民众声誉。因此，国家近二十多年仍然在持续的现代化建设与发展使得德政与法制深入民心，一百五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繁荣和有序也为基督宗教带来了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好的发展时期，因此，如何思考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祖国相适应的教会模式关系到未来教会的前程。成长中的中国教会所面临的权威论困境决定了在教会论层面坚持“自治、自养、自传”即“三自原则”的必要性，因为三自原则的实践性决定了理解中国教会权威论的背景。 　　从本课题的研究来看，中国教会的权威性主要必须涉及到三个基本要素： 1. 教会领袖或教会行政事工的决策与执行机制； 2. 作为教会行政的首要事工的主张和思想; 3. 支配教会圣职阶层的神学思想之导向和牧养实践之原则。简言之，在中国基督教神学研究中，第一种要素涉及到丁主教所说的教会治理的民主原则以最终断绝个人专权和家族承包现象；第二种要素涉及到教会的行政事工是否符合主导性的神学取向，在目前的中国教会就是是否将神学思想建设置于教会行政的首要事工；第三种要素则是关于培养未来教牧人员的神学院所采取的神学教育之原则和目的及教会对圣职阶层不断提供的再培训教育，最后还要提到对以上三种要素起到持续的恒久作用的教会教义学研究机制。因为，教制和教规的创制首先是圣经观的选择，而一定圣经观的形成又是教会教义学基本规定的必然结果。一个没有自己独特原则的教义学教理的教会在教会论层面是一个待建立的教会。因此，关于中国教会的权威性课题的思考开启了我们认真研究中国教会的教会论诸课题，将是神学思想建设过程中的一项独具实践性的工程。而神学思想建设在教会论领域的最终成就将是真正地建立中国教会的权威性，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承担着主耶稣大使命的圣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