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英语的教会里，理性时代成了新生的时代。理性至上的狂潮给堵住了。死气沉沉只讲外表的形式主义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圣灵的清新空气。教会的新生出现在1730和40年代的“敬虔运动”和“清教徒主义”这两段生气勃勃的力量。

        运动在英国叫作“福音复兴”或“循道复兴”(两个名称是可以换用的)，在北美殖民地则叫 做“大觉醒运动”(Awakening)， 大觉醒运动在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领导之下，于1734年在麻萨诸塞殖民地的北安普敦发动，时在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与 卫斯理兄弟(John and CharlesWesley)归信之前，是它哺养了英国的福音复兴。这个运动于1740至1743年间在新英格兰开花结实，正是怀特菲尔德旋风式访问新英格兰巡回讲道的时候。

美洲最早的改教者

         哥伦布(Columbus)探险队发现 美洲大陆以后仅二十五年，宗教改革即已发动，的确惊人。十七世纪初，宗教改革人士开始殖民北美，在大西洋海岸上建立了殖民地。有人说，宗教改革运动最重要的一个副作用是给了受宗教压迫的人移民的意欲。最早的殖民地开拓者，既有传福音的热忱，也有宗教自由的渴求；当然还有商业上的动机。

        英国与欧洲的移民潮，一个接着一个来到美洲东海岸。十三英国殖民地，除了一个，都与宗教改革人士有关，就是在这些殖民地上出现了大觉醒运动。几乎所有新来的人都是加尔文派。

        苏格兰人与荷兰人把最纯朴的 ‘加尔文主义’远涉重洋带到美洲，成立了长老宗和改革宗教会。但是最早的移民，也把英国清教徒的和分离派的比较缓和的‘加尔文主义’带了进来。他们 的信仰势将产生重要影响。源于其他宗教改革运动的团体，例如 顿刻教派(Dunkers)、信义宗、莫拉维弟兄会(Moravians)、门诺派的信徒，后来也来到北美，不过人数较少。

        安立甘宗又称圣公宗(Anglican)是美洲最早的新教教会，他们于 1607年在维基尼亚的詹姆斯镇(Jamestown)设立了一个教区，由 杭特(Robert Hunt)任教区牧师。圣公宗在维基尼亚和其他殖民地都不大受欢迎。英国母会沒有给新英格兰派一个主教，可能是圣公宗在美国殖民地时代力量减弱的原因。

        公理宗教会(Congregational church)和长老宗教会都(Presbyterians)成了英国北美殖民地中最大的群体。美国的公理宗起源于分离派与清教徒的合并。1620年在新英格兰的普里茅斯港登陆的美国开国祖先，早已经脱离英国国教到荷兰避难的独立派。1628年以后，更多的移民到达北美都是严格的清教徒，他们本来希望留在英国的圣公宗内部进行宗教改革；英王查理一世当政期间，力予压制，只有逃出英国前往美洲的麻萨诸塞定居。分离派与清教徒后来携手合作，同意了一份《剑桥纲领》(Cambrige Platform)，是为美洲公理宗教会的宪章。

长老宗来临

        长老宗最初由荷兰改革宗教会带到美洲。荷兰东印度公司1626年在哈德逊河畔建立了一个殖民地，把曼哈顿岛(Manhattan Island)易名为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过了两年，他们任命了一个牧师。这个殖民地在1664年移交英国以后，荷兰改革宗教会继续滋长；到了1700年，已成纽约殖民地的大教会。

        在美洲的基督教会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长老宗教会则来自英国，由玛克米(Francis Makemie)建立。玛克米受爱尔兰一个长老宗委任在美洲殖民地工作。早在1683年，他就在马里兰建立了一些教会。1706年费城长老宗组成，由玛克米担任主席。他鼓励了许多苏格兰和爱尔兰长老宗信徒脱离斯图亚特王室迫害到美洲避难。1710年，英国对爱尔兰实施经济制裁后，移民来美数目大量增加。

        美洲的浸信宗(或浸信会)(American Baptists)起源于罗德导(Rhode Island)普罗维登斯的一个聚会。首次聚会1639年由威廉斯(Roger Williams)召集。威廉斯是伦敦的分离派，他给麻萨诸塞弯的清教徒殖民地赶了出来。参加首次聚会的人数，多数是英国威尔斯浸礼会教友，和威廉斯信仰相同。在大觉醒运动以前，浸信会发展很慢。这之间，贵格派在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发起了他们的“神圣实验”。

        在1690年，殖民地全部人口约二十五万，几乎都是英国人。欧洲改革宗信徒这时开始来美 - 包括预格诺派，门诺会，还有荷兰加尔文派。这个移民运动到十八世纪初开始加强。主要属于路德宗(或信义教会)(Lutheran Church)的德国改革派信徒大规模移入。其中大多数为逃避巴列丁奈得(Palatinate)境内的迫害。威廉.潘恩(William Penn)邀请他们来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居住，他们成千上万地横越大西洋而来。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光是宾夕法尼亚就有七万德国人，整个北美几乎有二十万人。他们中间不仅有信义宗，还有莫拉维弟兄会，顿克教派，和史文克斐派(Schwenfelders)。

        这些主要属路德信义宗的德国移民给美国的基督教世界带来了一个新因素，因为前此一直是加尔文派的天下。其他宗教改革宗派当然也有它们的贡献。这些来美的德国移民已经受有敬虔主义的影响，敬虔运动曾经直接帮助过英国的福音复兴。

“沉睡如故”

        十八世纪开始时，美洲教会患上了一种逐渐蔓延的麻痹症。殖民时期上一代拓荒者的宗教热情沒有能传承。衰落的原因不难理解。商业的发展和因而增加的财富，滋生了一种物质主义。新教信徒为基督作见证的心渐趋萎缩，在他们子孙身上已经见不到当年父老的热情。

        社会奉上帝为主的清教徒理想不见了。过去信徒必须接受教会的誓约才有资格做会友，如今这个传统已不大坚持。声名狼藉的“不完全之约”(Halfway Convenant)准许无确实信仰证据的父母所生子女也可受洗。过去只有能见证基督救恩经验的人才能入会为信徒，如今任何“生活上沒有劣行的人”都能入教。取舍的标准是道德上的体面，而非灵性的重生。

        1679年在波士顿(Boston)召开的长老宗大会讨论了“改革之必要”，会上将已经“惹起了上帝的愤怒要审判新英格兰”的那些罪恶一一列举。其后三十年，热心的教牧每下愈况的局面悲叹，不断呼吁会众认罪悔改。1727年震动了新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和邻近的地震，零大家警觉到上帝的刑罚将临。一时之间，纷纷赶往教堂；但这景况未见持久。过了几年，波士顿一位传道人只能极其难过地报导：“啊呀，除了打雷、闪电和最可怕的大地震，没有什么能把我们惊醒，我们沉睡如故。”显然时代需要的还不只是改革。到了十八世纪三十年代，人们大声疾呼复兴。大复兴于1734年在北安普敦开始。

        别的地方也有了复兴的征象。怀特菲尔德认为富瑞林浩生(Theodore Jacobus Frelinghuysen)是带头的人。“他是耶稣基督杰出的战士，我认为他是上帝要在这里行大事的带头人。”富瑞林浩生是荷兰改革宗教会的牧师。他出生德国，在故乡和荷兰读书时，两次受到敬虔主义的感染，得到灵性上的更新。到达美洲后，见到他所属教会死气沉沉，守旧不变，甚感震惊，发动了传布福音和改革的运动。1720年，他开始在新泽西殖民地拉利坦盆地(Raritan Valley)旅行布道。他讲道洋溢热情，许多人受感归主，但招来了仍然控制着美洲会众的阿姆斯特丹教会的反对。到了1726年，复兴运动开始向那个地区的长老教会伸延。

        同一年，泰能特(Gilbert Tennent)受圣职为牧师，派驻新不伦瑞克(New Brunswick)。他在这里受到富瑞林浩生的影响，把复兴运动带到他自己的教会。会众的反应加强了他的信心，他的会众主要由阿尔斯特难民组成。泰能特要步怀特菲尔德后尘，成为大觉醒运动一个伟大的旅行布道家。他的讲道词《论牧者未重生的危险》轰动一时。

大觉醒运动

         这些关注属灵生活的点滴之水，在浩瀚一片不关心宗教生活的沙漠中，真是少见的绿洲。此外，还有一个局部性的复兴工作可以说是这次大觉醒运动的誓师。它出现在爱德华滋领导下的麻萨诸塞的北安普敦。其影响的深厚不仅及于北美，还通过爱德华滋介绍活动的新闻信《报导》 (Narrative)远及英国。

        爱德华滋继其外祖父史托塔得 (Solomon Stoddard)之后出任北安普敦圣公宗牧师。史托塔得有新英格兰第一个伟大的复兴运动者之称。在他担任牧师的六十年中，曾取得连续五次他所说的“收获”。可是爱德华滋接任后，他发现人们对“信仰的事非常麻木”。

        到1733年，他看到了改变。次年，他用“因信称义”这个题目作了一系列的讲道；到了十二月底，“圣灵开始动工。”复兴的空气一天比一天浓，人们成群结队来接受耶稣基督。爱氏说“镇上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充满爱心，也没有像那时那样充满快乐，可是又充满痛苦。”邻近的地区都感到冲激，甚至连康涅狄格都感觉得到。出现在北安普敦的奋兴没出两年就已消退，但爱德华滋坚信圣灵的工作已经开始，将产生宽广的反响。

        大觉醒运动到1740年达到巅峰，北安普敦再度成为中心，爱德华滋也成为中心人物。但是此时影响运动最大的是1735年归主的怀特菲尔德，后来成为英国宗教复兴运动的先驱。他于1740年九月到达新英格兰，那是他第二次访问美洲，开始一个为期六个星期的布道旅行，使美洲殖民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最普遍的觉醒运动。

        在波士顿，听他讲道的人数之众不久便到了没有任一间教堂能容纳的程度，他将讲道改在露天举行，就像他以前在英国所做的那样。来听他最后一次告别讲道的会众，据估计有两万人。 他在离开以前把泰能特请到波士顿“来扩大最近在那里点燃的圣火”。宗教复兴的热潮在波士顿成功地继续了十八个月，一共成立了三十个“布道团体”。礼拜堂挤满了人，家庭礼拜经常举行。据说连波士顿的面貌都奇怪地改变了。怀特菲尔德继续他的旅程，所到之处教会无不大大复兴。

        其后三年内，约有一百五十个教会受到觉醒运动的影响，不仅在新英格兰，还在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和维基尼亚诸殖民地。在维基尼亚殖民地，奋兴运动由鲁宾逊(William Robinson)领导在汉诺威郡开始，打开了戴维斯(Samual Davies)后来布道的大门，并给长老教会的建立铺平了道路。现在通过布道家如马歇尔(Daniel Marshall)和斯特恩斯(Shubal Steams)，浸信会也开始扩展，重振奋兴运动。嘉拉特(Devereux Jarrett)也想唤醒圣公宗，，但大部分无反应。

        大觉醒运动的推展并非全靠旅行布道家。怀特菲尔德访美的一个目标，是唤醒牧师。“会众何以这样死气沉沉，”他率直地解释，“是因为向他们讲道的人是死人。”在大觉醒运动中“死人”活了过来，开始走出来复苏他们的会友。

        更生了的教会非比寻常地关心宣扬福音，差传事业受到激励。奋兴运动培养出来的布锐内德(David Brainerd)成了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使徒。大凡一种运动取得支持或激起反对时，人们难免各走一边。虽然如此，宗派间的障碍有了打破，同情大觉醒运动的人中间弥漫着新的合作的精神。高等教育受到鼓励：像普林斯顿大学那样的高等学府应运而生。宗教自由给政治自由铺平了道路，间接给美国独立革命一股推动力。基督教取得强大的基础，随美国疆界的扩张而伸展，确保了美国这个独立的国家有个坚固的基础。

德国的新生

        美洲的大觉醒运动清清楚楚是改革宗的奋兴运动。运动主要的渠道是依循加尔文传统的那些教会，虽然也有信义宗和激励的宗教改革派的教会参加。在英国，宗教复兴主要集中于英国国教和后来终于和它断绝关系的教会团体。在欧洲大陆上，复兴发源于敬虔运动。

        十七世纪初期的荷兰改革宗教会是敬虔运动(Pietism)的摇篮。大概是温特艾克(Theodore Untereyk)把它引进到德国，敬虔运动在信义宗教会中开花结果，给这个被三十年战争搞得精疲力竭的国家注入了新生命。那是一个改革宗经院哲学盛行的时代。宗教改革者本来富有生命力的远见现在已经硬化，成了死板的公式。敬虔的复兴运动重新强调新生命、个人的信仰、和用火热的基督徒新生命的体验去推动有效的差传工作等。

        法兰克福的施本尔牧师(Jacob Spener)是个中心人物。他要恢复路德所主张的诉诸个人内心感情，组织起家庭聚会，大家一起祷告，查经和见证。来比锡大学(university of Leipzig)希伯来文教授富朗开(August Herrman Francke)设立了一间圣经学校，激起了本科学生与当地居民的觉醒。他在1692年被任命为哈勒校长后，这坐大学便成为敬虔主义发挥力量的中心。他还成立了一所贫民学校，一个孤儿院和其他机构。

        敬虔主义重振了德国教会的活力，但也有它的缺点，很快成为反对者的口实。有些信奉者脱离信义宗，参加或另行建立别的宗派。有些人如格尔哈特(Paulus Gerhardt)、尼安德(Joachim Neander)和特尔斯铁根(Gerhard Tersteegen)受到启发，写了许多首新的赞美诗。德国敬虔运动与福音主义的奋兴运动之间有了一个明显的联系，这就是英国广泛采用了这些赞美诗，其中有许多首是卫斯理兄弟译成英文的。敬虔主义还激起了大家对差传工作的关怀，后来成为英国和美洲奋兴运动的一个重要特色。敬虔主义通过施本尔的教子亲岑多夫(Nikolaus Ludwig Count von Zinzendorf)大大影 响了莫拉维弟兄会。敬虔主义部分经由这个途径到达英国。

        莫拉维弟兄会是一个信奉胡司的教派。他们在三十年战争期间被迫逃离家园，散居欧洲各地，丧失了许多弟兄。但是有少数人留了下来，秘密聚会，为联合弟兄会教会的复起祈祷。1722年有一小队莫拉维弟兄到达萨克森亲岑多夫的田庄上。这一队人由大卫(Christian David)率领，大卫是由罗马天主教改入莫拉维弟兄会的，据说他有“像火炉那样熊熊燃烧的热情。”

        敬虔主义者若特(Johann Andreas Rothe)被任命为伯帖勒多弗信义宗牧师。在任职礼上，讲道师沙弗(Melchior Schafer)预言，“上帝将在这些小山中安置一道光，这光将照亮整个国家。”亲岑多夫的管家给这个莫拉维弟兄的居留地起了一个名字。因为那块地座落在赫特伯格(Hatberg)，有“守望山”之意，就把它叫做赫仁护特(Hermhut)，义为“主的守望台”。它成了整个德国以及莫拉维亚与波希米亚改革宗难民的避难所。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属于联合弟兄会，其中也有信义宗、改革宗、分离派、重洗派、史文克斐派。

        起初，大家认为背景这样复杂的人聚在一起，恐怕合作不来。一个名叫克鲁格(Kruger)的人，是个怀有恶意的狂热份子，威胁要破坏整个计划。讲道师沙弗在1727年写道，“看来魔鬼要把一切捣得稀烂。”可是就在那一年，五旬节之火降临；五月间，整个社区同意接受一个使徒规章，一共有四十二条。“赫仁护特”的前途就在那时确定下来；不再是一个宗派吵嚷的场所，而是一个有活力属基督的教会。

        在八月十三的圣餐礼上，圣灵亲自将他们结为一体。据当时在场的格拉丁(Arvid Gradin)说，他们“在圣灵的感动下，对救主有了新的信心与爱心，他们的心如火燃烧，他们彼此相爱的心也如火挑旺；他们感动得噙着眼泪互相拥抱，成了一个神圣的结合。旧日的莫拉维弟兄联合会好像从痛悔的灰烬中再度飞升起来。就这样，莫拉维弟兄会成为“欧洲新教成长必不可少的酵母”。

        更生的莫拉维弟兄会和 英国福音奋兴运动之间的联系是很清楚的。伦敦有个名叫赫顿(James Hutton)的书商，成为莫拉维弟兄会首名英籍成员，日后在英国奋兴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这个宗教团体在他家里举行聚会，后来发展成英国的莫拉维会和循道宗，见证基督。类似团体不久出现，其中有些吸引了德国流亡人士，最后在约克郡成立了一个中心。因奋兴运动而来的热烈布道大会期间，莫拉维弟兄会特别活跃。

        可是更加重要的是约翰.卫斯理在1738年的重生，领他有这样灵性转变的是莫拉维弟兄会的一位领袖。卫斯理两兄弟在前往美洲乔治亚殖民地的航程中，首次遇到一群莫拉维弟兄会的传教士，对他们的灵性生活大为折服。

        在约翰.卫斯理要找到人在基督里的得救确据的时候，另一个莫拉维弟兄贝勒尔(Peter Bohler)出现，帮助他坚定了这信心。卫斯理心灵彻底的改变究竟能为他带来什么呢？他去赫仁护特“主的守望台”找答案。莫拉维弟兄会的许多特色后来都被循道宗采纳了- 如爱筵、守夜更，和查经班。卫斯理不久与伦敦莫拉维弟兄会分道扬镳，有了自己的路线，但他得自莫拉维弟兄会的帮助可说无可数计。他谈到领他事奉主的贝勒尔时说：“自从他来到英国，上帝的工作有了多大发展啊！这样的一个人在天地消失以前是不能离开这个世界的！”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在复兴运动中都为上帝所重用，但复兴运动的大部分灵感则可推溯到莫拉维弟兄会。

“与生命攸关信仰的衰落”

        十八世纪的圣公宗，虽然沒有人家说的那么暗淡，却迫切需要注入生机。 它的衰落有几个原因。衰退的种子早在上一个世纪种下。圣公宗对两个极端(罗马天主教和清教徒)都害怕，结果选择了一条稳健路线，不朝重情意的方向走。讲道沒有力量，讲道词只是文绉绉的道学文章。

        政治局势也窒息着灵性生命。英王乔治一世和他的儿子都对基督教漠不关心。作了二十一年首相的华尔波尔(Sir Robert Walpole)公然制止福音流传。那个时代，人们轻视宗教可以从一个谣传看出，说是“有个法案正在草拟。。要把十誡中所有的‘不’字删去，然后将这个‘不’字放入信经之中”。(“十誡”中不少以“不可”二字开始。信条则用“我信”开始。改变之后，成了“可”杀人。。。；信经则成为“我不信”。。)

        个人信仰解体的结果是道德标准的堕落，宽容放纵成了风尚。正统派神学家在反对自然神论的战斗中，虽然打了一个思想上的胜仗；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虽然基督教的中心教义得到了保卫，它所鼓励的个人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并没有出现。这是一个需要新推动力的时代，奋兴运动所提供的正是这种动力，因为它要教会记取它里头蕴藏的力量。

        卫斯理本人对他那个时代如何漠视宗教讲得很坦白。“英国这个国家现在的特征是什么？”他问道。“就是不敬畏上帝。。不敬畏上帝是我们普遍的、不变的、独有的特征。”许多人对这有同感。赞美诗作者瓦茨(Isaac Watts)对“与生命攸关的宗教信仰在人的心中和生活上的衰落”深感难过。哲学家柏克莱主教(George Berkeley)宣称，英国的道德与宗教已经败坏到“任何基督教国家从来未曾见过的程度”。正是“在这个时候，”卫斯理说，“英国国教的两三个教士开始‘呼召罪人悔改’。两三年内，全国最边远的地区也因此响起警号。成千上万的人聚集起来听他们讲道；他们所到之处，许多人对信仰表示了前所未有的关心。”

奋兴运动到达威尔斯

         通常认为奋兴运动从1738年持续到1742年。其实，像在美国一样，在这之前奋兴运动早有迹象可寻。1735年夏季，奋兴运动几乎同时出现在英国威尔斯的塔尔加斯和兰格伊陶。锺斯(Griffith Jones)在兰道若(Llandowror)宣扬福音信息已有二十年之久。他真够资格被称为“循道宗奋兴运动的晨星”。

        塔尔加斯小学校长哈里斯早已受到基督教知识促进会出版的书籍的感动，锺斯和促进会的关系是大家都知道的。哈里斯在1735年圣灵降临节的一个圣礼上归信，他的心里充满了“对上帝的爱之火”。他将他新获得的重生经验不断见证，不久就聚集了一小群信徒。这就是威尔斯的加尔文循道宗的前身。哈里斯未授圣职，但开始在家庭聚会中讲道。人们的生命有了改变；整个地区也产生了改变；更多的聚会点成立。威尔斯的奋兴运动开始了。

        这时兰格伊陶的罗兰德(Daniel Rowland)听了锺斯一次讲道，在灵性上得到觉醒。罗兰德的讲道也促成了他那个教区的觉醒。哈里斯和罗兰德相遇，从那时起，他们一同为威尔斯人得到属灵的福气工作。

        怀特菲尔德在威尔斯奋兴运动开始那年归信基督。他是格罗斯特一个店主的儿子，一度想做演员，后来出任圣公宗圣职。他成为新运动中热情洋溢的布道家。怀特菲尔德是英国奋兴运动的先驱。1737年，在伦敦和布里斯托听他讲道而归信了人，是大觉醒运动最早结的果子。他开始了露天布道，是他最早聘用平信徒担任传道士，是他最早展开旅行布道，成为他自己所说的“一个为上帝东奔西走的人”。也是他首先让美国与苏格兰的觉醒运动取得连系。他的归主预示了英国奋兴运动的来临，准备工作在他主持之下开始。

向英国布道的使徒(约翰卫斯理)

         准备工作到1738年五月二十四日因约翰卫斯理内心奇异的经历而达到顶点；这运动因而得到了最重要的动力。这个衣冠楚楚、矮小机灵的牛津学者，由于上帝的恩佑，成了“向英国传福音的使徒”。奋兴运动找到了它真正的天才。“如果要挑选一个人做唯一的一个奋兴布道家，那个人的名字一定是约翰卫斯理。”

        1739年一月一日，一个了不起的爱筵在伦敦费特里(Fetter Lane)举行。奋兴运动的领袖们在那里组成信仰团契，其情况和1727年的莫拉维的弟兄会在赫仁获特“主的守望台”合一的情况极其类似。卫斯理兄弟二人，怀特菲尔德和英厄姆(Benjamin Ingham)都在场，英厄姆后来成了向莫拉维亚人传福音的杰出布道家。约翰卫斯理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大约凌晨三点钟，在我们继续不断祈祷之际，上帝的权能降临到我们身上，许多人在极度喜乐中呼喊起来，许多人跪在地上。因上帝这位君王的降临，我们既敬畏又惊愕，我们的心情稍为恢复后，不禁齐声欢呼，‘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这次元旦日圣灵的降临，证实“大觉醒”已经来到，广大的传布福音工作由此发动。

        十八世纪英国的奋兴运动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还须记得，这个运动是通过不同的渠道发展的。其中有英厄姆和森尼克(Cennick)等人领导的莫拉维弟兄会；有以怀特菲尔德为主的加尔文差传会；有卫斯理差传会，它设立的聚会点后来发展成循道宗(Methodist Church)。

        奋兴运动中除了这三股力量之外，英国教会内部有一个运动，后来导致了我们现在称为的圣公宗的福音运动。最初，所有被卷入这场灵性奋兴运动的都叫做“循道派”或“福音派”，不管他们属于什么教会。但是这批志切传福音的人逐渐被认为是圣公宗内部的一个派别，要在现有的架构内达成他们的目标。

        康沃尔郡(Cornwall)是圣公宗福音运动的摇篮。特鲁罗的华尔克(Samuel Walker)成为此运动的领袖。他在1763年去世。哈维(James Hervey)这位出版书籍把福音信息带给上流社会的人，先在英国西部后来才迁往中部牧养教会。文质彬彬的罗马尼(William Romaine)是第一个在伦敦拥有教区的福音信仰者。维恩(Henry Venn)在哈德斯斐尔德，葛瑞绍(William Grimshaw)在哈渥斯传布福音，是福音运动在英格兰北部的重要人物。贝里奇(John Berridge)在剑桥郡埃佛顿的教区，是1759年地方觉醒运动的所在地。一度贩卖奴隶后来传道还写圣诗的约翰纽顿(John Newton)是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俄尔尼市(Olney)的副牧师。圣公宗福音运动在牛津和剑桥两个大学作的见证收效尤大。

        罕丁顿伯爵夫人塞利娜(Selina)是奋兴运动的女赞助人。华尔波尔(Horace Walpole)给她起的绰号是“循道宗的圣德勒撒(Teresa)”。福音派讲道员不许在教堂讲道时，她请他们到她的小教堂和客厅里讲道。福音因她传布到贵族之家。1768年，她在南威尔斯的特雷维加成立了一间神学训练学院。1779年，根据法律，她被迫把她的小教堂登记为“不遵从国教的会所”，后来且被称为“罕丁顿伯爵夫人会”。

苏格兰聚会的转变

        福音奋兴运动的历史，若不提苏格兰聚会的改变，便不能算完备。它对英国国教的影响，甚至大过英格兰奋兴运动。说苏格兰长老宗教义有了剧烈的改变，一点都不夸张。十八世纪曾一度被认为是“苏格兰聚会的黑暗时代”。聚会关于赞助人的辩论，耗尽精力，无力应付为害远为大的神学上怀疑主义的挑战。

        格拉斯哥大学神学教授辛浦森(John Simpson)被控讲授基督时见解异端，说其论点近乎英格兰自然神教。他的一个学生哈钦森(Francis Hutchinson)主张“要给苏格兰神学一个新面貌”。在他的叫作“温和主义”的观念里，圣经的福音给缩小成一个道德体系，只能给求取永生保证的人极其微弱的希望。当地牧师只关心文化而不关心领人归主，并以嘲笑的态度抛弃他们的传统，包括苏格兰长老宗中受迫害的圣约信仰者(Convenanters)在内。

        近乎内一批反对者，在斯特灵的尔斯金(Ebenezer Erskine)领导之下，创立了一个独立的长老部，于1740年被迫退出全国长老宗。他们坚持只是退出“当权派”而非退出教会。这批“分离分子”取得了一些支持，他们的脱离行动可能已经散播开，但是坎布斯郎教区在1742年爆发了奋兴异端。

        苏格兰北部的伊斯特罗斯和苏特兰早已有过奋兴活动。鲍尔福(John Balfour)是北部高地奋兴异端的领袖。运动于1739年到达高潮。这些事发生在怀特菲尔德来苏格兰以前，虽然认为他是把奋兴运动带到苏格兰的人。跟在美国一样，他是在整理好的土壤上播种。分离份子曾于1741年请怀特菲尔德到苏格兰来，他不愿意把他的活动限制在分离派的教堂内，关系因此切断。怀氏旋即找到机会在苏格兰长老宗内部工作。

        1742年麦卡洛克(William McCulloch)正在推动名叫“在坎布斯郎作工”(Cambuslang Wark)的奋兴运动。怀特菲尔德第二次到苏格兰期间访问坎布斯朗教区时，这个奋兴运动已经开始。参加过两次难忘的露天圣餐礼。麦卡洛克评论第二次圣餐礼时说，“这种庄严盛典焕发着灵性的光辉。。可以亲挚到慈爱上帝在我们中间。”

        奋兴运动很快传到周围地区。不久另一个运动爆发，出现在基尔塞斯(Kilsyth)。罗布(James Robe)在那里讲道三十多年，并无显着成就。1740年开始，他不断讲重生得救的道理。两年后他已经能说，我“大力催迫尚未真正重生的人，接受基督住入内心，圣灵的非凡能力随着所讲信息大大动工。”这种火热的复兴情景持续达一年半之久。

        出现在坎布斯朗和基尔塞斯两地的情况，是苏格兰奋兴运动最突 出的表现。兴奋虽然消退了， 可是影响依然存在。被反对者揶揄为“奋锐党人”(第一世纪犹太 爱国急进份子)或“野心冒险人物”的福音信仰人士，取代了保守派，成为教会前景的塑造人。

英格兰被唤醒

         十八世纪的觉醒运动的全面影响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影响事实上最难测量。奋兴运动是圣灵在人的生命里头作工，无法用数字来衡量。教会中“只有敬虔的形式而无圣灵同在的‘挂名教友’”，现在改变成新约的有生命的基督徒。好几万从来不公开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现在都成了上帝国中的子民。奋兴运动与福音传播携手并进。圣职人员的生命有了改变。他们为教牧工作树立了新约的好标准。奋兴的出现并不限于圣公宗。不从国教者也参加了奋兴运动。

        大觉醒运动促进了机会事业结构的建立。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世纪末数目倍增的差传组织：   浸信传道会(I792)，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 一个跨宗派的组织(1795)和教会传道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1799成立，主要由圣公会人士参加，向非洲及远东传福音，宣教上曾来中国)。1786年卫斯理年议会通过了谷多马(Thomas Coke)的计划，把福音带往印度，负起向海外差传的任务。

        不仅差传组织受到奋兴运动的鼓舞，伦敦圣教书会(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799，现在的基督教文字事工联合会United Society for Christian Literature)和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804)也都发源于奋兴运动。基督教的教育事业因主日学的兴起， 增加了新的活动层面。主日学在 1769年由一位循道宗会友鲍尔(Hannah Ball)发起，由圣公宗一个 平信徒雷克斯(Robert Raikes)发扬光大。圣公宗主日学会(Church of England Sunday School Society)是由约克郡的圣迈克尔.贝尔福莱堂(St Michaelle Belfrey)的牧师理查森(William Richardson)在1786年创立，主日学协会于1803年成立。英国的主日学校运动是整个社会向义务教育跨出的第一步。

        奋兴运动鼓舞了争取社会公平的热心。把奴隶制度逐出英国殖民地的运动，是由笃信福音的人领导的。1767年，沙普(Grenville Sharp)在法庭为一件案子辩护时，力争政府应保证奴隶一涉足英国领土就获自由。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在1785年以一篇讨论奴隶制度的文章获奖，那时他还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攻读，受到福音主义的影响。是克拉克森说服了威伯福士(William Wilberforce)在国会里提出讨论奴隶问题。

        威伯福士本人是在跟米聂尔(Isaac Milner)到欧洲旅行时归主的，被尊为“福音主义的约翰生博士”(The Evangelical Dr Johnson)的米聂尔后来作了剑桥大学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的院长。约翰卫斯理在1774年出版了他的《论奴隶制度》一书；他在逝世前四天，还写了一封现在驰名的信给威伯福士，催促他“以上帝之名，凭他的大能，奋斗下去，直到连美洲的奴隶制度(世界上最恶劣的)也要在他面前消失。”

        约翰卫斯理还提倡过监狱改革，鼓励浩瓦德(John Howard)继续他的改革监狱运动。卫斯理以实际行动表示了对穷人的关切，他自己捐款救济贫民，也组织筹款活动。他力促教会机构做好分发衣服与食物给贫民的工作；又开设药房为病人义诊，伦敦的一个循道宗会所成了梳理和纺织棉花的作坊。他还给别的失业人士创造工作的机会。

        基督徒在1746年开设了一间贷款银行；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给寡妇和孤儿提供住宿。基督教这种对贫困人士的关心，促成了1787年慈善团体“陌生人之友”的成立。这些设施很快成为救济贫民的机构，填补了政府着手救济贫民以前的空隙。福音信仰奋兴运动使英国人注意到应尽的社会义务。

(A.斯肯文顿.伍德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