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箴29:18)既然教育的本质在于传递，那么若对于未来的故事没有异象就会导致危机。人必有一死的异象应是基督教传递的一个强烈动机。以色列人没有来生的确据，只能希望被子孙后代记念。对他们来说，传递取代了复活。我们许多人因着多少确信我们的子孙后代会继续走上帝的道路，而感到欣慰。

基督教传递的危机背后其实是一个更大的议题:历史意识的丧失、不再信任传统权威、缺乏诚信的组织机构、个人的自主性，以及最重要的，在科技世界中对上帝的敬畏荡然无存。许多事情抵消了信仰传递的延续性：家庭的崩坏、家庭单位新兴模式的实验、转变中的女性社会角色，以及各种性反叛形式。一种新的信仰传递模式取而代之，可称之为“相信却不归属"(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

传统上，罗马天主教教会和新教主要宗派的信仰传递，是以社会为基础来发展、存续宗教文化。不过，妇女革命推翻了传统文化对性与生养的道德观念，导致母亲角色的崩解，而母亲原是宗教家庭价值观的主要传递者。意大利、法国、德国和拉丁美洲的天主教社会学家一致认为，这是与过去一刀两断的举动，尤以近三十年为甚。最近有一位法国天主教作家用他的书名提问:我们是最后的基督徒吗？

那么，或许在这个历史阶段，我们需要重寻流放神学。因为就像耶利米等先知一样，流放也是我们的文化环境。当我们活在社会环境友善的世界里，会将信仰的传承视为理所当然，而不会刻意传递。可是，一旦社会环境对于信仰变得更充满敌意，真正的基督教传递就要从比较个人的层面着手了。

在今日，基督徒的见证似乎来到了十字路口。绝大多数的基督徒仍然相信组织性和社会性的信仰传递，而无法想象如果抽掉宗教组织、公开教会、神学院、大型特会和各种宣教事业，现有的基督教会变成什么样子。然而，如前所述，这些努力大多造就了公共事奉中的超现实主义，将焦点摆在大众传播上。不过，传递信仰要想更为亲切，所需要的是个人对上帝的经历和对此经历彻底的回应，以致内心最深处被触动。这样的传递是在关系中进行，体现出一种整全的信仰和信靠的生命。

过去的教会成员普遍认为，只有神父、牧师或教会领袖才能拥有与上帝亲近的经历，而且一般基督徒不太需要参与信仰的传递。或许大家并未深入了解上帝所说的话:“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太11:25)。犹太教的圣殿体系倒是真的把这些事“藏起来”，不让那些传扬耶稣教导和传递他的爱的老百姓知道。尽管如此，奥古斯丁认为“每个人的心里面都住着那位主”。我们每个人都直接向基督负责，而且都需要培育和引导，好叫信仰的传递变得更亲切。要做到这些，我们需要更深地认识上帝，进而认识自己，并在各种关系和情感上经历福音的和好特质。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明白，人要察觉到，现实地活着，不仅是活在世上，更要接受那位永活的、有位格的上帝。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与升天，我们得以靠着圣灵与上帝亲密同行。但是，组织化的宗教却倾向于将这双重实质中觉得会冒犯人的内容挪去，又以自己机构的实用主义来取代圣灵。

在现代世界的消亡中，尽管文化已然呈现断裂，我们仍要传递关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我已看见一种新的“壁垒”在所谓的自由世界中占据人心。世俗化横扫北半球，基督教人口据点朝着南半球移动，形而上观念的系泊处已丧失，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预测：假如上帝已死，一切皆可允许。全球化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失去过往历史也使我们盲目，将自我缩减到只剩下科技意识。这些趋势正在将我们熟悉的标记一一移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