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西方哲学和文化研究的领域之一，古代基督教研究在中国大陆日益得到发展并获得关注。与西方哲学的许多其它研究领域相比，虽然它仍然算不上是什么显学，但也算已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这些涓涓清流似乎已经汇成了小溪一条，成为大陆基督教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篇短文中，我力图分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西方哲学和文化研究的领域之一，“古代基督教研究”在中国大陆日益得到发展并获得关注。与西方哲学的许多其它研究领域相比，虽然它仍然算不上是什么显学，但也算已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这些涓涓清流似乎已经汇成了小溪一条，成为大陆“基督教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篇短文中，我力图分三个方面来综述大陆的“古代基督教研究”，略为分析大陆学者“古代基督教研究”的基本视野，不过需要声明的是这只是我个人的分析和看法。这三个方面包括：大陆“古代基督教”研究概况；基本视野；结以大陆古代基督教研究的展望以及我个人未来两年的研究计划。希望这篇短文能让大家对中国大陆学者的“古代基督教研究”进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一）
在回顾大陆学者的“古代基督教研究”之前，先要略为说明我所讲论的“古代基督教”概念的内涵。我用它指基督教诞生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研究。也就是说，它包括狭义的教父学时期（在东方教会至大马士革的约翰，在西方至奥古斯丁）和狭义的中世纪（波爱修至文艺复兴时期）两个时期，而类似于西方一些学者的广义的教父学分期。[1] 同时，大陆的“古代基督教研究”又不限于教义史方面的研究，还包括教父学研究之外的领域，例如与基督教历史相关的西方社会背景及教会历史等方面的研究。教义史的研究偏重于思想的描述，后者则侧重于历史的叙事。它们共同构成大陆学者审视西方古代社会和基督教关系的公共空间。
我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大陆学者研究“古代基督教研究”的历史比较短，起步比较迟。这其中有各方面的原因：一是，与其它的西方文化领域的研究相比，基督教研究在大陆的历史本身就比较短；二是，“古代基督教研究”在大陆的基督教研究领域内又是属于相对比较“冷门”的方向，不易引发人们的关注。下面的一些统计数字可以说明这一点，“古代基督教研究”的篇幅在国内西方哲学的教科书中仅占1/6至1/10之间，不少哲学史家都效仿黑格尔“穿七里靴尽速跨过这一时期”的方式处理这一时期的哲学、神学和文化历史。[2] 这种种因素可能都制约了大陆“古代基督教研究”的水平和能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大陆有关“古代基督教研究”的著作极为少见，只有一些零星的研究，例如杨真的《基督教史纲》（上册，三联书店，1979年）。除此之外，正如前述赵敦华教授的引语所表明的，“古代基督教研究”只出现在西方哲学史的教科书里面，只占极少的部分。这可能是比较饶有趣味的地方：大陆的“古代基督教研究”居然隶属于西方哲学史（现在虽有改善，但基本还是如此）的研究范畴。因此，最初引起大陆学者们研究古代基督教之兴趣的，并非由于它是基督教，而是由于它是西方哲学史的一部分。研究“古代基督教”，实际上是研究基督教信仰与历史之中与“哲学原理”有关的内容。例如，把中世纪的哲学归纳为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并进而视为是希腊哲学关于“一般”与“特殊”之争的延续，等等。
这种“原理式的研究”在八十年代“古代基督教研究”兴起的时候有了根本的改变，没有改变的是，它依然是哲学研究的一部分，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p.2>
长期以来，在探索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过程中，深深感到对传统的希腊哲 学和时间上继起的基督教哲学、神学之间，某些著作在处置中似乎存在着断层；同时，不仅是希腊哲学，而且被认为是源出于东西的基督教及其神学，长期以来却成了西方思想发展史中的主流，而基督教及其神学，在其策源地的东方反而退居到次要地位。这就促使自己去探索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及其神学的联系。 [3]
这番话比较有代表性地说明了大陆学者在“古代基督教研究”方面的独特探索，也可能预示了大陆学者所可能作出的独特贡献。当然，这也意味着大陆学者的“古代基督教研究”会有一定的局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尤其是九十年代开始，有关“古代基督教研究”的著作似乎一下子多了起来。我们在文章后面的参考书目中，以时间为序，列出八十年代以来相继出版的大陆学者的“古代基督教研究”著作，计有十一种之多（因为作者现在手头不能查到全部的数据，可能会有某些被遗漏）。这些丰富多彩的研究著作奠定了大陆“古代基督教研究”的基本范畴。虽然这些研究著作各有侧重，研究的方法也都有所不同，但是它们体现着一个共同的心愿，即系统而深入地阐述“古代基督教”发展的思想、信仰、历史和社会层面。从这个角度来说，大陆学者在短短二十年来古代基督教的研究成果，对于大陆的基督教学术研究至少是有着开拓性的意义的。

（二）
我们现在转入第二点的分析：什么是这些研究著作所包含的大陆学者研究基督教的视野？它们大致能够说明大陆学者“古代基督教研究”的旨趣：这就是研究古代基督教，主要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而非信仰之传递。换言之，它主要是关于基督教的哲学和历史知识。它的进路是学术的，目的也是为了学术，学者们经常会从这个角度来论证古代基督教研究的重要性，了解这一时期的基督教思想，对于我们研究西方古代、中世纪思想的发展，对于我们了解基督教文化的渊源，乃至于把握西方思想史的精髓，都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4]
大陆古代基督教研究的“哲学视野”的形成基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这里主要提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研究上的空白”；二是学者们本身所受的学术训练的背景。八十年代之前，西方古代哲学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古典希腊时期，研究的长期积累最终在八、九十年代有了一个丰硕的收获，代表之作就是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和姚介厚四位先生合撰的四卷本的《希腊哲学史》（已出两卷）。但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所谓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尤其是初期基督教及中世纪的基督教史研究却依然一片空白。古代西方历史、哲学和宗教的研究，似乎到亚里士多德时期就戛然而止，然后一下子就跳跃到文艺复兴时期，中间这千多年的历史就如瓶颈一样扼住了难受。即使从认知和研究的角度来讲，这都显得非常不自然，对于重视历史的逻辑性和连续性的大陆学者来说就尤其如此。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各方面的因素都已经比较水到渠成，所以顺希腊研究而下，从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相互交往的角度研究古代基督教也就成了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