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死神学 - “上帝已死”的年代(十九世纪)《慕迪神学手册》
2019-08-26
对许多人而言，维多利亚时代所见到的景象是：人人赴礼拜；星期天不苟言笑；礼拜堂里挤满了人；礼拜后回家，一家之主会要子女复述讲道的要点。“维多利亚”这个词在我们语言中意味着一种专制，冷酷而无幽默感，强迫信仰宗教，十分丑恶的时代。
但是这幅景象也有另外一面。一方面有像那位严肃的、四次出任英国首相的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这样的人，连最粗俗的讲道词都念念不忘；讲道词印刷出来被虔诚的信徒抢购一空；可是另一方面也有并不那么虔诚的人。维多利亚时代是权威和顺从的时代，但也是充满怀疑和内心极度不安的时代。怀疑的种子早已由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者播下，后来又受到十八世纪怀疑主义和自然神论者的壅培，在十九世纪开花结实。基督教的整个结构受到质疑。科学、哲学和历史都被用来证明基督信仰站不住脚。
人是进步的猿？
人真是猿猴演化来的吗？“进化论”彷佛就是这样说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什么要那样说。说我们的祖先是猴子，已经够糟了。更坏的是，这种说法背后的理论，暗示世界并不是由计划周详、聪明智慧、充满爱心的造物主创造的。反之，所有动植物都是自然演化、适者生存的结果。上帝成了一个假设，而且是不必要的。
演进的观念其实并不新奇。赞成演进说的人，上起古希腊哲学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下迄达尔文自己的祖父伊拉斯姆达尔文(Erasmus Darwin)。在1830 年代，英国地质学家赖尔(Charles Lyell)出版了他的《地质学原理》。 他在书中认为地球表面的特征， 是在不断缓慢变化的自然过程中 形成的。多佛尔地区的白色悬岩，含有沉积了千年百代海洋动物的遗体。他说在惠特比和莱姆弯等地发现的化石，可以推溯到几乎无可数计的已逝年代。演化的观念1844年在钱伯斯(Robert Chambers)隐名出版的《创造博物学的遗迹》里，从地质学伸展到 整个动物界。不过在达尔文于 1859年出版了《物种原始》以后， 危机才露出头来。
达尔文(1809-82)先在爱丁堡学医，后在剑桥习神学，都无显著成就。他在l830年代以博物学家身份，乘坐小猎犬号轮船赴南美远征考察。他对他的学说沉思默想了好几年。最后，他收到英国 博物学家华莱士的一份稿件，提出和他类似的学说，这才受到激发，采取行动。他们共同发表了一篇论文，给达尔文的杰作铺平了道路。
《创世记》第一章叙述上帝怎样在六天内创造了世界，第七天休息。进化论者现在说，世界演变了好几百万年，可能是从一个原型细胞变出来的。为了解释生物怎样发展，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的学说；说得直白一点，就是适者生存。他说万物为了生存，植物与动物都得互相掠夺。为了应付环境，它们得发展新能力。一旦新能力成了永久的特点，新的物种便产生了。
社会上对达尔文的著作反应不一。达尔文自己也不断受到怀疑的困扰。1860年牛津学会开会时，牛津主教“辩才撒母耳”韦伯福士向听众表现了嘲笑的机智，奚落新概念。谁知主教不是赫胥黎的对手。赫胥黎采取了谦逊科学家的姿势，针对事实，不放言高论，娓娓动听地为进化论辩护。此后数年是赫胥黎给进化论打上了正统科学的烙印，其功绩绝不小于任何人。
赫胥黎还首次使用了“不可知论”(agnosticism)这个名词。那时有许多“主义”出现，都说无所不知。赫胥黎需要一个词，表示“不可知”。与其像无神论者那样直截了当否定上帝，赫胥黎宁可说他不知道，他也没有资格知道。达尔文在《物种原始》里还信仰造物主。在续编《人类起源》(1871)里，他已公开地表示“不知道”。无论如何，达尔文死后葬在著名人物下葬的西敏寺大教堂里。
公众对进化论分得反应，从断然反对到热烈欢迎，样样都有。各种不同的人，都想跳上得势一方的宣传车，利用“进化”支持他们所信仰的东西。马克思(Karl Marx)宣称达尔文给共产主义提供了生物学上的基础，可是像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Andrew Camegie)和石油大王洛克斐勒(J. D. Rockefeller)那样的资本家，也以同样的热情求助于“进化”，用以说明大企业崛起的正确。
骇人听闻的错误？
基督教领袖中，浸信会著名讲道家司布真(C.H. Spurgeon)断言进化论是骇人听闻的错误，这给人取笑了二十年。别的人表示审慎的同意。后来做了坎特伯里大主教的汤普威廉，可以作这种态度的代表。他认为进化论更加证实了的确有位智慧的造物主的存在，他是宇宙的主；世界不是由一连串的偶发事件形成。从前说我们应该信仰上帝，因为宇宙是他伟大计划的产物，现在有了更加生动的说明。
曾促成布道家散基与慕迪访问英国的苏格兰自由教会牧师德鲁蒙(Henry Drummond)，将“适者生存”的观念作了新的解释。原来即令在动物世界里，生存凭的也不只是力量和僭取，爱的照顾和关怀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基督的福音对人类生存实不可少。
乍眼看来，进化的观念似与《创世记》的记载抵触。多少个世纪以来，基督徒读《创世记》第一章，就像读历历如绘的新闻报导一样。有些圣经印有旁注，载明世界是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的(这个年份是爱尔兰总主教乌社尔 J Ussher计算出来，刊在他的《圣经编年表》里。)
达尔文之后仍有许多人持守这个信念，但是也有人开始怀疑这样解释圣经是否过于生硬。《创世记》中有两个地方记述世界创造的过程，侧重点略有不同。第一章1节至第二章3节，讲一般的创造。第二章3节以后，讲人的历史的开始。这是不是叫我们不要把这些记载当成精密的实际情况的科学记录呢？这些记载的目的，是不是使用科学时代以前的人能够了解的话，让我们能明白人类与上帝所造世界间的深奥关系呢？到今天，我们仍不能明白一片叶子的奥秘，何况是创造世界的宏伟工程！是不是《创世记》在描写世界的起源时，得使用不少象征符号，就像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使用象征手法描写世界末日发生在宇宙中的大事那样呢？过去我们阅读《创世记》第一章时，习惯上都照字面依实解释，(读第二章相同事件的另一记载时，容易轻轻带过)，所以无可避免的引发了创造抑进化之争。同样无可避免的，是许多人过去本来未加细察地阅读了创造的记载，现在又未加细察地接受了进化观。今天，我们已有了比较客观的看法。对大多数基督徒而言，这不是一件非此即彼的事，而是在演化的近程中看上帝的创造作为。这样做需要正确地了解圣经，同时正确地认识现代科学。这也是说，不仅要将基督信仰与进化的时间联起来看，还要将两者比较。
过去，人们认为上帝是个填补间隔的上帝。上帝和大自然完全分开，大部分时间，大自然靠自己的力量运作，完全可以胜任。只有在大自然的进展过程中发生中断的时候，上帝才参加进来。这个看法的毛病，在于科学家越来越能用自然的过程来解释我们的生活，留给上帝来工作的空间便越来越少。结果上帝完全给挤了出去。
然而上帝并不是用来供科学家作解释的一个名词。他不是与其他自然的原因一同作用的一个因。他是在他造的宇宙中工作。信徒凭圣经和自己的经验知道这种情况。而是世纪神学未竟之业，是要更清楚地告诉我们，怎样参照科学所发现的世界来认识上帝。
康德的哲学 - 一个走向成年的世界？
科学与宗教的争辩，是维多利亚时代中英国人讨论的中心。同样重要的辩论，整个十九世纪在德国的许多大学里进行。事实上，早在十九世纪开始前，康德(Immanual Kant ，1724-1804)已经提出挑战。
从前，哲学家曾经主张，上帝的存在可以用各种理性论证来证明。康德把这些全部推翻 -- 至少他以为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此外，他认为人的头脑的能力只能了解在周围看得见的、在时空里存在的东西。我们一旦想知道存在时空能见的物体以外任何种实体，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因之我们要连贯且完整地设想上帝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如果上帝要发生任何作用，那只能在道德范畴内。在那里，上帝是必需的，假如有什么来世，今生的德行在那里会受到奖赏的话。宗教对单纯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有用，但永远不能替代哲学。我们不应该因为上帝叫我们为善我们就为善；我们应该为了为善而为善。人的理性是我们唯一的权威和指引。
康德认为他的哲学是第二个哥白尼革命。这倒有点讽刺意味。哥白尼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因为他教导人，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而是绕着太阳旋转。康德在哲学上的革命是以人为其出发点，一开始就规定了人的知识的范围与限度。这个办法是革命性的(虽然康德只是完成了笛卡儿在一个多世纪前开始的方法)。但是讽刺的是，康德做的是和哥白尼相反的事。康德把人放在宇宙中央，让所有别的事物都绕着他转。
哲学家往往是这样的：他们提出来的解决办法，只是以另一个形式出现的老问题。康德的确指出了哲学旧日讨论宗教所用方法的无数缺点，但是他排除从前证明上帝存在的证据，只有更让我们看到个别论证逻辑上的缺陷，而且仍然没有解答是否可以用别的办法来认识上帝。说我们的头脑用时间和空间来进行思维，并不等于说我们不能探究在我们时空的存在后面的是什么。
假如我们知道上帝不属于我们的时间与空间，而我们的语言则是以这时空特有的字眼来进行思维，那么，要用这语言来说明上帝的事，就难避免要用大量象征手法。耶稣说上帝的国像这样像那样时，他得使用图画语言来表达不能用其他任何方法而只能用象徵手法表达的真理。
事实是，我们不能直接接近上帝-- 在圣经里也不能。我们直接看不见上帝，看不见他自身的存在。我们关于他的知识，都由事件、经验和文字来做中介。没有圣经的文字，就不能有启示。进化论引起了继续不断的辩论，讨论我们应该怎样看上帝与科学的关系。同样，康德也开始了一场辩论，存在于这个时空中的我们，头脑既受局限，我们的语言又如此有限，我们应该怎样来认识上帝。这场争辩现在还在进行。
上帝是世界精神
同时，战胜康德是十九世纪思想家的一心一意想耍做的事。在神学里，士来马赫(Schleiermacher)寻找一个新方法，一方面接受康德对已有的上帝存在论证的批评，同时也承认他对人类思想能力有限的看法。士来马赫的答案，是把神学建立在宗教经验的基础上。
哲学家如黑格尔(G.W.F. Hegel，1770-1831)的“绝对唯心论”，有一部份是想挫败康德的尝试；但有一部分是想在正统基督教对上帝的认识上另建一个了解上帝的体系。唯心主义者不从个人的“我”出发，而从绝对的“我”开始。现实是“绝对精神”的彰显。上帝的存在不超越于世界之上(像基督教正统信仰教导的那样)。上帝是“世界精神”(World-spirit)，可在时空的演进深处找到他。世界是上帝的显示。
这套说法的终极产物是一个有活力的泛神论，类似一个世纪以后的田立克的激进主义思想和罗宾逊主教的《对神忠诚》(1963)书中说的话。这些不同的哲学探讨，对人们认识耶稣基督留有影响。在康德的著作里，在基督教新派神学里，耶稣只是一位开明的道德教师。在士来马赫和黑格尔的著作里，耶稣只是存在于人世间属天精神的最高表现，是上帝为了达致神人合一的代理人。
黑格尔死于霍乱后，他的弟子分裂成两个阵营。右翼多少要保持他们的先师留下的教导；左翼是修正主义者和不满现状派，结果把黑格尔的哲学倒转了过来。
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 - 72)出自黑格尔门下。黑格尔认为所有现实都是绝对精神的外在工作，但费尔巴哈冷静地告诉他的读者，这个“精神”就是自然。他能同意士来马赫的意见，所有宗教信仰的核心是一种绝对的依靠感。然而人类所依靠和感到有所依靠的只是自然。上帝是我们自己经过净化和解除所有束缚后的本性的投影。神学只是人类学，人类对上帝的知识也只是关于我们自己的知识。
工人们团结起来 - 马克思
费尔巴哈说他并不是无神论者，只是一个“反有神论者”，但他这种想法过于玄妙；抢着读他的著作的不是群众，而是知识分子。黑格尔的另一个崇拜者马克思，可不是这样。马克思(1818 - 83)生于德国莱茵河西岸的莱茵省，父母是入了信义宗的犹太人。他在大学攻读哲学，离开大学后任新闻记者，但不久因政治见解受到当局的嫉视。马克思在德国革命那年(1848)，被逐出德国，跑到伦敦避难，获得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支持。他在伦敦一面策动革命，一面在大英博物馆收集证据，准备用他的《资本论》(1867)对资本主义制度提出大控诉。
到了这个时候，马克思不仅摒弃了黑格尔，还摒弃了费尔巴哈。他认为绝对精神与自然都不是现实的基础。现实的基础只能在物质中找。因此人类的历史只是人与物质的关系史。据马克思说，历史正毫不留情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向发展。截至目前为止，所有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等到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以后，私有财产将成为过去，一切事务将由国家管理。
政治方案已由马克思和他的恩公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宣布。两个作者呼吁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用革命手段推翻现有秩序，建立新社会。罗素说过，虽然马克思口口声声说他是个无神论者，他对历史演变的乐观情怀，只有信仰上帝的人才能具有。
上帝已死 - 尼采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 - 1900)是更加个人主义的无神论者。尽管马克思是共产主义的先知，尼采却被纳粹在三十年代奉为他们新秩序的先知。尼采自认是“上帝之死”的先知，被解放了的人类的代言人。既然上帝已死，人类必须独立行动。我们必须逐渐制定我们自己的规律和价值观念。基督教珍视的德行必须抛弃，因为这些道德观维护弱者和病人的利益。现在需要的是重新评估所有的价值，并且建立起一种意志，把这些新价值观强加于他人，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
这时有一位思想家，清清楚楚看到政治制度甚至教会制度向危险方面发展，他是丹麦作家祈克果(Soren Kierkegaard，1813-55)。生时在国外声名不彰，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他的著作被译成外文以后，世人才认识到他的真正的重要性。 祈克果憎恶制度，深知利用上帝朦混世人的危险。他认为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上帝和我们不同，他存在于不同的层次，和我们的不同。所以想用理性论证来证明他的存在是愚蠢的。我们能直接认识的只是一个影像的标志，不是活的上帝。
上帝要将自己启示给人，人才能知道他。他借着耶稣基督让你认识他。耶稣带有人的形像，用人的语言和我们说话，上帝隐形在基督里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可以认识他，但是要凭着信心。真正有价值的信心是愿意为上帝牺牲一切，做他的门徒。这就是祈克果对理想主义哲学和教会政治二者的集权制度的回答。这个回答一再被二十世纪遗忘，但每一代的人必须重新学习。
圣经受到攻击
十九世纪时，基督信仰在三方面受到挑战：科学方面哦进化论，哲学方面有非传统的世界观，想废弃对上帝的信仰。历史方面则有戴着假面具的圣经批判学。如果能证明圣经的真理有问题，那么基督信仰就站不住脚了。
随着十九世纪的开展，旧约越来越受到攻击。一般认为族长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是神话人物，或是与特别姓名有关联的部落的名字。许多人怀疑世上真有过摩西这个人。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经文批判学者威尔浩生(Julius Wellhausen，1844 - 1918)认为希伯来的宗教的发展，先有游牧时代的原始故事，然后成为耶稣降生以前几个世纪中制度化了的仪式主义。他说从他已找到的旧约律法的许多来源，可以推溯到以色列历史的不同阶段。具有这种观点的学者，把旧约当作拼凑品，其形状与组织都受到外来的影响。
但是圣经批判的中心问题与基督这个人物有关。探索“历史上的耶稣”，也就是新约神学后面的耶稣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可以推溯到十八世纪的自然神教。在这个传统里的早期德国作家之中，有个来马鲁斯(H S Reimarus)。他把耶稣当作迦利利一个老老实实的教师，不得善终，因为他教人如何修养做个好人的时候，渗入了天国的观念，意在建立一个以上帝为王的新国家。他被钉十架后，门徒编造了耶稣复活还要再临的故事。他说整件事是个骗局，目的在取得物质上的好处。
另外一个持怀疑态度的作家是史特劳斯(D F. Strauss)。史特劳斯在他著名的《耶稣生平》里，把四本福音书中所有超自然行为和涉及耶稣是救世主的部份，一概斥之为神话。在信奉天主教的法国，雷南(J.E. Renan)的《耶稣生平》(1836)和更正宗英国西利(J.R. Seeley)的《你们看这个人》(1865)，对福音书所记历史，虽然都采取了正面的看法，但是这两本书都力图消除超自然部份，只说耶稣是个富有吸引力的教师。
十九世纪最声名狼藉的批判学者，也许是从前教过史特劳斯的包珥(F.C. Baur，1792-1860)。包珥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初期教会中，彼得(他领导的一派赞成犹太教严守律法的主张)和保罗(他领导的一派保持比较宽松的希腊风格，不大重视律法和犹太教的礼仪)之间有剧烈的冲突。包珥根据这个臆测，断定新约中哪些卷是真的。凡是没有反映他假设有的冲突的，都被认为是日后的作品。这样一来，保罗书信中只有四封是真的：《罗马书》、《加拉太书》和《哥林多前后书》。他认为其他都是后世的著作。
对圣经的新认识
并不是所有十九世纪对圣经的学术研究都是方面的。在这些研究中得到正面答案的，是一群学者认真地、默默耕耘的结果。他们根据像“西奈抄本”(在西奈山一座古寺中发现)之类的古卷，不折不扰地考据圣经经文。兼之新的抄本的发现和用现代科学方法对手抄本的深入研究，证明较早圣经译本入《英文钦定译本》(1611)等所根据的原文，基本上无误且正确。在新约研究中最负声誉的有剑桥学者魏斯科(B.F. Westcott)、霍尔特(F.J.A. Hort)和莱特佛特(J.B. Lightfoot)。魏斯科与霍尔特合编的希腊文《新约》比所有过去的版本都好。他们研究新约历史的结果，得不出前面所说的那些负面的结论。他们对新约的文字和历史背景的考据，使我们对圣经的真意义有了更多的了解。莱特佛特对新约时代以后早期基督教文献的研究，证明巴珥把新约某些书的著作年代推后的说法不能成立。他考据出新约各卷书在第一世纪末已全部写成。
考古学也证实圣经所载史料的翔实。这很容易从学者如苏格兰教会史家蓝西(William M. Ramsay)的著作中见到。他对罗马帝国地理和考古学的研究，证明路加所写《使徒行传》的记述全属事实。 像史特劳斯和包珥之辈得出的那种结论，说明了研究圣经不可以抓住一小点来大做文章，这种小题大做、铺张扬厉的手法是很危险的，特别是所抓的那一个小点只是个人先入为主的想法。基督教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信仰，有历史为其基础，可供史家一一考据。但这些历史并不只是为留下历史而写，圣经还有更大的目的，这一点研究者一定不可忽略。圣经当然有它历史的层面，这是可供史家研究的题目。学者如魏斯科、霍尔特、莱特佛特和蓝西的工作证明，基督教对不偏不倚的历史研究，不仅无所畏惧，而且认为这种研究可以更肯定圣经的真确与价值。
进化论、哲学与圣经批判学的出现，曾令教会一度难于招架。因为对许多人来说，这些新意见好像在指出，人只是高一级的人猿；哲学让人看到宇宙万物只是物质；圣经批判学令人以为圣经根据的是一大堆幻像。但是，一如在过去所屡见不鲜的，因为有反对，教会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优势。这些反基督信仰的运动，充其量只能提出一些问题。十九世纪时，教会和基督信徒都已经有备无恐，一一提出有力的答复。但是每一个世代必须有它自己的答复。现在是让二十世纪的教会，再度就这些问题，用上帝的真理来回答质疑的时候了。
(科林.布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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