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与神学
2019-04-29
核心提示： 海德格尔[德]（孙周兴译） 前 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包括一个演讲和一封书信。 《现象学与神学》这个演讲是1927年3月9日在图宾根做的；1928年2月14日在马堡重做了一次。这里公诸于世的文本是马堡演讲的第二部分的内容，题为《神学的实证性及其与现象学的...
海德格尔[德]（孙周兴译）
前 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包括一个演讲和一封书信。
《现象学与神学》这个演讲是1927年3月9日在图宾根做的；1928年2月14日在马堡重做了一次。这里公诸于世的文本是马堡演讲的第二部分的内容，题为《神学的实证性及其与现象学的关系》；我在演讲后随即对文本作了考订，并作了补充说明。有关在此具有指导作用的现象学概念以及现象学与实证科学的关系，我在《存在与时间》一书的导论中（1927年，第7节，第27页以下）已有所介绍。
1964年3月11日的这封书信，是为一次关于“今日神学中一种非客观化的思与言的问题”的神学谈话而作的，其中对我的主要观点作了若干提示。此次谈话是在美国麦迪逊（Madison）的德鲁（Drew）大学举办的，时间在1964年4月9日至11日。
这里发表的两个文本首次刊印于《哲学档案》第32卷（1969年），第356页以下，同时以法译本面世。
本书也许能够促使人们重新去思索基督教的基督性以及基督教神学的种种可疑问题，而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重新去思考哲学的可疑问题，尤其是文中所阐释的问题。
在将近一百年前的1873年，有两位友人同时出版了两本著作：一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不合时宜的考察》之“第一部分”，其中道出了“美好的荷尔德林”；二是弗兰茨·奥维贝克的“小书”《论我们时代的神学的基督性》，这位作者把弃世的末日期待确定为原始基督教的基本特征。
即使在今天这个已经变化了的世界里，这两本著作也还是不合时宜的，而这就是说：它们对无数计算者中间的少数思想者来说是重要的，指示着那种执著，那种对不可通达的东西的道说着、追问着、构成着的执著。
对这两本著作的更为宽泛的问题域的探讨，读者可以参看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1950年，第193页以下）中的“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一文；进一步可参看海德格尔《尼采》第二卷，第7－232页（“欧洲虚无主义”）和第233－296页（“对虚无主义的存在历史之规定”）。后面这两个文本已于1967年单独出版了研究版。
1970年8月27日记于弗莱堡
关于神学与哲学之关系，流俗的观点往往以信仰与知识，启示与理性的矛盾形式为定向。人们认为，哲学是远离启示的、无信仰的世界解释和生活解释；反之，神学则是合乎信仰的世界观和生活观的表达，在我们这里，就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和生活观的表达。这样来看，哲学与神学便表达了两种世界观立场的张力和斗争。这一关系并不是由科学上的论证来裁定的，而是由世界观的信念和宣布的方式、规模和力量决定的。
我们自始就要对此关系问题作不同的理解，而且把它理解为两门科学的关系问题。
但这个问题需要有进一步的规定。这里并不是要对两门历史上现成的科学的实际状况做一个比较；事实上，就两者方向上的分歧而言，两门科学中的任何一门的整体状况，在今天都是难以描写的了。通过一种对实际关系的比较，并不能获得任何一种关于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的相互关系的原则性洞见。
所以，要为原则性的问题讨论准备一个基地，就需要对两门科学的观念作一种理想的建构！根据两门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可能性，我们就能裁定它们的可能的相互关系。
不过，这样一种问题提法是有前提的，其前提是对一般科学的观念的确定和对这种观念的原则上可能的变种的标画。（对这个必定表现为我们的讨论引子的问题，我们在此不能深究）。仅仅作为指导线索，我们给出下面这个关于科学的形式定义：科学是为被揭示状态本身（Enthulltheit）之故对某个向来自足的存在者领域或者存在领域的有所论证的揭示（begrundende Enthullung）。按其对象的实事特征和存在方式，每个对象领域都具有某种独特的可能的揭示、证明、论证的方式，以及如此这般形成的知识的概念构造方式。倘若把科学理解为此在的一种可能性，那么，根据这种一般科学的观念就可以表明：科学必然具有两种基本可能性，即，关于存在者的各门科学（存在者状态上的各门科学）和关于存在的这一门科学（存在学上的科学，亦即哲学）。存在者状态上的科学向来把某个现成的存在者当作课题，这个现成存在者总是已经以某种方式在科学的揭示之前被揭示出来了。关于某个现成存在者的科学，即关于某个实在（Positum）的科学，我们称之为实证科学（positive Wissenschaften）。它的特征在于：它把被它当作课题的东西对象化，这种对象化的方向是直指存在者的，从而是一种已经实存着的对这一存在者的前科学态度的继续推进。与之相反，关于存在的科学，即存在学，原则上需要调整那种以存在者为标的的目光：从存在者转向存在，而在那里，存在者恰恰还被保持在目光中——这当然是对一种已经改弦易辙的态度来说的。关于这种调整的方法特征，我在此不拟深究。在现实的或者可能的关于存在者的科学的区域内，亦即在实证科学的区域内，按照一门科学籍以定向于某个存在者领域的当下联系来看，各门具体的实证科学之间只存在着某种相对的区别。相反地，每一门实证科学与哲学的区别就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于是，我们的论点就是：神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作为这样一门实证科学，神学便与哲学绝对地区分开来。
而且，我们因此必须追问的是：既然神学与哲学有着这种绝对的区分，那么，它又是如何跟哲学发生关系的呢？从这个论点我们立即可以得知，作为实证科学的神学原则上更接近于化学和数学，而不是更接近于哲学。这样，我们便以最极端的形式表述了神学与哲学的关系，而且，我们这种表述是违背流俗之见的；流俗之见认为，这两门科学中的每一门在某种程度上都以同一个领域——即人类生活和世界——为课题，只不过，每一门各以某种特定的把握方式为指导：神学根据信仰的原则，哲学根据理性的原则。而我们的论点则是：神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作为这样一门实证科学，神学便与哲学绝对地区分开来。由此，我们的探讨的任务就是：把作为实证科学的神学描绘出来，并且根据这种对特征的刻划，来澄清神学与哲学——与神学有着绝对区别的哲学——的可能关系。
海德格尔[德]（孙周兴译）
前 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包括一个演讲和一封书信。
《现象学与神学》这个演讲是1927年3月9日在图宾根做的；1928年2月14日在马堡重做了一次。这里公诸于世的文本是马堡演讲的第二部分的内容，题为《神学的实证性及其与现象学的关系》；我在演讲后随即对文本作了考订，并作了补充说明。有关在此具有指导作用的现象学概念以及现象学与实证科学的关系，我在《存在与时间》一书的导论中（1927年，第7节，第27页以下）已有所介绍。
1964年3月11日的这封书信，是为一次关于“今日神学中一种非客观化的思与言的问题”的神学谈话而作的，其中对我的主要观点作了若干提示。此次谈话是在美国麦迪逊（Madison）的德鲁（Drew）大学举办的，时间在1964年4月9日至11日。
这里发表的两个文本首次刊印于《哲学档案》第32卷（1969年），第356页以下，同时以法译本面世。
本书也许能够促使人们重新去思索基督教的基督性以及基督教神学的种种可疑问题，而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重新去思考哲学的可疑问题，尤其是文中所阐释的问题。
在将近一百年前的1873年，有两位友人同时出版了两本著作：一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不合时宜的考察》之“第一部分”，其中道出了“美好的荷尔德林”；二是弗兰茨·奥维贝克的“小书”《论我们时代的神学的基督性》，这位作者把弃世的末日期待确定为原始基督教的基本特征。
即使在今天这个已经变化了的世界里，这两本著作也还是不合时宜的，而这就是说：它们对无数计算者中间的少数思想者来说是重要的，指示着那种执著，那种对不可通达的东西的道说着、追问着、构成着的执著。
对这两本著作的更为宽泛的问题域的探讨，读者可以参看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1950年，第193页以下）中的“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一文；进一步可参看海德格尔《尼采》第二卷，第7－232页（“欧洲虚无主义”）和第233－296页（“对虚无主义的存在历史之规定”）。后面这两个文本已于1967年单独出版了研究版。
1970年8月27日记于弗莱堡
关于神学与哲学之关系，流俗的观点往往以信仰与知识，启示与理性的矛盾形式为定向。人们认为，哲学是远离启示的、无信仰的世界解释和生活解释；反之，神学则是合乎信仰的世界观和生活观的表达，在我们这里，就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和生活观的表达。这样来看，哲学与神学便表达了两种世界观立场的张力和斗争。这一关系并不是由科学上的论证来裁定的，而是由世界观的信念和宣布的方式、规模和力量决定的。
我们自始就要对此关系问题作不同的理解，而且把它理解为两门科学的关系问题。
但这个问题需要有进一步的规定。这里并不是要对两门历史上现成的科学的实际状况做一个比较；事实上，就两者方向上的分歧而言，两门科学中的任何一门的整体状况，在今天都是难以描写的了。通过一种对实际关系的比较，并不能获得任何一种关于基督教神学与哲学的相互关系的原则性洞见。
所以，要为原则性的问题讨论准备一个基地，就需要对两门科学的观念作一种理想的建构！根据两门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可能性，我们就能裁定它们的可能的相互关系。
不过，这样一种问题提法是有前提的，其前提是对一般科学的观念的确定和对这种观念的原则上可能的变种的标画。（对这个必定表现为我们的讨论引子的问题，我们在此不能深究）。仅仅作为指导线索，我们给出下面这个关于科学的形式定义：科学是为被揭示状态本身（Enthulltheit）之故对某个向来自足的存在者领域或者存在领域的有所论证的揭示（begrundende Enthullung）。按其对象的实事特征和存在方式，每个对象领域都具有某种独特的可能的揭示、证明、论证的方式，以及如此这般形成的知识的概念构造方式。倘若把科学理解为此在的一种可能性，那么，根据这种一般科学的观念就可以表明：科学必然具有两种基本可能性，即，关于存在者的各门科学（存在者状态上的各门科学）和关于存在的这一门科学（存在学上的科学，亦即哲学）。存在者状态上的科学向来把某个现成的存在者当作课题，这个现成存在者总是已经以某种方式在科学的揭示之前被揭示出来了。关于某个现成存在者的科学，即关于某个实在（Positum）的科学，我们称之为实证科学（positive Wissenschaften）。它的特征在于：它把被它当作课题的东西对象化，这种对象化的方向是直指存在者的，从而是一种已经实存着的对这一存在者的前科学态度的继续推进。与之相反，关于存在的科学，即存在学，原则上需要调整那种以存在者为标的的目光：从存在者转向存在，而在那里，存在者恰恰还被保持在目光中——这当然是对一种已经改弦易辙的态度来说的。关于这种调整的方法特征，我在此不拟深究。在现实的或者可能的关于存在者的科学的区域内，亦即在实证科学的区域内，按照一门科学籍以定向于某个存在者领域的当下联系来看，各门具体的实证科学之间只存在着某种相对的区别。相反地，每一门实证科学与哲学的区别就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于是，我们的论点就是：神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作为这样一门实证科学，神学便与哲学绝对地区分开来。
而且，我们因此必须追问的是：既然神学与哲学有着这种绝对的区分，那么，它又是如何跟哲学发生关系的呢？从这个论点我们立即可以得知，作为实证科学的神学原则上更接近于化学和数学，而不是更接近于哲学。这样，我们便以最极端的形式表述了神学与哲学的关系，而且，我们这种表述是违背流俗之见的；流俗之见认为，这两门科学中的每一门在某种程度上都以同一个领域——即人类生活和世界——为课题，只不过，每一门各以某种特定的把握方式为指导：神学根据信仰的原则，哲学根据理性的原则。而我们的论点则是：神学是一门实证科学，作为这样一门实证科学，神学便与哲学绝对地区分开来。由此，我们的探讨的任务就是：把作为实证科学的神学描绘出来，并且根据这种对特征的刻划，来澄清神学与哲学——与神学有着绝对区别的哲学——的可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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